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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建构主义原理，试图深层次分析微博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挑战的由来及挑战的主要表现，并澄清挑战说法可能存在的媒介中心论认识误区。自媒体崛起背景下，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应该转型为“事实找寻者”与“问题发现者”双主体意识的行动者。
关键词：新闻生产 行动者 微博
当下，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正在不期而至。微博用户参与的新闻传播对当下中国内地的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带来很大影响，传统媒体原有的社会角色似乎正在接受各种挑战。不过，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流行的挑战说法是否带有媒介中心论的色彩，是伪问题?如果不是伪问题，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究竟哪些方面受到了挑战?挑战背后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应该如何应对?本文结合建构主义原理试图予以深层次分析。
挑战的说法不是伪问题
在展开研究之前，需要首先澄清一个问题：提出微博挑战传统媒体的说法，是否有媒介中心论的嫌疑?质疑者可能提出：只要有利于社会发展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微博勃兴背景下所形成的当下新闻生产模式应该也不失为一个好模式。这样的观点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其实存在问题，因为微博传播给人们带来许多新力量的同时，也存在泥沙俱下的状况。比如存在谣言疯传的客观事实。谣言疯传与一些突发事件结合后，有时会产生较大的社会不良影响。如2011年的抢盐事件，微博的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当微博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传统媒体丧失其信息发布权威性功能，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会不堪设想，此为其一；其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特点是“完全逃脱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人类对风险的感知只能依靠科学检测等手段。因此，人类在新的风险类型面前变得焦虑与恐惧。贝克指出超出人类直接感知能力的风险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因为“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因此，职业化的传统大众媒体，面对风险社会，从人们总体福祉的角度考虑，不应该把权威信息发布的社会角色让位于微博这样的自媒体。鉴于此，那么微博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究竟带来哪些挑战呢?
传统新闻生产受到微博三大挑战
挑战一：传统媒体作为消息灵通人士化身的社会角色受到微博挑战。微博勃兴后，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民众，随时随地可能变身为业余新闻传播者，迅速传播新闻事实。如“7·23”温州动车特大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袁小芫微博发布出第一条消息，而新华社关于此事的报道是在事故发生后的两小时左右。此外，还有如舟曲泥石流、上海11｀15特大火灾等，都有亲历或目睹事件者借助手机发短信、发微博，迅速传播新闻事实。互联网的共享性使得接近新闻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甚至道听途说者，都可能第一时间将新闻发布出去。由上述可知，在一些新闻事件特别是突发性新闻事件的传播方面，微博用户传播的时效性领先于传统媒体的案例可谓屡见不鲜，传统媒体原先作为消息灵通人士化身的社会角色，正在日益受到微博的挑战，以至于有论者提出“追随微博上的热点成为基本新闻操作、传统媒体在时效性上退居二线”的观点，虽然传统媒体不一定会在时效性方面都退居二线，但其在时效性方面总是一线的社会角色，显然受到巨大挑战。
承上所述，微博时代每遇突发性、重大性事件发生，参与事件或目睹事件的受众，往往自觉变身为记者，透过无数条微博“直播”同一事件现场情景、事件发展结局乃至其中的细节信息。受众参与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道，弥补了媒体记者无法在第一时间作现场报道的不足。直播同一事件的微博用户，不仅报道与阐述单个的信息与意义，还相互印证着信息与信息的关系，使受众对突发事件的了解处于一个不断补充直至较为完整的状态。由此可见，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方面，新闻生产全过程都可能有微博的参与，事实真相也可能在微博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中逐步露出水面。即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垄断者与信息发布权威者的传统社会角色，同样受到微博挑战。此为挑战之二。
挑战三：微博的舆论监督力度，挑战传统媒体。在新闻实践中，微博的线人随时随地有可能通过爆料的方式，突破信息管制，引发微博围观。比如郭美美事件，比如浙江宁波机场一句“让领导先飞”引发网民对官僚主义无所不在的集体讨伐，广州白云区街道办主任网络裸聊被曝光后被免职……有论者这样概括微博监督的典型流程：先是网友发微博披露某个事实，然后众网友跟进评论和转发，相关网络衍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并同时伴随着微博上不间断的“爆料”，一场微博事件就此达到舆论监督的高潮。微博的全民参与及即时发布的自媒体新技术传播特点，使其俨然成为舆论监督新的有力阵地，从舆论监督的层面上来看，与受到一定程度新闻控制的传统媒体相比，微博的舆论监督力度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态势。
功能主义认为，要评价人的行为，应该根据这些行为在维护整个社会时的效用。社会效用是现代性形成的社会改变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如上所述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从社会效用的角度看，原先消息灵通人士、事实真相权威发布者、舆论监督的利器等三大社会角色都受到微博的挑战，如果传统媒体把这三大社会角色都让位于微博，其传统优势显然会丧失殆尽，其存在合理性也会慢慢受到质疑与侵蚀。那么，微博对传统新闻生产产生如此巨大挑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微博挑战力量的由来
维特根斯坦指出：“洞见或透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通常人们对于上述挑战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新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或许会把棘手问题连根拔起。
从建构主义角度解释微博挑战，会为上述传播现象的存在找到新的解释。建构主义理论把人看做是有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他们积极主动地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微博这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使微博用户人人拥有即时发布的自媒体，这为他们积极主动地创造或建构社会世界提供了资格能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上述微博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挑战可知，许多微博用户不但具备沟通能力，而且愿意并正在成为创造或建构社会世界的行动者，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参与新闻生产。 因此，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应对微博挑战的基本原则应为：鉴于微博用户已经成为“行动者”，对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而言，也需要凸显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的角色。当然，这里的行动者，不可与微博用户所谓的行动者同日而语，一定程度上他们需要受到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新闻政策的制约，但是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必须得到彰显，也应该得到体制的保障，否则传统新闻生产者无异于一个绑了双手双脚的人，与一个自由活动的人进行博弈，其博弈结果便不言自明了。那么，在中国当今国情下，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如果要成为真正的行动者，其行动者角色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具体的内涵?
新闻生产者、行动者角色具体内涵
对于新闻生产而言，主要包括两方面：对于新闻事实的快速、客观的报道，以及对于新闻事实进行深加工。微博勃兴对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快速、客观报道新闻事实的层面影响较大，由于微博用户巨大，消息来源多样，传统媒体与之竞争在客观层面来看是不现实的，而且没有必要，因为传统媒体可以把微博当做消息源，分享微博资源，传统媒体在某些新闻事件报道的时效性上可略慢于微博，但要处理好新闻的第二落点。即当微博爆料后新闻媒体应及时跟进，部分夺回消息灵通人士的社会角色。比如一些纸媒开出媒体微博，及时跟进发布信息，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应对策略。另外，针对微博用户参与揭示事件真相全过程这样的传播现象，传统媒体仍然可以采取分享微博资源的思路，并针对微博信息碎片化的短板，及时进行信息整合，恢复新闻事实真相，尽可能夺回事实真相的权威发布者的社会角色。上述的做法都需要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具备自觉意识，应对传媒生态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而“对于新闻事实进行深加工”，则不但是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应对微博挑战的重要应对方法，而且也是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的优势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挖掘，向何处挖掘。
兹纳涅茨基在探索知识人与社会角色关系的时候，在有关知识人成为新知识创作者与探索者的论证中，提出“事实找寻者”与“问题发现者”的说法，值得借鉴。“事实找寻者”的社会角色，可以对应新闻事实的快速、客观报道的行动者层面。“问题发现者”的说法则可以为新闻事实深加工找到路径。兹纳涅茨基对“问题发现者”这样解释：去发现新的至今未曾预料的理论问题，并运用新的理论去解决这些问题。兹纳涅茨基的论述虽然针对理论研究而言，但对于新闻生产者同样适用。因为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凯瑞指出的那样：新闻的灵魂是公众，公众是新闻的最高目标，没有公众，新闻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事业。那么，公众到底指的是什么?美国学者杜威指出，公众是实实在在的人群，公众不等于民众，公众是那些拥有共同问题并共同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众。当民众在一起讨论这些共同问题并将之合理解决的时候，他们便成了公众。法国社会学家丹尼尔-戴扬则揭示了有效公众形成的动态过程，他认为概念化的公众(如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具有政治、社会意义的公众(有各种实际关心议题和参与行为的公民)是不同的。更多的前一种公众并不能自动转向为更有效的后一种公众，这种转化往往需要有社会性的催化剂：社会事件、争论、问题等等。由此可见，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对新闻事实进行深加工时需要以问题为指向。因为问题对概念化公众向具有政治、社会意义的有效公众转化能起到催化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这一概念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实践，很多时候已经演化为“小公众”的新概念。小公众指的是那些在具体日常公共事务(也就是问题)上投入关切、贡献意见、有所建言的行为公民。问题是具体的，涉及面有大有小，公众的范围也有大有小。公众永远是复数的小公众。小公众关心的问题形成于他们具体的生存需要和正义感。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作为“问题发现者”，应该依托新闻事件指向人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人们需要解释的问题，借此推进社会进步。由此新闻生产者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新闻生产的过程便成为生产小公众的过程，也是具体阐释着小公众的生存需要和正义感的过程，同时也是尽可能增强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力度的过程。总之，应对微博挑战，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应该转型成为有“事实找寻者”“问题发现者”双主体意识的行动者。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传媒学院)
关键词：新闻生产 行动者 微博
当下，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正在不期而至。微博用户参与的新闻传播对当下中国内地的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带来很大影响，传统媒体原有的社会角色似乎正在接受各种挑战。不过，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流行的挑战说法是否带有媒介中心论的色彩，是伪问题?如果不是伪问题，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究竟哪些方面受到了挑战?挑战背后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应该如何应对?本文结合建构主义原理试图予以深层次分析。
挑战的说法不是伪问题
在展开研究之前，需要首先澄清一个问题：提出微博挑战传统媒体的说法，是否有媒介中心论的嫌疑?质疑者可能提出：只要有利于社会发展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微博勃兴背景下所形成的当下新闻生产模式应该也不失为一个好模式。这样的观点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其实存在问题，因为微博传播给人们带来许多新力量的同时，也存在泥沙俱下的状况。比如存在谣言疯传的客观事实。谣言疯传与一些突发事件结合后，有时会产生较大的社会不良影响。如2011年的抢盐事件，微博的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当微博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传统媒体丧失其信息发布权威性功能，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会不堪设想，此为其一；其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特点是“完全逃脱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人类对风险的感知只能依靠科学检测等手段。因此，人类在新的风险类型面前变得焦虑与恐惧。贝克指出超出人类直接感知能力的风险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因为“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因此，职业化的传统大众媒体，面对风险社会，从人们总体福祉的角度考虑，不应该把权威信息发布的社会角色让位于微博这样的自媒体。鉴于此，那么微博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究竟带来哪些挑战呢?
传统新闻生产受到微博三大挑战
挑战一：传统媒体作为消息灵通人士化身的社会角色受到微博挑战。微博勃兴后，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民众，随时随地可能变身为业余新闻传播者，迅速传播新闻事实。如“7·23”温州动车特大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袁小芫微博发布出第一条消息，而新华社关于此事的报道是在事故发生后的两小时左右。此外，还有如舟曲泥石流、上海11｀15特大火灾等，都有亲历或目睹事件者借助手机发短信、发微博，迅速传播新闻事实。互联网的共享性使得接近新闻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甚至道听途说者，都可能第一时间将新闻发布出去。由上述可知，在一些新闻事件特别是突发性新闻事件的传播方面，微博用户传播的时效性领先于传统媒体的案例可谓屡见不鲜，传统媒体原先作为消息灵通人士化身的社会角色，正在日益受到微博的挑战，以至于有论者提出“追随微博上的热点成为基本新闻操作、传统媒体在时效性上退居二线”的观点，虽然传统媒体不一定会在时效性方面都退居二线，但其在时效性方面总是一线的社会角色，显然受到巨大挑战。
承上所述，微博时代每遇突发性、重大性事件发生，参与事件或目睹事件的受众，往往自觉变身为记者，透过无数条微博“直播”同一事件现场情景、事件发展结局乃至其中的细节信息。受众参与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道，弥补了媒体记者无法在第一时间作现场报道的不足。直播同一事件的微博用户，不仅报道与阐述单个的信息与意义，还相互印证着信息与信息的关系，使受众对突发事件的了解处于一个不断补充直至较为完整的状态。由此可见，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方面，新闻生产全过程都可能有微博的参与，事实真相也可能在微博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中逐步露出水面。即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垄断者与信息发布权威者的传统社会角色，同样受到微博挑战。此为挑战之二。
挑战三：微博的舆论监督力度，挑战传统媒体。在新闻实践中，微博的线人随时随地有可能通过爆料的方式，突破信息管制，引发微博围观。比如郭美美事件，比如浙江宁波机场一句“让领导先飞”引发网民对官僚主义无所不在的集体讨伐，广州白云区街道办主任网络裸聊被曝光后被免职……有论者这样概括微博监督的典型流程：先是网友发微博披露某个事实，然后众网友跟进评论和转发，相关网络衍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并同时伴随着微博上不间断的“爆料”，一场微博事件就此达到舆论监督的高潮。微博的全民参与及即时发布的自媒体新技术传播特点，使其俨然成为舆论监督新的有力阵地，从舆论监督的层面上来看，与受到一定程度新闻控制的传统媒体相比，微博的舆论监督力度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态势。
功能主义认为，要评价人的行为，应该根据这些行为在维护整个社会时的效用。社会效用是现代性形成的社会改变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如上所述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从社会效用的角度看，原先消息灵通人士、事实真相权威发布者、舆论监督的利器等三大社会角色都受到微博的挑战，如果传统媒体把这三大社会角色都让位于微博，其传统优势显然会丧失殆尽，其存在合理性也会慢慢受到质疑与侵蚀。那么，微博对传统新闻生产产生如此巨大挑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微博挑战力量的由来
维特根斯坦指出：“洞见或透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通常人们对于上述挑战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新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或许会把棘手问题连根拔起。
从建构主义角度解释微博挑战，会为上述传播现象的存在找到新的解释。建构主义理论把人看做是有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他们积极主动地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微博这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使微博用户人人拥有即时发布的自媒体，这为他们积极主动地创造或建构社会世界提供了资格能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上述微博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挑战可知，许多微博用户不但具备沟通能力，而且愿意并正在成为创造或建构社会世界的行动者，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参与新闻生产。 因此，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应对微博挑战的基本原则应为：鉴于微博用户已经成为“行动者”，对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而言，也需要凸显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的角色。当然，这里的行动者，不可与微博用户所谓的行动者同日而语，一定程度上他们需要受到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新闻政策的制约，但是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必须得到彰显，也应该得到体制的保障，否则传统新闻生产者无异于一个绑了双手双脚的人，与一个自由活动的人进行博弈，其博弈结果便不言自明了。那么，在中国当今国情下，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如果要成为真正的行动者，其行动者角色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具体的内涵?
新闻生产者、行动者角色具体内涵
对于新闻生产而言，主要包括两方面：对于新闻事实的快速、客观的报道，以及对于新闻事实进行深加工。微博勃兴对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快速、客观报道新闻事实的层面影响较大，由于微博用户巨大，消息来源多样，传统媒体与之竞争在客观层面来看是不现实的，而且没有必要，因为传统媒体可以把微博当做消息源，分享微博资源，传统媒体在某些新闻事件报道的时效性上可略慢于微博，但要处理好新闻的第二落点。即当微博爆料后新闻媒体应及时跟进，部分夺回消息灵通人士的社会角色。比如一些纸媒开出媒体微博，及时跟进发布信息，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应对策略。另外，针对微博用户参与揭示事件真相全过程这样的传播现象，传统媒体仍然可以采取分享微博资源的思路，并针对微博信息碎片化的短板，及时进行信息整合，恢复新闻事实真相，尽可能夺回事实真相的权威发布者的社会角色。上述的做法都需要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具备自觉意识，应对传媒生态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而“对于新闻事实进行深加工”，则不但是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应对微博挑战的重要应对方法，而且也是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的优势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挖掘，向何处挖掘。
兹纳涅茨基在探索知识人与社会角色关系的时候，在有关知识人成为新知识创作者与探索者的论证中，提出“事实找寻者”与“问题发现者”的说法，值得借鉴。“事实找寻者”的社会角色，可以对应新闻事实的快速、客观报道的行动者层面。“问题发现者”的说法则可以为新闻事实深加工找到路径。兹纳涅茨基对“问题发现者”这样解释：去发现新的至今未曾预料的理论问题，并运用新的理论去解决这些问题。兹纳涅茨基的论述虽然针对理论研究而言，但对于新闻生产者同样适用。因为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凯瑞指出的那样：新闻的灵魂是公众，公众是新闻的最高目标，没有公众，新闻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事业。那么，公众到底指的是什么?美国学者杜威指出，公众是实实在在的人群，公众不等于民众，公众是那些拥有共同问题并共同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众。当民众在一起讨论这些共同问题并将之合理解决的时候，他们便成了公众。法国社会学家丹尼尔-戴扬则揭示了有效公众形成的动态过程，他认为概念化的公众(如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具有政治、社会意义的公众(有各种实际关心议题和参与行为的公民)是不同的。更多的前一种公众并不能自动转向为更有效的后一种公众，这种转化往往需要有社会性的催化剂：社会事件、争论、问题等等。由此可见，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对新闻事实进行深加工时需要以问题为指向。因为问题对概念化公众向具有政治、社会意义的有效公众转化能起到催化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这一概念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实践，很多时候已经演化为“小公众”的新概念。小公众指的是那些在具体日常公共事务(也就是问题)上投入关切、贡献意见、有所建言的行为公民。问题是具体的，涉及面有大有小，公众的范围也有大有小。公众永远是复数的小公众。小公众关心的问题形成于他们具体的生存需要和正义感。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作为“问题发现者”，应该依托新闻事件指向人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人们需要解释的问题，借此推进社会进步。由此新闻生产者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新闻生产的过程便成为生产小公众的过程，也是具体阐释着小公众的生存需要和正义感的过程，同时也是尽可能增强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力度的过程。总之，应对微博挑战，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者应该转型成为有“事实找寻者”“问题发现者”双主体意识的行动者。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