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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97年中石油收购哈国阿克纠宾油田项目，开启了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历程。目前已形成以哈国为重点，合作范围扩及周边中亚国家的良好态势，合作形式包括获得油气资源开采权、修建跨境油气管道、并购中亚国家及外资在中亚的油气田以及油气生产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合作大体经历了“探索与起步”、“发展到巩固”、“机制化”几个阶段。双方的社会发展需要、能源互补优势、已有的合作基础和条件、经济结构等，决定了开展能源合作是实现双方经济互联互通的突破口。2014年下半年以来，能源市场的动荡和不确定性预示了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重大调整。同期，受俄罗斯经济不景气、世界资源类市场严重下滑、国际资本市场动荡难平等诸因素影响，中亚国家经济指标连续走低，出现不同程度的困难。而又恰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入密集实施阶段。在此背景下，在区域内外环境均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基础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传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资源领域特别是油气产品上互补性很强。首先，双方能源战略相互支撑，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是中亚国家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依托，这与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形成互补；其次，我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缺口日益加大，与中亚地区能源供大于求的状况形成互补，合作潜力巨大；再次，基于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中亚国家和中国在石油与天然气产品上贸易互补性明显。最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开采技术和加工技术等方面各有所长，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亚各国都积极出台相应政策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能源领域作为中国中亚合作的重中之重可获得更广泛的政策支持，有利于上述能源互补性条件转化为各自的现实利益，大力提升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二）能源合作主要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主要采取的是双边合作，合作特点表现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尽管双边合作具有落实效率高、操作性强、受第三方影响的可能性低等特点，但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加和合作领域的深化，双边合作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现有双边合作存在不足。其一，容易引发消费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各国都希望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更大的份额。其二，不管是我国与中亚国家间还是中亚各国间的能源合作都存在合同条款大部分类似的情况，重复谈判和磋商，导致高交易成本和低效率。其三，由于缺乏统一的能源价格机制，使各国间能源贸易价格存在很大差别。另一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存在开展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有利条件，且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多边合作经验积累。随着区域范围内各国能源合作力度的加强，油气资源等跨国运输规模的扩大，多边能源合作正在稳步推进，尤其是途经多国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修建，是多边能源合作的成功范例，为多国共同磋商机制奠定基础。
（三）各种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为深化合作提供了组织基础
中国与中亚区域范围内目前已有上海合作组织（SCO）、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CAREC）、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亚经济专门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丝绸之路区域合作项目”、中国新疆“亚欧博览会”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新兴金融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不同层级的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上合组织与CAREC机制在推动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中起主要作用。目前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正在探索建立能源俱乐部，但由于其中涉及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让渡问题均比较敏感导致建设进程缓慢，中方一直为此努力。在2013年比什凯克上合组织成员国会议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稳定供求关系，确保能源安全”的主张。另外，由亚洲开发银行力倡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CAREC） 机制，旨在推动资本、货物、人口的区际流动，致力于为工商界提供服务。该机制将能源作为优先发展的四大领域之一，推进建立能源市场化运行机制，促进区域能源贸易。
（四）中国中亚油气运输网络初现端倪
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采取以管道运输为主，公路、铁路运输为辅的供给模式。管道作为双方能源合作最重要的运输载体，主要包括已建或在建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D）四线、西部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网，以及规划中的中巴、中吉管道和中俄西线管道，这些管线联结了新疆境内各主要支线的36条管线。同时，中国中亚区域范围内的铁路运输体系正在形成，已建的北疆铁路、精伊霍铁路以及将要构建的“克拉玛依—新西伯利亚”的中俄通道、“明水—吉木萨尔—阿亚古兹”的中哈通道、“喀什—塔什干”的中吉乌土通道、“喀什—瓜达尔港”的中巴通道等中国西北跨国铁路通道将会大大改善铁路运输现状。此外，跨国公路运输体系建设也得到发展，初步形成了中国西北与周边国家“一纵三横”国际公路通道体系：“一纵”指经过塔城、喀什两地，纵贯整个新疆区域，连接俄罗斯、南亚的国际公路通道；“三横”涵盖了经阿拉山口的新亚欧大陆桥、经霍尔果斯的国际公路及规划的由“喀什—安集延”公路联接的泛亚大通道，构筑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北、中、南三个方向的主干线。这些联结着中国、中亚国家、俄罗斯的能源通道系统是建立区域统一能源市场的基础。
三、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面临的机遇
（一）国际能源市场进入熊市周期，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中亚能源秩序提供了机遇
目前，中亚地区的能源秩序尚处于构建过程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同处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缺少话语权。此轮油价下跌主要是由基本面供给过剩、美元走强而引起的，石油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中国可以借助消费大国的影响力，与中亚国家一起构筑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中亚地区能源秩序。当前受俄罗斯经济拖累、国际油价暴跌等因素影响，收入减少、货币贬值、经济下行压力大使得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意愿更加迫切。2014年油价大跌导致中亚国家石油美元收入大幅减少，致使流动性趋紧，货币贬值严重，在与他国的石油交易中都在寻求非美元化。我国可利用人民币币值稳定、大多数石油生产国币值贬值的市场时机，加快建设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原油期货市场，引导我国在石油对外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推动石油人民币进程，并进一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我国要利用上合组织在区域内的积极作用，妥善处理与中亚各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争取在中亚地区能源供需关系的整合中获得最大利益。 （二）中国已开始进入资本输出和产业输出阶段，而中亚各国为摆脱经济发展困境需要中国的助力
目前，中国已同哈、吉、塔先后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双边合作协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已与哈“光明之路”、乌“福利与繁荣年”规划、土“强盛幸福时代”、塔“能源交通粮食”三大兴国战略以及吉“国家稳定发展战略”实现了对接。这些发展战略的对接为中国资本、产业输出以及中亚国家摆脱经济困境提供了机遇。在国内消费市场活力缺乏，欧美市场疲软、美国构筑岛屿封锁连的情况下，与中亚国家进行能源合作，输出产能、资本、技术、装备等，既释放了合作潜能实现优势互补，也为我国开辟了新的战略空间。而中亚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可以为本国带来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提升经济竞争力、推进经济的多样化和现代化以及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项目实施正进入密集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平台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力、开启新的窗口，有助于破解当前经济发展困局，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效果与影响力。
（三）新一轮能源革命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提供了机遇
2014年下半年以来能源市场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应该被视为市场上某些构成元素正在进行新一轮调整的标志。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全球碳减排压力的推动下，能源供需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未来能源生产与消费应该是绿色低碳、高度智能化的，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有望成为未来主体能源。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顺应能源格局新变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我国能源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型，以应对资源环境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发展的今天，资源或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威胁，是一个区域兼全球的问题，既来自国内，亦来自国外，单靠一国力量或能力，很难解决由此而引发的安全问题。这就需要开展与周边国家、地区或国际机构合作。因此我国与中亚国家应为共同的资源环境利益，在传统能源开采峰值到来之前，强化清洁能源领域合作。中亚清洁能源资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水能等非常丰富。我国在风能发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和核能发电方面具备装备制造、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有能力和中亚国家进行合作对接，在保护中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推动我国能源国际化，并带动能源体系转型升级。
四、深化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货币贬值与金融风险加大
此轮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暴跌，使得倚重能源的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外汇储备锐减、经常项目恶化、财政赤字剧增，货币价值一直危若累卵。哈萨克斯坦作为我国在中亚地区主要能源合作国，2015年8月20日，自启用汇率自由浮动机制，当日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188.38坚戈飙升至1美元兑255.26坚戈。2016年1月1日美元汇率为343.11坚戈，8日即破350坚戈，11日美元加权平均汇率再创历史新高，达357.66坚戈，兑换点汇率为359坚戈。其他四国货币也均有贬值趋势。币值的不稳定加大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金融风险，使海外资产安全受到威胁，直接关系到我国海外能源项目的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二）大国博弈激烈
大国关系是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关键，中亚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历来是大国力量博弈的主战场。中亚区域的能源博弈集结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各大经济体，其就能源利益形成的纵横交错的供应与需求关系，将严重影响该区域的能源安全。2014-2015年间，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不断加强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合作程度。印度总理莫迪7月遍访中亚五国为双边合作开拓了新的空间。同期，中亚国家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更为密切，吉国已经完成加入步骤，塔国也在进行之中。如果再加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本地区各种合作项目或构想交织，如何平衡与制约不同能源利益体系，稳定该区域能源安全，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与该区域开展能源合作的战略因素。
（三）区域内社会稳定安全形势堪忧
2014年夏季至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外溢至欧洲高铁、北非旅游景点、法国工厂和科威特大清真寺等地，扩散趋势明显，给亚欧大陆安全稳定蒙上阴影。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中亚、中国新疆等地，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从未停歇。然而现实是，中亚国家均不同程度出现极端组织大范围活动迹象。2014年底以来，不断有报道和视频显示，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参战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活动。仅2015年上半年，吉国家安全部门就成功阻止了10次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同时还打掉了40多个极端主义组织。这些都说明如果周边区域极端势力得不到有效控制，地区社会安全形势将出现不断恶化趋势。
（四）生态环境脆弱
中亚国家资源能源丰富，但地质地貌复杂，生态环境先天脆弱。能源产业具有环境污染特性，区域能源合作将进一步强化和放大环境污染效应，蕴含较高的环境风险，加重其环境的承载负担，可能使双方合作面临巨大的民生阻力，导致合作进程受阻。
五、结论
当前，中国与中亚各国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都需要利用能源实现国家的宏伟发展目标。在国际能源格局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要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时局，捕捉有利的能源合作机遇。如构建互利共赢的能源新秩序、加强产能合作以及清洁能源领域合作等，同时要对合作中存在的风险与挑战有充分的估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根据中亚各国的实际情况，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L050）。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康伟
1997年中石油收购哈国阿克纠宾油田项目，开启了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历程。目前已形成以哈国为重点，合作范围扩及周边中亚国家的良好态势，合作形式包括获得油气资源开采权、修建跨境油气管道、并购中亚国家及外资在中亚的油气田以及油气生产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合作大体经历了“探索与起步”、“发展到巩固”、“机制化”几个阶段。双方的社会发展需要、能源互补优势、已有的合作基础和条件、经济结构等，决定了开展能源合作是实现双方经济互联互通的突破口。2014年下半年以来，能源市场的动荡和不确定性预示了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重大调整。同期，受俄罗斯经济不景气、世界资源类市场严重下滑、国际资本市场动荡难平等诸因素影响，中亚国家经济指标连续走低，出现不同程度的困难。而又恰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入密集实施阶段。在此背景下，在区域内外环境均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基础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传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资源领域特别是油气产品上互补性很强。首先，双方能源战略相互支撑，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是中亚国家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依托，这与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形成互补；其次，我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缺口日益加大，与中亚地区能源供大于求的状况形成互补，合作潜力巨大；再次，基于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中亚国家和中国在石油与天然气产品上贸易互补性明显。最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开采技术和加工技术等方面各有所长，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亚各国都积极出台相应政策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能源领域作为中国中亚合作的重中之重可获得更广泛的政策支持，有利于上述能源互补性条件转化为各自的现实利益，大力提升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二）能源合作主要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主要采取的是双边合作，合作特点表现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尽管双边合作具有落实效率高、操作性强、受第三方影响的可能性低等特点，但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加和合作领域的深化，双边合作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现有双边合作存在不足。其一，容易引发消费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各国都希望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更大的份额。其二，不管是我国与中亚国家间还是中亚各国间的能源合作都存在合同条款大部分类似的情况，重复谈判和磋商，导致高交易成本和低效率。其三，由于缺乏统一的能源价格机制，使各国间能源贸易价格存在很大差别。另一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存在开展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有利条件，且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多边合作经验积累。随着区域范围内各国能源合作力度的加强，油气资源等跨国运输规模的扩大，多边能源合作正在稳步推进，尤其是途经多国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修建，是多边能源合作的成功范例，为多国共同磋商机制奠定基础。
（三）各种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为深化合作提供了组织基础
中国与中亚区域范围内目前已有上海合作组织（SCO）、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CAREC）、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亚经济专门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丝绸之路区域合作项目”、中国新疆“亚欧博览会”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新兴金融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不同层级的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上合组织与CAREC机制在推动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中起主要作用。目前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正在探索建立能源俱乐部，但由于其中涉及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让渡问题均比较敏感导致建设进程缓慢，中方一直为此努力。在2013年比什凯克上合组织成员国会议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稳定供求关系，确保能源安全”的主张。另外，由亚洲开发银行力倡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CAREC） 机制，旨在推动资本、货物、人口的区际流动，致力于为工商界提供服务。该机制将能源作为优先发展的四大领域之一，推进建立能源市场化运行机制，促进区域能源贸易。
（四）中国中亚油气运输网络初现端倪
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采取以管道运输为主，公路、铁路运输为辅的供给模式。管道作为双方能源合作最重要的运输载体，主要包括已建或在建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D）四线、西部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网，以及规划中的中巴、中吉管道和中俄西线管道，这些管线联结了新疆境内各主要支线的36条管线。同时，中国中亚区域范围内的铁路运输体系正在形成，已建的北疆铁路、精伊霍铁路以及将要构建的“克拉玛依—新西伯利亚”的中俄通道、“明水—吉木萨尔—阿亚古兹”的中哈通道、“喀什—塔什干”的中吉乌土通道、“喀什—瓜达尔港”的中巴通道等中国西北跨国铁路通道将会大大改善铁路运输现状。此外，跨国公路运输体系建设也得到发展，初步形成了中国西北与周边国家“一纵三横”国际公路通道体系：“一纵”指经过塔城、喀什两地，纵贯整个新疆区域，连接俄罗斯、南亚的国际公路通道；“三横”涵盖了经阿拉山口的新亚欧大陆桥、经霍尔果斯的国际公路及规划的由“喀什—安集延”公路联接的泛亚大通道，构筑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北、中、南三个方向的主干线。这些联结着中国、中亚国家、俄罗斯的能源通道系统是建立区域统一能源市场的基础。
三、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面临的机遇
（一）国际能源市场进入熊市周期，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中亚能源秩序提供了机遇
目前，中亚地区的能源秩序尚处于构建过程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同处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缺少话语权。此轮油价下跌主要是由基本面供给过剩、美元走强而引起的，石油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中国可以借助消费大国的影响力，与中亚国家一起构筑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中亚地区能源秩序。当前受俄罗斯经济拖累、国际油价暴跌等因素影响，收入减少、货币贬值、经济下行压力大使得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意愿更加迫切。2014年油价大跌导致中亚国家石油美元收入大幅减少，致使流动性趋紧，货币贬值严重，在与他国的石油交易中都在寻求非美元化。我国可利用人民币币值稳定、大多数石油生产国币值贬值的市场时机，加快建设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原油期货市场，引导我国在石油对外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推动石油人民币进程，并进一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我国要利用上合组织在区域内的积极作用，妥善处理与中亚各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争取在中亚地区能源供需关系的整合中获得最大利益。 （二）中国已开始进入资本输出和产业输出阶段，而中亚各国为摆脱经济发展困境需要中国的助力
目前，中国已同哈、吉、塔先后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双边合作协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已与哈“光明之路”、乌“福利与繁荣年”规划、土“强盛幸福时代”、塔“能源交通粮食”三大兴国战略以及吉“国家稳定发展战略”实现了对接。这些发展战略的对接为中国资本、产业输出以及中亚国家摆脱经济困境提供了机遇。在国内消费市场活力缺乏，欧美市场疲软、美国构筑岛屿封锁连的情况下，与中亚国家进行能源合作，输出产能、资本、技术、装备等，既释放了合作潜能实现优势互补，也为我国开辟了新的战略空间。而中亚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可以为本国带来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提升经济竞争力、推进经济的多样化和现代化以及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项目实施正进入密集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平台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力、开启新的窗口，有助于破解当前经济发展困局，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效果与影响力。
（三）新一轮能源革命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提供了机遇
2014年下半年以来能源市场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应该被视为市场上某些构成元素正在进行新一轮调整的标志。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全球碳减排压力的推动下，能源供需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未来能源生产与消费应该是绿色低碳、高度智能化的，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有望成为未来主体能源。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顺应能源格局新变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我国能源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型，以应对资源环境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发展的今天，资源或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威胁，是一个区域兼全球的问题，既来自国内，亦来自国外，单靠一国力量或能力，很难解决由此而引发的安全问题。这就需要开展与周边国家、地区或国际机构合作。因此我国与中亚国家应为共同的资源环境利益，在传统能源开采峰值到来之前，强化清洁能源领域合作。中亚清洁能源资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水能等非常丰富。我国在风能发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和核能发电方面具备装备制造、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有能力和中亚国家进行合作对接，在保护中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推动我国能源国际化，并带动能源体系转型升级。
四、深化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货币贬值与金融风险加大
此轮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暴跌，使得倚重能源的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外汇储备锐减、经常项目恶化、财政赤字剧增，货币价值一直危若累卵。哈萨克斯坦作为我国在中亚地区主要能源合作国，2015年8月20日，自启用汇率自由浮动机制，当日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188.38坚戈飙升至1美元兑255.26坚戈。2016年1月1日美元汇率为343.11坚戈，8日即破350坚戈，11日美元加权平均汇率再创历史新高，达357.66坚戈，兑换点汇率为359坚戈。其他四国货币也均有贬值趋势。币值的不稳定加大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金融风险，使海外资产安全受到威胁，直接关系到我国海外能源项目的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二）大国博弈激烈
大国关系是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关键，中亚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历来是大国力量博弈的主战场。中亚区域的能源博弈集结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各大经济体，其就能源利益形成的纵横交错的供应与需求关系，将严重影响该区域的能源安全。2014-2015年间，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不断加强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合作程度。印度总理莫迪7月遍访中亚五国为双边合作开拓了新的空间。同期，中亚国家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更为密切，吉国已经完成加入步骤，塔国也在进行之中。如果再加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本地区各种合作项目或构想交织，如何平衡与制约不同能源利益体系，稳定该区域能源安全，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与该区域开展能源合作的战略因素。
（三）区域内社会稳定安全形势堪忧
2014年夏季至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外溢至欧洲高铁、北非旅游景点、法国工厂和科威特大清真寺等地，扩散趋势明显，给亚欧大陆安全稳定蒙上阴影。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中亚、中国新疆等地，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从未停歇。然而现实是，中亚国家均不同程度出现极端组织大范围活动迹象。2014年底以来，不断有报道和视频显示，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参战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活动。仅2015年上半年，吉国家安全部门就成功阻止了10次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同时还打掉了40多个极端主义组织。这些都说明如果周边区域极端势力得不到有效控制，地区社会安全形势将出现不断恶化趋势。
（四）生态环境脆弱
中亚国家资源能源丰富，但地质地貌复杂，生态环境先天脆弱。能源产业具有环境污染特性，区域能源合作将进一步强化和放大环境污染效应，蕴含较高的环境风险，加重其环境的承载负担，可能使双方合作面临巨大的民生阻力，导致合作进程受阻。
五、结论
当前，中国与中亚各国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都需要利用能源实现国家的宏伟发展目标。在国际能源格局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要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时局，捕捉有利的能源合作机遇。如构建互利共赢的能源新秩序、加强产能合作以及清洁能源领域合作等，同时要对合作中存在的风险与挑战有充分的估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根据中亚各国的实际情况，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L050）。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