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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前言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多次难产，至今未面世：从2004年开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两次上报国务院，均未获通过。
在2012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曾郑重承诺，本届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难事之首，便是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台，但数次推迟。去年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把制定这一方案作为四季度工作提出——仍然没有结果。
坊间最新的期待是，等到今年3月“两会”后有可能公布。
这是影响每个中国人钱袋子的方案。可念念不忘，却无回响。八年，一项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方案，一项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承诺的核心内容、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用自己的难产，映射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现实。
而对于百姓而言，2012年的钱袋子，却总也摆脱不了纠结与尴尬的表情。
“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厨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要讲什么对他们好”——既是经济学家，也是伦理哲学家的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地证明了，一个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为社会带来价值——这个思想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
亚当·斯密是两百多年前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一个人追求自身目的，也可以为社会带来价值”，单是对这句话从抗拒到认可，中国就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分配制度进化史
在孙先生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前每个家庭的收入都差不多。自1956年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工资制度，全国被划分为十一类工资区，同一等级的工资标准，十一类区比一类区高30％。国家机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等级分为18个，也分为十一个地区类别，共有198个工资标准，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根据产业不同而划分为五类——这只是改革的冰山一角，此制度还为警员、翻译人员、工人等制订了数百个标准，为科教文卫等国家事业单位制订了本系统的工资标准。
1956年的工资制度改革庞杂而全面，一直沿用到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时为止，它奠定了中国工资制度的基础。
孙先生出生的地区工资类别较高，在他是个小学生的上世纪60年代，班上同学以父母级别分为不同“阵营”：“最厉害的是1949年以前的老干部，17级125元钱一个月，工资以外的待遇也相当好；然后是八级工，—个月一百七十元钱。”
孙先生回忆，班上有个同学姓董，大家都叫他“董八级”，董同学经常在班上炫耀父亲如何操作巨大的气锤从高处落下，停在离罗马表表盘一毫米的地方。“董八级”那样的能工巧匠，是当时大比武的产物，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干部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的父亲在公安系统，21级每个月75元”，孙先生说，“在拿工资的人里，二轻局所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最低，刻图章、补车胎、修鞋的人，生活比较艰难。”
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样的工资制度逐渐显露出消极性。现在已经退休的青岛市原商业系统职工李先生回忆说，1975年他工作了将近十年，因为错过了涨级，工资是雷打不动的40.5元，妻子在工业企业，类别较高，—个月47.5元。“但人似乎没什么积极性，几年涨一次工资，比例从40％到90％不等，从没有过普涨。经常有人一躺半个月不干活，工资照拿。”李先生说。
孙先生和李先生都肯定那个时代，中国为最大程度地保证社会公平所做的努力，但人是最无法被划定的物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感受到才干和对未来的希望被束缚在人为划分的凝固级别中，日渐消极。
今天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并追赶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为目标，对内赋予社会和人民一定的经济自由，为农业和工业松绑，促进商业回归；对外则放开国门，努力扩大商品贸易，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
配套改革极大地充实了不同阶层人的钱袋子，真正体现了“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1978年为克服平均主义，提出了“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84年改革了国有企业工资管理体制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1987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1992年，十四大首次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也是由此，企事业单位职工、国家公务员等的工资收入，在上涨额度高、覆盖面广的同时，两级分化开闸了。
赶上好时代的人和被落下的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先导型的，从计划经济——有计划地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过渡，每到关键节点均有重要改革措施作为推动。而作为沧海一粟的个人，真正地成为了自己那片舞台的中心。
学化工出身的青岛人李女士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放弃了自己稳定的国企工作，在商场租了一个柜台做“香水加油站”，几年后散装香水过时了，她果断建厂，生产芳香制品。李女士爱漂亮，爱香水，几个品牌都围绕芳香制品与宠物制品，产值过亿。李女士说：“在那家国企的前同事，现在境况也不错。我是太不安现状了，当时社会机遇也多，但如果是这几年让我再创业，我真得好好想想了，社会似乎不像我创业时，那么多的机遇给年轻人了。”
2000年以后的经历，让国企职工赖女士深感自己是“被落下的人”。50岁的赖女士没有学历，除了“33年工龄”，再没有什么能说明她给一个时代所做的贡献。“我说不清工资怎么涨，贡献怎么算，总之就是当工人不合算。”
上世纪末，赖女士所在的一家生产通讯器材与航天器材的国有上市央企工作，企业规模不大，但科技含量很高，与摩托罗拉等世界知名的生产商合作，效益一直很好。早些年，效益明显体现在工资上，工资、奖金、浮动、绩效，各种福利相加，几乎等于同时同城的处级干部。2000年以来，企业行情依然很好，但工人的工资再没涨过。“以前也有落差，但没那么大，也没那么叫人寒心。这几年，大学生3年的工资就能拿到我们30年老工人的水平，年底的红包、奖励、科技进步奖，跟基层工人一点关系也没有”，2002年，赖女士的领导作为分厂中层，得到了3万元红包，赖女士听说，这个档次的红包是最小的。而基层工人的年终奖就是3000块，仅与中层就相差10倍。赖女士颇感不平：“没有基层职工的配合，科研人员能研究出科研成果吗？”与赖女士同年代的公务员收入后来居上，从上世纪末开始小步快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职期间不需要缴纳养老金，可退休后的退休金却比赖女士高不少，这一切都让赖女士困惑。 赖女士的个人经历涉及到了几个难解的问题，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改革，国企高管收入谁来管控，收入两极分化的鸿沟如何弥合，效率优先公平如何体现，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那种推动过改革开放，推动了个人不再以集体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那种让人有机会把勤奋和才华变成真金白银装进钱包的力量，何时再能真切的推动每一个中国人？
十年曲折，何时回响？
在青岛，阿桂是那种“只有背影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没爹可拼，只能靠自己的才干和付出。2006年从211重点大学毕业后进人青岛一家知名跨国公司工作。企业收入两级分化明显，但并非无法冲破。做职员时，阿桂有次无意瞥到顶头上司的完税单，比自己的工资还高。于是阿桂调换部门去营销部，两年后升职营销总监，年薪已经高过了自己当时的部门领导。不过工作非常辛苦，危机感像老虎一样跟在身后，几乎是朝五晚九无周末，好容易休了次年假，第二天就被公司的“夺命连环call”从老家召回青岛。
机会有，可能并不均等；工资会涨，但是非常辛苦，至于公不公平难以评说。在近30年时间里，收入分配问题一直与中国改革相伴相生，但没有任何一项改革的红利能吃到永远。
早在2001年，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便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改革方案至今还在高度机密状态。到今天，几乎在事关收入分配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充满了争议。这个缺乏共识的现实，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困难重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了初次分配的三大差距：首先是城乡差距，中国在全世界基本上是最高的。其次是行业差距，也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他认为，这个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行政垄断造成的。第三是普通劳动者和企业高管的工资差距，工会组织没有很好地代表职工利益。
对孙先生和李先生来说，改革好于不改革，对赖女士来说，她的时代变坏了，而对阿桂和李女士而言，他们似乎是赶上属于自己的好时代。仅截取当今社会极其细微的几个片段，就会发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复杂性在于它本身的确非常复杂，它与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相关的，不挖掘它背后的深层机理便无法看清。而由于人所处的阶段、阶层不同，知识结构、所掌握的信息有差别，对待一个问题也会有多种答案。这样的复杂使得共识很难形成，好似盲人摸象，有人说是墙，有人说是柱子。
从上世纪60年代的小学生孙先生，改革开放前的李先生，到新世纪以来自感被落下的赖女士，从创业成功的李女士，到找到职业前景的阿桂，这些年来飞速变化的中国现实，是收入分配难题不可忽略的土壤。收入分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理清思路的问题，而是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尽管各方观点难以一致，但一个共识是，收入分配问题已经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转型，改革迫在眉睫了。
中国历次的社会转型期，都有配套的分配制度改革来帮助确立经济制度，推动社会发展，而今天面临的社会转型，单纯依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亟需的正是包括收入分配、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改革，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迟。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多次难产，至今未面世：从2004年开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两次上报国务院，均未获通过。
在2012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曾郑重承诺，本届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难事之首，便是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台，但数次推迟。去年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把制定这一方案作为四季度工作提出——仍然没有结果。
坊间最新的期待是，等到今年3月“两会”后有可能公布。
这是影响每个中国人钱袋子的方案。可念念不忘，却无回响。八年，一项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方案，一项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承诺的核心内容、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用自己的难产，映射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现实。
而对于百姓而言，2012年的钱袋子，却总也摆脱不了纠结与尴尬的表情。
“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厨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要讲什么对他们好”——既是经济学家，也是伦理哲学家的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地证明了，一个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为社会带来价值——这个思想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
亚当·斯密是两百多年前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一个人追求自身目的，也可以为社会带来价值”，单是对这句话从抗拒到认可，中国就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分配制度进化史
在孙先生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前每个家庭的收入都差不多。自1956年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工资制度，全国被划分为十一类工资区，同一等级的工资标准，十一类区比一类区高30％。国家机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等级分为18个，也分为十一个地区类别，共有198个工资标准，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根据产业不同而划分为五类——这只是改革的冰山一角，此制度还为警员、翻译人员、工人等制订了数百个标准，为科教文卫等国家事业单位制订了本系统的工资标准。
1956年的工资制度改革庞杂而全面，一直沿用到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时为止，它奠定了中国工资制度的基础。
孙先生出生的地区工资类别较高，在他是个小学生的上世纪60年代，班上同学以父母级别分为不同“阵营”：“最厉害的是1949年以前的老干部，17级125元钱一个月，工资以外的待遇也相当好；然后是八级工，—个月一百七十元钱。”
孙先生回忆，班上有个同学姓董，大家都叫他“董八级”，董同学经常在班上炫耀父亲如何操作巨大的气锤从高处落下，停在离罗马表表盘一毫米的地方。“董八级”那样的能工巧匠，是当时大比武的产物，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干部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的父亲在公安系统，21级每个月75元”，孙先生说，“在拿工资的人里，二轻局所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最低，刻图章、补车胎、修鞋的人，生活比较艰难。”
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样的工资制度逐渐显露出消极性。现在已经退休的青岛市原商业系统职工李先生回忆说，1975年他工作了将近十年，因为错过了涨级，工资是雷打不动的40.5元，妻子在工业企业，类别较高，—个月47.5元。“但人似乎没什么积极性，几年涨一次工资，比例从40％到90％不等，从没有过普涨。经常有人一躺半个月不干活，工资照拿。”李先生说。
孙先生和李先生都肯定那个时代，中国为最大程度地保证社会公平所做的努力，但人是最无法被划定的物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感受到才干和对未来的希望被束缚在人为划分的凝固级别中，日渐消极。
今天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并追赶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为目标，对内赋予社会和人民一定的经济自由，为农业和工业松绑，促进商业回归；对外则放开国门，努力扩大商品贸易，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
配套改革极大地充实了不同阶层人的钱袋子，真正体现了“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1978年为克服平均主义，提出了“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84年改革了国有企业工资管理体制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1987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1992年，十四大首次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也是由此，企事业单位职工、国家公务员等的工资收入，在上涨额度高、覆盖面广的同时，两级分化开闸了。
赶上好时代的人和被落下的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先导型的，从计划经济——有计划地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过渡，每到关键节点均有重要改革措施作为推动。而作为沧海一粟的个人，真正地成为了自己那片舞台的中心。
学化工出身的青岛人李女士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放弃了自己稳定的国企工作，在商场租了一个柜台做“香水加油站”，几年后散装香水过时了，她果断建厂，生产芳香制品。李女士爱漂亮，爱香水，几个品牌都围绕芳香制品与宠物制品，产值过亿。李女士说：“在那家国企的前同事，现在境况也不错。我是太不安现状了，当时社会机遇也多，但如果是这几年让我再创业，我真得好好想想了，社会似乎不像我创业时，那么多的机遇给年轻人了。”
2000年以后的经历，让国企职工赖女士深感自己是“被落下的人”。50岁的赖女士没有学历，除了“33年工龄”，再没有什么能说明她给一个时代所做的贡献。“我说不清工资怎么涨，贡献怎么算，总之就是当工人不合算。”
上世纪末，赖女士所在的一家生产通讯器材与航天器材的国有上市央企工作，企业规模不大，但科技含量很高，与摩托罗拉等世界知名的生产商合作，效益一直很好。早些年，效益明显体现在工资上，工资、奖金、浮动、绩效，各种福利相加，几乎等于同时同城的处级干部。2000年以来，企业行情依然很好，但工人的工资再没涨过。“以前也有落差，但没那么大，也没那么叫人寒心。这几年，大学生3年的工资就能拿到我们30年老工人的水平，年底的红包、奖励、科技进步奖，跟基层工人一点关系也没有”，2002年，赖女士的领导作为分厂中层，得到了3万元红包，赖女士听说，这个档次的红包是最小的。而基层工人的年终奖就是3000块，仅与中层就相差10倍。赖女士颇感不平：“没有基层职工的配合，科研人员能研究出科研成果吗？”与赖女士同年代的公务员收入后来居上，从上世纪末开始小步快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职期间不需要缴纳养老金，可退休后的退休金却比赖女士高不少，这一切都让赖女士困惑。 赖女士的个人经历涉及到了几个难解的问题，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改革，国企高管收入谁来管控，收入两极分化的鸿沟如何弥合，效率优先公平如何体现，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那种推动过改革开放，推动了个人不再以集体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那种让人有机会把勤奋和才华变成真金白银装进钱包的力量，何时再能真切的推动每一个中国人？
十年曲折，何时回响？
在青岛，阿桂是那种“只有背影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没爹可拼，只能靠自己的才干和付出。2006年从211重点大学毕业后进人青岛一家知名跨国公司工作。企业收入两级分化明显，但并非无法冲破。做职员时，阿桂有次无意瞥到顶头上司的完税单，比自己的工资还高。于是阿桂调换部门去营销部，两年后升职营销总监，年薪已经高过了自己当时的部门领导。不过工作非常辛苦，危机感像老虎一样跟在身后，几乎是朝五晚九无周末，好容易休了次年假，第二天就被公司的“夺命连环call”从老家召回青岛。
机会有，可能并不均等；工资会涨，但是非常辛苦，至于公不公平难以评说。在近30年时间里，收入分配问题一直与中国改革相伴相生，但没有任何一项改革的红利能吃到永远。
早在2001年，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便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改革方案至今还在高度机密状态。到今天，几乎在事关收入分配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充满了争议。这个缺乏共识的现实，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困难重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了初次分配的三大差距：首先是城乡差距，中国在全世界基本上是最高的。其次是行业差距，也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他认为，这个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行政垄断造成的。第三是普通劳动者和企业高管的工资差距，工会组织没有很好地代表职工利益。
对孙先生和李先生来说，改革好于不改革，对赖女士来说，她的时代变坏了，而对阿桂和李女士而言，他们似乎是赶上属于自己的好时代。仅截取当今社会极其细微的几个片段，就会发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复杂性在于它本身的确非常复杂，它与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相关的，不挖掘它背后的深层机理便无法看清。而由于人所处的阶段、阶层不同，知识结构、所掌握的信息有差别，对待一个问题也会有多种答案。这样的复杂使得共识很难形成，好似盲人摸象，有人说是墙，有人说是柱子。
从上世纪60年代的小学生孙先生，改革开放前的李先生，到新世纪以来自感被落下的赖女士，从创业成功的李女士，到找到职业前景的阿桂，这些年来飞速变化的中国现实，是收入分配难题不可忽略的土壤。收入分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理清思路的问题，而是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尽管各方观点难以一致，但一个共识是，收入分配问题已经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转型，改革迫在眉睫了。
中国历次的社会转型期，都有配套的分配制度改革来帮助确立经济制度，推动社会发展，而今天面临的社会转型，单纯依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亟需的正是包括收入分配、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改革，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