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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记载和考古发掘都证明古蜀国有许多“国都”。 古蜀国的“国都”有哪些？为什么会有这些“国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因为秦灭古蜀后，古蜀的文字、文化都已经消失，关于古蜀国的历史都是后人追记的。现在研究古蜀历史，最权威的著作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关于古蜀国的“国都”，见于这两书的记载有：
《蜀王本纪》说：“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1]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在杜宇时代“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在开明时代“徙治成都”。 [2]
即是说，古籍提到的古蜀国的“国都”有：郫（郫邑）、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关于这几处地方的所在地，除成都没有争论外，其他几处地方的所在地都存在争论。
郫邑在哪里？有人认为在今郫县城北二里的杜鹃城遗址。经考古调查与试掘，证明该城的始建时代不早于西汉，可能为西汉郫县治所。治《华阳国志》集大成者任乃强先生的考证说：“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今彭州市——引者）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在唐为九陇县治，《元和志》：‘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乃徙郫县治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又后调整县境，沱江以北入繁县。《隋书·地理志·蜀郡》：旧曰晋寿，梁置东益州。后周州废，置九陇郡，并改曰九陇。唐宋乃因九陇、濛阳立彭州（明为彭县），故九陇、小郫今属彭县也。”[3]
广都樊乡在哪里？据考证，就是今天的成都東南清代华阳县的中兴场，那里自古遗有古城址，俗称古城坝。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广都县，属蜀郡。《太平寰宇记》记载：“广都，至隋，避炀帝讳，改为双流，在二江之间。”明天启《成都府志》亦说：双流，本汉蜀郡广都地，隋改广都为双流，取《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为名。民国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一考证说：“广都……治今华阳县东南四十里中兴场古城坝。”[4]
瞿上在哪里？南宋罗苹注《路史前纪》卷四说：“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瞿上）按其方位，在今双流县南黄甲公社境牧马山上。新津文化馆藏县人李澄波老先生实地考查后的手稿记载：‘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与《路史》所载大体相合。”[5] 根据《艺文类聚》所引，《蜀王本纪》原来记载有“杜宇城”，这座杜宇城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杜宇的别都瞿上城。任乃强先生考证：“‘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湔水两侧，山爪本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潴成湖海，后穿泄成陆，故俗云海窝子。泄水之缺口，成短峡，左右岸逼近，相对望，如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6]
《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说明古蜀国曾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新都”也是古蜀国“国都”之一。其实，这个“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汉晋及之前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先秦之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汉书》《后汉书》都明确记载新都为汉代所置，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可能为蜀汉时期之事。[7]
除了史书所记古蜀国的“国都”外，考古发掘对古蜀国的“国都”也有佐证。
三星堆、金沙遗址被发掘后，尤其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2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以后，这两处地方更被许多人认为是古蜀国的国都。对2012年的发掘结果的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8]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之后，四川新津于1996年又发现了宝墩古城。它与温江鱼凫古城等其他五座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一道，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墩古城建筑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据测算，宝墩古城占地276万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9]
成都市温江区鱼凫城位于今天的万春镇报恩村。鱼凫是古蜀国的第三位帝王。鱼凫城及其传说不仅屡见于文献记载（如《读史方舆纪要》就记有“温江县……鱼凫城，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而且在其城下还残存有数千米城墙埂遗迹。1996年，考古人员对传说中的鱼凫城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处面积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六边形、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以及房址、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还有随处可见的灰坑和卵石、粘土交替夯筑垒起的城墙。[10]
不仅鱼凫古国在温江，另一位蜀王柏灌的墓也在温江。柏灌和鱼凫的王墓均在温江境内的寿安镇，和鱼凫城遗址的万春镇紧邻。柏灌王墓、鱼凫古城、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鱼凫桥、鱼凫村等等古蜀历史文化遗迹，千百年来就保存在温江这片土地上。
广都、郫邑、瞿上、成都、三星堆、宝墩古城、鱼凫城……古蜀国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国都”？
古蜀国之所以有很多“国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古蜀国的历史太悠久了。
成都金沙遗址公园
文献传说古蜀有“五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考古发掘表明，古蜀国至少存在2000年以上。包括宝墩古城、鱼凫古城在内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而曾经作为古蜀国中心都邑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则是两个前后紧密衔接的古蜀国文化遗址，其年代距今也是5000～3000年，相当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
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一个有2000年以上历史的国家，其都城不会固定于一处;换言之，在长达2000年的岁月里，都城的迁徙是很正常的事。
所谓一国之都，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经济和文化中心。一般来说，它的设置应该考虑这样一些地理因素：应在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应处于全国居中的方位，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利政令四达，制内御外;应有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使其不为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当然，历史上对国都位置的选择并不会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条件，而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总的形势，来选择相对有利的地点。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向外拓张形势的需要，往往会将国都从旧地迁往更为适宜的新址。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权都经历了国都的迁徙。
例如存在约470年的夏朝，它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也是中国国都出现的开端。夏朝的国都大致有二里头、阳城、平阳、安邑、斟鄩、帝丘、老丘、西河等地，分布在豫西颍河上游、伊洛盆地、豫北和晉南汾河下游、涑水地区，迁移不定。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发现两个工程量很大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普通居住遗址、作坊遗址、窖穴和墓葬群，与夏文化时代相当，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国都。公元前16世纪商灭夏，始建都于南亳。其先，商的国都已有过八次迁徙，此后又有六迁，为嚣、相、邢、庇、奄、殷。盘庚迁殷之后，在273年里，商的国都未再迁移，直至晚商帝乙二十年（公元前1065年）移处离宫朝歌。殷是商代鼎盛时期的国都，它为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国都提供了最早而且较为完整的样本。
夏朝、商朝的存在时间共计千年左右，它们的国都都有如此巨烈的迁徙变动，就更不用说存在两千年以上的古蜀国了。
四川盆地在远古的时代是内陆湖，后来因地壳运动和四面高山冲积使湖盆抬升而逐渐形成盆地。川西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扇形平原。在李冰治理都江堰以前，洪水一直是成都平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在三星堆遗址中，至今尚能发现河流冲毁城墙，并且从城中肆意穿过的痕迹。“郫邑”和“瞿上”能够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都身处黄土丘陵、山间盆地，而当时包括三星堆在内的成都区域，是不适合建立大都城的，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所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故郫本在九陇。”[11]
早期的蜀人或许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有盲目建国都的可能。当突然爆发的洪水对城市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后，迁都也就是不得不进行的事情了。
古蜀国之所以有很多“国都”更可能的原因是，古蜀国有“五王”或者更多的“王”，除杜宇、开明外，他们之间并无继承关系。因为“王”多，“国都”自然也就多。
虽然我们现在根据文献传说约定俗成地说古蜀国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王”，其实历史的真实未必如此。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12] 。任氏这里是讲，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消逝得很彻底，后人对古蜀历史追记非常困难，所记载的历史只是片断，且不可全信。
不仅古蜀“五王”不可全信，甚至古蜀国之被称为“蜀”也未必是事实。虽然古籍中言川中之“蜀”言之凿凿，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一是秦灭古蜀后，包括古蜀文字在内的古蜀文化是湮灭了的，因此，这个完全是中原文字的“蜀”字就不会是古蜀国自己的称呼，最多也只能是音同而已;二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湮灭，有关古蜀历史和文化的记载就不一定准确。这个“蜀”字很可能是中原人对这个区域的称谓。
进一步说，广都、郫邑、瞿上、成都这些名称，很可能都不是古蜀人的称谓，而当来自于后人即使用中原文字者在追记古蜀历史时的命名。以秦灭古蜀后最先所建的三个县——成都、郫、临邛而言，作为蜀郡首府的“成都”表示的是秦以军事手段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郫”之得名是因为“郫”字的本义是表示从属性的城邑，它是作为成都的副邑而设立的;“临邛”之得名是靠近与“邛”有关的地方，因其地在政治、经济、交通诸方面的重要性而设立的。“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名称均是中原文字，体现的也是中原文化的意思，与古蜀文化应该没有关系。
用当代人所熟悉的文字、文化去追述古人事迹，是人们所习惯的表述方式。这就犹如我们今天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其“都江堰”之名，是在《宋史·宗室（赵）不传》才第一次出现。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都江堰被称作“离堆”;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都江堰被称作“湔堰”。所以，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乃是用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名称去描述秦代的李冰之事！
《华阳国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13] 这段记载，剔出神话色彩，至少说明了几个事实：以“杜宇”为名号的氏族进入蜀地后，与当地土著融合，建立了一个包括蜀地和汉中等地的广大区域的政权;杜宇、开明之间有政权交接之事。这也就是说，杜宇、开明的时代，蜀地不再是氏族而是国家了。
至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之间，就很难说有国家政权甚至于还有继承关系了。
《蜀王本纪》说蚕丛、柏濩（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14]，即是说他们在蜀统治的时间各有“数百岁”;蚕丛、柏濩、鱼凫乃是三个各传了数百年的氏族首领的名号。在他们的时代，古蜀国人民的经济生产活动主要还不是“务农”，显然，此时的古蜀之地还是氏族而不是国家。
在没有国家只有氏族的历史中，大致是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这自然不会有所谓中央政权，更谈不上什么政权继承。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蚕丛氏原在今茂县之叠溪，尚未进入成都平原，当时不可能脱离原始社会，也不可能建成蜀地之王国。自蚕丛至鱼凫居湔，约一千年。再至杜宇乃得为周世王国。……任何民族，在未有文字以前，皆能以口授相传，诵其先祖世代。凡我国先秦书籍所传古史世代皆属此类。”[15] 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不同区域间存在互不隶属的政治组织（酋邦或早期国家），每个政治实体以各小流域为单元，控制区域面积不过几百或者上千平方公里。在“邦国林立”中的一个“邦国”，就算它是圣王舜帝的“邦国”，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部落聯盟而已，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在杜宇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古蜀国之前，蚕丛、柏灌、鱼凫很可能就是那一个一个陆续出现的，或者是并列出现的，或者是前后出现的部落联盟中影响较大的部落领袖。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是继承式的，而是独立的。这些部落领袖不会仅限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所载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这几人，应该有更多;而他们各自又应拥有都城。由是，在被今天统一称为“古蜀国”的区域内，自然就有许多“国都”了。
注释：
[1][14]（汉）扬雄撰，（明）郑朴辑《蜀王本纪》;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1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
[2][3][6][11][12][13][1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民国）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一，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版。
[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
[7]参见李殿元：《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载《成都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8]王浩野、张磊：《三星堆确认发现两城墙，墙外疑有“码头”》，载《华西都市报》2014年3月29日;唐金龙：《三星堆古城核心区基本确定，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载《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5日。
[9]《四川新津宝墩古城考古揭秘：4500年前成都政治文化中心》，载《天府早报》2014年2月25日。
[10]蒋成、李明斌、黄伟：《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载《文物》1998年第12期。
作者：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讲师
一、古蜀国的“国都”何其多
因为秦灭古蜀后，古蜀的文字、文化都已经消失，关于古蜀国的历史都是后人追记的。现在研究古蜀历史，最权威的著作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关于古蜀国的“国都”，见于这两书的记载有：
《蜀王本纪》说：“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1]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在杜宇时代“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在开明时代“徙治成都”。 [2]
即是说，古籍提到的古蜀国的“国都”有：郫（郫邑）、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关于这几处地方的所在地，除成都没有争论外，其他几处地方的所在地都存在争论。
郫邑在哪里？有人认为在今郫县城北二里的杜鹃城遗址。经考古调查与试掘，证明该城的始建时代不早于西汉，可能为西汉郫县治所。治《华阳国志》集大成者任乃强先生的考证说：“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今彭州市——引者）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在唐为九陇县治，《元和志》：‘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乃徙郫县治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又后调整县境，沱江以北入繁县。《隋书·地理志·蜀郡》：旧曰晋寿，梁置东益州。后周州废，置九陇郡，并改曰九陇。唐宋乃因九陇、濛阳立彭州（明为彭县），故九陇、小郫今属彭县也。”[3]
广都樊乡在哪里？据考证，就是今天的成都東南清代华阳县的中兴场，那里自古遗有古城址，俗称古城坝。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广都县，属蜀郡。《太平寰宇记》记载：“广都，至隋，避炀帝讳，改为双流，在二江之间。”明天启《成都府志》亦说：双流，本汉蜀郡广都地，隋改广都为双流，取《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为名。民国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一考证说：“广都……治今华阳县东南四十里中兴场古城坝。”[4]
瞿上在哪里？南宋罗苹注《路史前纪》卷四说：“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瞿上）按其方位，在今双流县南黄甲公社境牧马山上。新津文化馆藏县人李澄波老先生实地考查后的手稿记载：‘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与《路史》所载大体相合。”[5] 根据《艺文类聚》所引，《蜀王本纪》原来记载有“杜宇城”，这座杜宇城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杜宇的别都瞿上城。任乃强先生考证：“‘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湔水两侧，山爪本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潴成湖海，后穿泄成陆，故俗云海窝子。泄水之缺口，成短峡，左右岸逼近，相对望，如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6]
《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说明古蜀国曾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新都”也是古蜀国“国都”之一。其实，这个“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汉晋及之前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先秦之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汉书》《后汉书》都明确记载新都为汉代所置，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可能为蜀汉时期之事。[7]
除了史书所记古蜀国的“国都”外，考古发掘对古蜀国的“国都”也有佐证。
三星堆、金沙遗址被发掘后，尤其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2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以后，这两处地方更被许多人认为是古蜀国的国都。对2012年的发掘结果的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8]
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之后，四川新津于1996年又发现了宝墩古城。它与温江鱼凫古城等其他五座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一道，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墩古城建筑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据测算，宝墩古城占地276万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9]
成都市温江区鱼凫城位于今天的万春镇报恩村。鱼凫是古蜀国的第三位帝王。鱼凫城及其传说不仅屡见于文献记载（如《读史方舆纪要》就记有“温江县……鱼凫城，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而且在其城下还残存有数千米城墙埂遗迹。1996年，考古人员对传说中的鱼凫城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处面积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六边形、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以及房址、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还有随处可见的灰坑和卵石、粘土交替夯筑垒起的城墙。[10]
不仅鱼凫古国在温江，另一位蜀王柏灌的墓也在温江。柏灌和鱼凫的王墓均在温江境内的寿安镇，和鱼凫城遗址的万春镇紧邻。柏灌王墓、鱼凫古城、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鱼凫桥、鱼凫村等等古蜀历史文化遗迹，千百年来就保存在温江这片土地上。
广都、郫邑、瞿上、成都、三星堆、宝墩古城、鱼凫城……古蜀国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国都”？
二、两千年的古蜀史自有都城迁移
古蜀国之所以有很多“国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古蜀国的历史太悠久了。
文献传说古蜀有“五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考古发掘表明，古蜀国至少存在2000年以上。包括宝墩古城、鱼凫古城在内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而曾经作为古蜀国中心都邑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则是两个前后紧密衔接的古蜀国文化遗址，其年代距今也是5000～3000年，相当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
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一个有2000年以上历史的国家，其都城不会固定于一处;换言之，在长达2000年的岁月里，都城的迁徙是很正常的事。
所谓一国之都，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经济和文化中心。一般来说，它的设置应该考虑这样一些地理因素：应在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应处于全国居中的方位，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利政令四达，制内御外;应有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使其不为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当然，历史上对国都位置的选择并不会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条件，而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总的形势，来选择相对有利的地点。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向外拓张形势的需要，往往会将国都从旧地迁往更为适宜的新址。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权都经历了国都的迁徙。
例如存在约470年的夏朝，它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也是中国国都出现的开端。夏朝的国都大致有二里头、阳城、平阳、安邑、斟鄩、帝丘、老丘、西河等地，分布在豫西颍河上游、伊洛盆地、豫北和晉南汾河下游、涑水地区，迁移不定。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发现两个工程量很大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普通居住遗址、作坊遗址、窖穴和墓葬群，与夏文化时代相当，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国都。公元前16世纪商灭夏，始建都于南亳。其先，商的国都已有过八次迁徙，此后又有六迁，为嚣、相、邢、庇、奄、殷。盘庚迁殷之后，在273年里，商的国都未再迁移，直至晚商帝乙二十年（公元前1065年）移处离宫朝歌。殷是商代鼎盛时期的国都，它为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国都提供了最早而且较为完整的样本。
夏朝、商朝的存在时间共计千年左右，它们的国都都有如此巨烈的迁徙变动，就更不用说存在两千年以上的古蜀国了。
四川盆地在远古的时代是内陆湖，后来因地壳运动和四面高山冲积使湖盆抬升而逐渐形成盆地。川西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扇形平原。在李冰治理都江堰以前，洪水一直是成都平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在三星堆遗址中，至今尚能发现河流冲毁城墙，并且从城中肆意穿过的痕迹。“郫邑”和“瞿上”能够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都身处黄土丘陵、山间盆地，而当时包括三星堆在内的成都区域，是不适合建立大都城的，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所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故郫本在九陇。”[11]
早期的蜀人或许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有盲目建国都的可能。当突然爆发的洪水对城市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后，迁都也就是不得不进行的事情了。
三、古蜀国“王”多“国都”自然多
古蜀国之所以有很多“国都”更可能的原因是，古蜀国有“五王”或者更多的“王”，除杜宇、开明外，他们之间并无继承关系。因为“王”多，“国都”自然也就多。
虽然我们现在根据文献传说约定俗成地说古蜀国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王”，其实历史的真实未必如此。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12] 。任氏这里是讲，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消逝得很彻底，后人对古蜀历史追记非常困难，所记载的历史只是片断，且不可全信。
不仅古蜀“五王”不可全信，甚至古蜀国之被称为“蜀”也未必是事实。虽然古籍中言川中之“蜀”言之凿凿，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一是秦灭古蜀后，包括古蜀文字在内的古蜀文化是湮灭了的，因此，这个完全是中原文字的“蜀”字就不会是古蜀国自己的称呼，最多也只能是音同而已;二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湮灭，有关古蜀历史和文化的记载就不一定准确。这个“蜀”字很可能是中原人对这个区域的称谓。
进一步说，广都、郫邑、瞿上、成都这些名称，很可能都不是古蜀人的称谓，而当来自于后人即使用中原文字者在追记古蜀历史时的命名。以秦灭古蜀后最先所建的三个县——成都、郫、临邛而言，作为蜀郡首府的“成都”表示的是秦以军事手段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郫”之得名是因为“郫”字的本义是表示从属性的城邑，它是作为成都的副邑而设立的;“临邛”之得名是靠近与“邛”有关的地方，因其地在政治、经济、交通诸方面的重要性而设立的。“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名称均是中原文字，体现的也是中原文化的意思，与古蜀文化应该没有关系。
用当代人所熟悉的文字、文化去追述古人事迹，是人们所习惯的表述方式。这就犹如我们今天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其“都江堰”之名，是在《宋史·宗室（赵）不传》才第一次出现。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都江堰被称作“离堆”;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都江堰被称作“湔堰”。所以，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乃是用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名称去描述秦代的李冰之事！
《华阳国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13] 这段记载，剔出神话色彩，至少说明了几个事实：以“杜宇”为名号的氏族进入蜀地后，与当地土著融合，建立了一个包括蜀地和汉中等地的广大区域的政权;杜宇、开明之间有政权交接之事。这也就是说，杜宇、开明的时代，蜀地不再是氏族而是国家了。
至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之间，就很难说有国家政权甚至于还有继承关系了。
《蜀王本纪》说蚕丛、柏濩（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14]，即是说他们在蜀统治的时间各有“数百岁”;蚕丛、柏濩、鱼凫乃是三个各传了数百年的氏族首领的名号。在他们的时代，古蜀国人民的经济生产活动主要还不是“务农”，显然，此时的古蜀之地还是氏族而不是国家。
在没有国家只有氏族的历史中，大致是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这自然不会有所谓中央政权，更谈不上什么政权继承。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蚕丛氏原在今茂县之叠溪，尚未进入成都平原，当时不可能脱离原始社会，也不可能建成蜀地之王国。自蚕丛至鱼凫居湔，约一千年。再至杜宇乃得为周世王国。……任何民族，在未有文字以前，皆能以口授相传，诵其先祖世代。凡我国先秦书籍所传古史世代皆属此类。”[15] 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不同区域间存在互不隶属的政治组织（酋邦或早期国家），每个政治实体以各小流域为单元，控制区域面积不过几百或者上千平方公里。在“邦国林立”中的一个“邦国”，就算它是圣王舜帝的“邦国”，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部落聯盟而已，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在杜宇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古蜀国之前，蚕丛、柏灌、鱼凫很可能就是那一个一个陆续出现的，或者是并列出现的，或者是前后出现的部落联盟中影响较大的部落领袖。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是继承式的，而是独立的。这些部落领袖不会仅限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所载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这几人，应该有更多;而他们各自又应拥有都城。由是，在被今天统一称为“古蜀国”的区域内，自然就有许多“国都”了。
注释：
[1][14]（汉）扬雄撰，（明）郑朴辑《蜀王本纪》;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1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
[2][3][6][11][12][13][1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民国）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一，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版。
[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
[7]参见李殿元：《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载《成都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8]王浩野、张磊：《三星堆确认发现两城墙，墙外疑有“码头”》，载《华西都市报》2014年3月29日;唐金龙：《三星堆古城核心区基本确定，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载《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5日。
[9]《四川新津宝墩古城考古揭秘：4500年前成都政治文化中心》，载《天府早报》2014年2月25日。
[10]蒋成、李明斌、黄伟：《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载《文物》1998年第12期。
作者：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