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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村的“村民”们现在还好吗？
随着广州城市化的变迁，曾经位于广州城区东北面的银河村，如今已不再是广州百多个城中村的一员。村委会撤销后，这块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贫穷的农民，已经变成过上了小康生活的广州市民。
老黄不再是农民
20年前，黄玉威是广州银河村的一个菜农子弟，粗茶淡饭、借贷为生是当时贫穷家境留给他的全部印象。因交不起5元的学费，黄玉威在初中就辍学在家，“没文化”的他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但最终在经营服装生意中血本无归。
20年后，黄玉威是银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银河公司”）的一名股东。这家公司为他父母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奖励了他读大学的儿子，社区还聘任他为治保队队员。一家人尽管不种菜了，但靠着股东分红、物业收入以及公司工资，一个月也能入账近2万。
黄玉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天的小康日子，得益于在广州城市化进程中，银河村被赋予的城市身份——广州在城市发展中进行的城中村改造。
20年的改头换面，从“农民”到“市民”，银河村的发展是为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成功缩影。上世纪90年代，在轰轰烈烈的大都市发展中，广州逐渐开始撤村改制。很多繁华市区的城中村开始进入改造阶段，银河村就是其中之一。
土地没有了、劳动技能贫乏，不抓住这次改制，子子孙孙肯定都会和贫穷、落后如影随形。原银河村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副书记，银河公司党总支部书记兼公司董事长袁伟发告诉记者，“银河村撤村改制是在1999年，和很多固守自然村原始发展的村官不同，当时的我就认为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发展机会”。“广州发展日新月异，银河村作为繁华市区的自然村，今日你自己不自改，明日必然会被迫地整改。为什么不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遵循社会利益和村民利益最大化进行自我整改呢。”
社区公司管效益也管民生
在广州385平方公里的老八区内，分布着138个城中村。它们中的1/3位于繁华市区，银河村就是其中之一。撤村改制后的银河村成立了一个集经济事务和社区公共事务于一体的社区性经济实体——银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袁伟发感叹：“公司是在国家政策允许、条件支持、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成立后，它迅速成为失去土地的菜农经济利益的领头羊。但是，银河公司的前身是村委会，因此也肩负着大量的社区公共事务。”
银河公司前期的工作，是寻找一些大的物业项目为村民的集体用地增值，如厂房、仓库出租，三星级银河大酒店物业的速成和改造升级等等。这些经济举措确实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社区公共事务方面，袁伟发表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完全实现公司经济实体的独立性。村民对撤村改制后的公司有心理依赖，计生、开证明、买社会医疗保险，他们习惯了找公司，这个过渡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当年，一部分村民因征地转居进入单位，因此占有公司的一部分股份。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为了服务于广州的市容市貌，银河村105户村民同意拆除自家房屋，将地出让用于市政府建设绿化广场。
张秋华是这105户拆迁户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我家的房子花了60万修建和装修，家具和电器刚刚放进去，人还没住一个月就说要拆迁，当时我心里怎么都过不去这个坎。但是，银河公司带着大家从要靠借贷糊口的菜农发展到今天的小康生活，我们相信这个组织。”
对没有其他谋生技能的农民而言，土地的意义是外人无法想象的。袁伟发告诉记者，“一年多了，很多拆迁的村民还住在出租屋里，我们都很不安。我们在想方设法帮村民把建房的审批文件和补偿款尽快办妥，市区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愿能按时将回迁房交给村民，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不然我就对不起这些村民了”。
“单靠房租我们会坐吃山空”
2004年，银河公司筹措资金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大酒店。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司决定将酒店的配套设施以租赁的形式交给不同的实体经营，这种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管理方式，让酒店成了公司一个新的盈利增长点。
在袁伟发看来，尽管物业形式是多种经营，但这样的物业策划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未很好地发挥最大优势，“银河大酒店在初期是成功的，占尽了区位优势，但由于经验不足，规划初期也没有从长远发展考虑，导致现在在酒店开一个100人的会议都没有办法。以此为鉴，村民目前的房屋出租，以及公司的物业范畴其实都需要考虑一个长远发展的问题。银河公司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表，必须思考如何让没有土地的村民更好地融入都市生活，而不是坐吃山空或者赚几年房租后就被城市、被市场所淘汰”。
袁伟发所担心的是进入城中村改造都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多城中村改造中，根本上要解决的是转换了城市身份的村民如何共同参与和分享城市化进程成果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协调拆迁款的问题。
为此，目前的银河公司在积极整合公司的集体土地，在一些高端物业上做积极的规划。现已经开办经营20多年的水果批发市场、粮油市场运作良好，在未来规划中还有大塘商业中心、国际汽配城等等。这些高端物业是在银河村原有破旧经济商圈的基础上，做出的因地制宜的规划，有一定商业基础。银河公司目前通过这些高端的、可以不断优化、培育的物业形式为村集体收入增值、加分。
房屋起码20年不过时
对于村民的房屋规划，袁伟发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遍地开花的“握手楼”已经和广州城市化的长远发展格格不入了。尽管很多城中村还在不眠不休地推崇和修建这样的出租屋，但它们最终无法逃脱拆迁的宿命。银河村目前的旧村改造规划必须从实用、美观、都市化结构和规划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房屋以“20年后下一代住在里面还不过时”为准则。搭建好这个平台后，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城中村的房屋必然可以和旁边的现代化楼盘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周边商业楼盘，村民就能更好地融入都市生活。
这不是袁伟发的头脑发热，村民们对这样的生活也是十分向往。对他们而言，没有了耕地、没有文化、没有就业技能，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未来，而这些规划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出路。袁伟发表示，旧村改造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此工作必须要做细，规划必须考虑到社会利益和群众利益。
村民黄玉威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和城里人很接近了，公司给我们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以前也是因为这些保障不到位，村里的一些老人常常出现无人赡养的问题，但如今这些福利十分到位，这种日子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我们也相信公司今后的发展成果，受益的一定是我们。”
随着广州城市化的变迁，曾经位于广州城区东北面的银河村，如今已不再是广州百多个城中村的一员。村委会撤销后，这块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贫穷的农民，已经变成过上了小康生活的广州市民。
老黄不再是农民
20年前，黄玉威是广州银河村的一个菜农子弟，粗茶淡饭、借贷为生是当时贫穷家境留给他的全部印象。因交不起5元的学费，黄玉威在初中就辍学在家，“没文化”的他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但最终在经营服装生意中血本无归。
20年后，黄玉威是银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银河公司”）的一名股东。这家公司为他父母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奖励了他读大学的儿子，社区还聘任他为治保队队员。一家人尽管不种菜了，但靠着股东分红、物业收入以及公司工资，一个月也能入账近2万。
黄玉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天的小康日子，得益于在广州城市化进程中，银河村被赋予的城市身份——广州在城市发展中进行的城中村改造。
20年的改头换面，从“农民”到“市民”，银河村的发展是为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成功缩影。上世纪90年代，在轰轰烈烈的大都市发展中，广州逐渐开始撤村改制。很多繁华市区的城中村开始进入改造阶段，银河村就是其中之一。
土地没有了、劳动技能贫乏，不抓住这次改制，子子孙孙肯定都会和贫穷、落后如影随形。原银河村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副书记，银河公司党总支部书记兼公司董事长袁伟发告诉记者，“银河村撤村改制是在1999年，和很多固守自然村原始发展的村官不同，当时的我就认为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发展机会”。“广州发展日新月异，银河村作为繁华市区的自然村，今日你自己不自改，明日必然会被迫地整改。为什么不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遵循社会利益和村民利益最大化进行自我整改呢。”
社区公司管效益也管民生
在广州385平方公里的老八区内，分布着138个城中村。它们中的1/3位于繁华市区，银河村就是其中之一。撤村改制后的银河村成立了一个集经济事务和社区公共事务于一体的社区性经济实体——银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袁伟发感叹：“公司是在国家政策允许、条件支持、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成立后，它迅速成为失去土地的菜农经济利益的领头羊。但是，银河公司的前身是村委会，因此也肩负着大量的社区公共事务。”
银河公司前期的工作，是寻找一些大的物业项目为村民的集体用地增值，如厂房、仓库出租，三星级银河大酒店物业的速成和改造升级等等。这些经济举措确实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社区公共事务方面，袁伟发表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完全实现公司经济实体的独立性。村民对撤村改制后的公司有心理依赖，计生、开证明、买社会医疗保险，他们习惯了找公司，这个过渡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当年，一部分村民因征地转居进入单位，因此占有公司的一部分股份。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为了服务于广州的市容市貌，银河村105户村民同意拆除自家房屋，将地出让用于市政府建设绿化广场。
张秋华是这105户拆迁户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我家的房子花了60万修建和装修，家具和电器刚刚放进去，人还没住一个月就说要拆迁，当时我心里怎么都过不去这个坎。但是，银河公司带着大家从要靠借贷糊口的菜农发展到今天的小康生活，我们相信这个组织。”
对没有其他谋生技能的农民而言，土地的意义是外人无法想象的。袁伟发告诉记者，“一年多了，很多拆迁的村民还住在出租屋里，我们都很不安。我们在想方设法帮村民把建房的审批文件和补偿款尽快办妥，市区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愿能按时将回迁房交给村民，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不然我就对不起这些村民了”。
“单靠房租我们会坐吃山空”
2004年，银河公司筹措资金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大酒店。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司决定将酒店的配套设施以租赁的形式交给不同的实体经营，这种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管理方式，让酒店成了公司一个新的盈利增长点。
在袁伟发看来，尽管物业形式是多种经营，但这样的物业策划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未很好地发挥最大优势，“银河大酒店在初期是成功的，占尽了区位优势，但由于经验不足，规划初期也没有从长远发展考虑，导致现在在酒店开一个100人的会议都没有办法。以此为鉴，村民目前的房屋出租，以及公司的物业范畴其实都需要考虑一个长远发展的问题。银河公司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表，必须思考如何让没有土地的村民更好地融入都市生活，而不是坐吃山空或者赚几年房租后就被城市、被市场所淘汰”。
袁伟发所担心的是进入城中村改造都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多城中村改造中，根本上要解决的是转换了城市身份的村民如何共同参与和分享城市化进程成果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协调拆迁款的问题。
为此，目前的银河公司在积极整合公司的集体土地，在一些高端物业上做积极的规划。现已经开办经营20多年的水果批发市场、粮油市场运作良好，在未来规划中还有大塘商业中心、国际汽配城等等。这些高端物业是在银河村原有破旧经济商圈的基础上，做出的因地制宜的规划，有一定商业基础。银河公司目前通过这些高端的、可以不断优化、培育的物业形式为村集体收入增值、加分。
房屋起码20年不过时
对于村民的房屋规划，袁伟发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遍地开花的“握手楼”已经和广州城市化的长远发展格格不入了。尽管很多城中村还在不眠不休地推崇和修建这样的出租屋，但它们最终无法逃脱拆迁的宿命。银河村目前的旧村改造规划必须从实用、美观、都市化结构和规划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房屋以“20年后下一代住在里面还不过时”为准则。搭建好这个平台后，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城中村的房屋必然可以和旁边的现代化楼盘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周边商业楼盘，村民就能更好地融入都市生活。
这不是袁伟发的头脑发热，村民们对这样的生活也是十分向往。对他们而言，没有了耕地、没有文化、没有就业技能，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未来，而这些规划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出路。袁伟发表示，旧村改造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此工作必须要做细，规划必须考虑到社会利益和群众利益。
村民黄玉威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和城里人很接近了，公司给我们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以前也是因为这些保障不到位，村里的一些老人常常出现无人赡养的问题，但如今这些福利十分到位，这种日子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我们也相信公司今后的发展成果，受益的一定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