2020年5月，我国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的要求，明确指出打造大通道、开放平台、沿边地区开放、区域互动合作、促进绿色发展等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核心引擎。在当前背景下，西部地区优化对外开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促进“一带一路”双循环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七年来，西部地区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建设，积极打造开放新高地，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成型。
　　“一带一路”盘活西部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以前，我国对外开放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东南沿海的海上运输。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中两部开辟了连接亚欧非的陆上新通道，西部地区由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展现出强大的促进力，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西部建设和发展，推动西部地区以内部发展环境建设为主逐渐转变为内外兼顾、汇聚国内外经济要素的开放区域。西部地区围绕“一带一路”陆上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推进联通周边国家的跨地区和跨国家重大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激发对外开放新活力，创建了一条以对外开放促进多领域合作的新路径。
　　政策加强西部对外开放顶层设计。中国东部沿海依托海港优势走在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而西部则积极探索将国家的政策与地方优势相结合，推动对外开放。自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大决策部署以来，国务院已先后批复实施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西部大开发五年计划。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西部开发的意义和建设目标。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出台，对西北、西南、内陆等地区和一些省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方向性规划。2020年5月，國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对西部地区和相关省市开放建设又提出了新要求，更加重视区域内相关省份在“一带一路”和对外开放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着重提出构建核心区、内陆高地，注重通道、节点、中心等开放基本要素，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大通道建设激发西部对外开放潜力。2020年7月14日，习近平主席同新加坡总理通电话时特别提到双方要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把陆海新通道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做得更好。自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来，中西部地区逐渐构筑以铁路、港口、管网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了到东南亚、东北亚主要港口的全覆盖，连接我国14个省区市，通达全球83个国家和地区、203个港口。自2017年4月28日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始发，截至2020年6月30日，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已累计到发5266列。2020年1-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开行1691列，同比增加674列，增幅达到66.3%
　　西部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营同样为中欧之间的物流提供了便捷的陆路通道，已成为拉动西部与欧洲各国经济共同提升的重要方式。依托新亚欧大陆桥和西伯利亚大陆桥，中欧班列已形成东西向铁路运输通道，拥有多个出入境口岸。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以全方位开放引领西部内陆、沿海、沿江、沿边高质量开发开放，加强与六大经济走廊之间的联系互动，推动西部地区构建向东、向西、向南通汀达海，向北接天连地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绿色丝路开辟西部对外开放新路径。西部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遵循绿色丝绸之路理念，聚焦西部地区绿色生态治理，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在绿色发展中提质升级，对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价值认同感、构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基础设施质量的绿色化水平以及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体系意义重大。
　　区域互助合作，打造西部对外开放新载体。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西部对外开放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汀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其目的是发挥三大区域比较优势和特色基础，优化区域功能布局，实现各区域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差异化定位分工，形成地方层面的对接合力。
　　融入“一带一路”双循环面临的挑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针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推出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是促进双循环的重要抓手。西部地区在融入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双循环方面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区域竞争激烈。近几年，在中国创建“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背景下，东中部地区在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争夺更趋激烈。东部各省市努力推动本区域发达地区产业向次发达地区转移，中部地区逐步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力度。与此同时，我国周边东南亚等地区利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吸引西方发达国家、日韩、中国港台地区，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带来挑战。后疫情时代，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组，区域化、本地化趋势愈加明显，导致区域间竞争加剧的可能性增强。今年4月，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2020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美同制造业进口比率自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产自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的进口数量下降了7.2%，主要是中国进口数量下降所致，但近乎二分之一的中国进口数量下降由越南填补，表明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在该领域直追中国，对稀释我国西部地区功能产生消极影响。
　　西部各省形成合力的内驱力不足。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短板是凝聚合力不强、相互联动性较弱，尚未形成西部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全链条。北向、西北、西南等方向的省区战略支点作用虽已显现，但点、线合作仍是西部地区合作的主要模式。区域内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节奏不匹配，动力稍显不足，国家级城市群引领带动作用偏弱。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中国外部市场萎缩的大背景之下，中国需进一步拥抱全球化，同时要拓展包括西部在内的强大的国内市场，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布局。 　　对外交流合作机制不完善。与对外交流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暴露出范围不宽广、层级不够高、合作机制灵活性不强等短板，国家级合作平台与西部地区的合作交流机制缺乏有效衔接，常态化交流合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合作进展。虽然一些西部省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数量不断增多，但普遍存在“强政府一弱民间”的人文交流模式。人文交流活动分布国家不均衡、“一带一路”沿线友城少的问题突出，未形成上下联动的局面，加之社会组织体系的缺乏，直接影响西部省区对外交流合作的进程。
　　周边安全风险加剧。在东南亚地区，南海问题、湄公河水问题、缅北民地武问题，以及中印陆地领土争议等，对相关沿边地区开放发展产生一定消极影响。
　　如何融入推进“一带一路”双循环
　　未来，西部地区需加强相互联动，形成整体合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对外开放能级，推进“一带一路”双循环。
　　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统筹协调力度。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基礎设施、政策保障、扩大开放等领域的水平和质量。重点加强铁路网络建设，加大公路通行效率、港航设施等建设力度，发挥运输组织、多式联运效率、通关便利化、物流综合成本等关键要素对通道建设的支持带动作用，强化国家层面的国际合作与政策创新，建立该领域与域外围家合作机制，支持西部内陆地区参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湄合作等，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形成中央总体协调、西部省区联动的工作机制。
　　推动更高质量的次区域合作。西部地区与多个国家接壤，提升省会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国际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推动多领域交流合作。国际次区域合作以国内区域合作为前提，国内区域合作又以国际次区域合作为依托。国际次区域合作涉及多层级，西部地区各省既可以与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合作，也可以与多个国家的多个地区合作，还可以开展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的合作。可通过建设涵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支撑的信息大通道，提升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
　　以开放牵引产业向高质量现代化方向迈进。西部地区需联合推动特色系列产品走出去，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并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等重点领域实现技术对接和回笼，提升西部地区价值链层次。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革命、生态修复治理等绿色发展领域推动国际项目合作，率先设定优势领域的评价标准，注重能源和资源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载体。可强化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项目投资为主的产业有效支撑，带动居民消费规模提升，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基础。
　　加强西部地区公共外交建设，完善对外交流合作机制。社会组织可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遇的环境风险等方面提供柔性助力和软实力，发挥政府和市场难以取代的积极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牵线搭桥。社会组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惯例、掌握国际规则、精通语言的专业化人才队伍。通过参与相关专业领域的活动，可以扩大自身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深化与重点国家地区在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的合作。比如，以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中国一南亚博览会等对外合作平台和渠道为引领，聚焦重点国家，联盟抱团、深耕发展，推动重大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全面提升对外交流合作水平，促进地方交流合作机制健全完善。
　　（翟崑：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与双循环课题组组长;庞伟：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一带一路”与双循环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