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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在访问欧洲四国期间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独家专访，集中回答了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主要关切，包括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经济下滑是否威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社会主义能否救世界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等。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不断扩散的背景下，温总理就这些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立场既有助于海外研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动向，也有助于澄清海外对中国经济的各种误读。但现实告诉我们，一次采访，不管它有多么成功，都不可能将海外对中国的误解一扫而光。可以预见，这场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将使国际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聚焦中国经济，而温总理的这次访谈恰好为国内媒体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
科学求实：报道才能理性、客观
与2004年4月路透社在总理赴欧洲访问前夕的那次专访不同，《金融时报》总编里昂内尔·巴伯此次采访的主要火力都集中在了经济层面，他连续利用5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追问总理“为什么有信心认为中国经济能奇迹般地在2009年实现8％的增长目标”。总理说，他的信心建立在“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之上”，并对当前的国内形势与应对之策进行了中肯的分析。
“科学求实”的字眼听上去很老套，但却是从事对外传播必须具备的态度和原则，因为只有做到科学求实，我们的对外报道才能在有着不同文化和思维定势的海外读者眼里变得更加客观、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一点，对经济报道尤为重要。
中国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崛起近年来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当下，在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一些经济体甚至面临国家破产威胁的情况下，包括彭博通讯社在内的很多境外媒体在解读中国宏观经济时总是念念不忘添加背景，比如“中国是全球5个继续保持增长的经济体之一”。去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在纽约专访温总理时将中国称为“超级大国”，《金融时报》这次采访也提到“很多人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的观点。
每逢外媒“抬举”，温总理总是果断澄清，细数中国的“不发达”，包括其庞大的农村居民和贫困人口，远远落后的人均GDP水平与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理多次通过境外主流媒体阐述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压力，海外依然对“中国救世”或心存期待或心有顾忌?其实，这种现象恰恰是“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复杂交织的结果，它为从事对外报道的中国传媒提出了难题：崛起的中国怎样才能既避免固化“中国威胁论”的偏见又成功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国力究竟有多强?面对金融危机，中国能承担的责任究竟有多大?要求解这个开放性的课题，我们只有通过在日常报道中持之以恒地贯彻“科学求实”的精神才能提高国内对外传播媒体的国际声誉，增强对境外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外国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及普通民众有机会对中国有更客观的认识。
“科学求实”最重要的就是坦诚、讲真话、做好平衡报道，把困难和压力说足，切忌讲过头话。比如，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国内国际上就有争论，乐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转暖并能够在短期内走出谷底，悲观者认为中国近期的信贷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再平衡至少需要一到两年。这时就特别需要强调内外有别，对内报道讲求“提振信心”，对外报道讲求“客观”，只有把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压力、专家学者的不同声音都报道出去，把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力求“标本兼治”的难度和对策说清楚，海外受众才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判断，才能达到同时抑制“威胁论”和“责任论”的目标。
两会前夕温总理在与网民聊天时说：“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没有见底”。总理之所以措辞如此严谨就是希望在提振信心的同时不给人以错误的希望，这是负责任的态度。为此，新华社在对外报道这次访谈中突出了总理对经济形势的审慎分析，取得了很好的对外传播效果，包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香港《南华早报》、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和尼日利亚通讯社等外媒在转载时都不约而同地强化这个观点。
知己知彼：交锋才能于我有利
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领域的国际舆论斗争日益突出。进入2009年以来，先是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在离任前夕批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称其导致国际经济失衡并为金融危机埋下“祸根”，然后是新任财长盖特纳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与此同时，印度和欧美等贸易伙伴对中国频繁发起反补贴调查，将矛头从中国企业指向中国政府和国内相关的贸易法律。2008年11月，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2008年度报告认为，“中国在遏制猖獗的假冒和盗版行为方面进展甚微”、“人民币币值仍被大大低估”、“中国继续违反人世承诺，采取扭曲贸易的措施，并通过一系列可能会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法律”。
这些迹象表明，虽然这场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但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的地位与拥有全球最多外汇储备的事实已把中国推向了舆论斗争的风口浪尖。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很可能将面临层出不穷的‘怪论”和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要做到有的放矢占据主动，关键还是要知己知彼。从温总理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来看，中国对外经济报道的交锋必须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讲求传播艺术，有些问题我们需要亮出底牌严厉批驳，有些问题则需要避免正面回答从而为对方制造压力。比如，针对“金融危机部分原因在中国”的观点，温总理就毫不客气地称其为“颠倒是非”、“猪八戒倒打一耙”，而当记者提出“恐怕中国还需要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吧?”，温总理则稳健地指出，购买外国国债只是经营外汇储备的“一种方式”，“是否继续买，买多少，将根据中国的需要，并且按照外汇安全、保值的要求来决策”。这些方法都是对外经济传播中需要认真借鉴的重要原则。
在日常报道中，如果希望能像总理一样在交锋中不断打出漂亮仗，有三点值得对外传播的从业人员考虑：首先要加强舆情调研，使我们的报道能搔到外国媒体的痒处，从而产生影响西方舆论的传播效果。在这方面，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收集海外主流媒体信息并整合加工，然后及时传递到日常报道前台组织指挥系统，实现了中国国际传播与海外舆情的无缝对接，有效改变了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长期存在的“自说白话”和“跑靶”问题，这种做法已成为近年对外报道的成功尝试。今年1月2日，中心在对外媒的新闻监控中发现保尔森的“怪论”后，立刻通知部门首席策划，迅速组织记者 分头采访多位国内知名经济学者，干6、7、8日三天连续播发4条稿件，包括《评论：谬论改变不了事实》、《新兴经济体不应成为金融危机“替罪羊”——中外经济学家驳斥“高储蓄导致危机论”》等，针锋相对地剖析了保尔森误导国际舆论的不合理之处，揭露国际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美国的高赤字，并反对在危机面前玩弄“互相指责”的把戏。这些稿件播发后，相继被路透社、BBC网站、彭博通讯社、《商业周刊》、《卫报》等100多家海内外主流媒体连续采用。2月3日，卸任后的保尔森给新华社发来声明，对自己的不当言论进行了说明，传播效果可见一斑。
第二，加强议程设置，提高驾驭敏感话题的能力。汇率制度改革和外汇储备利用历来被视作财经报道的敏感话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报道思路都很保守，基本上是“政策发布，做好权威解读”。现在回过头来看，完全可以从大局出发，以我为主地进行主动策划。比如，在获悉温家宝总理向《金融时报》透露中国正在探讨和探索运用外汇储备为中国建设服务后，新华社对外部迅速组织采写中英文分析《“被动”转向“主动”：中国巨额外债储备的管理使用将发生重要变化》。2月中旬，美国国会批准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新华社又再次向海外播发新闻分析《美国增发国债扩大赤字加剧世界债权人美元资产贬值风险》。此前虽无官方政策发布，但国内知名学者与智库已有一些令海外十分关注的观点，这些建议一旦被政府采纳就会对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能发挥“造势”的作用，在形成舆论压力的同时增加政府在对外经贸谈判中的回旋空间。正是这个原因，两篇文章被英国BBC网站、法新社、《华尔街日报》、《南美侨报》、韩国联合通讯社、澳大利亚《澳洲新报》等20多家海外媒体采用。法新社在转载时特别强调，“稿件是新华社播发，所以有可能反映中央政府的想法”。这种注释暗合了我们的用意，是于我有利的。今年“两会”上，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在美投资安全表示担忧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强调“投资美国国债很安全”。可见，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美利益交汇区的扩大，金融领域的舆论交锋会更加显性化。
第三，做好“瞭望哨”，在关键时刻发出“中国声音”。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社会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时间，中国虽然连续多年保持数倍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但却一直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无论在规则制定还是对国际舆论的驾驭上，都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外传播主渠道的官方媒体就必须对可能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海外经济事件和经济政策进行前瞻性研究，一旦确认于我有害，就必须下“先手棋”，给予坚决的抨击，这样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外交争取主动。奥巴马总统2月签署含有“购买美国货”条款的刺激经济法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表面上看来，这一法案对中国的危害不大，因为中国并没有同美国签署政府采购协议，所以这块市场本来也不对中国开放，但是由于次贷危机已经从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逐步发展到了各国政府的“去全球化”，也就是说，为了保住就业和刺激经济，很多政府都希望用自己的财政支出最大限度地购买本国产品，防止刺激效应“漏出”到本国经济系统以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自由贸易的长期倡导者在这个关键阶段推出带有“只有美国货”条款的法案实际上就为更多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由。由于中国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为此，新华社随即组织播发了中英文评论《一个危险的先例》，批评美国缺乏与世界共渡难关的诚意，对这一法案在全球的破坏性“示范效应”提出警告，呼吁大国以合作开放的态度共同携手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稿件被路透社和英国BBC等主流媒体转载。
国际表达：化枯燥数据为神奇
经济报道的专业化很强，中国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后取得的成绩虽然有目共睹，但也会在某些方面不能得到认可。比如，中国长期实行的城镇登记就业制度就被误解成对失业统计的“刻意低估”，而利用“同比概念”衡量经济走势的做法也常令习惯于通过环比来分析经济最新趋势的西方研究机构挠头。要客观解读好当前经济形势，就需要探索能够为海外受众接受的国际表达方式，通过各种努力来拉近中国经济新闻与海外读者的距离。
首先，需要熟悉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从共通性人手解读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比如，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前两年，国家发改委曾经对部分产品实施临时性价格干预，并禁止食用油、电力和能源企业随意涨价。针对一些外媒对中国实施价格管制的批评，我们通过采访调研发现，国家发改委把相关企业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做出不得随意涨价的警告其实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抑制通胀时采取的通用手段，即“道德劝说”。这样一解释，谣言自然止于智者。
第二，通过平民视角和故事化安排，透过微观现象来看宏观大势，使报道深入浅出。比如，谈经济危机下的冲击，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发现大学生就业遭遇了外企“死角”，眼睛纷纷向内看内地，看农村；外商在华投资活动的压缩导致律师事务所大量裁员，还有一些外贸企业在积极转型，依靠技术创新和挖潜国内市场来渡过严冬。
温家宝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曾多次提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这其实就是希望从海外熟悉的观念和文化出发揭示中外的异同。由此可见，要改进经济报道的效果，就需要在报道中把“人”放大，从贴近性和有用性出发，用事实说话。
科学求实：报道才能理性、客观
与2004年4月路透社在总理赴欧洲访问前夕的那次专访不同，《金融时报》总编里昂内尔·巴伯此次采访的主要火力都集中在了经济层面，他连续利用5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追问总理“为什么有信心认为中国经济能奇迹般地在2009年实现8％的增长目标”。总理说，他的信心建立在“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之上”，并对当前的国内形势与应对之策进行了中肯的分析。
“科学求实”的字眼听上去很老套，但却是从事对外传播必须具备的态度和原则，因为只有做到科学求实，我们的对外报道才能在有着不同文化和思维定势的海外读者眼里变得更加客观、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一点，对经济报道尤为重要。
中国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崛起近年来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当下，在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一些经济体甚至面临国家破产威胁的情况下，包括彭博通讯社在内的很多境外媒体在解读中国宏观经济时总是念念不忘添加背景，比如“中国是全球5个继续保持增长的经济体之一”。去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在纽约专访温总理时将中国称为“超级大国”，《金融时报》这次采访也提到“很多人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的观点。
每逢外媒“抬举”，温总理总是果断澄清，细数中国的“不发达”，包括其庞大的农村居民和贫困人口，远远落后的人均GDP水平与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理多次通过境外主流媒体阐述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压力，海外依然对“中国救世”或心存期待或心有顾忌?其实，这种现象恰恰是“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复杂交织的结果，它为从事对外报道的中国传媒提出了难题：崛起的中国怎样才能既避免固化“中国威胁论”的偏见又成功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国力究竟有多强?面对金融危机，中国能承担的责任究竟有多大?要求解这个开放性的课题，我们只有通过在日常报道中持之以恒地贯彻“科学求实”的精神才能提高国内对外传播媒体的国际声誉，增强对境外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外国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及普通民众有机会对中国有更客观的认识。
“科学求实”最重要的就是坦诚、讲真话、做好平衡报道，把困难和压力说足，切忌讲过头话。比如，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国内国际上就有争论，乐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转暖并能够在短期内走出谷底，悲观者认为中国近期的信贷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再平衡至少需要一到两年。这时就特别需要强调内外有别，对内报道讲求“提振信心”，对外报道讲求“客观”，只有把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压力、专家学者的不同声音都报道出去，把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力求“标本兼治”的难度和对策说清楚，海外受众才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判断，才能达到同时抑制“威胁论”和“责任论”的目标。
两会前夕温总理在与网民聊天时说：“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没有见底”。总理之所以措辞如此严谨就是希望在提振信心的同时不给人以错误的希望，这是负责任的态度。为此，新华社在对外报道这次访谈中突出了总理对经济形势的审慎分析，取得了很好的对外传播效果，包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香港《南华早报》、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和尼日利亚通讯社等外媒在转载时都不约而同地强化这个观点。
知己知彼：交锋才能于我有利
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领域的国际舆论斗争日益突出。进入2009年以来，先是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在离任前夕批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称其导致国际经济失衡并为金融危机埋下“祸根”，然后是新任财长盖特纳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与此同时，印度和欧美等贸易伙伴对中国频繁发起反补贴调查，将矛头从中国企业指向中国政府和国内相关的贸易法律。2008年11月，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2008年度报告认为，“中国在遏制猖獗的假冒和盗版行为方面进展甚微”、“人民币币值仍被大大低估”、“中国继续违反人世承诺，采取扭曲贸易的措施，并通过一系列可能会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法律”。
这些迹象表明，虽然这场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但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的地位与拥有全球最多外汇储备的事实已把中国推向了舆论斗争的风口浪尖。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很可能将面临层出不穷的‘怪论”和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要做到有的放矢占据主动，关键还是要知己知彼。从温总理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来看，中国对外经济报道的交锋必须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讲求传播艺术，有些问题我们需要亮出底牌严厉批驳，有些问题则需要避免正面回答从而为对方制造压力。比如，针对“金融危机部分原因在中国”的观点，温总理就毫不客气地称其为“颠倒是非”、“猪八戒倒打一耙”，而当记者提出“恐怕中国还需要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吧?”，温总理则稳健地指出，购买外国国债只是经营外汇储备的“一种方式”，“是否继续买，买多少，将根据中国的需要，并且按照外汇安全、保值的要求来决策”。这些方法都是对外经济传播中需要认真借鉴的重要原则。
在日常报道中，如果希望能像总理一样在交锋中不断打出漂亮仗，有三点值得对外传播的从业人员考虑：首先要加强舆情调研，使我们的报道能搔到外国媒体的痒处，从而产生影响西方舆论的传播效果。在这方面，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收集海外主流媒体信息并整合加工，然后及时传递到日常报道前台组织指挥系统，实现了中国国际传播与海外舆情的无缝对接，有效改变了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长期存在的“自说白话”和“跑靶”问题，这种做法已成为近年对外报道的成功尝试。今年1月2日，中心在对外媒的新闻监控中发现保尔森的“怪论”后，立刻通知部门首席策划，迅速组织记者 分头采访多位国内知名经济学者，干6、7、8日三天连续播发4条稿件，包括《评论：谬论改变不了事实》、《新兴经济体不应成为金融危机“替罪羊”——中外经济学家驳斥“高储蓄导致危机论”》等，针锋相对地剖析了保尔森误导国际舆论的不合理之处，揭露国际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美国的高赤字，并反对在危机面前玩弄“互相指责”的把戏。这些稿件播发后，相继被路透社、BBC网站、彭博通讯社、《商业周刊》、《卫报》等100多家海内外主流媒体连续采用。2月3日，卸任后的保尔森给新华社发来声明，对自己的不当言论进行了说明，传播效果可见一斑。
第二，加强议程设置，提高驾驭敏感话题的能力。汇率制度改革和外汇储备利用历来被视作财经报道的敏感话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报道思路都很保守，基本上是“政策发布，做好权威解读”。现在回过头来看，完全可以从大局出发，以我为主地进行主动策划。比如，在获悉温家宝总理向《金融时报》透露中国正在探讨和探索运用外汇储备为中国建设服务后，新华社对外部迅速组织采写中英文分析《“被动”转向“主动”：中国巨额外债储备的管理使用将发生重要变化》。2月中旬，美国国会批准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新华社又再次向海外播发新闻分析《美国增发国债扩大赤字加剧世界债权人美元资产贬值风险》。此前虽无官方政策发布，但国内知名学者与智库已有一些令海外十分关注的观点，这些建议一旦被政府采纳就会对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能发挥“造势”的作用，在形成舆论压力的同时增加政府在对外经贸谈判中的回旋空间。正是这个原因，两篇文章被英国BBC网站、法新社、《华尔街日报》、《南美侨报》、韩国联合通讯社、澳大利亚《澳洲新报》等20多家海外媒体采用。法新社在转载时特别强调，“稿件是新华社播发，所以有可能反映中央政府的想法”。这种注释暗合了我们的用意，是于我有利的。今年“两会”上，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在美投资安全表示担忧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强调“投资美国国债很安全”。可见，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美利益交汇区的扩大，金融领域的舆论交锋会更加显性化。
第三，做好“瞭望哨”，在关键时刻发出“中国声音”。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社会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时间，中国虽然连续多年保持数倍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但却一直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无论在规则制定还是对国际舆论的驾驭上，都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外传播主渠道的官方媒体就必须对可能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海外经济事件和经济政策进行前瞻性研究，一旦确认于我有害，就必须下“先手棋”，给予坚决的抨击，这样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外交争取主动。奥巴马总统2月签署含有“购买美国货”条款的刺激经济法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表面上看来，这一法案对中国的危害不大，因为中国并没有同美国签署政府采购协议，所以这块市场本来也不对中国开放，但是由于次贷危机已经从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逐步发展到了各国政府的“去全球化”，也就是说，为了保住就业和刺激经济，很多政府都希望用自己的财政支出最大限度地购买本国产品，防止刺激效应“漏出”到本国经济系统以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自由贸易的长期倡导者在这个关键阶段推出带有“只有美国货”条款的法案实际上就为更多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由。由于中国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为此，新华社随即组织播发了中英文评论《一个危险的先例》，批评美国缺乏与世界共渡难关的诚意，对这一法案在全球的破坏性“示范效应”提出警告，呼吁大国以合作开放的态度共同携手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稿件被路透社和英国BBC等主流媒体转载。
国际表达：化枯燥数据为神奇
经济报道的专业化很强，中国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后取得的成绩虽然有目共睹，但也会在某些方面不能得到认可。比如，中国长期实行的城镇登记就业制度就被误解成对失业统计的“刻意低估”，而利用“同比概念”衡量经济走势的做法也常令习惯于通过环比来分析经济最新趋势的西方研究机构挠头。要客观解读好当前经济形势，就需要探索能够为海外受众接受的国际表达方式，通过各种努力来拉近中国经济新闻与海外读者的距离。
首先，需要熟悉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从共通性人手解读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比如，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前两年，国家发改委曾经对部分产品实施临时性价格干预，并禁止食用油、电力和能源企业随意涨价。针对一些外媒对中国实施价格管制的批评，我们通过采访调研发现，国家发改委把相关企业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做出不得随意涨价的警告其实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抑制通胀时采取的通用手段，即“道德劝说”。这样一解释，谣言自然止于智者。
第二，通过平民视角和故事化安排，透过微观现象来看宏观大势，使报道深入浅出。比如，谈经济危机下的冲击，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发现大学生就业遭遇了外企“死角”，眼睛纷纷向内看内地，看农村；外商在华投资活动的压缩导致律师事务所大量裁员，还有一些外贸企业在积极转型，依靠技术创新和挖潜国内市场来渡过严冬。
温家宝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曾多次提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这其实就是希望从海外熟悉的观念和文化出发揭示中外的异同。由此可见，要改进经济报道的效果，就需要在报道中把“人”放大，从贴近性和有用性出发，用事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