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物素描：
梁小民，1943年出生于山西霍县，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他被分配至东北林区当林业工人，几年之后，进入当地中学作语文老师。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梁小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成为该系当年在全国招收的3名研究生之一。
1981年，梁小民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1年，梁小民调入北京工商大学，继续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任务。期间，梁小民还兼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并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多年来，梁小民一直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发表专著、教材、译著近50部。其中《西方经济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校教材二等奖，《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获国家统计局优秀教材奖。
从1991年起，梁小民担任中央电大《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讲教师，1994年、1999年两次被评为全国电大优秀主讲教师。
2003年8月31日，在60岁生日这天，梁小民正式退休。退休后，梁小民开始为各所大学的EMBA学生授课，高峰时期曾一度给11所高校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
目前，梁小民还在为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西安交大这7所学校的EMBA学生讲课。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他的学生都是各大公司的老总。
作为经济学家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自我谋生和“致富”的鲜活标本，梁小民被业界冠名以“梁小民现象”。他开创了经济学家个人在市场中谋生的先河。退休几年，梁小民非但没有清闲下来，反而更忙了，要么频繁出入于各大学，给总裁、经理们讲授经济学；要么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又顾又问，充当智囊。忙里忙外之余，他还不时出版经济学专著和散文，既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也为他带来不菲的财富。
现在，梁小民每天的授课日程依然排得很满，每天给学生们上课，和他们一起交流，梁小民觉得非常愉快。
1979往事
梁小民说，自己当初在学校念书时，就是个“白专典型”，只专心念书，从不关心政治，更不会主动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因此被批评为“思想落后”。
然而即使像他这样曾经“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实人，在1979年也禁不住被身边各种自由的言论深深吸引。像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一样，这些年轻人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希望能从一次次讨论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从此看到一个面貌一新的中国。
1978年9月，梁小民告别生活、工作了10多年的东北林场，回到母校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当年，梁小民报考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仅从全国招收3名学生，导师一共有4人：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杜度。
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大家都对这个得来不易的学习环境非常珍惜，所以除了本专业的课程外，学生们还经常跑到其他系去旁听课程。此外，各个系也经常举办各种讲座。由于在东北林场时看过很多小说，所以梁小民就非常喜欢听中文系的讲座。
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由于当年主张对于西方经济学要“批判的学习”，而在有能力批判之前，就必须真正搞懂西方经济学，因此梁小民就翻阅了大量英文原著，而在钻研的过程中，梁小民发现，那些理论其实很不错，但是出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压力，他每次写文章和论文时也要“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问题”。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梁小民“看见了一丝改革的曙光”。但同时他也了解到，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当时有两派，一是改革派，二是保守派。前者当然力推改革，而后者则主张“回到过去”，在他们看来，其实文革就是被“四人帮”给搞坏了，其他的做法都挺好，既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我们就应该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但是改革到底能否推进？对于社会上的各种争论，我也特别关注。”梁小民说，“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当然支持改革，绝不希望再回到过去。那些想走老路的人是其实都是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当然希望走回老路。”
而即使是在经济系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派是支持改革的，另一派则以老党员为代表，认为应该坚持“阶级斗争”。
梁小民当然支持改革，“其实我的导师范家骧也这么认为，但他从来不愿意对外面讲。”梁小民说，其实他的导师也是很多老教师的代表，由于经过文革，很多人已经被批斗怕了，因此即使心里支持改革，但在言语上依然是谨小慎微。
而在整个经济学界，一时间也是争论四起。例如，如何看待计划经济就是当时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时对按劳分配的争论尤其大，因为有人认为按劳分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套方法。但当时也有一批经济学家指出，马克思理论一度被‘四人帮’歪曲了，既然文革结束了，就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按劳分配也理应被提上日程。”梁小民说。
“除了学业，中国将向何处去就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梁小民说，其实他一向不是个热衷政治的人，但是当年的改革事关每个人的命运，因此他也绝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在北京大学学习的那几年，梁小民一方面专注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从中挖掘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并将其引入中国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梁小民的硕士论文介绍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观点。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1979年，阿瑟·刘易斯与舒尔茨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觉得刘易斯的很多观点可以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借鉴，后来我就把他的书翻译成了中文。”梁小民说，为了查阅相关资料，他几乎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翻了个遍，他也成为最早将刘易斯的观点引入中国的学者。
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被长期压抑，而进入1979年后，随着政策环境的宽松，人们也开始敢于议论当前的各种问题了。
“在1979年前后，为了解放思想，中央还开了一个理论务虚会议，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参加了那个会议。”梁小民说，通过老师，他们了解到在那次会议上，“对毛主席过度崇拜”、“国民经济出现危机”等激烈的言论都被搬上了台面。
而在民间，各种言论也如潮水般喷薄而出。“1979年，是社会思想最为活跃的一年。”梁小民清楚地记得，整个西单民主墙上，曾经贴满了各种言论，还有人把小说也张贴上去，其中很多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争议性。
此外，各种地下刊物也开始泛滥，由于当年不像今天有各种表达言论的平台，因此很多学生就将自己撰写的诗歌、小说、剧本等油印成各种刊物，私下传阅。
“像77、78、79级的大学生大多经历过下乡，在基层看到了社会最阴暗的一面，很多人也受过各种折磨。”梁小民说，年轻人自然就希望能有一个自我表达的平台。“今天看来，1979年是思想极其解放的一年，人们过去在苦闷中压抑了太久，大家都在寻找方向，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该向何处去？这些都成为年轻人关心和热烈讨论的话题。”
身处在北大这样一个原本就追求自由、民主的象牙塔内，梁小民对于当时人们言论的“开放程度”，感受得格外强烈。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对1953年的选举法作了修订，并对人大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将直接选举从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扩大到县和自治县；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并规定了差额幅度；进一步完善了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等。
也就是从当年开始，有了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一时间，很多人都跃跃欲试，想要竞选人大代表。在北大校园内，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可以随时宣讲自己的观点。那时候，在学校的任何一角，只要有人站在那里讲述自己的言论，一会儿就会围上一圈人，甚至还会有人主动帮演讲者搬来一个箱子，让他站在上面讲。
除了著名的三角地，教室、大饭厅等都是演讲者发表观点的“舞台”。“凡是思想比较革命、言辞激烈的，一般都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如果讲的不好，周围的人就会起哄，让他下台。”梁小民说，下面的“观众”往往也很热情，有的观众觉得演讲者的观点跟自己的想法一致，就会跳上台，为他补充一番，甚至有时也会出现观众之间因为观点冲突而干架的场面。
演讲的内容也很宽泛，不仅局限于政治内容，还包括经济改革，甚至女权主义都有人讲。
当时，梁小民的一个朋友在北大哲学系念书，也想参加竞选，便力邀梁小民做他的“经济智囊”，但梁小民没有同意，“我不想参与其中，但我很乐意做一个听众。”
虽然梁小民坚持不参与“政治”，但是在周围同学、老师们一次次热烈而真诚的讨论中，他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对话梁小民】
《中国新时代》：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您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梁小民：其实从1978年《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我就明显感到身边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变得更活跃了，关于中国未来改革走向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而事实上，当时我们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小身上。
《中国新时代》：在您看来，1979年人们发生的最大转变是什么？
梁小民：正是从1979年开始，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所以全社会才会在转过年的1980年爆发了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而在那之前，这些言论不要说讲出来，连想都不敢想。”
《中国新时代》：您在1979年时的理想是什么，后来这些理想都实现了吗？
梁小民：我的个人理想就是能在大学当老师，另外就是希望家人能尽快团聚。当时我的家人包括妻子和孩子都在东北。社会理想是希望改革走得再快一点，社会进步更大一点。
后来我的理想都实现了，我1981年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大学教书，一直给本科生上课。同时，我还是我们那批研究生中第一批把家人接到北京的。当时要把家人接到北京很难，必须有指标。所以我等了3年，到1984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所以我还算幸运的。至于社会理想，我想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大家也都看到了。
成就大事记
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成为该系当年在全国招收的3名研究生之一
1981年，获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任教
1991年，调入北京工商大学，继续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任务，期间还兼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2003年8月31日，正式退休。
退休后，开始为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EMBA学生讲课
梁小民，1943年出生于山西霍县，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他被分配至东北林区当林业工人，几年之后，进入当地中学作语文老师。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梁小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成为该系当年在全国招收的3名研究生之一。
1981年，梁小民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1年，梁小民调入北京工商大学，继续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任务。期间，梁小民还兼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并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多年来，梁小民一直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发表专著、教材、译著近50部。其中《西方经济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校教材二等奖，《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获国家统计局优秀教材奖。
从1991年起，梁小民担任中央电大《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讲教师，1994年、1999年两次被评为全国电大优秀主讲教师。
2003年8月31日，在60岁生日这天，梁小民正式退休。退休后，梁小民开始为各所大学的EMBA学生授课，高峰时期曾一度给11所高校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
目前，梁小民还在为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西安交大这7所学校的EMBA学生讲课。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他的学生都是各大公司的老总。
作为经济学家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自我谋生和“致富”的鲜活标本，梁小民被业界冠名以“梁小民现象”。他开创了经济学家个人在市场中谋生的先河。退休几年，梁小民非但没有清闲下来，反而更忙了，要么频繁出入于各大学，给总裁、经理们讲授经济学；要么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又顾又问，充当智囊。忙里忙外之余，他还不时出版经济学专著和散文，既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也为他带来不菲的财富。
现在，梁小民每天的授课日程依然排得很满，每天给学生们上课，和他们一起交流，梁小民觉得非常愉快。
1979往事
梁小民说，自己当初在学校念书时，就是个“白专典型”，只专心念书，从不关心政治，更不会主动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因此被批评为“思想落后”。
然而即使像他这样曾经“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实人，在1979年也禁不住被身边各种自由的言论深深吸引。像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一样，这些年轻人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希望能从一次次讨论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从此看到一个面貌一新的中国。
1978年9月，梁小民告别生活、工作了10多年的东北林场，回到母校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当年，梁小民报考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仅从全国招收3名学生，导师一共有4人：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杜度。
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大家都对这个得来不易的学习环境非常珍惜，所以除了本专业的课程外，学生们还经常跑到其他系去旁听课程。此外，各个系也经常举办各种讲座。由于在东北林场时看过很多小说，所以梁小民就非常喜欢听中文系的讲座。
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由于当年主张对于西方经济学要“批判的学习”，而在有能力批判之前，就必须真正搞懂西方经济学，因此梁小民就翻阅了大量英文原著，而在钻研的过程中，梁小民发现，那些理论其实很不错，但是出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压力，他每次写文章和论文时也要“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问题”。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梁小民“看见了一丝改革的曙光”。但同时他也了解到，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当时有两派，一是改革派，二是保守派。前者当然力推改革，而后者则主张“回到过去”，在他们看来，其实文革就是被“四人帮”给搞坏了，其他的做法都挺好，既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我们就应该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但是改革到底能否推进？对于社会上的各种争论，我也特别关注。”梁小民说，“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当然支持改革，绝不希望再回到过去。那些想走老路的人是其实都是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当然希望走回老路。”
而即使是在经济系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派是支持改革的，另一派则以老党员为代表，认为应该坚持“阶级斗争”。
梁小民当然支持改革，“其实我的导师范家骧也这么认为，但他从来不愿意对外面讲。”梁小民说，其实他的导师也是很多老教师的代表，由于经过文革，很多人已经被批斗怕了，因此即使心里支持改革，但在言语上依然是谨小慎微。
而在整个经济学界，一时间也是争论四起。例如，如何看待计划经济就是当时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时对按劳分配的争论尤其大，因为有人认为按劳分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套方法。但当时也有一批经济学家指出，马克思理论一度被‘四人帮’歪曲了，既然文革结束了，就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按劳分配也理应被提上日程。”梁小民说。
“除了学业，中国将向何处去就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梁小民说，其实他一向不是个热衷政治的人，但是当年的改革事关每个人的命运，因此他也绝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在北京大学学习的那几年，梁小民一方面专注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从中挖掘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并将其引入中国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梁小民的硕士论文介绍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观点。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1979年，阿瑟·刘易斯与舒尔茨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觉得刘易斯的很多观点可以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借鉴，后来我就把他的书翻译成了中文。”梁小民说，为了查阅相关资料，他几乎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翻了个遍，他也成为最早将刘易斯的观点引入中国的学者。
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被长期压抑，而进入1979年后，随着政策环境的宽松，人们也开始敢于议论当前的各种问题了。
“在1979年前后，为了解放思想，中央还开了一个理论务虚会议，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参加了那个会议。”梁小民说，通过老师，他们了解到在那次会议上，“对毛主席过度崇拜”、“国民经济出现危机”等激烈的言论都被搬上了台面。
而在民间，各种言论也如潮水般喷薄而出。“1979年，是社会思想最为活跃的一年。”梁小民清楚地记得，整个西单民主墙上，曾经贴满了各种言论，还有人把小说也张贴上去，其中很多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争议性。
此外，各种地下刊物也开始泛滥，由于当年不像今天有各种表达言论的平台，因此很多学生就将自己撰写的诗歌、小说、剧本等油印成各种刊物，私下传阅。
“像77、78、79级的大学生大多经历过下乡，在基层看到了社会最阴暗的一面，很多人也受过各种折磨。”梁小民说，年轻人自然就希望能有一个自我表达的平台。“今天看来，1979年是思想极其解放的一年，人们过去在苦闷中压抑了太久，大家都在寻找方向，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该向何处去？这些都成为年轻人关心和热烈讨论的话题。”
身处在北大这样一个原本就追求自由、民主的象牙塔内，梁小民对于当时人们言论的“开放程度”，感受得格外强烈。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对1953年的选举法作了修订，并对人大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将直接选举从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扩大到县和自治县；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并规定了差额幅度；进一步完善了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等。
也就是从当年开始，有了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一时间，很多人都跃跃欲试，想要竞选人大代表。在北大校园内，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可以随时宣讲自己的观点。那时候，在学校的任何一角，只要有人站在那里讲述自己的言论，一会儿就会围上一圈人，甚至还会有人主动帮演讲者搬来一个箱子，让他站在上面讲。
除了著名的三角地，教室、大饭厅等都是演讲者发表观点的“舞台”。“凡是思想比较革命、言辞激烈的，一般都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如果讲的不好，周围的人就会起哄，让他下台。”梁小民说，下面的“观众”往往也很热情，有的观众觉得演讲者的观点跟自己的想法一致，就会跳上台，为他补充一番，甚至有时也会出现观众之间因为观点冲突而干架的场面。
演讲的内容也很宽泛，不仅局限于政治内容，还包括经济改革，甚至女权主义都有人讲。
当时，梁小民的一个朋友在北大哲学系念书，也想参加竞选，便力邀梁小民做他的“经济智囊”，但梁小民没有同意，“我不想参与其中，但我很乐意做一个听众。”
虽然梁小民坚持不参与“政治”，但是在周围同学、老师们一次次热烈而真诚的讨论中，他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对话梁小民】
《中国新时代》：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您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梁小民：其实从1978年《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我就明显感到身边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变得更活跃了，关于中国未来改革走向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而事实上，当时我们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小身上。
《中国新时代》：在您看来，1979年人们发生的最大转变是什么？
梁小民：正是从1979年开始，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所以全社会才会在转过年的1980年爆发了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而在那之前，这些言论不要说讲出来，连想都不敢想。”
《中国新时代》：您在1979年时的理想是什么，后来这些理想都实现了吗？
梁小民：我的个人理想就是能在大学当老师，另外就是希望家人能尽快团聚。当时我的家人包括妻子和孩子都在东北。社会理想是希望改革走得再快一点，社会进步更大一点。
后来我的理想都实现了，我1981年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大学教书，一直给本科生上课。同时，我还是我们那批研究生中第一批把家人接到北京的。当时要把家人接到北京很难，必须有指标。所以我等了3年，到1984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所以我还算幸运的。至于社会理想，我想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大家也都看到了。
成就大事记
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成为该系当年在全国招收的3名研究生之一
1981年，获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任教
1991年，调入北京工商大学，继续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任务，期间还兼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2003年8月31日，正式退休。
退休后，开始为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EMBA学生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