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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文学中的理想往往是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寄托在某个文学形象中反映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希望。路遥的文学理想是农村青年可以走出大山，在平凡的世界中靠奋斗书写自我价值，即孙少平精神;雨果的文学理想是以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化世间的一切不和谐因素，创造一个民主的“阳光花园”，即冉阿让的人道主义光辉。通过平行比较，不难看出，中法两位作家都借助文学的手段重造爱情、人性、人民好干部，进而实现重造社会的意图，相似的人生经历和转型的社会背景使两位作家殊途同归地萌发了在苦难世界中构建诗意理想的愿望。
关键词：两种“世界”;诗意书写;理想表达
《平凡的世界》是我国现代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长篇小说，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孙氏兄弟的艰苦创业为主线，塑造了一个个传统理想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在平凡的世界中不安于现状，笑看苦难的劳动者形象，表达了对黄土地人们勤劳致富，追求美好未来的赞美。《悲惨世界》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杰出作品，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苦役犯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感化前后的不同表现，表达了作者对人道主义的自由、博爱等思想的歌颂，同时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下层劳动人民饱受社会变革动荡和不健全法制双重残害的事实，由此构造了一个无比悲惨的世界。
一、理想的诗意书写
同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两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既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现状，又都为未来的走向表达了自己的期望。“路遥将人的精神价值放在首位，淡化生活苦难而讴歌人世间的真善美，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基础上，他的作品弘扬出理想主义精神。”[1]p22雨果积极构造属于自己的审美理想，努力超越现实世界的悲惨，并以浪漫主义的风格，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即人道主义。两位作家从文学的角度，均设计出了理想化的社会改造方案，虽然这种理想与现实社会有很大距离，但他们所倡导的美好理想和超越现实的诗意书写却给人以探索的动力。
（一）追求美好爱情
路遥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黄土地儿女的纯情恋歌。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通过几组爱情故事的叙说，表达了作者对超脱世俗的纯真爱情的热烈向往。田晓霞的眼里住进的是一个有理想的孙少平，他对大山外面世界的执著追求深深吸引着她，尤其理解他那份疯狂追求下的平静。“他们的爱情趋向于精神的契合和感情的共鸣。”[1]p23田晓霞沉醉在她理想的爱情之中，从不考虑金钱、地位对婚姻的影响，只是一味地爱着，她认为只要互相爱着对方，就是真正的幸福。然而，田晓霞对孙少平过于理想化的爱，带有“更多的超越现实的浪漫情调。”[1]p23这种爱情不受传统爱情模式的制约，体现着现代爱情的自由与激情。此外，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同样牵动着读者的心，富家女润叶和穷小子少安虽然青梅竹马，互相深爱着对方，然而当润叶向他真正表明爱意时，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和自卑使少安无法接纳这本该属于他的美好爱情。孙少平与孙少安不同，孙少平向往城市生活，对爱情充满激情;孙少安选择扎根土地，战胜贫困，对爱情无暇顾及甚至觉得爱情离他太远。在现实面前，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因一方的死去而带有了太多的遗憾;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纯情罗曼史活在了遥远的国度。这曲爱情恋歌虽如清晨之露水一样短暂，但那穷小子渴望富家女的爱，富家女偏爱穷小子的故事却借着路遥的理想主义如陕北民歌一样让人陶醉不已。
正如瓦西列夫所说“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道主义的宣言书，是人人平等的思想的宣言书。”[3]雨果塑造的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爱情与路遥笔下的缺憾爱情不同，雨果赞扬的是爱情的自由、真诚、纯真与完整，并以此为武器，揭露了封建主义的腐朽和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而路遥对缺憾爱情的诗意书写，则批判了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对美好爱情的摧残。然而，不管是雨果的理想爱情还是路遥的缺憾爱情，它们都是自由平等思想的宣言书，都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
（二）创造和谐社会
无论是冉·阿让，还是孙少安、田福军，他们在精神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孙少安开办砖厂，不仅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还带动了全乡人共同致富。冉·阿让化名马德兰靠着技术开办工厂带动周围的人们一起富裕了起来。有了点积蓄后，马德兰老爹就为小城做了许多好事。他为病房添了许多床位，为小城建了两所学校，甚至还在工厂附近开设了一个免费药房。这些都实现了雨果提倡“大兴福利事业”[4]来变革和创造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
在路遥笔下，孙氏兄弟敢于挑战传统生活。孙少平奋斗在社会的最底层，牛马般的生活使他渐渐认识到劳苦大众的平凡和劳动的光荣;孙少安不甘贫穷，立志勾画黄土地的蓝图。以孙氏兄弟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超越苦难的现实，在路遥理想主义蓝图的描绘下共同演绎着创造和谐社会的绵绵诗意。雨果通过浪漫主义的手法赋予冉·阿让特殊的才能，迅速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并让他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透过他，雨果思考并关注在人类灵魂层面上的终极救赎：以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去感化世间的一切“靡菲斯特”;大兴福利事业以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通过暴力革命去除不合理的法律“枷锁”，让人们生活在民主和相对自由的“阳光花园”。这是雨果以他一贯主张的人道主义作为医治法国社会的思想的体现。
（三）追求美好人性
“路遥把自己的美学思想建立在那块平凡的黄土地上，在苦难中发掘其中最普通的人们的人性美。”[1]p15在他笔下的农村人，无论是老汉、小伙子还是年轻姑娘都是那么的热情、善良、务实，路遥书写这些可爱可敬的乡土亲人实现了淡化苦难，追求幸福生活和质朴人性的期许。同样，在路遥笔下“没有十足的惡人，”[1]p16无论是整日逛荡，不顾妻儿生活艰辛的王满银，还是饿着肚子闹革命的孙玉亭，作家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宽容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谱写着作家寄予黄土地的美好赞歌。
雨果把“浪漫主义的理想与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5]结合起来，塑造了在米里哀主教感化下幡然醒悟、寻求自我救赎的冉·阿让的形象，同时呈现了人情、人心的真实。作为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典型代表，米里哀主教谦卑、清寒、正直、公正、克己恕人，感化和帮助每一个走向极端的“正常人”，他是存在于人间的上帝。他的力量集中表现在对冉·阿让以德报怨的感化上，他的言行改变了冉阿让的一生，挽救了冉阿让被扭曲的灵魂，表现出仁爱精神和道德感化的强大力量，即善的力量。 如果说路遥是从细微处着笔，以黄土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为参照，表现人性之善，爱情之真。那么雨果则在宏观层面做出了努力，从宗教道义出发，通过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宣扬了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思想，赞美了“难免犯错，知错能改”的真实的人格和美好的人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揪错不放”的人性劣根。两位作家思考的角度不同，表现的形式各异，却都反映出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礼赞。这种“殊途同归”的礼赞均寄托着作家美好的期望：黑暗、贫困、饥饿都是暂时的，光明、幸福、美好的未来一定会到来。
二、理想书写的动因
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两位风格迥异的作家，为何在社会变革时期都表现出对社会走向的极大关注？且都提出了近似于理想化的社会变革方案？细究两位作家自身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生活体验，所处的时代环境均能找寻出构建理想的深层缘由。
（一）作家的经历及其体验
与苦难为伍的路遥因家庭生活困难，七岁便过继到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农村的伯父家里，然而作为“外来户”的他此时却发出了“我要上学”的强烈愿望。于是，一个吃干粮，喝“熬锅水”的“半灶生”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他一路苦学，一路苦难，一路倔强，一路思索，一路涉猎，几经仕途无望与爱情失败，终于在“自杀”中获得生活的勇气，在质朴的黄土地人民的支持下坚持创作。黄土高原的贫苦磨练了他刚毅的性格，使他既拥有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强大自控能力，又具有永不服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荒凉、沉郁的陕北大地孕育了他创作的诗魂，”[1]p1他始终怀着深深的恋土情结，用生命的激情抒写着黄土地人们笑看苦难、淡化苦难、超越苦难、热爱生活的绵绵诗情。成名后的路遥曾为解决弟弟王乐天的出路问题而东奔西走，多方尝试。基于对弟弟王乐天这样的有志有为青年的苦闷与奋斗的理解，路遥以己度人，由自己亲兄弟的人生际遇而生发到对整个中国农村有志有为青年命运的关注，积极思索着“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状况下农村年轻人的出路问题。”[6]p339
早年的雨果，天资聪颖，嗜好读书。受母亲影响，青年时代的他是一位保皇主义者。后来，与退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被父亲勇敢、坚强、人道、正直、充满爱心的民主精神所感染，逐渐转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为其战斗一生。他的一生，历经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等一系列不平常的政治变革。《悲惨世界》的最初构想源于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四处碰壁的真实故事。后来雨果又多方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开始酝酿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雨果创作了《死囚末日记》《克洛德·格》等作品，揭露了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后来，他在盖纳西岛流亡期间，对法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以全方位的目光和思想，重新审视，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著。
作品中，马吕斯是雨果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那时他积极参加反对复辟王朝的街垒战。马吕斯政治立场的转变是雨果对自身政治立场转变的记录。雨果通过马吕斯传达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雨果看来，马吕斯和珂赛特都是未来的希望：这对青年终将绕过资产阶级安于现状和自私自利的小路，走上冉阿让的人道主义大路。
从《死囚末日记》《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再到《九三年》，雨果的创作风格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同时，基于对民族国家未来的美好期望，结合客观的经历和主观的情感体验，作者通过理想化的艺术形象传达着人道主义情怀。从《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到《人生》产生的轰动效应，从《平凡的世界》到荣获“茅盾文学奖”，路遥始终“以微弱的声音坚守着现实主义的传统，”[1]p2刻画着带有“自画像式”和时代印迹的人物形象，探索着“城乡交叉地带”[6]p339农村年轻人的出路问题，记录着社会变革时期乡土人民的史诗性品格。两位作家虽然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但是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和未来的极大关注，都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一定层面上，他们都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融入时代，与时代共振共鸣，他们是自我情感的表达者，又是时代的书写者。这不仅反映出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重心，也再一次诠释了文艺为时代发声，为人民抒怀的普遍真理。
（二）迎时而上的趋势
雨果生活在“今天是人民的国家，明天是皇帝的王朝”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启蒙思想的洗礼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使雨果不仅认清了君权神授和封建皇权专制独裁的腐朽，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不健全法律的危害。用作者的话来说：“三种沉重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便是教条（宗教条款）、法律和自然的桎梏。”[8]作者希望打破、砸烂这三种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创造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此，他站在时代的山巅，反映民众呼声，呼吁一个创建和谐社会的带头人，为民请命的“基层政治家”。于是便有了商人马德兰（冉·阿让）因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谐而被认命为市长，做了清明政治的带头人。
但是，雨果所奉行的人道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土壤之中，虽然其中不乏进步的成分，但归根结底仍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窠臼，而且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私有制。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架构的破灭是必然的。但是雨果和路遥所创造出来的纯真的愛情、美好的人性、和谐社会下为民请命的“基层带头人”的思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把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概括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无论是马德兰、冉·阿让，还是田福军、孙氏兄弟，他们都是“寄寓了作者太多理想的人物，他们经历的种种磨难，似乎是一块块试金石，在磨砺主人公个性的同时，也向大家展现了一个有思考的劳动者的纯粹与伟大。”[9]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生活的产物，更是精神的总和。
《平凡的世界》是超越现实，超越苦难的诗意书写;《悲惨世界》是超越悲惨，视为平凡的理想表达。两种“世界”都是基于现实的浪漫情怀，都彰显出脱胎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两部作品所塑造的“孙少平精神”和“冉·阿让精神”在人类精神和灵魂层面留下了宝贵财富。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需要这两种精神的引导和鼓励，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中，承接这两种精神并推而广之。
参考文献：
[1]王力彦.《路遥创作中的理想主义精神》， 河北大学，2008.
[2]杜文琴.《悲惨世界》是雨果对《巴黎圣母院》的美好期望，语文学刊. 2016.12.
[3]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97.119.
[4]聂珍钊.外国文学史（第二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229.
[5]李尔煜.理想与现实撞击的永恒火花——维克多·雨果小说创作方法再探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6]厚夫.路遥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39.
[7]刘建华，李园.20世纪陕北乡村基层政权与领导者特质的演变——基于《平凡的世界》的历史社会学视角考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 .2018.66.
[8]雨果.《海上劳工》序[M].罗玉君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首页.
[9]王洪辉.苦难与超越：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理想主义情怀，新世纪剧坛.2015.21.
关键词：两种“世界”;诗意书写;理想表达
《平凡的世界》是我国现代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长篇小说，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孙氏兄弟的艰苦创业为主线，塑造了一个个传统理想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在平凡的世界中不安于现状，笑看苦难的劳动者形象，表达了对黄土地人们勤劳致富，追求美好未来的赞美。《悲惨世界》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杰出作品，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苦役犯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感化前后的不同表现，表达了作者对人道主义的自由、博爱等思想的歌颂，同时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下层劳动人民饱受社会变革动荡和不健全法制双重残害的事实，由此构造了一个无比悲惨的世界。
一、理想的诗意书写
同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两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既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现状，又都为未来的走向表达了自己的期望。“路遥将人的精神价值放在首位，淡化生活苦难而讴歌人世间的真善美，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基础上，他的作品弘扬出理想主义精神。”[1]p22雨果积极构造属于自己的审美理想，努力超越现实世界的悲惨，并以浪漫主义的风格，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即人道主义。两位作家从文学的角度，均设计出了理想化的社会改造方案，虽然这种理想与现实社会有很大距离，但他们所倡导的美好理想和超越现实的诗意书写却给人以探索的动力。
（一）追求美好爱情
路遥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黄土地儿女的纯情恋歌。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通过几组爱情故事的叙说，表达了作者对超脱世俗的纯真爱情的热烈向往。田晓霞的眼里住进的是一个有理想的孙少平，他对大山外面世界的执著追求深深吸引着她，尤其理解他那份疯狂追求下的平静。“他们的爱情趋向于精神的契合和感情的共鸣。”[1]p23田晓霞沉醉在她理想的爱情之中，从不考虑金钱、地位对婚姻的影响，只是一味地爱着，她认为只要互相爱着对方，就是真正的幸福。然而，田晓霞对孙少平过于理想化的爱，带有“更多的超越现实的浪漫情调。”[1]p23这种爱情不受传统爱情模式的制约，体现着现代爱情的自由与激情。此外，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同样牵动着读者的心，富家女润叶和穷小子少安虽然青梅竹马，互相深爱着对方，然而当润叶向他真正表明爱意时，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和自卑使少安无法接纳这本该属于他的美好爱情。孙少平与孙少安不同，孙少平向往城市生活，对爱情充满激情;孙少安选择扎根土地，战胜贫困，对爱情无暇顾及甚至觉得爱情离他太远。在现实面前，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因一方的死去而带有了太多的遗憾;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纯情罗曼史活在了遥远的国度。这曲爱情恋歌虽如清晨之露水一样短暂，但那穷小子渴望富家女的爱，富家女偏爱穷小子的故事却借着路遥的理想主义如陕北民歌一样让人陶醉不已。
正如瓦西列夫所说“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道主义的宣言书，是人人平等的思想的宣言书。”[3]雨果塑造的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爱情与路遥笔下的缺憾爱情不同，雨果赞扬的是爱情的自由、真诚、纯真与完整，并以此为武器，揭露了封建主义的腐朽和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而路遥对缺憾爱情的诗意书写，则批判了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对美好爱情的摧残。然而，不管是雨果的理想爱情还是路遥的缺憾爱情，它们都是自由平等思想的宣言书，都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
（二）创造和谐社会
无论是冉·阿让，还是孙少安、田福军，他们在精神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孙少安开办砖厂，不仅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还带动了全乡人共同致富。冉·阿让化名马德兰靠着技术开办工厂带动周围的人们一起富裕了起来。有了点积蓄后，马德兰老爹就为小城做了许多好事。他为病房添了许多床位，为小城建了两所学校，甚至还在工厂附近开设了一个免费药房。这些都实现了雨果提倡“大兴福利事业”[4]来变革和创造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
在路遥笔下，孙氏兄弟敢于挑战传统生活。孙少平奋斗在社会的最底层，牛马般的生活使他渐渐认识到劳苦大众的平凡和劳动的光荣;孙少安不甘贫穷，立志勾画黄土地的蓝图。以孙氏兄弟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超越苦难的现实，在路遥理想主义蓝图的描绘下共同演绎着创造和谐社会的绵绵诗意。雨果通过浪漫主义的手法赋予冉·阿让特殊的才能，迅速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并让他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透过他，雨果思考并关注在人类灵魂层面上的终极救赎：以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去感化世间的一切“靡菲斯特”;大兴福利事业以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通过暴力革命去除不合理的法律“枷锁”，让人们生活在民主和相对自由的“阳光花园”。这是雨果以他一贯主张的人道主义作为医治法国社会的思想的体现。
（三）追求美好人性
“路遥把自己的美学思想建立在那块平凡的黄土地上，在苦难中发掘其中最普通的人们的人性美。”[1]p15在他笔下的农村人，无论是老汉、小伙子还是年轻姑娘都是那么的热情、善良、务实，路遥书写这些可爱可敬的乡土亲人实现了淡化苦难，追求幸福生活和质朴人性的期许。同样，在路遥笔下“没有十足的惡人，”[1]p16无论是整日逛荡，不顾妻儿生活艰辛的王满银，还是饿着肚子闹革命的孙玉亭，作家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宽容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谱写着作家寄予黄土地的美好赞歌。
雨果把“浪漫主义的理想与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5]结合起来，塑造了在米里哀主教感化下幡然醒悟、寻求自我救赎的冉·阿让的形象，同时呈现了人情、人心的真实。作为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典型代表，米里哀主教谦卑、清寒、正直、公正、克己恕人，感化和帮助每一个走向极端的“正常人”，他是存在于人间的上帝。他的力量集中表现在对冉·阿让以德报怨的感化上，他的言行改变了冉阿让的一生，挽救了冉阿让被扭曲的灵魂，表现出仁爱精神和道德感化的强大力量，即善的力量。 如果说路遥是从细微处着笔，以黄土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为参照，表现人性之善，爱情之真。那么雨果则在宏观层面做出了努力，从宗教道义出发，通过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宣扬了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思想，赞美了“难免犯错，知错能改”的真实的人格和美好的人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揪错不放”的人性劣根。两位作家思考的角度不同，表现的形式各异，却都反映出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礼赞。这种“殊途同归”的礼赞均寄托着作家美好的期望：黑暗、贫困、饥饿都是暂时的，光明、幸福、美好的未来一定会到来。
二、理想书写的动因
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两位风格迥异的作家，为何在社会变革时期都表现出对社会走向的极大关注？且都提出了近似于理想化的社会变革方案？细究两位作家自身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生活体验，所处的时代环境均能找寻出构建理想的深层缘由。
（一）作家的经历及其体验
与苦难为伍的路遥因家庭生活困难，七岁便过继到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农村的伯父家里，然而作为“外来户”的他此时却发出了“我要上学”的强烈愿望。于是，一个吃干粮，喝“熬锅水”的“半灶生”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他一路苦学，一路苦难，一路倔强，一路思索，一路涉猎，几经仕途无望与爱情失败，终于在“自杀”中获得生活的勇气，在质朴的黄土地人民的支持下坚持创作。黄土高原的贫苦磨练了他刚毅的性格，使他既拥有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强大自控能力，又具有永不服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荒凉、沉郁的陕北大地孕育了他创作的诗魂，”[1]p1他始终怀着深深的恋土情结，用生命的激情抒写着黄土地人们笑看苦难、淡化苦难、超越苦难、热爱生活的绵绵诗情。成名后的路遥曾为解决弟弟王乐天的出路问题而东奔西走，多方尝试。基于对弟弟王乐天这样的有志有为青年的苦闷与奋斗的理解，路遥以己度人，由自己亲兄弟的人生际遇而生发到对整个中国农村有志有为青年命运的关注，积极思索着“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状况下农村年轻人的出路问题。”[6]p339
早年的雨果，天资聪颖，嗜好读书。受母亲影响，青年时代的他是一位保皇主义者。后来，与退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被父亲勇敢、坚强、人道、正直、充满爱心的民主精神所感染，逐渐转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为其战斗一生。他的一生，历经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等一系列不平常的政治变革。《悲惨世界》的最初构想源于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四处碰壁的真实故事。后来雨果又多方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开始酝酿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雨果创作了《死囚末日记》《克洛德·格》等作品，揭露了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后来，他在盖纳西岛流亡期间，对法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以全方位的目光和思想，重新审视，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著。
作品中，马吕斯是雨果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那时他积极参加反对复辟王朝的街垒战。马吕斯政治立场的转变是雨果对自身政治立场转变的记录。雨果通过马吕斯传达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雨果看来，马吕斯和珂赛特都是未来的希望：这对青年终将绕过资产阶级安于现状和自私自利的小路，走上冉阿让的人道主义大路。
从《死囚末日记》《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再到《九三年》，雨果的创作风格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同时，基于对民族国家未来的美好期望，结合客观的经历和主观的情感体验，作者通过理想化的艺术形象传达着人道主义情怀。从《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到《人生》产生的轰动效应，从《平凡的世界》到荣获“茅盾文学奖”，路遥始终“以微弱的声音坚守着现实主义的传统，”[1]p2刻画着带有“自画像式”和时代印迹的人物形象，探索着“城乡交叉地带”[6]p339农村年轻人的出路问题，记录着社会变革时期乡土人民的史诗性品格。两位作家虽然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但是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和未来的极大关注，都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一定层面上，他们都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融入时代，与时代共振共鸣，他们是自我情感的表达者，又是时代的书写者。这不仅反映出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重心，也再一次诠释了文艺为时代发声，为人民抒怀的普遍真理。
（二）迎时而上的趋势
雨果生活在“今天是人民的国家，明天是皇帝的王朝”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启蒙思想的洗礼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使雨果不仅认清了君权神授和封建皇权专制独裁的腐朽，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不健全法律的危害。用作者的话来说：“三种沉重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便是教条（宗教条款）、法律和自然的桎梏。”[8]作者希望打破、砸烂这三种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创造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此，他站在时代的山巅，反映民众呼声，呼吁一个创建和谐社会的带头人，为民请命的“基层政治家”。于是便有了商人马德兰（冉·阿让）因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谐而被认命为市长，做了清明政治的带头人。
但是，雨果所奉行的人道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土壤之中，虽然其中不乏进步的成分，但归根结底仍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窠臼，而且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私有制。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架构的破灭是必然的。但是雨果和路遥所创造出来的纯真的愛情、美好的人性、和谐社会下为民请命的“基层带头人”的思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把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概括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无论是马德兰、冉·阿让，还是田福军、孙氏兄弟，他们都是“寄寓了作者太多理想的人物，他们经历的种种磨难，似乎是一块块试金石，在磨砺主人公个性的同时，也向大家展现了一个有思考的劳动者的纯粹与伟大。”[9]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生活的产物，更是精神的总和。
《平凡的世界》是超越现实，超越苦难的诗意书写;《悲惨世界》是超越悲惨，视为平凡的理想表达。两种“世界”都是基于现实的浪漫情怀，都彰显出脱胎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两部作品所塑造的“孙少平精神”和“冉·阿让精神”在人类精神和灵魂层面留下了宝贵财富。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需要这两种精神的引导和鼓励，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中，承接这两种精神并推而广之。
参考文献：
[1]王力彦.《路遥创作中的理想主义精神》， 河北大学，2008.
[2]杜文琴.《悲惨世界》是雨果对《巴黎圣母院》的美好期望，语文学刊. 2016.12.
[3]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97.119.
[4]聂珍钊.外国文学史（第二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229.
[5]李尔煜.理想与现实撞击的永恒火花——维克多·雨果小说创作方法再探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6]厚夫.路遥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39.
[7]刘建华，李园.20世纪陕北乡村基层政权与领导者特质的演变——基于《平凡的世界》的历史社会学视角考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 .2018.66.
[8]雨果.《海上劳工》序[M].罗玉君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首页.
[9]王洪辉.苦难与超越：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理想主义情怀，新世纪剧坛.20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