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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网上淘到一张昭和四年（1929）的明信片，由丸善株式会社从东京寄往北平东城南小街禄米仓甲二六号，收信人是徐祖正。徐氏字耀辰，江苏昆山人，一九二五年与周作人、张凤举创办北大东方文学系，为北大日语系元老。明信片通知徐氏，他订购的美国学者鲍温（C. S. Balwin）《中世纪的修辞与诗歌》（Medieval Rhetoric and Poetic）已到东京丸善总店，并列出书价和运费，称只要汇款即可寄出云云。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也有外文书店，徐祖正却通过东京向纽约出版社订购，乍看不免舍近求远。再查徐的好友鲁迅、周作人的日记，才知道周氏兄弟买外文书时，也喜欢通过丸善这一渠道。鲁迅日记中有好几处“得丸善明信片”的记录，周作人一九一七年在北大教授欧洲文学史时，曾先后从丸善购入《近代意大利文学》《希腊古代哲学》《果戈理小说》等外文参考书—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丸善株式会社这一日本“外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恐怕就得重写了。
一、下宿的周氏兄弟
一九○六年六月，周作人首次东渡日本，在大哥鲁迅租的东京本乡伏见馆下宿住下。第一天晚上，周作人就看到鲁迅从丸善订购的一包书：“内计美国该莱（Gayla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戴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四册，乃是英译的。说也可笑，我从这书才看见所谓文学史，而书里也很特别，又说上许多社会的情形，这也增加我不少见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因为刚到还不通日文，最早打开绍兴少年眼界的，无疑是东京丰富的英文书。
鲁迅几个月前刚从仙台医学院辍学回东京，也不考正式学校，只在独逸语学协会挂名学德语，高兴的时候听几回课，大部分时间闭门“从事文艺运动”。周作人有样学样，前两年虽然在中华留学会馆有每天三小时的日语课，他还经常不去，要么自学，要么“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洋书、和书新旧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周氏兄弟赴日的身份都是官费生，由此可见清末官费的特点似乎是只管给钱，不太干涉学生具体在那做什么。
兄弟俩—有时还加上同乡许寿裳—携手游书肆的机会不少，文求堂、东京堂、郁文堂、南阳堂等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周作人“平常极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就偶然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买过一两册西书而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鲁迅回国时为止。（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整整三十年后，当记忆中的老东京已在关东大地震中被夷平，他在北平苦雨斋里回忆道：
说到东京的书店第一想起的总是丸善（Maruzen）。他的本名是丸善株式会社，翻译出来该是丸善有限公司，与我们有关系的其实还只是书籍部这一部分。最初是个人开的店铺，名曰丸屋善七，不过这店我不曾见过，一九○六年初次看见的是日本桥通三丁目的丸善，虽铺了地板还是旧式楼房，民国以后失火重建，民八往东京时去看已是洋楼了，随后全毁于大地震，前年再去则洋楼仍建在原处，地名却已改为日本桥通二丁目。我在丸善买书前后已有三十年，可以算是老主顾了，虽然买卖很微小，后来又要买和书与中国旧书，财力更是分散，但是这一点点的洋书却于我有极大的影响，所以丸善虽是一个法人，而在我可是可以说有师友之谊者也……
人們在恋爱经验上特别觉得初恋不易忘记，别的事情恐怕也是如此，所以最初的印象很是重要。丸善的店面经过了几次改变了，但我记得的还是那最初的旧楼房。楼上并不很大，四壁是书架，中间好些长桌上摊着新到的书，任凭客人自由翻阅，有时站在角落里书架背后查上半天书也没人注意，选了一两本书要讲算账时还找不到人，须得高声叫伙计来，或者要劳那位不良于行的下田君亲自过来招呼。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态度是一种愉快的事，后来改筑以后自然也还是一样，不过我回想起来时总是旧店的背景罢了。
下文还提到，同是外文书店，中西屋监视客人就有些过分，以至于有客人感觉被当成小偷防范，火冒三丈，当场和店员吵起来，“但是不久中西屋出倒于丸善，改为神田支店，这种情形大约已改过了罢”（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周作人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是，中西屋原来就是丸善株式会社旗下的另一家外文书店，跟丸善书店表面上相互竞争，其实本是同根生（植村清二《丸善百年史·上卷第一编》，丸善株式会社1980）。
在周作人到处买英文书读时，鲁迅则在埋头看德文。当时东京书店以南江堂的德文书最多，老板小立钲四郎也毕业于仙台医学院，故鲁迅去那最勤（北冈正子《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到〈狂人日记〉》，李东木译，三联书店2015）。丸善主要售卖各大学急需的哲学、医学书，但与欧美各出版社都有联系，可接受读者订购，所以凡遇到难以入手的外文书，鲁迅就列出书单，一并交给丸善书店从国外订购：“这样积累起来，也得到了不少，大抵多是文库丛书小本，现在看来这些小册子并无什么价值，但得来绝不容易，可以说是‘粒粒皆辛苦’了。”（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文学修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
二、译书事业
买外文书是奢侈的爱好，尤其是对每月只有三十一日元的官费生而言。周氏兄弟逛书店时基本只收廉价文库本，遇到精装本或其他版本“往往像小孩走过耍货摊只好废然而返”（周作人《苦竹杂记·我是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因为买书太多导致的生活拮据，鲁迅彻夜用功后经常不吃早饭，也不喝牛奶，抽几根劣质烟就直接吃午饭。大约是在一九○六年下半年，周氏兄弟决定联手译书，这样既能缓解经济拮据，又能向国内介绍新文学，可谓一举两得。
最早译出的是哈葛德（H. R. Haggard）、安特路朗（Andrew Lang）共著的《红星佚史》（The World’s Desire），一九○七年二月译成，“那时还住在伏见馆里，抄成后便寄商务印书馆去看，回信说可以接收，给予稿费二百元”。相当于半年多官费的钱瞬间到手，兄弟俩贫儿骤富，汇款单还漂在海上，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朋友借了一百日元，“去到丸善书店买了一部英译屠介涅夫选集，共有十五本，每本里面有两三张玻璃板插画，价钱才只六十先令，折合日金三十元，实在公道得很”，后来又看到广告，“见有丹麦的勃阑兑斯的《波兰映像记》在英国出版，也就托丸善书店去订购一册”（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就这样，不但很快将稿费挥霍殆尽，还欠下了一堆书债。 清末翻译稿酬市场价是两块钱一千字，多劳多得，尝到了甜头的周氏兄弟将下个目标瞄向了大部头。一九0七年夏他们从伏见馆搬到中越馆，从那年冬天开始翻译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A. N. Tolstoy）的英译本《银公爵》，此书又名《谢历勃里亞尼公爵》，周氏兄弟嫌两个名字都不够雅驯，将中译本书名改为《劲草》，以象征主人公的“坚洁之操，不挠于浊世”（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劲草〉译本序》）。
翻译这本书的方式是一人负责起草，一人负责誊正，坐在榻榻米上边译边聊，时坐时卧，有说有笑，虽然隆冬异常阴冷，却译得热火朝天。最后由鲁迅誊写出三百多页、十万多字的一大厚本译稿，满怀期待地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等来的出版社回复却是：此书已经有人译过，译名《不测之威》，而且都已付梓，大作退还—可以想象，两人当时的心情，应该和被兜头浇一盆凉水差不多。
译书卖钱还书债的计划告吹，接下来是几个月的贫困。痛定思痛之后，两兄弟决定今后译书一定不能再选名著，“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波兰、匈牙利、希腊、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等东欧“古怪国度”的文学作品不为人所知，很多甚至连英译本都没有，最能满足这一要求。
因东京书市上找不到现货，鲁迅就先从倍寇（E. Baker）《小说指南》（A Guide to Best Fictions）中抄出书名，“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订购”（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再是东京》）。据说这位相识的书商是相模原书店的老板小泽，估计是之前“书单一大张，而算账起来没有多少钱”（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的事兄弟俩在丸善书店做过太多次，这次实在无颜面对店员，只好托熟人出面。
正是在翻译《匈奴奇士录》《炭画》《黄蔷薇》等东欧、俄国小说的过程中，周氏兄弟“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思想开始发生剧烈转变。一九0八年章太炎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会”，听众有朱希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龚未生等。受章氏复古主义的影响，翻译时周氏兄弟不仅仿照严复、林纾的文言译法，还故意把常用汉字换成古字，如“踢”改“踶”，“耶”改“邪”等，对此读者的反响如何呢？
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多谢这种努力，《域外小说集》的原版只买去了二十多部。”（周作人《雨天的书·我的复古的经验》）翌年四月中，鲁迅赶紧在上海《时报》刊登广告一则，加以宣传（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也无法挽回颓势，最终六月出版的第二册也只卖出二十部，两册的总印数却各是一千本、五百本，亏损过于严重，原本计划的第三册只好搁浅。
销售额极其惨淡，难免意兴阑珊。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继续在日本的学业；二十八岁的鲁迅选择回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兄弟两人各奔前程，渐趋不愉快甚至拳脚相向，合作译书事业也宣告终止。唯有从丸善书店购外文书的爱好，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在两人身上分别延续着。
周作人回忆，一九一0年即鲁迅离开翌年，他在丸善书店看到一本法国人比埃尔·路易（Pierre Louys）的《美的性生活》（Aphrodite： Ancient Manners）英译本，“印得颇草草，而定价须日金九圆，虽然很想买但是拿不出这些钱，只得作罢”，但心里始终惦记着，不料几天后一场大火吞噬了书店，“就此一起烧掉了”（周作人《看云集·专斋随笔·希腊的古歌》）。但据相关档案，火灾发生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在一九0九年十二月十日，总共烧毁了十万三千册书，周作人记忆有误。不过丸善书店恢复得很快，次年一月十八日就恢复了营业（木村毅《丸善百年史·上卷第二编》）。
三、与维新同行
早在江户末年，丸善株式会社就开始从国外进口西文书了。
丸善初代社长名“早矢仕有的”，一八三七年出生于美浓国武仪郡笹贺村。美浓国位于今天日本中部的岐阜县，境内山川连绵，农田稀少，居民多以手工业为生。此处特产是用桑树生产的美浓纸，纸质洁白、纹理细腻，价格高昂，一般只用来做灯笼和纸伞。但也有拿来印书的，如清末外交官黎庶昌、杨守敬在东京使署刊刻《古逸丛书》即采用美浓纸印刷，墨迹清明，精美绝伦。
早矢仕家原姓林，这是日本常见的姓，“早矢仕”这个拗口姓氏相传是日本战国时代（1467-1585）美浓国守护大名所赐，以表彰林家先祖的骁勇善战。不过到有的这一代时，他们家早放下武士刀改握柳叶刀了。早矢仕有的年轻时在名古屋学习医术，十八岁回笹贺村开了一家小医馆，每日兢兢业业，医术得到乡民普遍赞誉。
和大部分村民一样，早矢仕有的原本将默默无闻，以乡村医生的身份终老故土，但附近洞村有位叫高折善六的人，特别欣赏早矢仕有的的才华，天天来医馆好说歹说，撺掇他去江户闯荡一番。因为父母双亡又还没结婚，在高折的反复劝说下，一八五九年早矢仕有的终于下定决心，把医馆托付给门人鬼头祥斋，自己打点行李向东而去。
但到了江户（1868年改称东京）后，早矢仕有的很快发现，自己乡村医生水准的诊疗技术根本无法在此立足。眼看囊橐渐空，他只好一边给人按摩为生，一边重新学习荷兰医术，还买了《英兰辞书》恶补英文。在明治维新前夜的文久（1861-1864）、元治（1864-1865）、庆应（1865-1868）时代，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日本读书人，大多像早矢仕有的一样兰、英并重。一八六四年，因为原私塾倒闭，早矢仕有的转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继续学业。
福泽谕吉即那位被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他出生于中津藩，早年出使美国，大受震动，回国后写出《西洋事情》《劝学编》《文明论概略》等大量著作，并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被公认为是日本现代化之父。一八六七年，早矢仕正式成为福泽的门人，两人的关系始终亦师亦友。福泽认为早矢仕很有商业天赋，劝他将西方经济学中“股份制公司”的原理付诸实践，早矢仕的墓碑碑文描述当时情景道： 兼修英文、医书于庆应义塾。一日，福泽先生讲经济书，至会社法，（早矢仕）大有所感，幡然抛刀圭牙筹，曰：“吾曹既有日本人之名，不可不知日本人之分。方今举一国之商权，归诸外人之手，坐视国力之衰耗，非日本人之分也。”于是始开丸善商社于横滨，以贩鬻西书籍、药品为业，曰：“教育与卫生，国家开明之本，我当供其资也。”从来邦俗，独尚农业，商工则隶奴自安，及先生发《商社之记》，一时传颂，旧风顿革。明治初年我商人买外品者，皆倚外人，先生独以邮信直约于米商人，皆骇其胆略。（植村清二《丸善百年史·上卷第一编》）
墓志铭的记载不免夸张，但明治二年（1869），早矢仕有的确实是通过福泽借到了二十两的本金，在横滨开出了丸屋商社。福泽原来给商社起的名字是“球屋”，意为“地球之屋”，其含义是商社不要将眼光局限于日本，还要与全世界的商业对手竞争，但后来因为读错的人太多，故改店名为“丸屋”。
江户时代人们习惯把店主名字、商店名统一起来，丸屋商社的全名及名义上的店主都是“丸屋善七”，但现实中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人。“善七”之名，其实是早矢仕有的为了纪念那位怂恿他来江户的高折善六，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商社最早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新滨町，因店面湫隘，不久迁到附近的相生町，最后在堺町二丁目暂时固定下来。堺町时代的丸屋商社坐东朝西，丸屋书店、丸屋药店、静静舍（小诊所的名字）三爿并立，看出来早矢仕对于医术始终不能忘怀。
丸屋书店最开始既卖洋书也卖日文旧书，不久后发现洋书更受欢迎、利润更高，所以就专做这块。明治初年销量最好的是经济学、世界史和辞典，如威兰德（Francis Wayland）《经济学原理》、斯温顿（William Swinton）《万国史》、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简明英语辞书》等。因为一八九九年日本才颁布著作权法，所以当时很多外文书是翻印的廉价“海贼版”。
因为销售业绩良好，丸屋商社一八七○年在日本桥开出东京支店，随后几年大阪、京都、名古屋支店相继落成。丸屋还有进军银行业的雄心，一八七九年成立丸家银行。银行也采用股份制，第一大股東自然是丸屋商社；第二、第三大股东分别是福泽谕吉、早矢仕有的，此外福泽老家中津藩的士人与庆应义塾有关人物皆大量入股—作为江户时代的产物，丸屋商社仍然不可避免地挟带有地域和家族企业的色彩。
一八八○年，丸屋商社正式改名为丸善商社，但重组过程中的利益交错，却把会社内部弄得更加乌烟瘴气。再加上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四年后的股东大会上早矢仕有的宣布：“丸家银行负债约五十万元，丸善商社约负债七十万元，两者合计超过了一百万元。这实在是不得了。如果不能挽救丸家银行，那无论如何得保存丸善商社。这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只是我自己必须得引咎辞职了。”（植村清二《丸善百年史·上卷第一编》）
早矢仕有的黯然辞职后，原社员松下铁三郎接任社长，他花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才基本填补了丸善商社的巨大财政漏洞，实现扭亏为盈。一九○一年一月福泽谕吉再发脑溢血身亡，一万五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二月底，早矢仕有的也死于胃病，丸善的灵魂人物、创业人物之相继离世，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谢幕。
四、风铃和柠檬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军需品需求大增，价格也翻了两三倍。丸善商社抓住机会，从国外进口物资卖给军方，获得巨额利润。
战争不仅挽救了濒临破产的丸善商社，也将日本从通货紧缩的泥潭中拉了出来。一八九八年，以萨摩、长洲藩志士为主的日本内阁成立，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常来丸善购买俾斯麦、拿破仑等人的传记，作为统治新殖民地朝鲜的参考（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林其模译，团结出版社2003）。丸善书店迈入了其黄金时代，此后在中日两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它的身影。
《风铃》是郁达夫一九二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收入《达夫短篇小说集》时改名为《空虚》。和《沉沦》一样，主人公质夫是位病恹恹、为情欲所苦的中国留学生。暑假时他独自赴汤山温泉疗养，遭遇了一次虚无缥缈的恋爱，遍身情伤地回到东京站后：
在街上走了一忽，拿出表来一看，还不甚迟，他便走到丸善书店去看新到的书去；许多新到的英德法国的书籍，在往时他定要倾囊购买的，但是他看了许多时候，终究没有一本书能引起他的兴味。他看看Harold Nicolson著的Verlaine，看看Gourmont的论文集《颓废派论》，也觉得都无趣味。正想回出来的时候，他在右手的书架角上，却见了一本黄色纸面的Dreams Book， Fortune? teller，他想回家的时候，电车上没有书看，所以就买定了这本书。在街上走了一忽，他想去看看久不见面的一位同学，等市内电车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又不愿去了。所以就走向新桥的郊外电车的车站上来。买了一张东中野的乘车券回到了家里，太阳已将下山去了。
文中的丸善东京本店，是留日学生团体“创造社”成员常去之地，成员郭沫若有篇小说《万引》，写主人公松野去一家“楼下是卖的杂货，二层楼上才卖的是书籍”的书店找法国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的《查铁敦》。由布局判断，这就是一九○九年火灾后重建、位于日本桥和银座交界处的丸善本店（中西敬二郎《丸善百年史·下卷第三编》）。
透过松野的目光，读者看到一座书籍组成的迷宫，“要想游历遍这些宫殿，世间上还没有这样全能全智的人”。主人公走到新刊文学书架前，见这里摆着《吃死刑的女人》《吸血鬼》《白石之上》等外文书，“单看这些书名已有引人入胜的魔力了”。
在看了《查铁敦》的价格，又摸摸口袋后，松野最终决定将书偷走。他把书揣入大衣，走出书店就跳上一辆电车仓皇逃走，车开了很久他还不停地自我安慰道：“我这不是革命的行为吗？我夺回的是天下的公物，是十九世纪的一位法国诗人做的一部悲剧，诗人做剧是供我们读，总不是供后代的商人来榨取我们的罢。我怕什么？我有什么畏缩的必要呢？” 但要论以丸善书店为背景最著名的小说，还要数英年早逝的日本小说家梶井基次郎（1901-1932）一九二五年发表的《柠檬》。小说主人公也是个颓废至极的日本学生，每日在下宿借酒浇愁，后来有研究者指出这恐怕就是作者本人：
在生活尚未被腐蚀之前，丸善是我喜欢的地方之一。红色和黄色的古龙水和生发水。精致的雕花玻璃器皿，以及带着典雅的洛可可风格的琥珀色或翡翠色香水瓶。烟管、小刀、肥皂、烟草。我曾花了一小时，只是看这些小玩意。结果我最后的奢侈行为，也不过是买了一根上等铅笔而已。然而，此处对当时的我而言，也变成了过于郁闷的地方。书籍、学生、收银台，看上去全像是讨债人的幽灵。
某日清晨，主人公出门在京都街头游荡。他心血来潮地去水果店买了一颗柠檬，小心地把它握在手中，感受其完美的纺锤形和丝丝凉意，忽然有一种很久没体验过的幸福感，“缠在身上的忧郁，就因为它而烟消云散了”。他边想边走到丸善京都支店前，平时不敢进的书店今天竟可以轻松迈入。只是在里面翻看外文画册时，刚才的幸福感却莫名其妙地逃遁了，连书店也变成了牢笼般的所在。他将柠檬放在书堆里，转身离开：
走在街上的我，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如果我是一个在丸善的书架上埋伏了一颗金灿灿的炸弹的歹徒的话，那十分钟后，丸善即会以美术书架为中心发生一场大爆炸，这不知会多么有趣。
我热衷地追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若果真如此，那令人喘不过气的丸善一定会碎成粉末吧。”
上述三个短篇发生的背景，均是明治（1868-1912）、昭和（1926-1989）之间的大正时代（1912-1926）。大正天皇从小患有脑膜炎，体质孱弱，无力施展雄图伟略。在他统治的十五年里，日本帝国对外不事征伐，对内无为而治，这是属于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时代。但随着昭和时代的到来，日本帝国在对西方文明亦步亦趋半个多世纪后，即将迎来否定西方价值的时期。
五、走向战败
大正初年除了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大隈重信等政界名流外，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作家也常来丸善购买外国文学书籍。此后文学书热度减退，社会科学类书籍风行。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时，曾在此买过尼采、博格森、罗素等人的著作。大杉榮、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频繁地出现在店里，购买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书，并加以介绍、翻译和宣传。
大人物的频繁光顾，没有影响丸善书店对普通读者的服务水准。一九三六年，贾植芳因为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流亡日本，在日本大学社会科就读，课余时常去丸善书店。有一次他去买小说《茵梦湖》，托店员找到了这本书：
掏钱包要付钱时，这个店员对于我这个穿一身黑色大学生制服的学生，忽然发问说：“你买它作什么用？”大约因为这是一本普通的小说，他看我的服装年龄，绝不像个收藏家，所以才这么发问的。我说，是替朋友买的。他又颇感兴趣地问到托我买书的人的德文程度，以及他是否也是个学生，等等。我说，正是，他和我一样，是个学生，他是把这本书当做初学德文的教材用的。他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犯不着买这么讲究的版本，花钱多，用起来不方便，有一本定价低廉的文库本就满可以了。”说着，他收回原书，去另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用普通纸张印的三十六开的平装文库本，递给我说：“那种版本要十多块钱，这个文库本却只要一角五分就够了，多便宜呀！”（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怀念丸善书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可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丸善总店，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周作人留学时那样，听凭顾客自己找书。关东大地震后新建的店面过于宽敞、书籍太多，不得不配备很多店员。年底贾植芳又受哥哥之托，去丸善买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在白石上》，这次却没有找到，于是店员请他留下住址，说会打电报到巴黎去订购。
因为觉得希望渺茫，贾植芳很快忘了这件事。第二年春天，他用完了所有积蓄，每天只能买一条长面包，烧开水当汤配着吃，大衣、西装、留声机等也全部送去了典当行。一天早上他枵腹在家读书，八点左右有客人上门：
我下了楼，一眼就看见一个披着斗篷雨衣、穿着长筒胶靴的商店小伙计模样的青年站在当门口，身后停一辆摩托车。他看到我下了楼，连忙鞠躬如也地问候，接着把手从斗篷里伸出来，递给我用书皮纸包好的一本书，说：“我是丸善书店的，您先生订的那本书，我现在给您送来了，耽误了您的事，真真对不起！”说完，又是深深的一躬，同时把发票交给我。我茫然地随手打开包纸后，看到是法文本的《在白石上》，才恍然想起年前在日本桥丸善总店买这本书的事，竟像一个梦境。（同上）
但五元钱的书费现在根本付不起，弄得他非常狼狈，最后找了个山西同乡借钱，才送走这位满身雨雪的丸善伙计。这或许是贾植芳在丸善买的最后一本书，那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便回国了。
当盟军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无差别轰炸后，丸善就迎来了灭顶之灾。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战争结束时，东京本店及所有别馆、仓库、出张所全烧，只残存神田区骏河台下的神田支店—也就是周作人去过的中西屋旧址。日本国内其他支店除了京都、札幌完好无损，名古屋、长崎支店部分损坏外，大阪、横滨、神户、福冈、仙台支店一概无存。众多海外产业中，京城支店、新京（长春）出张所、奉天（沈阳）工厂三处，分别被韩国和中国政府接收，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支店则就地解散。
六、尾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战争的硝烟基本散去，新的丸善本店在日本桥落成，这是一栋九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如果从明治二年横滨创业开始计算，这已经是丸善本店依次于一八七六、一九○九年两度毁于火灾，一九二三年三毁于关东大地震，一九四五年四毁于盟军空袭后的第五次重建。
也是在那一年，在上海老虎桥监狱服完刑的周作人回到北京，住进八道湾十一号。因为被褫夺公职，收入断绝，周作人每天靠翻译为生，用的很多外文参考书，都是之前由丸善书店所购。
周作人去世后，他从丸善书店买的外文书大多归中国国家图书馆，只是混在其他外文书中，很难一一查找。我幸运地在那调出过一册霭理斯（Havelock Ellis）的《现代诸问题》（Questions of Our Day），那么多年过去，西文精装书特有的皮面书脊依然坚韧，翻开第一页，“周作人印”的方形朱文章鲜艳如昨。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改定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也有外文书店，徐祖正却通过东京向纽约出版社订购，乍看不免舍近求远。再查徐的好友鲁迅、周作人的日记，才知道周氏兄弟买外文书时，也喜欢通过丸善这一渠道。鲁迅日记中有好几处“得丸善明信片”的记录，周作人一九一七年在北大教授欧洲文学史时，曾先后从丸善购入《近代意大利文学》《希腊古代哲学》《果戈理小说》等外文参考书—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丸善株式会社这一日本“外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恐怕就得重写了。
一、下宿的周氏兄弟
一九○六年六月，周作人首次东渡日本，在大哥鲁迅租的东京本乡伏见馆下宿住下。第一天晚上，周作人就看到鲁迅从丸善订购的一包书：“内计美国该莱（Gayla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戴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四册，乃是英译的。说也可笑，我从这书才看见所谓文学史，而书里也很特别，又说上许多社会的情形，这也增加我不少见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因为刚到还不通日文，最早打开绍兴少年眼界的，无疑是东京丰富的英文书。
鲁迅几个月前刚从仙台医学院辍学回东京，也不考正式学校，只在独逸语学协会挂名学德语，高兴的时候听几回课，大部分时间闭门“从事文艺运动”。周作人有样学样，前两年虽然在中华留学会馆有每天三小时的日语课，他还经常不去，要么自学，要么“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洋书、和书新旧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周氏兄弟赴日的身份都是官费生，由此可见清末官费的特点似乎是只管给钱，不太干涉学生具体在那做什么。
兄弟俩—有时还加上同乡许寿裳—携手游书肆的机会不少，文求堂、东京堂、郁文堂、南阳堂等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周作人“平常极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就偶然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买过一两册西书而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鲁迅回国时为止。（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整整三十年后，当记忆中的老东京已在关东大地震中被夷平，他在北平苦雨斋里回忆道：
说到东京的书店第一想起的总是丸善（Maruzen）。他的本名是丸善株式会社，翻译出来该是丸善有限公司，与我们有关系的其实还只是书籍部这一部分。最初是个人开的店铺，名曰丸屋善七，不过这店我不曾见过，一九○六年初次看见的是日本桥通三丁目的丸善，虽铺了地板还是旧式楼房，民国以后失火重建，民八往东京时去看已是洋楼了，随后全毁于大地震，前年再去则洋楼仍建在原处，地名却已改为日本桥通二丁目。我在丸善买书前后已有三十年，可以算是老主顾了，虽然买卖很微小，后来又要买和书与中国旧书，财力更是分散，但是这一点点的洋书却于我有极大的影响，所以丸善虽是一个法人，而在我可是可以说有师友之谊者也……
人們在恋爱经验上特别觉得初恋不易忘记，别的事情恐怕也是如此，所以最初的印象很是重要。丸善的店面经过了几次改变了，但我记得的还是那最初的旧楼房。楼上并不很大，四壁是书架，中间好些长桌上摊着新到的书，任凭客人自由翻阅，有时站在角落里书架背后查上半天书也没人注意，选了一两本书要讲算账时还找不到人，须得高声叫伙计来，或者要劳那位不良于行的下田君亲自过来招呼。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态度是一种愉快的事，后来改筑以后自然也还是一样，不过我回想起来时总是旧店的背景罢了。
下文还提到，同是外文书店，中西屋监视客人就有些过分，以至于有客人感觉被当成小偷防范，火冒三丈，当场和店员吵起来，“但是不久中西屋出倒于丸善，改为神田支店，这种情形大约已改过了罢”（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周作人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是，中西屋原来就是丸善株式会社旗下的另一家外文书店，跟丸善书店表面上相互竞争，其实本是同根生（植村清二《丸善百年史·上卷第一编》，丸善株式会社1980）。
在周作人到处买英文书读时，鲁迅则在埋头看德文。当时东京书店以南江堂的德文书最多，老板小立钲四郎也毕业于仙台医学院，故鲁迅去那最勤（北冈正子《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到〈狂人日记〉》，李东木译，三联书店2015）。丸善主要售卖各大学急需的哲学、医学书，但与欧美各出版社都有联系，可接受读者订购，所以凡遇到难以入手的外文书，鲁迅就列出书单，一并交给丸善书店从国外订购：“这样积累起来，也得到了不少，大抵多是文库丛书小本，现在看来这些小册子并无什么价值，但得来绝不容易，可以说是‘粒粒皆辛苦’了。”（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文学修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
二、译书事业
买外文书是奢侈的爱好，尤其是对每月只有三十一日元的官费生而言。周氏兄弟逛书店时基本只收廉价文库本，遇到精装本或其他版本“往往像小孩走过耍货摊只好废然而返”（周作人《苦竹杂记·我是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因为买书太多导致的生活拮据，鲁迅彻夜用功后经常不吃早饭，也不喝牛奶，抽几根劣质烟就直接吃午饭。大约是在一九○六年下半年，周氏兄弟决定联手译书，这样既能缓解经济拮据，又能向国内介绍新文学，可谓一举两得。
最早译出的是哈葛德（H. R. Haggard）、安特路朗（Andrew Lang）共著的《红星佚史》（The World’s Desire），一九○七年二月译成，“那时还住在伏见馆里，抄成后便寄商务印书馆去看，回信说可以接收，给予稿费二百元”。相当于半年多官费的钱瞬间到手，兄弟俩贫儿骤富，汇款单还漂在海上，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朋友借了一百日元，“去到丸善书店买了一部英译屠介涅夫选集，共有十五本，每本里面有两三张玻璃板插画，价钱才只六十先令，折合日金三十元，实在公道得很”，后来又看到广告，“见有丹麦的勃阑兑斯的《波兰映像记》在英国出版，也就托丸善书店去订购一册”（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就这样，不但很快将稿费挥霍殆尽，还欠下了一堆书债。 清末翻译稿酬市场价是两块钱一千字，多劳多得，尝到了甜头的周氏兄弟将下个目标瞄向了大部头。一九0七年夏他们从伏见馆搬到中越馆，从那年冬天开始翻译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A. N. Tolstoy）的英译本《银公爵》，此书又名《谢历勃里亞尼公爵》，周氏兄弟嫌两个名字都不够雅驯，将中译本书名改为《劲草》，以象征主人公的“坚洁之操，不挠于浊世”（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劲草〉译本序》）。
翻译这本书的方式是一人负责起草，一人负责誊正，坐在榻榻米上边译边聊，时坐时卧，有说有笑，虽然隆冬异常阴冷，却译得热火朝天。最后由鲁迅誊写出三百多页、十万多字的一大厚本译稿，满怀期待地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等来的出版社回复却是：此书已经有人译过，译名《不测之威》，而且都已付梓，大作退还—可以想象，两人当时的心情，应该和被兜头浇一盆凉水差不多。
译书卖钱还书债的计划告吹，接下来是几个月的贫困。痛定思痛之后，两兄弟决定今后译书一定不能再选名著，“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波兰、匈牙利、希腊、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等东欧“古怪国度”的文学作品不为人所知，很多甚至连英译本都没有，最能满足这一要求。
因东京书市上找不到现货，鲁迅就先从倍寇（E. Baker）《小说指南》（A Guide to Best Fictions）中抄出书名，“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订购”（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再是东京》）。据说这位相识的书商是相模原书店的老板小泽，估计是之前“书单一大张，而算账起来没有多少钱”（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的事兄弟俩在丸善书店做过太多次，这次实在无颜面对店员，只好托熟人出面。
正是在翻译《匈奴奇士录》《炭画》《黄蔷薇》等东欧、俄国小说的过程中，周氏兄弟“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思想开始发生剧烈转变。一九0八年章太炎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会”，听众有朱希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龚未生等。受章氏复古主义的影响，翻译时周氏兄弟不仅仿照严复、林纾的文言译法，还故意把常用汉字换成古字，如“踢”改“踶”，“耶”改“邪”等，对此读者的反响如何呢？
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多谢这种努力，《域外小说集》的原版只买去了二十多部。”（周作人《雨天的书·我的复古的经验》）翌年四月中，鲁迅赶紧在上海《时报》刊登广告一则，加以宣传（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也无法挽回颓势，最终六月出版的第二册也只卖出二十部，两册的总印数却各是一千本、五百本，亏损过于严重，原本计划的第三册只好搁浅。
销售额极其惨淡，难免意兴阑珊。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继续在日本的学业；二十八岁的鲁迅选择回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兄弟两人各奔前程，渐趋不愉快甚至拳脚相向，合作译书事业也宣告终止。唯有从丸善书店购外文书的爱好，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在两人身上分别延续着。
周作人回忆，一九一0年即鲁迅离开翌年，他在丸善书店看到一本法国人比埃尔·路易（Pierre Louys）的《美的性生活》（Aphrodite： Ancient Manners）英译本，“印得颇草草，而定价须日金九圆，虽然很想买但是拿不出这些钱，只得作罢”，但心里始终惦记着，不料几天后一场大火吞噬了书店，“就此一起烧掉了”（周作人《看云集·专斋随笔·希腊的古歌》）。但据相关档案，火灾发生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在一九0九年十二月十日，总共烧毁了十万三千册书，周作人记忆有误。不过丸善书店恢复得很快，次年一月十八日就恢复了营业（木村毅《丸善百年史·上卷第二编》）。
三、与维新同行
早在江户末年，丸善株式会社就开始从国外进口西文书了。
丸善初代社长名“早矢仕有的”，一八三七年出生于美浓国武仪郡笹贺村。美浓国位于今天日本中部的岐阜县，境内山川连绵，农田稀少，居民多以手工业为生。此处特产是用桑树生产的美浓纸，纸质洁白、纹理细腻，价格高昂，一般只用来做灯笼和纸伞。但也有拿来印书的，如清末外交官黎庶昌、杨守敬在东京使署刊刻《古逸丛书》即采用美浓纸印刷，墨迹清明，精美绝伦。
早矢仕家原姓林，这是日本常见的姓，“早矢仕”这个拗口姓氏相传是日本战国时代（1467-1585）美浓国守护大名所赐，以表彰林家先祖的骁勇善战。不过到有的这一代时，他们家早放下武士刀改握柳叶刀了。早矢仕有的年轻时在名古屋学习医术，十八岁回笹贺村开了一家小医馆，每日兢兢业业，医术得到乡民普遍赞誉。
和大部分村民一样，早矢仕有的原本将默默无闻，以乡村医生的身份终老故土，但附近洞村有位叫高折善六的人，特别欣赏早矢仕有的的才华，天天来医馆好说歹说，撺掇他去江户闯荡一番。因为父母双亡又还没结婚，在高折的反复劝说下，一八五九年早矢仕有的终于下定决心，把医馆托付给门人鬼头祥斋，自己打点行李向东而去。
但到了江户（1868年改称东京）后，早矢仕有的很快发现，自己乡村医生水准的诊疗技术根本无法在此立足。眼看囊橐渐空，他只好一边给人按摩为生，一边重新学习荷兰医术，还买了《英兰辞书》恶补英文。在明治维新前夜的文久（1861-1864）、元治（1864-1865）、庆应（1865-1868）时代，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日本读书人，大多像早矢仕有的一样兰、英并重。一八六四年，因为原私塾倒闭，早矢仕有的转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继续学业。
福泽谕吉即那位被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他出生于中津藩，早年出使美国，大受震动，回国后写出《西洋事情》《劝学编》《文明论概略》等大量著作，并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被公认为是日本现代化之父。一八六七年，早矢仕正式成为福泽的门人，两人的关系始终亦师亦友。福泽认为早矢仕很有商业天赋，劝他将西方经济学中“股份制公司”的原理付诸实践，早矢仕的墓碑碑文描述当时情景道： 兼修英文、医书于庆应义塾。一日，福泽先生讲经济书，至会社法，（早矢仕）大有所感，幡然抛刀圭牙筹，曰：“吾曹既有日本人之名，不可不知日本人之分。方今举一国之商权，归诸外人之手，坐视国力之衰耗，非日本人之分也。”于是始开丸善商社于横滨，以贩鬻西书籍、药品为业，曰：“教育与卫生，国家开明之本，我当供其资也。”从来邦俗，独尚农业，商工则隶奴自安，及先生发《商社之记》，一时传颂，旧风顿革。明治初年我商人买外品者，皆倚外人，先生独以邮信直约于米商人，皆骇其胆略。（植村清二《丸善百年史·上卷第一编》）
墓志铭的记载不免夸张，但明治二年（1869），早矢仕有的确实是通过福泽借到了二十两的本金，在横滨开出了丸屋商社。福泽原来给商社起的名字是“球屋”，意为“地球之屋”，其含义是商社不要将眼光局限于日本，还要与全世界的商业对手竞争，但后来因为读错的人太多，故改店名为“丸屋”。
江户时代人们习惯把店主名字、商店名统一起来，丸屋商社的全名及名义上的店主都是“丸屋善七”，但现实中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人。“善七”之名，其实是早矢仕有的为了纪念那位怂恿他来江户的高折善六，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商社最早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新滨町，因店面湫隘，不久迁到附近的相生町，最后在堺町二丁目暂时固定下来。堺町时代的丸屋商社坐东朝西，丸屋书店、丸屋药店、静静舍（小诊所的名字）三爿并立，看出来早矢仕对于医术始终不能忘怀。
丸屋书店最开始既卖洋书也卖日文旧书，不久后发现洋书更受欢迎、利润更高，所以就专做这块。明治初年销量最好的是经济学、世界史和辞典，如威兰德（Francis Wayland）《经济学原理》、斯温顿（William Swinton）《万国史》、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简明英语辞书》等。因为一八九九年日本才颁布著作权法，所以当时很多外文书是翻印的廉价“海贼版”。
因为销售业绩良好，丸屋商社一八七○年在日本桥开出东京支店，随后几年大阪、京都、名古屋支店相继落成。丸屋还有进军银行业的雄心，一八七九年成立丸家银行。银行也采用股份制，第一大股東自然是丸屋商社；第二、第三大股东分别是福泽谕吉、早矢仕有的，此外福泽老家中津藩的士人与庆应义塾有关人物皆大量入股—作为江户时代的产物，丸屋商社仍然不可避免地挟带有地域和家族企业的色彩。
一八八○年，丸屋商社正式改名为丸善商社，但重组过程中的利益交错，却把会社内部弄得更加乌烟瘴气。再加上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四年后的股东大会上早矢仕有的宣布：“丸家银行负债约五十万元，丸善商社约负债七十万元，两者合计超过了一百万元。这实在是不得了。如果不能挽救丸家银行，那无论如何得保存丸善商社。这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只是我自己必须得引咎辞职了。”（植村清二《丸善百年史·上卷第一编》）
早矢仕有的黯然辞职后，原社员松下铁三郎接任社长，他花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才基本填补了丸善商社的巨大财政漏洞，实现扭亏为盈。一九○一年一月福泽谕吉再发脑溢血身亡，一万五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二月底，早矢仕有的也死于胃病，丸善的灵魂人物、创业人物之相继离世，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谢幕。
四、风铃和柠檬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军需品需求大增，价格也翻了两三倍。丸善商社抓住机会，从国外进口物资卖给军方，获得巨额利润。
战争不仅挽救了濒临破产的丸善商社，也将日本从通货紧缩的泥潭中拉了出来。一八九八年，以萨摩、长洲藩志士为主的日本内阁成立，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常来丸善购买俾斯麦、拿破仑等人的传记，作为统治新殖民地朝鲜的参考（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林其模译，团结出版社2003）。丸善书店迈入了其黄金时代，此后在中日两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它的身影。
《风铃》是郁达夫一九二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收入《达夫短篇小说集》时改名为《空虚》。和《沉沦》一样，主人公质夫是位病恹恹、为情欲所苦的中国留学生。暑假时他独自赴汤山温泉疗养，遭遇了一次虚无缥缈的恋爱，遍身情伤地回到东京站后：
在街上走了一忽，拿出表来一看，还不甚迟，他便走到丸善书店去看新到的书去；许多新到的英德法国的书籍，在往时他定要倾囊购买的，但是他看了许多时候，终究没有一本书能引起他的兴味。他看看Harold Nicolson著的Verlaine，看看Gourmont的论文集《颓废派论》，也觉得都无趣味。正想回出来的时候，他在右手的书架角上，却见了一本黄色纸面的Dreams Book， Fortune? teller，他想回家的时候，电车上没有书看，所以就买定了这本书。在街上走了一忽，他想去看看久不见面的一位同学，等市内电车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又不愿去了。所以就走向新桥的郊外电车的车站上来。买了一张东中野的乘车券回到了家里，太阳已将下山去了。
文中的丸善东京本店，是留日学生团体“创造社”成员常去之地，成员郭沫若有篇小说《万引》，写主人公松野去一家“楼下是卖的杂货，二层楼上才卖的是书籍”的书店找法国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的《查铁敦》。由布局判断，这就是一九○九年火灾后重建、位于日本桥和银座交界处的丸善本店（中西敬二郎《丸善百年史·下卷第三编》）。
透过松野的目光，读者看到一座书籍组成的迷宫，“要想游历遍这些宫殿，世间上还没有这样全能全智的人”。主人公走到新刊文学书架前，见这里摆着《吃死刑的女人》《吸血鬼》《白石之上》等外文书，“单看这些书名已有引人入胜的魔力了”。
在看了《查铁敦》的价格，又摸摸口袋后，松野最终决定将书偷走。他把书揣入大衣，走出书店就跳上一辆电车仓皇逃走，车开了很久他还不停地自我安慰道：“我这不是革命的行为吗？我夺回的是天下的公物，是十九世纪的一位法国诗人做的一部悲剧，诗人做剧是供我们读，总不是供后代的商人来榨取我们的罢。我怕什么？我有什么畏缩的必要呢？” 但要论以丸善书店为背景最著名的小说，还要数英年早逝的日本小说家梶井基次郎（1901-1932）一九二五年发表的《柠檬》。小说主人公也是个颓废至极的日本学生，每日在下宿借酒浇愁，后来有研究者指出这恐怕就是作者本人：
在生活尚未被腐蚀之前，丸善是我喜欢的地方之一。红色和黄色的古龙水和生发水。精致的雕花玻璃器皿，以及带着典雅的洛可可风格的琥珀色或翡翠色香水瓶。烟管、小刀、肥皂、烟草。我曾花了一小时，只是看这些小玩意。结果我最后的奢侈行为，也不过是买了一根上等铅笔而已。然而，此处对当时的我而言，也变成了过于郁闷的地方。书籍、学生、收银台，看上去全像是讨债人的幽灵。
某日清晨，主人公出门在京都街头游荡。他心血来潮地去水果店买了一颗柠檬，小心地把它握在手中，感受其完美的纺锤形和丝丝凉意，忽然有一种很久没体验过的幸福感，“缠在身上的忧郁，就因为它而烟消云散了”。他边想边走到丸善京都支店前，平时不敢进的书店今天竟可以轻松迈入。只是在里面翻看外文画册时，刚才的幸福感却莫名其妙地逃遁了，连书店也变成了牢笼般的所在。他将柠檬放在书堆里，转身离开：
走在街上的我，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如果我是一个在丸善的书架上埋伏了一颗金灿灿的炸弹的歹徒的话，那十分钟后，丸善即会以美术书架为中心发生一场大爆炸，这不知会多么有趣。
我热衷地追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若果真如此，那令人喘不过气的丸善一定会碎成粉末吧。”
上述三个短篇发生的背景，均是明治（1868-1912）、昭和（1926-1989）之间的大正时代（1912-1926）。大正天皇从小患有脑膜炎，体质孱弱，无力施展雄图伟略。在他统治的十五年里，日本帝国对外不事征伐，对内无为而治，这是属于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时代。但随着昭和时代的到来，日本帝国在对西方文明亦步亦趋半个多世纪后，即将迎来否定西方价值的时期。
五、走向战败
大正初年除了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大隈重信等政界名流外，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作家也常来丸善购买外国文学书籍。此后文学书热度减退，社会科学类书籍风行。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时，曾在此买过尼采、博格森、罗素等人的著作。大杉榮、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频繁地出现在店里，购买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书，并加以介绍、翻译和宣传。
大人物的频繁光顾，没有影响丸善书店对普通读者的服务水准。一九三六年，贾植芳因为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流亡日本，在日本大学社会科就读，课余时常去丸善书店。有一次他去买小说《茵梦湖》，托店员找到了这本书：
掏钱包要付钱时，这个店员对于我这个穿一身黑色大学生制服的学生，忽然发问说：“你买它作什么用？”大约因为这是一本普通的小说，他看我的服装年龄，绝不像个收藏家，所以才这么发问的。我说，是替朋友买的。他又颇感兴趣地问到托我买书的人的德文程度，以及他是否也是个学生，等等。我说，正是，他和我一样，是个学生，他是把这本书当做初学德文的教材用的。他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犯不着买这么讲究的版本，花钱多，用起来不方便，有一本定价低廉的文库本就满可以了。”说着，他收回原书，去另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用普通纸张印的三十六开的平装文库本，递给我说：“那种版本要十多块钱，这个文库本却只要一角五分就够了，多便宜呀！”（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怀念丸善书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可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丸善总店，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周作人留学时那样，听凭顾客自己找书。关东大地震后新建的店面过于宽敞、书籍太多，不得不配备很多店员。年底贾植芳又受哥哥之托，去丸善买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在白石上》，这次却没有找到，于是店员请他留下住址，说会打电报到巴黎去订购。
因为觉得希望渺茫，贾植芳很快忘了这件事。第二年春天，他用完了所有积蓄，每天只能买一条长面包，烧开水当汤配着吃，大衣、西装、留声机等也全部送去了典当行。一天早上他枵腹在家读书，八点左右有客人上门：
我下了楼，一眼就看见一个披着斗篷雨衣、穿着长筒胶靴的商店小伙计模样的青年站在当门口，身后停一辆摩托车。他看到我下了楼，连忙鞠躬如也地问候，接着把手从斗篷里伸出来，递给我用书皮纸包好的一本书，说：“我是丸善书店的，您先生订的那本书，我现在给您送来了，耽误了您的事，真真对不起！”说完，又是深深的一躬，同时把发票交给我。我茫然地随手打开包纸后，看到是法文本的《在白石上》，才恍然想起年前在日本桥丸善总店买这本书的事，竟像一个梦境。（同上）
但五元钱的书费现在根本付不起，弄得他非常狼狈，最后找了个山西同乡借钱，才送走这位满身雨雪的丸善伙计。这或许是贾植芳在丸善买的最后一本书，那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便回国了。
当盟军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无差别轰炸后，丸善就迎来了灭顶之灾。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战争结束时，东京本店及所有别馆、仓库、出张所全烧，只残存神田区骏河台下的神田支店—也就是周作人去过的中西屋旧址。日本国内其他支店除了京都、札幌完好无损，名古屋、长崎支店部分损坏外，大阪、横滨、神户、福冈、仙台支店一概无存。众多海外产业中，京城支店、新京（长春）出张所、奉天（沈阳）工厂三处，分别被韩国和中国政府接收，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支店则就地解散。
六、尾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战争的硝烟基本散去，新的丸善本店在日本桥落成，这是一栋九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如果从明治二年横滨创业开始计算，这已经是丸善本店依次于一八七六、一九○九年两度毁于火灾，一九二三年三毁于关东大地震，一九四五年四毁于盟军空袭后的第五次重建。
也是在那一年，在上海老虎桥监狱服完刑的周作人回到北京，住进八道湾十一号。因为被褫夺公职，收入断绝，周作人每天靠翻译为生，用的很多外文参考书，都是之前由丸善书店所购。
周作人去世后，他从丸善书店买的外文书大多归中国国家图书馆，只是混在其他外文书中，很难一一查找。我幸运地在那调出过一册霭理斯（Havelock Ellis）的《现代诸问题》（Questions of Our Day），那么多年过去，西文精装书特有的皮面书脊依然坚韧，翻开第一页，“周作人印”的方形朱文章鲜艳如昨。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