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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巍巍延安承壮志
我国当代音乐史学家向延生先生数十年来踏实勤勉，沉浸史海笔耕不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向先生走上音乐史学研究道路，取得卓越成绩，与其成长的环境、长辈的关怀以及人生的磨炼息息相关。向延生之父母亲向隅、唐荣枚先后于1932年、1933年从长沙来到上海，入学中国当时唯一的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并与革命音乐家张曙、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孙慎、周巍峙等人在上海等地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向隅由岳父的结拜兄弟徐特立动员，毅然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于1937年底到达延安，被誉为“第个来到延安的专业音乐家”（吕骥语）。1938年初，唐荣枚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往延安，首唱《延安颂》《东方红》，成功演唱《黄河怨》、中外经典歌曲和外国歌剧选曲，作为延安的首席歌唱家被毛泽东等人赞誉是“延安夜莺”。
1938年春，中国第一所高等革命文艺学府“鲁迅艺术学院”由毛泽东等人倡议在延安建立。吕骥、向隅、唐荣枚共同创办了该院的音乐系并担任第一、二期仅有的教师，培养了郑律成、安波、李焕之、李凌等学生。1939年7月1日，向延生出生，父母特别尊请同乡长辈毛泽东主席为他取名为“延生”。
1956年，向隅曾经的助手、时任东北音专校长的李劫夫把向延生“抢去”就读东北音专附中，他由此走上了学习音乐的道路。1959年，向隅的同事、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 ，将向延生转学至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以便他照顾家庭（其父亲当时被下放河北农村劳动）。1960年，向延生升学中央音乐学院大学部时，赵认为他成长于音乐世家，熟悉上海“国立音专”和延安“鲁艺”两所学校的人员、事务和历史，遂建议他进音乐学系专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向延生指引了学术的发展方向。1973年，向延生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该所的创办人、 “鲁艺”音乐系原教员李元庆等长辈们给予他热切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
二、集传述考途甲子
向延生自幼受到革命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熏陶，接受革命文艺思想的教导及革命精神的洗礼，这为他日后走上革命文艺道路与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道路，形成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播下了种子。
（一）编辑《聂耳全集》
——首开音乐家全集编写之先河
1985年之前我国尚无一部音乐家全集，那时来华访问的外国音乐代表团常赠送该国的音乐家全集作为礼品，我国却没有同等的礼品可以回赠，为此，文化部、中国音协决定编辑出版《聂耳全集》。向延生承担的这一工作改变了我国“无音乐家全集”的史学窘境，并为《冼星海全集》等中国其他音乐家全集的编辑出版开辟了道路。
1978年，李元庆指派向延生为出版《聂耳全集》做研究准备。为此，他辗转北京、上海、昆明、广州等地采访了聂耳的两个哥哥与贺绿汀、孙瑜、金焰、赵丹、吴永刚、许幸之、王人美、白虹、王人艺、黎锦光、严华等近百位聂耳的亲友，收集、整理并核实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在昆明档案馆的山洞战备仓库里发现了1964年朱德给聂耳的题词。1982年，向延生提议组成《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由聂耳的战友夏衍、吕骥等六人出任顾问，周巍峙担任主编，孙慎、瞿维、吉联抗、郭乃安担任副主编。向延生作为执行编辑共投入了7年时间，完成了这一重要学术成果。
《聂耳全集》上卷为五线谱版的聂耳音乐作品（歌曲配有钢琴伴奏谱）和音响，下卷为聂耳的文章、书信、日记等著述与图片。1985年，在聂耳逝世50周年之际，作为文化部重点项目的《聂耳全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人民日报》刊文赞誉它是“中华文化的丰碑”，1999年荣获文化部首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为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2011年向延生担任常务副主编的《聂耳全集》“增订版”出版，除了补遗还增加了1935年以来回忆、纪念及研究聂耳的众多文论作为第三卷“资料篇”，为聂耳及其相关研究进一步做了全面而扎实的整理。主编周巍峙认为，该项目涉及聂耳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对启发文艺工作者、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建设有着重大意義。
（二）编辑《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一一奠定我国音乐家传研究的基础
鉴于中国音乐家传记当时编写、出版的混乱状况，198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指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辑一套权威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由向延生担任主编。编委会邀约了国内外两百多位专家学者，自1987年至1994年历经7年，结集成书《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一套四卷，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夏衍、周巍峙、贺敬之、吕骥、贺绿汀、李焕之等15位作为顾问对编著工作提供指导。该著收集了近百年来对发展中国音乐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获得卓越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指挥家、演奏家、演唱家，从沈心工到施光南共314人，内容包括传主的基本信息、师承、流派、音乐活动、音乐思想、艺术成就等方面，总结和阐发了音乐家的艺术特色、历史贡献，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规范和详实的一套音乐家传。这套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填补了我国“音乐家传”研究的很多空白，被定为艺术学科“七五”时期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共中央原秘书长王首道为此书题写书名，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务副主席王任重为此书题写书名并作序，称它是“流传给后世的一套全面、准确、翔实的珍贵历史资料”。
（三）主持编写《中国近代音乐史
（1840-1949）》
一一肩负28载的历史使命
撰写一部全面准确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是众多革命前辈的殷切期望，但编写过程一波三折。1958年，由时任中国音协主席吕骥领导、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元庆主持，调集国内学者17人在音乐研究所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1949年），历时三年完成“送审稿”和一套文字参考资料。遵照“毛主席要看中国音乐史”的指示，1973年，国务院文化组（后为文化部）再度调集全国二十余位专家在音乐研究所编写《中国音乐史》（向延生任该编写组副组长，承担1840--1949年的近代音乐史部分），虽未能成书，但在此基础上，1976--1978年向延生组织编辑的《中国音乐史曲谱、音响资料》成为全国音乐、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史重要的教学资料。 1993年，遵照中国音协领导人吕骥、贺绿汀的要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三次承担了《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的編写任务，该项目被批准备为艺术学科“八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向延生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伊始正碰上音乐史学界“重写音乐史”的讨论，史家们的观念冲突和探讨致使写作工作进展缓慢。贺绿汀、吕骥病故后，2010年，在周巍峙的继续推动下，向延生克服编写组重要成员汪毓和、陈聆群两位好友相继病故的巨大困难，联合陶亚兵、蒲方继续编写工作，终于在2021年完成了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书稿，并即将付梓出版。虽完成了肩上担负的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其中经历的艰辛唯自知。
该著由三编17章88节290个条目的大型结构组成，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由纲及目，从面到点，按音乐史学科的逻辑，把人、物、事等诸事项领域作了充分的布局。这样的结构布局，既符合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音乐历史的现实，也是近代音乐历史书写的必然要求。没有如此宏伟的结构就无法尽可能全面地容纳历史事项。这也是汪毓和、向延生等人要努力打破原来教材编写的局限，共同写作此学术著作的原因。
《中国近代音乐史（ 1840--1949）》显著的特征是呈现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循历史的发展，除了史著中常见的革命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音乐机构、音乐活动外，还补录或深描了大量以往未记载或少记载的资料，如音乐家李惟宁、赵梅伯、华丽丝、戴粹伦、程懋筠、蔡继琨、缪天瑞、张定和、汪秋逸、柯政和、江文也等。在新的研究史料基础上，对黎锦晖、刘雪庵、吴伯超、李抱忱、陈歌辛、黎锦光、周璇、白虹等众多历史人物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功过评价。再如，对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音乐院和国立音专、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中央大学音乐组、武汉政治部三厅、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武昌艺专、杭州音乐馆、重庆国立音乐院和分院、福建音专、西北音乐院、武汉合唱团、中国歌舞剧艺社等音乐机构，对武汉政治部三厅、延安鲁艺与东北鲁艺、晋察冀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华南和琼崖以及海外的抗战音乐活动等都进行了广泛的介绍。这种写作空间的极大扩展和填充，既充实了叙史内容又还原了历史真实。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这部《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年）》著作应该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憾。但是它的写作完成，显然已经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学术文论——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术作风
在接连承担国家重点工作项目之余，向延生几十年间发表了百余篇史学研究论文和会议报告，主要收录在他的两部论文集里。这些文论皆指向为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打基础的目标，体现出弘扬革命正气与精神，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术态度。
《乐苑史迹》 （ 2002）收录了向延生自1980至2002年间的44篇论文。这些文论，有填补历史研究空白的，如《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周恩来建立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等;有对历史研究进行考订完善纠错的，如《拨开历史的迷雾》《歌剧（白毛女）在延安的创作与排演》等;也有关于史学观方法论、以指导史学研究工作的，如《也谈为音乐家立传的工作》等。
《音乐史学探求录》（2016）收集了向延生自1995至2016年间发表的40篇论文。其中， 《田汉与抗战音乐》《谁是（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首先倡议者》《聂耳死因的调查及修改郭沫若的碑文》《萧友梅与冼星海的是非恩怨新解》《论黎锦晖的“家庭爱情歌曲”》《音乐家吴伯超的“忘”与“记”》《（哀乐）沿革考》等又论，或填补历史空白、或考订完善纠错、或阐述史观。
三、漫漫史海问英魂
向延生的红色音乐学术研究标签在我国当代音乐史研究者中独树一帜。他为弘扬革命前辈事迹奔走呼号，这既源自对红色血脉的传承，更是牢记使命之所向。1980年1月，向延生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上的《要多做些踏实的工作》一文，呼吁“趁一些老前辈尚在，要多做调查研究，以免现代音乐史成为后辈的考古对象” 。无论是重建“中国音乐陈列室”，还是筹备聂耳、冼星海等人的纪念活动都是在践行他对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和为革命前辈著史立传的责任担当。
李元庆、杨荫浏于1955年领导建立的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陈列室”在“文革”期间遭到彻底毁害。1980年，作为文化部的重点工程，向延生授命主持其恢复与充实工作，在全所人员的支持与努力下，1984年落成了包括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乐器陈列室、聂耳冼星海纪念室和音乐研究所工作展览室五个部分。重建后的“中国音乐陈列室”受到文化部的表扬和中外学者的欢迎。
为宣传和弘扬革命前辈的艺术贡献，向延生乐此不疲、倾尽全力。1985年，他倡议并协助周巍峙统筹了全国纪念聂耳、冼星海的盛大系列活动，包括同年7月于北京召开的纪念大会及四场演出、昆明聂耳新墓的落成典礼和举办第二届“云南聂耳音乐周”;8月，于哈尔滨举行的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演唱比赛;12月，于武汉举行的聂耳冼星海学术研讨会、广州“星海园”的落成和星海骨灰安放仪式、成立《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等各项活动。
1999年初，为隆重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与演出60周年，文化部召集有关单位落实相关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由时任党委副书记王泽洲与向延生出席会议，承担了召开学术研讨会和举办图片展览的任务。经过积极筹备和多方联系，1999年6月15--16日在音乐研究所召开了“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与演出60周年学术研讨会”，盛况空前。特邀嘉宾有文化部、中国音协、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首唱《黄河大合唱》的原抗敌演剧三队指挥邬析零、接棒冼星海在延安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的李焕之、《黄河怨》的演唱者莎莱、伴奏乐队成员罗浪（1949年开国大典军乐团总指挥）、1940年在桂林首演《黄河大合唱》的指挥林路（冼星海在武汉政治部三厅的同事），应邀来华访问的冼星海在哈萨克共和国时友人的五位后代及光未然的夫人黄叶绿、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等。研讨会对《黄河大合唱》的时代特征、历史意义、音乐形态、乐谱版本等内容作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界关于冼星海的早年经历因资料稀少多是语焉不详，如《中国音乐辞典》《辞海》《音乐百科词典》里皆是空白。2011年，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报告说发现了冼星海早年在新加坡生活、学习的材料，为此，文化部选派向延生赴新加坡进行调查。同年9月，向延生拜访了冼星海在新加坡时就读的养正学校校友会，看到了1921年该校军乐队合影历史照片里的冼星海;该校校长林耀翔早年发表的文章与冼星海当年的多位同学文章里对冼星海的回忆形成了有力的相互印证;查清了冼星海是1921年随林校长回到广州入学岭南大学附属华侨中学。这次考察充实了冼星海少年生活经历的史料，取得了重大突破。
此外，向延生还主持了文化部为庆祝建党70周年，联合全国各省市文化厅局在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新文化史料展览（ 1919-1949）”音乐部分的布展工作;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受全国政协委托，编辑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歌曲集》;受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委托，编辑出版《延安文艺光辉的十三年》画册;为纪念聂耳诞辰70周年出版《聂耳》画传;向延生与贺绿汀一家是两代世交，为庆祝贺绿汀从事音乐艺术工作70周年活动，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北京校友会总干事的向延生，协助会长李德伦在北京召开庆祝会，并请江泽民总书记给贺老题词;对中央音乐学院建院时间的考正等诸多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结语
向延生先生的学术成就丰硕，笔者只是略及概要。读者已经可以看到向延生不辜负毛主席及长辈们的殷切期望和国家的培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年逾耄耋钩沉史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奋斗的坚韧品格;看到他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看到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术态度所取得的辉煌学术成就。最后谨以“七律”一首敬致向延生先生：
与党同诞主义真，主席取名寓意深。
巍巍延安承壮志，漫漫史海问英魂。
集传述考逾甲子，笔墨春秋报党恩。
而今初心尤未改，中流砥柱乐史人！
（本文图片翻拍、制作均为刘晓辉先生）
徐金阳 广东岭南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我国当代音乐史学家向延生先生数十年来踏实勤勉，沉浸史海笔耕不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向先生走上音乐史学研究道路，取得卓越成绩，与其成长的环境、长辈的关怀以及人生的磨炼息息相关。向延生之父母亲向隅、唐荣枚先后于1932年、1933年从长沙来到上海，入学中国当时唯一的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并与革命音乐家张曙、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孙慎、周巍峙等人在上海等地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向隅由岳父的结拜兄弟徐特立动员，毅然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于1937年底到达延安，被誉为“第个来到延安的专业音乐家”（吕骥语）。1938年初，唐荣枚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往延安，首唱《延安颂》《东方红》，成功演唱《黄河怨》、中外经典歌曲和外国歌剧选曲，作为延安的首席歌唱家被毛泽东等人赞誉是“延安夜莺”。
1938年春，中国第一所高等革命文艺学府“鲁迅艺术学院”由毛泽东等人倡议在延安建立。吕骥、向隅、唐荣枚共同创办了该院的音乐系并担任第一、二期仅有的教师，培养了郑律成、安波、李焕之、李凌等学生。1939年7月1日，向延生出生，父母特别尊请同乡长辈毛泽东主席为他取名为“延生”。
1956年，向隅曾经的助手、时任东北音专校长的李劫夫把向延生“抢去”就读东北音专附中，他由此走上了学习音乐的道路。1959年，向隅的同事、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 ，将向延生转学至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以便他照顾家庭（其父亲当时被下放河北农村劳动）。1960年，向延生升学中央音乐学院大学部时，赵认为他成长于音乐世家，熟悉上海“国立音专”和延安“鲁艺”两所学校的人员、事务和历史，遂建议他进音乐学系专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向延生指引了学术的发展方向。1973年，向延生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该所的创办人、 “鲁艺”音乐系原教员李元庆等长辈们给予他热切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
二、集传述考途甲子
向延生自幼受到革命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熏陶，接受革命文艺思想的教导及革命精神的洗礼，这为他日后走上革命文艺道路与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道路，形成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播下了种子。
（一）编辑《聂耳全集》
——首开音乐家全集编写之先河
1985年之前我国尚无一部音乐家全集，那时来华访问的外国音乐代表团常赠送该国的音乐家全集作为礼品，我国却没有同等的礼品可以回赠，为此，文化部、中国音协决定编辑出版《聂耳全集》。向延生承担的这一工作改变了我国“无音乐家全集”的史学窘境，并为《冼星海全集》等中国其他音乐家全集的编辑出版开辟了道路。
1978年，李元庆指派向延生为出版《聂耳全集》做研究准备。为此，他辗转北京、上海、昆明、广州等地采访了聂耳的两个哥哥与贺绿汀、孙瑜、金焰、赵丹、吴永刚、许幸之、王人美、白虹、王人艺、黎锦光、严华等近百位聂耳的亲友，收集、整理并核实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在昆明档案馆的山洞战备仓库里发现了1964年朱德给聂耳的题词。1982年，向延生提议组成《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由聂耳的战友夏衍、吕骥等六人出任顾问，周巍峙担任主编，孙慎、瞿维、吉联抗、郭乃安担任副主编。向延生作为执行编辑共投入了7年时间，完成了这一重要学术成果。
《聂耳全集》上卷为五线谱版的聂耳音乐作品（歌曲配有钢琴伴奏谱）和音响，下卷为聂耳的文章、书信、日记等著述与图片。1985年，在聂耳逝世50周年之际，作为文化部重点项目的《聂耳全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人民日报》刊文赞誉它是“中华文化的丰碑”，1999年荣获文化部首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为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2011年向延生担任常务副主编的《聂耳全集》“增订版”出版，除了补遗还增加了1935年以来回忆、纪念及研究聂耳的众多文论作为第三卷“资料篇”，为聂耳及其相关研究进一步做了全面而扎实的整理。主编周巍峙认为，该项目涉及聂耳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对启发文艺工作者、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建设有着重大意義。
（二）编辑《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一一奠定我国音乐家传研究的基础
鉴于中国音乐家传记当时编写、出版的混乱状况，198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指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辑一套权威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由向延生担任主编。编委会邀约了国内外两百多位专家学者，自1987年至1994年历经7年，结集成书《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一套四卷，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夏衍、周巍峙、贺敬之、吕骥、贺绿汀、李焕之等15位作为顾问对编著工作提供指导。该著收集了近百年来对发展中国音乐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获得卓越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指挥家、演奏家、演唱家，从沈心工到施光南共314人，内容包括传主的基本信息、师承、流派、音乐活动、音乐思想、艺术成就等方面，总结和阐发了音乐家的艺术特色、历史贡献，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规范和详实的一套音乐家传。这套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填补了我国“音乐家传”研究的很多空白，被定为艺术学科“七五”时期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共中央原秘书长王首道为此书题写书名，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务副主席王任重为此书题写书名并作序，称它是“流传给后世的一套全面、准确、翔实的珍贵历史资料”。
（三）主持编写《中国近代音乐史
（1840-1949）》
一一肩负28载的历史使命
撰写一部全面准确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是众多革命前辈的殷切期望，但编写过程一波三折。1958年，由时任中国音协主席吕骥领导、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元庆主持，调集国内学者17人在音乐研究所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1949年），历时三年完成“送审稿”和一套文字参考资料。遵照“毛主席要看中国音乐史”的指示，1973年，国务院文化组（后为文化部）再度调集全国二十余位专家在音乐研究所编写《中国音乐史》（向延生任该编写组副组长，承担1840--1949年的近代音乐史部分），虽未能成书，但在此基础上，1976--1978年向延生组织编辑的《中国音乐史曲谱、音响资料》成为全国音乐、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史重要的教学资料。 1993年，遵照中国音协领导人吕骥、贺绿汀的要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三次承担了《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的編写任务，该项目被批准备为艺术学科“八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向延生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伊始正碰上音乐史学界“重写音乐史”的讨论，史家们的观念冲突和探讨致使写作工作进展缓慢。贺绿汀、吕骥病故后，2010年，在周巍峙的继续推动下，向延生克服编写组重要成员汪毓和、陈聆群两位好友相继病故的巨大困难，联合陶亚兵、蒲方继续编写工作，终于在2021年完成了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书稿，并即将付梓出版。虽完成了肩上担负的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其中经历的艰辛唯自知。
该著由三编17章88节290个条目的大型结构组成，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由纲及目，从面到点，按音乐史学科的逻辑，把人、物、事等诸事项领域作了充分的布局。这样的结构布局，既符合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音乐历史的现实，也是近代音乐历史书写的必然要求。没有如此宏伟的结构就无法尽可能全面地容纳历史事项。这也是汪毓和、向延生等人要努力打破原来教材编写的局限，共同写作此学术著作的原因。
《中国近代音乐史（ 1840--1949）》显著的特征是呈现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循历史的发展，除了史著中常见的革命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音乐机构、音乐活动外，还补录或深描了大量以往未记载或少记载的资料，如音乐家李惟宁、赵梅伯、华丽丝、戴粹伦、程懋筠、蔡继琨、缪天瑞、张定和、汪秋逸、柯政和、江文也等。在新的研究史料基础上，对黎锦晖、刘雪庵、吴伯超、李抱忱、陈歌辛、黎锦光、周璇、白虹等众多历史人物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功过评价。再如，对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音乐院和国立音专、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中央大学音乐组、武汉政治部三厅、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武昌艺专、杭州音乐馆、重庆国立音乐院和分院、福建音专、西北音乐院、武汉合唱团、中国歌舞剧艺社等音乐机构，对武汉政治部三厅、延安鲁艺与东北鲁艺、晋察冀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华南和琼崖以及海外的抗战音乐活动等都进行了广泛的介绍。这种写作空间的极大扩展和填充，既充实了叙史内容又还原了历史真实。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这部《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年）》著作应该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憾。但是它的写作完成，显然已经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学术文论——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术作风
在接连承担国家重点工作项目之余，向延生几十年间发表了百余篇史学研究论文和会议报告，主要收录在他的两部论文集里。这些文论皆指向为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打基础的目标，体现出弘扬革命正气与精神，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术态度。
《乐苑史迹》 （ 2002）收录了向延生自1980至2002年间的44篇论文。这些文论，有填补历史研究空白的，如《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周恩来建立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等;有对历史研究进行考订完善纠错的，如《拨开历史的迷雾》《歌剧（白毛女）在延安的创作与排演》等;也有关于史学观方法论、以指导史学研究工作的，如《也谈为音乐家立传的工作》等。
《音乐史学探求录》（2016）收集了向延生自1995至2016年间发表的40篇论文。其中， 《田汉与抗战音乐》《谁是（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首先倡议者》《聂耳死因的调查及修改郭沫若的碑文》《萧友梅与冼星海的是非恩怨新解》《论黎锦晖的“家庭爱情歌曲”》《音乐家吴伯超的“忘”与“记”》《（哀乐）沿革考》等又论，或填补历史空白、或考订完善纠错、或阐述史观。
三、漫漫史海问英魂
向延生的红色音乐学术研究标签在我国当代音乐史研究者中独树一帜。他为弘扬革命前辈事迹奔走呼号，这既源自对红色血脉的传承，更是牢记使命之所向。1980年1月，向延生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上的《要多做些踏实的工作》一文，呼吁“趁一些老前辈尚在，要多做调查研究，以免现代音乐史成为后辈的考古对象” 。无论是重建“中国音乐陈列室”，还是筹备聂耳、冼星海等人的纪念活动都是在践行他对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和为革命前辈著史立传的责任担当。
李元庆、杨荫浏于1955年领导建立的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陈列室”在“文革”期间遭到彻底毁害。1980年，作为文化部的重点工程，向延生授命主持其恢复与充实工作，在全所人员的支持与努力下，1984年落成了包括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乐器陈列室、聂耳冼星海纪念室和音乐研究所工作展览室五个部分。重建后的“中国音乐陈列室”受到文化部的表扬和中外学者的欢迎。
为宣传和弘扬革命前辈的艺术贡献，向延生乐此不疲、倾尽全力。1985年，他倡议并协助周巍峙统筹了全国纪念聂耳、冼星海的盛大系列活动，包括同年7月于北京召开的纪念大会及四场演出、昆明聂耳新墓的落成典礼和举办第二届“云南聂耳音乐周”;8月，于哈尔滨举行的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演唱比赛;12月，于武汉举行的聂耳冼星海学术研讨会、广州“星海园”的落成和星海骨灰安放仪式、成立《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等各项活动。
1999年初，为隆重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与演出60周年，文化部召集有关单位落实相关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由时任党委副书记王泽洲与向延生出席会议，承担了召开学术研讨会和举办图片展览的任务。经过积极筹备和多方联系，1999年6月15--16日在音乐研究所召开了“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与演出60周年学术研讨会”，盛况空前。特邀嘉宾有文化部、中国音协、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首唱《黄河大合唱》的原抗敌演剧三队指挥邬析零、接棒冼星海在延安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的李焕之、《黄河怨》的演唱者莎莱、伴奏乐队成员罗浪（1949年开国大典军乐团总指挥）、1940年在桂林首演《黄河大合唱》的指挥林路（冼星海在武汉政治部三厅的同事），应邀来华访问的冼星海在哈萨克共和国时友人的五位后代及光未然的夫人黄叶绿、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等。研讨会对《黄河大合唱》的时代特征、历史意义、音乐形态、乐谱版本等内容作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界关于冼星海的早年经历因资料稀少多是语焉不详，如《中国音乐辞典》《辞海》《音乐百科词典》里皆是空白。2011年，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报告说发现了冼星海早年在新加坡生活、学习的材料，为此，文化部选派向延生赴新加坡进行调查。同年9月，向延生拜访了冼星海在新加坡时就读的养正学校校友会，看到了1921年该校军乐队合影历史照片里的冼星海;该校校长林耀翔早年发表的文章与冼星海当年的多位同学文章里对冼星海的回忆形成了有力的相互印证;查清了冼星海是1921年随林校长回到广州入学岭南大学附属华侨中学。这次考察充实了冼星海少年生活经历的史料，取得了重大突破。
此外，向延生还主持了文化部为庆祝建党70周年，联合全国各省市文化厅局在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新文化史料展览（ 1919-1949）”音乐部分的布展工作;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受全国政协委托，编辑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歌曲集》;受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委托，编辑出版《延安文艺光辉的十三年》画册;为纪念聂耳诞辰70周年出版《聂耳》画传;向延生与贺绿汀一家是两代世交，为庆祝贺绿汀从事音乐艺术工作70周年活动，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北京校友会总干事的向延生，协助会长李德伦在北京召开庆祝会，并请江泽民总书记给贺老题词;对中央音乐学院建院时间的考正等诸多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结语
向延生先生的学术成就丰硕，笔者只是略及概要。读者已经可以看到向延生不辜负毛主席及长辈们的殷切期望和国家的培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年逾耄耋钩沉史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奋斗的坚韧品格;看到他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看到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术态度所取得的辉煌学术成就。最后谨以“七律”一首敬致向延生先生：
与党同诞主义真，主席取名寓意深。
巍巍延安承壮志，漫漫史海问英魂。
集传述考逾甲子，笔墨春秋报党恩。
而今初心尤未改，中流砥柱乐史人！
（本文图片翻拍、制作均为刘晓辉先生）
徐金阳 广东岭南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