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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要走通俗音乐民族化路线：说到音乐的民族化,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民歌。俄国著名作曲家格林卡说过“创造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把它变成曲子而已”。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确如此，世界上许多民族的音乐作品，如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乐派鲍罗丁、里姆斯机—柯萨柯夫等人的“强力集团”，他们在音乐创作中力求运用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语言，旋律中渗透着民间的素质，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不胜枚举的一系列音乐作品都与其民族的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植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沃土之中，并都表现出各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越是能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为全国人民接受的音乐作品，越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国的通俗音乐应该如何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发展自己？我们又是如何看待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必然性和意义？通俗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就非常清楚了。通俗歌曲中无处不在的民族风格借助于“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感染着整个民族，加固着民族情节，将极大地促进国家、民族的文明和发达。”流行歌曲本身的生命力也将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更加旺盛。它之所以成为大家音乐文化生活中较受欢迎的一种音乐形式，除题材、内容方面，就其旋律方面来说它具有大众所能接受、且倍感亲切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通俗易懂、近语言化声情并茂的演唱，宣泄性的音调和活泼动感的节奏，贴近大众的世俗音乐的审美意识。因此，中国现代通俗音乐必须植根于民族音乐土壤，研究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音乐艺术发展方向，创作属于自己的民族化音乐作品，使中国民族化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
中国音乐应具有世界性：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更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大力促进发展世界音乐。科学的态度应当是用两条腿走路。以历史及未来的眼光鸟瞰，我们的音乐理想和希望更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贝多芬那世界性的音乐语言的运用决定了他首先是世界的，其次才是德国的。勃拉姆斯、肖邦、李斯特、德彪西、马勒、柴科夫斯基、斯特拉雯斯基、萧斯塔科维奇等大师们也都是因为他们那些世界性的伟大作品而荣幸地成为世界级的作曲家。正因为他们音乐的世界性，才使得一百多年来世界各族人民欣赏它接受它，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和骄傲。即使是民族乐派，也还是经过提炼本民族音乐素材并将之加工和再创造，从而使之转化为一种用世界语来表达的世界音乐。也就是他们成功地将民族音乐转化成了世界音乐，否则别人是难以接受并承认他们的。冼星海、聂耳为代表的一批极富才华的我国作曲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受到思想观念的束缚，而最多只能成为我们自己民族范围内的骄傲，最终并不能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非常遗憾。教训不能不说是惨痛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造成这种现状原因不能仅归于我们没有对世界性音乐语言的运用，它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确地说，我们以往的音乐作曲技法单一，不注重个性，简单而武断地将作曲家的个性和民族风格对立起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命力。从极端主义来说，民族风格成为最高意义的共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曲家个性的扼杀。这于我们音乐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音乐界有一句很典型的说法就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这句话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合理成分在于它告诉我们，民族音乐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自有其它音乐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但此观点同时无疑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若是不加分析地把它当作普遍真理，或者当作指导我们音乐创作实践的唯一准绳，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们以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恰恰就是鼓励大家这么去做的。在音乐发展的某—阶段，民族风格是必然存在的，但不能是由民族性走向民族性做封闭式循环，而应是开放性地同外部世界交流并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音乐应根据不同的层次进行多元发展：对艺术的欣赏需要素质和修养，尤其象严肃音乐这种高层次艺术的欣赏更是如此。所以严肃音乐的爱好者基本限于知识圈范围。农民欣赏不了交响乐，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素质修养不够高，当然这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决不能归咎于他们。古人所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正是说的音乐的不同格调层次。笔者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第一次听到西方交响乐时，立刻就被它博大、深沉和波涛汹涌的强大气势慑服、震惊。笔者异常地激动，惊叹世界上竟会有如此精妙绝伦、深刻触及人的灵魂的音乐。贝多芬是举世共认的伟大音乐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非常崇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这样的高度确实是我们民族音乐所没有达到的。
我们所论及的音乐价值当然是指思想内涵的丰富、深刻、博大和达到哲学的高度以及其社会历史影响的广泛持久性而言的。音乐由于欣赏者的不同素质、不同文化层次和欣赏水平，而必然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交响乐因其结构复杂庞大、织体复杂、内涵深刻、富于哲理并能深深地触及和震撼人的灵魂而当之无愧地成为音乐的较高层次。其中，在多大程度上触及和震撼人的思想灵魂是划分音乐层次的决定标准。然而在数量上能够接受民族音乐的人大大多于欣赏世界音乐的人，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有其现实意义。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2]刘再生.《论新音乐的历史观》.
[3]范晓峰.《当代音乐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中国的通俗音乐应该如何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发展自己？我们又是如何看待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必然性和意义？通俗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就非常清楚了。通俗歌曲中无处不在的民族风格借助于“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感染着整个民族，加固着民族情节，将极大地促进国家、民族的文明和发达。”流行歌曲本身的生命力也将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更加旺盛。它之所以成为大家音乐文化生活中较受欢迎的一种音乐形式，除题材、内容方面，就其旋律方面来说它具有大众所能接受、且倍感亲切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通俗易懂、近语言化声情并茂的演唱，宣泄性的音调和活泼动感的节奏，贴近大众的世俗音乐的审美意识。因此，中国现代通俗音乐必须植根于民族音乐土壤，研究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音乐艺术发展方向，创作属于自己的民族化音乐作品，使中国民族化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
中国音乐应具有世界性：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更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大力促进发展世界音乐。科学的态度应当是用两条腿走路。以历史及未来的眼光鸟瞰，我们的音乐理想和希望更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贝多芬那世界性的音乐语言的运用决定了他首先是世界的，其次才是德国的。勃拉姆斯、肖邦、李斯特、德彪西、马勒、柴科夫斯基、斯特拉雯斯基、萧斯塔科维奇等大师们也都是因为他们那些世界性的伟大作品而荣幸地成为世界级的作曲家。正因为他们音乐的世界性，才使得一百多年来世界各族人民欣赏它接受它，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和骄傲。即使是民族乐派，也还是经过提炼本民族音乐素材并将之加工和再创造，从而使之转化为一种用世界语来表达的世界音乐。也就是他们成功地将民族音乐转化成了世界音乐，否则别人是难以接受并承认他们的。冼星海、聂耳为代表的一批极富才华的我国作曲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受到思想观念的束缚，而最多只能成为我们自己民族范围内的骄傲，最终并不能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非常遗憾。教训不能不说是惨痛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造成这种现状原因不能仅归于我们没有对世界性音乐语言的运用，它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确地说，我们以往的音乐作曲技法单一，不注重个性，简单而武断地将作曲家的个性和民族风格对立起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命力。从极端主义来说，民族风格成为最高意义的共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曲家个性的扼杀。这于我们音乐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音乐界有一句很典型的说法就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这句话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合理成分在于它告诉我们，民族音乐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自有其它音乐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但此观点同时无疑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若是不加分析地把它当作普遍真理，或者当作指导我们音乐创作实践的唯一准绳，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们以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恰恰就是鼓励大家这么去做的。在音乐发展的某—阶段，民族风格是必然存在的，但不能是由民族性走向民族性做封闭式循环，而应是开放性地同外部世界交流并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音乐应根据不同的层次进行多元发展：对艺术的欣赏需要素质和修养，尤其象严肃音乐这种高层次艺术的欣赏更是如此。所以严肃音乐的爱好者基本限于知识圈范围。农民欣赏不了交响乐，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素质修养不够高，当然这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决不能归咎于他们。古人所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正是说的音乐的不同格调层次。笔者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第一次听到西方交响乐时，立刻就被它博大、深沉和波涛汹涌的强大气势慑服、震惊。笔者异常地激动，惊叹世界上竟会有如此精妙绝伦、深刻触及人的灵魂的音乐。贝多芬是举世共认的伟大音乐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非常崇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这样的高度确实是我们民族音乐所没有达到的。
我们所论及的音乐价值当然是指思想内涵的丰富、深刻、博大和达到哲学的高度以及其社会历史影响的广泛持久性而言的。音乐由于欣赏者的不同素质、不同文化层次和欣赏水平，而必然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交响乐因其结构复杂庞大、织体复杂、内涵深刻、富于哲理并能深深地触及和震撼人的灵魂而当之无愧地成为音乐的较高层次。其中，在多大程度上触及和震撼人的思想灵魂是划分音乐层次的决定标准。然而在数量上能够接受民族音乐的人大大多于欣赏世界音乐的人，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有其现实意义。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2]刘再生.《论新音乐的历史观》.
[3]范晓峰.《当代音乐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