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日9时25分，吴天明突然间离我们而去——这位享年75岁的电影导演，在中国电影史上书写了他光辉夺目的篇章之后，带着他尚未完成的电影理想，告别影坛，步入了他人生的最后驿站。那里是他恒久驻足并化身不朽的地方。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吴天明，当代中国电影就不会有如此光辉耀眼的一幕——这一幕就是吴天明导演开创的中国西部电影。这是吴天明对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所谓中国西部电影，其实既不是一种电影类型，也不是一种流派，更不是一种风格，就中国电影的存在方式而言它是一种不断延绵的历史现象；就中国电影的艺术样式而言，它是一种不断演进的电影叙事形态，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电影史学概念，中国西部电影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它是以西安电影制片厂吴天明导演为主导，以陈凯歌、张艺谋、颜学恕、张军钊、张子恩为主体的一批电影艺术家创作的以中国西部生活为表现题材，在文化上体现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影片。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步伐首先是在农村迈出的。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为此特别关注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关注改革对人的心灵的撞击！中国的西部电影在这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铭记历史的作用。西部电影的创造者们是“预先经历了中国未来历史的人”。作为中国西部电影的领军人物，吴天明导演了西部电影的经典之作《人生》（1984）、《老井》（1987），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是陈凯歌的《黄土地》（1984）、颜学恕的《野山》（1985）、张子恩的《神鞭》（1986）、滕文骥的《黄河谣》（1989）、何平的《双旗镇刀客》（1990）、张艺谋的《红高粱》（1989）和《秋菊打官司》（1992），这些影片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扛鼎之作。我们不是说吴天明统领了所有这些导演的艺术创作，而是说他曾经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上这样一个蔚为大观的电影创作思潮的领航者。直到后来冯小宁的《黄河绝恋》（1999）、安占军的《血性山谷》（2001）、陆川的《可可西里》（2004）都带着中国西部电影凝重、苍茫的美学风范。从这种意义上讲，吴天明是一位改变并且影响着中国当代电影历史走向的人。他是中国电影开疆扩土的一代英雄。中国电影的版图也因他的出现而与历史的边界有所不同。他所创造的激情澎湃的影像，曾经是那样强烈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感受到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有发自我们内心的呼喊。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在他的电影感召下走进了电影这个神秘而神圣的艺术境地——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看到了他导演的影片《人生》。这部电影以深切的人文情怀对处于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人性与历史的双重审视。那时，在北京有一批热爱电影艺术的志同道合的青年，组成了“北京青年电影评论学会”。在周末我们经常会聚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内的“电影之家”看电影。看完之后会与导演举行小规模的讨论会。我们讨论过吴天明的《老井》，讨论过张艺谋的《红高粱》，讨论过田壮壮的《盗马贼》，讨论过的《绝响》。那时候，除了电影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红包、没有饭局、没有礼品。我们有的只是电影——对电影的热爱。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吴天明走进来正遇到我们一群小青年正围在那里讨论电影。他当即让他的制片给我们一人买了一瓶汽水。我们当时为这一角五分钱一瓶的汽水真是感动不已！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和尊重。那真是一个中国电影的“纯真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曾经因袭着一种戏剧性的美学传统：戏剧化的情节，戏剧化的表演，戏剧性的人物，这种传统一度成为制约中国电影艺术的创作模式。在那个时代迈进中国电影界的吴天明，是自觉而又不自觉地在为中国电影探索一条渐变式的转型道路。与第五代那种狂飙突进式的激进美学不同的是，他是在不破坏影像的表层叙事形态的前提下，用直面现实的电影笔法，改变了传统的戏剧化电影的方向。我们之所以称他为中国电影界的旗帜性人物，是因为他曾经站在电影历史的最前沿。他的电影具有浓郁的西部风情与深沉的历史意识，同时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他几乎所有影片几乎都在追问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处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中的一代人究竟怎么自处？面对巨流奔涌、泥沙俱下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选择？他的电影总给人一种警示的作用。不论是高家林的失败，还是孙旺泉的胜利，包括的死亡，他在这些人物身上都“植入”自己对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思考。他们都是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人生理想，不同的精神取向在吴天明内心相互交织、相互冲撞的产物。“他一往凝神默想，向古代先知一样，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人生悲喜，虽也在他底灵台上奏演；宇宙万象，虽也在他底心镜上轮流映照；可是这只足以助他参悟生之秘奥，而不足以迷惑他对于真之追寻，他的痛楚，是在烟波浩渺中摸索时的恐惧与彷徨；他的欣悦，是忽然发见佳木葱茏，奇兽繁殖的灵屿时恬静的微笑。”他对被疾风所鼓荡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怀著一种悲悯的目光，其中既有深情的惋惜，又有高亢的悲壮。他的人物总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人性与道德的交界点上。他是用自己的心血在拍电影。作为一位有理想、有良知的电影艺术家，他承受了我们这个时代带给所有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并且将这种时代的情感通过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
　　吴天明的第10部电影、也是他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百鸟朝凤》（2013），与其说是他写了一位矢志不移的传统民间艺人，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灵的真实写照。它在象征的意义上是吴天明个人的精神自传。那个用唢呐见证自己人生理想的老艺人，从不向现实妥协，不向金钱折服。最后啼血而死也不随波逐流。在去年第届金鸡奖评选中，大家似乎都看到了在这部影片中有导演吴天明的身影。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影片中的“唢呐王”之墓，竟成了他导演艺术的终结之地！我们曾经看到吴天明生前痛斥影视界在失去了道德规范之后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听到他斥责电影在商业主义的驱动下对艺术精神的一再背弃。现在，在中国电影艺术的论坛上再也看不到他刚直不阿的身影，听不到他切中时弊地直言，在中国的银幕上再也看不到他创作的充满着艺术激情的影片了。他就这样撒手人寰，离我们远去了。然而，在精神上我们如今却离他却更近了，因为我们通过他生命文本的终结篇章开始认同他叙事文本的终极价值。总而言之，我们不是因为吴天明对我们个人有恩才怀念他，敬重他，而是因为他对中国电影有贡献，有功绩才追忆他，缅怀他。特别是因为他刚毅、坚强的人格才深切地怀念他……
　　作者简介：
　　贾磊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副院长、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电影电视系主任，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口音像制品审查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