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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后强调，99年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同时，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在全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内，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我们党的初心。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文物”系列报道，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及人文精神，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践行使命担当。
一床温暖革命友谊的被单
白色底纹，浅灰色蝴蝶花纹，这床绸缎被单虽然因年代久远，颜色已经泛黄，但看起来依然洁净光滑。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后的1934年12月，以项英、陈毅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转移到了黄麟乡井塘村，项英等中央领导被安排住在村民谢招娣家里。
随后的日子里，谢招娣时不时地送一些黄元米馃、花生、鞋垫等食品和生活物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洗衣服、洗被褥。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战士们也经常帮助谢招娣犁田、砍柴、劈柴、打扫卫生，彼此相处和谐友好。
转眼到了1935年春节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加紧了“清剿”，红色苏区只剩下于都部分区域，且日益缩小，革命形势对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十分不利。为了轻装上阵，更为了表达对谢招娣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中央分局离开井塘的前一天晚上，张亮把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床绸缎被单送给了谢招娣。
红军走后，谢招娣一直不舍得用绸缎被单，她决定等红军回来后再交回给红军。不久，国民党兵来到井塘村，把全村的老表赶到晒谷场，威胁他们把收留的红军伤病员和红军物品统统交出来，否则，一旦查出就格杀勿论。
老表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肯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于是，国民党兵便在井塘村挨家挨户地搜查。幸亏老表事先把红军伤员和赠送的东西藏到了深山的岩洞里，敌人在全村翻了个底朝天也一无所获。
以后的几十年里，谢招娣一直珍藏着这床珍贵的绸缎被单直至去世。2004年，于都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时，她的家属把这床被单捐献了出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此被广为传颂。
88年前的医药箱
福建省漳浦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珍藏着一个古红色的医药箱。医药箱为全木制，高37厘米，宽28.5厘米，长39.5厘米，可同时盛放多种药品。它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使用过的医药箱。这只穿越了88年历史风烟的医药箱，承载着一段红色记忆。
1929年3月，邓子恢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领导地方武装，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入闽作战。当时，由于时局复杂难料，红军挥戈挺近了赣南，邓子恢及时将闽西地区敌情变化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派人连夜送到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处，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后毛泽东、朱德根据当时敌情决定红军入闽开辟苏区，邓子恢组织工农暴动，配合进闽。
1931年12月，受中共福建省委的委派，邓子恢调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指导漳浦、龙溪、云霄、平和等县土地革命和游击队。
1932年初，邓子恢背着医药箱，一身乡村郎中的打扮，在漳浦西部的小山城、象牙庄及邻县的平和、南靖一带，走村串户，秘密发动群众，创建农会，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的行李存放于石榴镇象牙庄浦尾自然村住处吴氏住宅内。
邓子恢在漳浦，点燃山城烽火，筹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并于1932年3月撰写《关于漳浦小山城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组织农民抗捐及武装斗争的情况。他与农民心连心，打成一片，不但会把脉问诊，为人治病，还会诊断社会疾苦，开出革命斗争的良方，因而迅速开创出革命新局面。
1932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一举攻克福建漳州，取得重大胜利。同一天，毛泽东在漳州芝山红楼接见邓子恢和王占春，听取关于闽南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红军打下漳州，并不是要长期占领城市，当前的革命中心仍然在农村，必须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以小山城、龙岭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邓子恢在听取指示后，认为在远离漳浦县城的西部靖和浦交界山区，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他来到漳浦县石榴镇小山城村领导农民实行武装抗捐斗争，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建立象牙庄及周围村庄的秘密农会，响应支持小山城武装斗争。邓子恢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个地方（指小山城村）地处南靖、平和、漳浦三县交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创建游击区域的好地方。”在斗争策略上，他采取逐步引导农民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转化。因而迅速创立一批乡苏维埃，在小山城村周边的靖和浦边界发展出一个具有4万多人口的红色区域，创建了以漳浦小山城村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吴氏住宅主人将保留的邓子恢用过的衣物箱和医药箱，作为革命文物送交中共漳浦县委党史研究室。
这只医药箱装着的不仅是邓子恢那颗医治民众疾苦的医者仁心，更装着他那颗点燃山城烽火、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红心。
两株野菜标本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两株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珍藏的野菜标本。这两株野菜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第三次过草地时在葛曲河畔采集并保存下来的，名叫黄花草，它是红军过草地时主要吃的一种野菜。
1936年7月初，北上的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附近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随即奉中共中央令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分三路陆续北上。
刘毅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属徐向前指挥的中央纵队，7月2日从甘孜附近的炉霍出发。由于北上的目标明确，指战员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根据以前的经验，他们在甘孜地区做了一些准备，但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沼泽遍布的茫茫草地，仍是一段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征途。
尤其是第三次过草地时，粮食异常缺乏，进入草地之初，每人每天还有二三两青稞面，拌上点野菜充饥，但不久就断了粮。前面的部队还能挖些野菜、草根充饥，后面的部队就困难了，可吃的灰条菜等野菜早就被采光，许多战士因误食毒蘑、毒草中毒而死。
为了保证战士们的安全，宣传队采集了许多野菜的样品，到处向战士们宣传，哪些有毒哪些无毒。草地上这种开黄花的小草，被战士们称为“黄花草”，虽然也有毒性，但食用后，没有生命危险。所以红军这次过草地时，主要用它充饥。战士们先将它放在水中煮沸，将水倒掉，再放清水煮，之后拌点炒面，吃起来有点苦味，吃后肚子有些胀，腿有些肿。
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每天行军30～40公里，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南部。
一天，部队来到葛曲河（白河）畔草原，开了一次大会，几位领导同志讲了话，大家深受鼓舞。会后，274团干事刘毅和战友们去采黄花草时，特意留下一些放在随身携带的小铁盒中保存，带出了草地。
西安事变后，刘毅到陕西三原县做宣传工作。一次，在三原县中学进行宣传时，刘毅手捧这盒黄花草讲述了红军长征走过的艰难历程，并请师生们观看，大家深受感动。
刘毅一直把这两株黄花草带在身边，1975年10月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他把这两株珍藏的黄花草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图源自《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政协报》）
在全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内，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我们党的初心。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文物”系列报道，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及人文精神，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践行使命担当。
一床温暖革命友谊的被单
白色底纹，浅灰色蝴蝶花纹，这床绸缎被单虽然因年代久远，颜色已经泛黄，但看起来依然洁净光滑。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后的1934年12月，以项英、陈毅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转移到了黄麟乡井塘村，项英等中央领导被安排住在村民谢招娣家里。
随后的日子里，谢招娣时不时地送一些黄元米馃、花生、鞋垫等食品和生活物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洗衣服、洗被褥。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战士们也经常帮助谢招娣犁田、砍柴、劈柴、打扫卫生，彼此相处和谐友好。
转眼到了1935年春节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加紧了“清剿”，红色苏区只剩下于都部分区域，且日益缩小，革命形势对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十分不利。为了轻装上阵，更为了表达对谢招娣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中央分局离开井塘的前一天晚上，张亮把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床绸缎被单送给了谢招娣。
红军走后，谢招娣一直不舍得用绸缎被单，她决定等红军回来后再交回给红军。不久，国民党兵来到井塘村，把全村的老表赶到晒谷场，威胁他们把收留的红军伤病员和红军物品统统交出来，否则，一旦查出就格杀勿论。
老表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肯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于是，国民党兵便在井塘村挨家挨户地搜查。幸亏老表事先把红军伤员和赠送的东西藏到了深山的岩洞里，敌人在全村翻了个底朝天也一无所获。
以后的几十年里，谢招娣一直珍藏着这床珍贵的绸缎被单直至去世。2004年，于都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时，她的家属把这床被单捐献了出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此被广为传颂。
88年前的医药箱
福建省漳浦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珍藏着一个古红色的医药箱。医药箱为全木制，高37厘米，宽28.5厘米，长39.5厘米，可同时盛放多种药品。它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使用过的医药箱。这只穿越了88年历史风烟的医药箱，承载着一段红色记忆。
1929年3月，邓子恢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领导地方武装，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入闽作战。当时，由于时局复杂难料，红军挥戈挺近了赣南，邓子恢及时将闽西地区敌情变化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派人连夜送到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处，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后毛泽东、朱德根据当时敌情决定红军入闽开辟苏区，邓子恢组织工农暴动，配合进闽。
1931年12月，受中共福建省委的委派，邓子恢调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指导漳浦、龙溪、云霄、平和等县土地革命和游击队。
1932年初，邓子恢背着医药箱，一身乡村郎中的打扮，在漳浦西部的小山城、象牙庄及邻县的平和、南靖一带，走村串户，秘密发动群众，创建农会，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的行李存放于石榴镇象牙庄浦尾自然村住处吴氏住宅内。
邓子恢在漳浦，点燃山城烽火，筹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并于1932年3月撰写《关于漳浦小山城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组织农民抗捐及武装斗争的情况。他与农民心连心，打成一片，不但会把脉问诊，为人治病，还会诊断社会疾苦，开出革命斗争的良方，因而迅速开创出革命新局面。
1932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一举攻克福建漳州，取得重大胜利。同一天，毛泽东在漳州芝山红楼接见邓子恢和王占春，听取关于闽南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红军打下漳州，并不是要长期占领城市，当前的革命中心仍然在农村，必须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以小山城、龙岭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邓子恢在听取指示后，认为在远离漳浦县城的西部靖和浦交界山区，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他来到漳浦县石榴镇小山城村领导农民实行武装抗捐斗争，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建立象牙庄及周围村庄的秘密农会，响应支持小山城武装斗争。邓子恢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个地方（指小山城村）地处南靖、平和、漳浦三县交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创建游击区域的好地方。”在斗争策略上，他采取逐步引导农民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转化。因而迅速创立一批乡苏维埃，在小山城村周边的靖和浦边界发展出一个具有4万多人口的红色区域，创建了以漳浦小山城村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吴氏住宅主人将保留的邓子恢用过的衣物箱和医药箱，作为革命文物送交中共漳浦县委党史研究室。
这只医药箱装着的不仅是邓子恢那颗医治民众疾苦的医者仁心，更装着他那颗点燃山城烽火、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红心。
两株野菜标本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两株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珍藏的野菜标本。这两株野菜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第三次过草地时在葛曲河畔采集并保存下来的，名叫黄花草，它是红军过草地时主要吃的一种野菜。
1936年7月初，北上的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附近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随即奉中共中央令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分三路陆续北上。
刘毅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属徐向前指挥的中央纵队，7月2日从甘孜附近的炉霍出发。由于北上的目标明确，指战员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根据以前的经验，他们在甘孜地区做了一些准备，但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沼泽遍布的茫茫草地，仍是一段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征途。
尤其是第三次过草地时，粮食异常缺乏，进入草地之初，每人每天还有二三两青稞面，拌上点野菜充饥，但不久就断了粮。前面的部队还能挖些野菜、草根充饥，后面的部队就困难了，可吃的灰条菜等野菜早就被采光，许多战士因误食毒蘑、毒草中毒而死。
为了保证战士们的安全，宣传队采集了许多野菜的样品，到处向战士们宣传，哪些有毒哪些无毒。草地上这种开黄花的小草，被战士们称为“黄花草”，虽然也有毒性，但食用后，没有生命危险。所以红军这次过草地时，主要用它充饥。战士们先将它放在水中煮沸，将水倒掉，再放清水煮，之后拌点炒面，吃起来有点苦味，吃后肚子有些胀，腿有些肿。
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每天行军30～40公里，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南部。
一天，部队来到葛曲河（白河）畔草原，开了一次大会，几位领导同志讲了话，大家深受鼓舞。会后，274团干事刘毅和战友们去采黄花草时，特意留下一些放在随身携带的小铁盒中保存，带出了草地。
西安事变后，刘毅到陕西三原县做宣传工作。一次，在三原县中学进行宣传时，刘毅手捧这盒黄花草讲述了红军长征走过的艰难历程，并请师生们观看，大家深受感动。
刘毅一直把这两株黄花草带在身边，1975年10月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他把这两株珍藏的黄花草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图源自《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