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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问苍茫》不能与《子夜》媲美，但曹征路却继承了茅盾的文学诉求，那就是，呈现出当下社会构成的肌理，揭示出那些隐藏的结构性矛盾，呈现出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们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
小说的标题，是一个气势磅礴却宛若隔世的动宾短语：问苍茫。读过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这个词语出自“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标题已经暗示出了某种“宏大叙事”的味道。在这个 “个人写作”遍地开花的时代，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方兴未艾的语境当中，“宏大叙事”往往是不受批评家和读者的关注与欢迎的。
如果继续追问，我们还会发现，在《沁园春·长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一个设问，也就是说，那只主宰天地乾坤的手，那个历史的主体是何人，是何物，似乎不言自明。可是，当曹征路把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拿来做小说题目时，却似乎在暗示历史主体的缺失。因为，在资本当道的时代，资本就是主体。
然而曹征路却提醒我们注意，新文学还有一种人尽皆知的传统，那就是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它来自鲁迅、茅盾、老舍、沙汀，来自于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内部。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响彻历史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那套关于“阶级斗争”的、灾难性的话语方式，到了世纪末时如果真的沦为一个空洞的“宏大叙事”，那么任何关于“左翼现实主义”的回音都会变得脆薄和虚弱。除非，有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证明，“左翼现实主义”从不曾在五四新文学传统所形成的谱系里中断过——这就是曹征路的意义。
如果说曹征路的《那儿》中的叙事方式还有些类似于接近象征主义，用那个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絮絮叨叨的修辞来暗示“英特纳雄奈尔”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就像鲁迅用“狂人”来说出一番深刻的真理，那么《问苍茫》就成了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著作。如果说，《那儿》当中还时常看到作家化身为“第二自我”，用诗人和哲学家般的口吻追问社会正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下是否具有合理性，而在《问苍茫》中，这种质询已经深深隐匿在不动声色的叙述当中，或者说，《问苍茫》的“左翼文学”诉求，更加丰满、成熟。但一切都基于最朴素的当下现实，基于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事件。
文学家和批评家当然要时时留意自己个人能力的限度，然而文学本身却没有限度，它有充分表达真实生活的能力。“劳资矛盾”这个命题，其实如果在另一套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系统中，就应该叫做“阶级矛盾”。当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渐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匿起它过于明显的踪迹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用的是一种经济学的描述，资本家成了资方，而工人成了劳方，这样就祛除了“阶级话语”中隐含着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性。这种描述，无论是在价值判断上，还是在任何一套谱系里，都是中立的、冷静的、科学的、精确的、规范的。
我们不得不在左翼文学谱系——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谱系中，才能给《那儿》和《问苍茫》寻找到合理的位置。这是因为，即便是《问苍茫》不能与《子夜》媲美，但曹征路却继承了茅盾的文学诉求，那就是，呈现出当下社会构成的肌理，揭示出那些隐藏的结构性矛盾，呈现出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们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
《那儿》中，只有一个维度，就是朱卫国对属于共产主义道德范畴的“主人翁”身份的誓死捍卫。而《问苍茫》中，尽管曹征路以手术刀般的精确，呈现出不同群落、不同阶层的社会角色，使得作品变得“多声部”、“多元化”，但是，作家所肯定的价值，却只有一种，那就是“事业，那是和大多数人的福祉紧密相连的事情”，这依然是那个坚决的“英特纳雄奈尔”理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还是“英特纳雄奈尔”，还是“和大多数人的福祉紧密相连”，这一次却获得了合法性——真正的合法性：《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给“共产主义者”唐源提供了“事业”的依据，尽管他屡遭残酷迫害，但是他的信念获得了打工作家柳叶叶的认同和支持，这种高危的“事业”就有了某种现实可能性。事实上，柳叶叶并不具备唐源那样的理论修养——唐源是一个既读过马克思，也读过高慈的年轻人，而柳叶叶是出于最基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与她的切肤之痛，才与唐源站到同一阵营里。这种基于个人道德和正义感的“阶级归属感”，如果理性地来看，是脆弱的。作品所展示给我们的结尾，与其说是光明的，不如说是含有困惑和质疑的。
但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就是它建构了某种乌托邦。建构乌托邦是人类得以超越平凡和庸常生活的必要手段。如果连这个功能也承担不了，那么文学真的就走到了尽头。所以，还是清点一下当前的文学生态吧，看看我们还剩下多少曹征路这样的作家。
小说的标题，是一个气势磅礴却宛若隔世的动宾短语：问苍茫。读过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这个词语出自“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标题已经暗示出了某种“宏大叙事”的味道。在这个 “个人写作”遍地开花的时代，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方兴未艾的语境当中，“宏大叙事”往往是不受批评家和读者的关注与欢迎的。
如果继续追问，我们还会发现，在《沁园春·长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一个设问，也就是说，那只主宰天地乾坤的手，那个历史的主体是何人，是何物，似乎不言自明。可是，当曹征路把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拿来做小说题目时，却似乎在暗示历史主体的缺失。因为，在资本当道的时代，资本就是主体。
然而曹征路却提醒我们注意，新文学还有一种人尽皆知的传统，那就是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它来自鲁迅、茅盾、老舍、沙汀，来自于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内部。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响彻历史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那套关于“阶级斗争”的、灾难性的话语方式，到了世纪末时如果真的沦为一个空洞的“宏大叙事”，那么任何关于“左翼现实主义”的回音都会变得脆薄和虚弱。除非，有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证明，“左翼现实主义”从不曾在五四新文学传统所形成的谱系里中断过——这就是曹征路的意义。
如果说曹征路的《那儿》中的叙事方式还有些类似于接近象征主义，用那个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絮絮叨叨的修辞来暗示“英特纳雄奈尔”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就像鲁迅用“狂人”来说出一番深刻的真理，那么《问苍茫》就成了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著作。如果说，《那儿》当中还时常看到作家化身为“第二自我”，用诗人和哲学家般的口吻追问社会正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下是否具有合理性，而在《问苍茫》中，这种质询已经深深隐匿在不动声色的叙述当中，或者说，《问苍茫》的“左翼文学”诉求，更加丰满、成熟。但一切都基于最朴素的当下现实，基于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事件。
文学家和批评家当然要时时留意自己个人能力的限度，然而文学本身却没有限度，它有充分表达真实生活的能力。“劳资矛盾”这个命题，其实如果在另一套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系统中，就应该叫做“阶级矛盾”。当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渐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匿起它过于明显的踪迹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用的是一种经济学的描述，资本家成了资方，而工人成了劳方，这样就祛除了“阶级话语”中隐含着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性。这种描述，无论是在价值判断上，还是在任何一套谱系里，都是中立的、冷静的、科学的、精确的、规范的。
我们不得不在左翼文学谱系——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谱系中，才能给《那儿》和《问苍茫》寻找到合理的位置。这是因为，即便是《问苍茫》不能与《子夜》媲美，但曹征路却继承了茅盾的文学诉求，那就是，呈现出当下社会构成的肌理，揭示出那些隐藏的结构性矛盾，呈现出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们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
《那儿》中，只有一个维度，就是朱卫国对属于共产主义道德范畴的“主人翁”身份的誓死捍卫。而《问苍茫》中，尽管曹征路以手术刀般的精确，呈现出不同群落、不同阶层的社会角色，使得作品变得“多声部”、“多元化”，但是，作家所肯定的价值，却只有一种，那就是“事业，那是和大多数人的福祉紧密相连的事情”，这依然是那个坚决的“英特纳雄奈尔”理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还是“英特纳雄奈尔”，还是“和大多数人的福祉紧密相连”，这一次却获得了合法性——真正的合法性：《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给“共产主义者”唐源提供了“事业”的依据，尽管他屡遭残酷迫害，但是他的信念获得了打工作家柳叶叶的认同和支持，这种高危的“事业”就有了某种现实可能性。事实上，柳叶叶并不具备唐源那样的理论修养——唐源是一个既读过马克思，也读过高慈的年轻人，而柳叶叶是出于最基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与她的切肤之痛，才与唐源站到同一阵营里。这种基于个人道德和正义感的“阶级归属感”，如果理性地来看，是脆弱的。作品所展示给我们的结尾，与其说是光明的，不如说是含有困惑和质疑的。
但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就是它建构了某种乌托邦。建构乌托邦是人类得以超越平凡和庸常生活的必要手段。如果连这个功能也承担不了，那么文学真的就走到了尽头。所以，还是清点一下当前的文学生态吧，看看我们还剩下多少曹征路这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