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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随机抽取的川东通川区红梁村、华莹市码头村、万源市李家沟村等3个村的129个样本农户2014年数据，就川东农地流转的综合经济效益和规模经营进行了分析，分析的主要结论：川东革命老区农地流转的综合经济效益为负值，不管是流入农地还是流出农地，其流转价格全部为0；川东革命老区农地经营规模以1hm2左右、耕地以0.5hm2左右比较合适。并对提高川东革命老区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和发展其农地规模经营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川东革命老区；农地流转；规模经营
中图分类号 F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7-006-04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atas in 2014 of 129 random sample farmers of East Sichuan Tongchuan District Hongliang Village， Huaying City Pier Village， Wanyuan City Lijiagou Village，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benefits of Sichuan East land transfer and the scale operation have been analyzed， and the main conclusions show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for Chuandong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are negative， whether the farmland is inflow or outflow， and the transfer price is 0；The croplands are about 1hm2 and the farmlands are about 0.5hm2，which are much more suitable for Chuandong old revolutionary areas.Finally，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benefits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for Chuandong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Key words：Chuangdong old revolutionary areas；Land circulation；Scale operation
川东革命老区主要指四川东部的广安市、达州市和巴中市的16个区县。该区域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由于地处西部，农业比重大、耕地面积小，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但在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却为川东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契机。该《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从而为促进川东革命老区农村规模经营发展迎来契机、为该区域农村经济带来规模效益并向非农产业释放劳动力。
1 农地流转经济效益及农地规模经营研究
近年来，学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多数学者只对特定地域的农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进行某方面的研究，而对川东农地流转济效益及农地规模经营研究较少。
1.1 关于农地流转经济效益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其效益体现如下：一是农地流转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1]；二是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2]，而且，在使农户获得流转收益的同时，又把自身解放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2]。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陈兴平[3]认为虽然农地流转政策的实施较好地提高了陕南农村劳动力、农地等资源的利用率，增加了陕南农民的收入，但农地流入户的农地流转收益较低；韩连贵[4]甚至认为土地流转没有明显改善转出者的经济效益，人地关系紧张与大量耕地撂荒同时并存，流转收益倒挂，无偿转包和倒补贴转包现象屡见不鲜，转出户需要倒找钱的占整个转出户数的70%。
1.2 关于农地规模经营的研究 学界对农地规模经营主要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1）对土地规模经营必要性的论述。对此，主要有2种观点。一是以刘凤芹[5]（2006）为代表的土地规模质疑论，认为大规模土地经营与小规模家庭农户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可察觉到的全要素节约优势和单位产量优势，也就是说，在同等土地面积条件下，将土地分割为由若干个小农户经营所取得的产量之和与由一个经营大户大规模经营所得到的总产量是相等的，并且未见明显的成本差别。二是以田传浩，贾生华[6]（2003）以及崔传斌，王开盛[7]（2008）等为代表的适度规模经营论，认为在江、浙、鲁3省，大部分农业经营大户的土地绩效都比租赁前有所改善，在陕西省铜川市，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现阶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部分农村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2）农地规模经营效率问题研究。一是认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能实现土地与资金、土地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并带来全要素的节约。因此，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可以在一定水平上提高农业生产绩效[8]；二是认为农户经营面积扩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农业经营存在规模效益[9]。 （3）关于适度规模经营的评价标准研究。一般认为适度规模经营的评价标准是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金生产率，但三者难以兼顾时，至少应保持土地生产率不至降低；牺牲土地生产率而片面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均收入，不符合中国国情[10]。在平衡农地规模经营所出现的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的矛盾时，应当建立在分工经济的基础上，由分工效率所决定的效率标准来衡量[11]。
（4）关于农地规模经营的适度问题研究。南方各省以粮食规模种植为主农户的临界规模只宜达到0.67 hm2[12]；但在粮食主产区10个省农户最优的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应为4.52hm2/户[13]。
在丘陵山区，陕西省安康市的户均纯收入在户均经营农地1.15hm2时最大，超过此规模，规模增加户均纯收入反而下降；平均纯收入在户均经营农地0.45hm2时最大，然后又随规模增加而减少[14]。而河南省信阳市农户的最适度规模是0.34hm2[15]。
综上，国内学界虽对我国土地流转效益及农地规模经营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专门针对川东革命老区的此类研究文献很少，且研究的深度不足。因而，为了给当地政府提供促进川东革命老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决策参考，笔者于2015年对川东的农地流转以及农地规模经营进行了调研。
2 研究样本
2.1 样本来源 为了研究方便，随机抽取了万源市李家沟村、达洲市红梁村、华莹市码头村等3个村的129个农户进行入户调查。样本农户分布如表1所示。
2.2 样本特征 分析129样本农户的基本数据，发现具有如下特征：
（1）农户家庭人口差别很大。户均人口虽有4.33人，但最多的达10人，最少的只有1人。
（2）人口接受教育差别大。人均受教育程度为6.39a，但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为14.25a，最小的为0。
（3）家庭拥有劳动力及其从事非农工作劳动力数量差别大，且超过50%从事非农工作。户均劳动力3.25人，最大值为7人，最小值为1人；家中从事非农工作劳动力户均1.84人，最大值为5人，最小值为0人。
（4）家庭经营农地规模差距大，且耕地不到13%。户均经营农地规模0.84hm2，最大规模为4.27hm2，最小值为0；户均耕地0.11hm2，最大值0.67hm2，最小值为0。
（5）家庭纯收入差距大。户均年纯收入35 164.8元，最大值为181 536元，最小值为0。
（6）户主年龄偏大，且受教育程度低。户主年龄均值为58.84岁，最大值为84岁，最小值为6岁；户主文化程度均值为4.76a，最大值为15a，最小值为0。
（7）户主从事职业以务农为主。62.8的户主务农，只有20.2%的务工、4.7%的经商、3.1%的无具体工作，另有1个样本户主为村干部。
（8）家庭距集镇（城镇）比较合理。家庭距集镇（城镇）均值为5.36km，最大距离为13km，最小距离为0.05km。
3 样本数据分析
3.1 样本的农地流转经济效益分析
3.1.1 农地流转基本情况 在129个样本中，共有35户发生了农地流转，共流转耕地3.08hm2，占129个样本户耕地总面积13.47hm2的22.8%。其中，有25户发生了耕地流入，共流入耕地2.01hm2，户均流入0.28hm2，最大流入户流入面积为0.33hm2，最小流入户流入面积为0.001hm2，流入耕地支出全部为0；共有10户流出耕地1.07hm2，户均流出耕地0.11hm2，最大流出户流出面积为0.27hm2，最小流出户流出面积为0.04hm2，流出耕地收益全部为0。样本户中发生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农户分布如表2所示。
3.1.2 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的测算模型 为了分析方便，设定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等于流出户农地流转收益与流入户农地流转收益之和，而Y=Y1+Y2，其中：Y：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Y1：流出户农地流转收益，Y2：流入户农地流转收益。
流出户农地流转收益=流出农地租金收入+因流出农地而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所增加的非农收入-因流出农地而减少的农业纯收入。
流入户农地流转收益=因流入农地而增加的农业纯收入-流入农地的租金支出-因流入农地而增加的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
3.1.3 利用样本农户数据测算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的结果 （1）Y1的测算：流出农地租金收入=0；因流出农地而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所增加的非农收入=（流出耕地地面积/劳均耕地面积）×当地劳均务工人员的平均年工资报酬；因流出农地而减少的农业纯收入=流出耕地地面积×当地流入农地家庭农业平均纯收入的均值。
3.2.2 样本农户的最适农地经营规模分析 为分析方便，在样本中选择经营农地规模在平均经营规模以上的23个农户进行分析。
（1）从耕地利用效益角度进行分析，从这23个农户中选择耕地纯收益在15 000/hm2元以上的有5户，其耕地纯收益最高为36 429元/hm2、最低为16 829元/hm2，其对应的农地经营规模处于0.83～1.33hm2，耕地经营规模处于0.04～0.4hm2，均值分别1.02hm2和0.16hm2，详见表4。
（2）从农户家庭总收入角度进行分析，在这23个农户中，排列前5的家庭总收入分别为：142 035元，91 500元，85 210元，81 000元，59 600；其对应的农地经营规模处于0.9～1.53hm2，耕地经营规模处于0.16～067hm2，均值分别1.10hm2和0.34hm2，详见表4。
（3）从家庭劳均收入进行分析，对上述耕地纯收益在15 000元/hm2以上的5户和家庭总收入前5的农户进行分析，家庭劳均收入介于1 900.0～30 500.0元，劳均年收入均值为17 070.5元，对应的农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经营规模分别处于0.93hm2和0.26hm2左右，详见表4。从表4中可看出，农户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农户主要是家庭中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较多。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川东革命老区农地流转研究的主要结论 （1）川东革命老区农地流转的综合经济效益不好，每流转1hm2耕地将损失140 179.5元。但，流出1hm2耕地将获得457 650元的收益。（2）川东革命老区不管是流入农地还是流出农地，其流转价格全部为0。这说明其流转是在亲属之间进行，而且，当地农地市场基本未发育，地方政府也为作好此方面的基础工作。
4.2 川东革命老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主要结论 因家庭总收入前5的农户，其总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收入，因而在确定适度农地经营规模时，此因素不予考虑。因此，在确定适度农地经营规模时就主要考虑亩均耕地纯收益和家庭劳均纯收入这2个因素。在表4中选择单位耕地纯收益较大而家庭劳均纯收入最大所对应的农地经营规模作为该区域的适度农地经营规模，即川东革命老区农地经营规模以1hm2左右、耕地以0.47hm2比较合适。
4.3 对策建议
（1）调整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特色农业。从当地农地流转价格为0可知，当地基本是传统农业，无企业进入当地农业领域，造成农地流入需求弱，因而，当地政府应鼓励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发展特色农业。
（2）完善当地的农地市场，并对农地流入户予以政府补贴。具体措施：向农民颁发包括林地、草地在内的农地产权证书；以乡镇或村为单位建立农地市场信息中心，为农地供需双方提供信息或其他服务；推出农地金融和农业保险业务，为农户规模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转移服务；开展农地分等定级、估价等基础工作，为农地交易提供最基本的支撑；以农地流转合同和登记为依据，向达到适度经营规模的农地流入户进行适当补贴。
（3）提高当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在继续普及当地“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当地农民进城务工所需的的职业技术培训，在当地政府财力许可条件下可考虑实施免费培训。
（4）加大当地城镇化支持力度，鼓励当地农民放弃全部农地和宅基地进入城镇。
（5）政府加大对川东革命老区的投入，发展其绿色工业和红色旅游。
参考文献
[1]张丁，万蕾.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4年的15省（区）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07（2）：24-34.
[2]施亚臣.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发展和效益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0（10）：389-399.
[3]陈兴平.陕南农地流转经济效益分析[J].湖南农业科学，2014（3）：80-82.
[4]韩连贵.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发展趋势分析[J].经济参考研究，2005（10）.
[5]刘凤琴.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J].管理世界，2006（9）：71-79.
[6]田传浩，贾生华.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J].经济研究， 2004（1）：112-119.
[7]崔传斌，王开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规模化经营—以陕西省铜川市烟叶生产农场化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8（4）：48-51.
[8]胡初枝，黄贤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分
析—基于江苏省铜山县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6）：81-84.
[9]刘玉铭，刘伟.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的检验—以黑龙江省数据为例[J].经济经纬，2007（2）：110-113.
[10]林善浪.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效率评价[J].当代经济研究，2000（2）：37-43.
[11]于洋.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理论反思[J].农业经济，2003（12）：15-17.
[12]汪亚雄.南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分析[J].统计与决策，1997（5）：21-23.
[13]钱贵霞，李宁辉.粮食主产区农户最优生产经营规模分析[J].统计研究，2004（10）：40-43.
[14]李丽，陈兴平.安康市农地适度规模利用问题研究[J].陕西农业科学，2003（1）：57-58.
[15]齐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信阳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8（4）：40-43.
（责编：徐焕斗）
关键词：川东革命老区；农地流转；规模经营
中图分类号 F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7-006-04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atas in 2014 of 129 random sample farmers of East Sichuan Tongchuan District Hongliang Village， Huaying City Pier Village， Wanyuan City Lijiagou Village，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benefits of Sichuan East land transfer and the scale operation have been analyzed， and the main conclusions show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for Chuandong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are negative， whether the farmland is inflow or outflow， and the transfer price is 0；The croplands are about 1hm2 and the farmlands are about 0.5hm2，which are much more suitable for Chuandong old revolutionary areas.Finally，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benefits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for Chuandong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Key words：Chuangdong old revolutionary areas；Land circulation；Scale operation
川东革命老区主要指四川东部的广安市、达州市和巴中市的16个区县。该区域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由于地处西部，农业比重大、耕地面积小，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但在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却为川东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契机。该《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从而为促进川东革命老区农村规模经营发展迎来契机、为该区域农村经济带来规模效益并向非农产业释放劳动力。
1 农地流转经济效益及农地规模经营研究
近年来，学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多数学者只对特定地域的农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进行某方面的研究，而对川东农地流转济效益及农地规模经营研究较少。
1.1 关于农地流转经济效益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其效益体现如下：一是农地流转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1]；二是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2]，而且，在使农户获得流转收益的同时，又把自身解放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2]。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陈兴平[3]认为虽然农地流转政策的实施较好地提高了陕南农村劳动力、农地等资源的利用率，增加了陕南农民的收入，但农地流入户的农地流转收益较低；韩连贵[4]甚至认为土地流转没有明显改善转出者的经济效益，人地关系紧张与大量耕地撂荒同时并存，流转收益倒挂，无偿转包和倒补贴转包现象屡见不鲜，转出户需要倒找钱的占整个转出户数的70%。
1.2 关于农地规模经营的研究 学界对农地规模经营主要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1）对土地规模经营必要性的论述。对此，主要有2种观点。一是以刘凤芹[5]（2006）为代表的土地规模质疑论，认为大规模土地经营与小规模家庭农户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可察觉到的全要素节约优势和单位产量优势，也就是说，在同等土地面积条件下，将土地分割为由若干个小农户经营所取得的产量之和与由一个经营大户大规模经营所得到的总产量是相等的，并且未见明显的成本差别。二是以田传浩，贾生华[6]（2003）以及崔传斌，王开盛[7]（2008）等为代表的适度规模经营论，认为在江、浙、鲁3省，大部分农业经营大户的土地绩效都比租赁前有所改善，在陕西省铜川市，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现阶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部分农村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2）农地规模经营效率问题研究。一是认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能实现土地与资金、土地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并带来全要素的节约。因此，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可以在一定水平上提高农业生产绩效[8]；二是认为农户经营面积扩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农业经营存在规模效益[9]。 （3）关于适度规模经营的评价标准研究。一般认为适度规模经营的评价标准是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金生产率，但三者难以兼顾时，至少应保持土地生产率不至降低；牺牲土地生产率而片面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均收入，不符合中国国情[10]。在平衡农地规模经营所出现的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的矛盾时，应当建立在分工经济的基础上，由分工效率所决定的效率标准来衡量[11]。
（4）关于农地规模经营的适度问题研究。南方各省以粮食规模种植为主农户的临界规模只宜达到0.67 hm2[12]；但在粮食主产区10个省农户最优的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应为4.52hm2/户[13]。
在丘陵山区，陕西省安康市的户均纯收入在户均经营农地1.15hm2时最大，超过此规模，规模增加户均纯收入反而下降；平均纯收入在户均经营农地0.45hm2时最大，然后又随规模增加而减少[14]。而河南省信阳市农户的最适度规模是0.34hm2[15]。
综上，国内学界虽对我国土地流转效益及农地规模经营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专门针对川东革命老区的此类研究文献很少，且研究的深度不足。因而，为了给当地政府提供促进川东革命老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决策参考，笔者于2015年对川东的农地流转以及农地规模经营进行了调研。
2 研究样本
2.1 样本来源 为了研究方便，随机抽取了万源市李家沟村、达洲市红梁村、华莹市码头村等3个村的129个农户进行入户调查。样本农户分布如表1所示。
2.2 样本特征 分析129样本农户的基本数据，发现具有如下特征：
（1）农户家庭人口差别很大。户均人口虽有4.33人，但最多的达10人，最少的只有1人。
（2）人口接受教育差别大。人均受教育程度为6.39a，但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为14.25a，最小的为0。
（3）家庭拥有劳动力及其从事非农工作劳动力数量差别大，且超过50%从事非农工作。户均劳动力3.25人，最大值为7人，最小值为1人；家中从事非农工作劳动力户均1.84人，最大值为5人，最小值为0人。
（4）家庭经营农地规模差距大，且耕地不到13%。户均经营农地规模0.84hm2，最大规模为4.27hm2，最小值为0；户均耕地0.11hm2，最大值0.67hm2，最小值为0。
（5）家庭纯收入差距大。户均年纯收入35 164.8元，最大值为181 536元，最小值为0。
（6）户主年龄偏大，且受教育程度低。户主年龄均值为58.84岁，最大值为84岁，最小值为6岁；户主文化程度均值为4.76a，最大值为15a，最小值为0。
（7）户主从事职业以务农为主。62.8的户主务农，只有20.2%的务工、4.7%的经商、3.1%的无具体工作，另有1个样本户主为村干部。
（8）家庭距集镇（城镇）比较合理。家庭距集镇（城镇）均值为5.36km，最大距离为13km，最小距离为0.05km。
3 样本数据分析
3.1 样本的农地流转经济效益分析
3.1.1 农地流转基本情况 在129个样本中，共有35户发生了农地流转，共流转耕地3.08hm2，占129个样本户耕地总面积13.47hm2的22.8%。其中，有25户发生了耕地流入，共流入耕地2.01hm2，户均流入0.28hm2，最大流入户流入面积为0.33hm2，最小流入户流入面积为0.001hm2，流入耕地支出全部为0；共有10户流出耕地1.07hm2，户均流出耕地0.11hm2，最大流出户流出面积为0.27hm2，最小流出户流出面积为0.04hm2，流出耕地收益全部为0。样本户中发生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农户分布如表2所示。
3.1.2 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的测算模型 为了分析方便，设定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等于流出户农地流转收益与流入户农地流转收益之和，而Y=Y1+Y2，其中：Y：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Y1：流出户农地流转收益，Y2：流入户农地流转收益。
流出户农地流转收益=流出农地租金收入+因流出农地而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所增加的非农收入-因流出农地而减少的农业纯收入。
流入户农地流转收益=因流入农地而增加的农业纯收入-流入农地的租金支出-因流入农地而增加的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
3.1.3 利用样本农户数据测算农地流转综合经济效益的结果 （1）Y1的测算：流出农地租金收入=0；因流出农地而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所增加的非农收入=（流出耕地地面积/劳均耕地面积）×当地劳均务工人员的平均年工资报酬；因流出农地而减少的农业纯收入=流出耕地地面积×当地流入农地家庭农业平均纯收入的均值。
3.2.2 样本农户的最适农地经营规模分析 为分析方便，在样本中选择经营农地规模在平均经营规模以上的23个农户进行分析。
（1）从耕地利用效益角度进行分析，从这23个农户中选择耕地纯收益在15 000/hm2元以上的有5户，其耕地纯收益最高为36 429元/hm2、最低为16 829元/hm2，其对应的农地经营规模处于0.83～1.33hm2，耕地经营规模处于0.04～0.4hm2，均值分别1.02hm2和0.16hm2，详见表4。
（2）从农户家庭总收入角度进行分析，在这23个农户中，排列前5的家庭总收入分别为：142 035元，91 500元，85 210元，81 000元，59 600；其对应的农地经营规模处于0.9～1.53hm2，耕地经营规模处于0.16～067hm2，均值分别1.10hm2和0.34hm2，详见表4。
（3）从家庭劳均收入进行分析，对上述耕地纯收益在15 000元/hm2以上的5户和家庭总收入前5的农户进行分析，家庭劳均收入介于1 900.0～30 500.0元，劳均年收入均值为17 070.5元，对应的农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经营规模分别处于0.93hm2和0.26hm2左右，详见表4。从表4中可看出，农户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农户主要是家庭中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较多。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川东革命老区农地流转研究的主要结论 （1）川东革命老区农地流转的综合经济效益不好，每流转1hm2耕地将损失140 179.5元。但，流出1hm2耕地将获得457 650元的收益。（2）川东革命老区不管是流入农地还是流出农地，其流转价格全部为0。这说明其流转是在亲属之间进行，而且，当地农地市场基本未发育，地方政府也为作好此方面的基础工作。
4.2 川东革命老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主要结论 因家庭总收入前5的农户，其总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收入，因而在确定适度农地经营规模时，此因素不予考虑。因此，在确定适度农地经营规模时就主要考虑亩均耕地纯收益和家庭劳均纯收入这2个因素。在表4中选择单位耕地纯收益较大而家庭劳均纯收入最大所对应的农地经营规模作为该区域的适度农地经营规模，即川东革命老区农地经营规模以1hm2左右、耕地以0.47hm2比较合适。
4.3 对策建议
（1）调整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特色农业。从当地农地流转价格为0可知，当地基本是传统农业，无企业进入当地农业领域，造成农地流入需求弱，因而，当地政府应鼓励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发展特色农业。
（2）完善当地的农地市场，并对农地流入户予以政府补贴。具体措施：向农民颁发包括林地、草地在内的农地产权证书；以乡镇或村为单位建立农地市场信息中心，为农地供需双方提供信息或其他服务；推出农地金融和农业保险业务，为农户规模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转移服务；开展农地分等定级、估价等基础工作，为农地交易提供最基本的支撑；以农地流转合同和登记为依据，向达到适度经营规模的农地流入户进行适当补贴。
（3）提高当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在继续普及当地“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当地农民进城务工所需的的职业技术培训，在当地政府财力许可条件下可考虑实施免费培训。
（4）加大当地城镇化支持力度，鼓励当地农民放弃全部农地和宅基地进入城镇。
（5）政府加大对川东革命老区的投入，发展其绿色工业和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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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徐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