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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面貌能够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快的变化：破旧的房子被崭新的高楼取代；六车道的高速公路直通原本是穷乡僻壤的地方。这样的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我们曾经到过一些村庄，那里的大人们居住在自己破旧的房子里，简直是与自己有机会在新建的现代化校园里读书的子女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些学校里，远程教学可以填补当地教师知识的空缺，学生们则很有希望在一个更好的中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同时，他们最大的担心是自己如果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的“90后”不再一味地听从家里安排，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他们是现代中国做到这点的第一代人。以他们祖辈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以前祖辈们从职业到生活伴侣的人生之路都是由家庭决定的，而现在的年轻人则有了选择的余地。
“我的父母只要有房子住、有饭吃就满足了。”一个学生对我们解释说，“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中国的孩子自幼儿园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比将幼儿园当成游戏玩闹的地方的欧美孩子要早很多。中国的孩子们很快就学到要想有选择的机会，他们必须有赢得选择权的本领。
在整个中国，学生的数量正在上升，与之相伴的是学生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根据中国教育部2010年的数据，8.9%的中国人有大学文凭，仍然比美国36.7%的比例要低，但是与2000年3.6%的数据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去过很多中学、大学，中国学生的聪明和坦率总是能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反映出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自信。这些学生觉察到国际社会的变化，并且知道自己有责任置身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之中。
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最好的人才能找到好工作”，这让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想成为班级最佳。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根据中国社科院和北京教育咨询公司麦可思研究院在2012年所做的一份调研，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0%，但是只有47%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他们中有些人有时甚至还要为父母平淡无奇的生活增光添彩。
被父母、祖父母以及老师们寄予厚望的毕业生会因为从事一份技能要求低、薪水比预想差很多的工作而感到沮丧。而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大约有70%的大学毕业生的入门薪水还不如工厂里的民工高，那些在此行列的大学生们的心情无疑会更低落。实际上，对文凭的偏爱导致那些基础服务岗位不受重视，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服务业能够为拥有不同才能的年轻人提供不错的选择。
我们在北京的发型师英文名叫Tony，他是一个在服务业寻求自己未来的年轻人。他很瘦，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可能会随时受伤。但是Tony证明瘦弱的他有着顽强的精神，他知道自己生命中想要什么，他也知道自己如何能够实现目标。从他身上我们很好地了解到他和他朋友们的忧虑、抱怨、希望和梦想。Tony没有上过大学，但是通过自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知道他必须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他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当兼职美发师，这给他提供了一份基本薪水，同时他也在酒店的其他部门帮忙挣些外快。他还是一名化妆师，他很喜欢通过这份工作来认识一些有趣的人，有时还能认识一些有点粗暴的家伙。Tony好奇心重、雄心勃勃而且意志坚定；他批判社会，却是一个爱国青年；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上攀登。要问中国不同学历的年轻人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很想在工作中赚更多的钱。
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寻找好的工作，与此同时很多公司抱怨自己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这种现象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基本原因是中国人口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成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内地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在社会福利均等化方面做出的努力逐渐得到了回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已经不再是人们的梦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成都、重庆、大连、苏州等城市。人们在这些城市的生活质量更好，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随着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的进步，跳槽的趋势不再高企。比如说，成都现在每年人均工作变动率为7%，远低于沿海地区20%的人均工作变动率。而创造一个宜人的环境不一定就是发展传统产业，我们就曾见识过成都创造一个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环境的战略方法，这给我们带来很美好的经历。通过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成都重点确立了吸引很多中国艺术团体落户成都的目标，这是争夺人才的一部分，也是被视为有价商品的人才们之间的竞争的一部分。
中国的90后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也是在个人自由和参与决策制定过程方面要求最高的一代。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不断上涨的自信心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中国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同时也知道自己是有话语权的公民。他们善于联合评判的声音，建立专业的网络。中国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依靠他们，而保守人士则害怕他们。中国的年轻人需要自由，也需要引导；他们追寻生命意义，也追寻经济进步。中国的未来就扎根于他们今天脚下所走的道路。
中国的“90后”不再一味地听从家里安排，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他们是现代中国做到这点的第一代人。以他们祖辈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以前祖辈们从职业到生活伴侣的人生之路都是由家庭决定的，而现在的年轻人则有了选择的余地。
“我的父母只要有房子住、有饭吃就满足了。”一个学生对我们解释说，“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中国的孩子自幼儿园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比将幼儿园当成游戏玩闹的地方的欧美孩子要早很多。中国的孩子们很快就学到要想有选择的机会，他们必须有赢得选择权的本领。
在整个中国，学生的数量正在上升，与之相伴的是学生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根据中国教育部2010年的数据，8.9%的中国人有大学文凭，仍然比美国36.7%的比例要低，但是与2000年3.6%的数据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去过很多中学、大学，中国学生的聪明和坦率总是能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反映出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自信。这些学生觉察到国际社会的变化，并且知道自己有责任置身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之中。
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最好的人才能找到好工作”，这让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想成为班级最佳。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根据中国社科院和北京教育咨询公司麦可思研究院在2012年所做的一份调研，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0%，但是只有47%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他们中有些人有时甚至还要为父母平淡无奇的生活增光添彩。
被父母、祖父母以及老师们寄予厚望的毕业生会因为从事一份技能要求低、薪水比预想差很多的工作而感到沮丧。而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大约有70%的大学毕业生的入门薪水还不如工厂里的民工高，那些在此行列的大学生们的心情无疑会更低落。实际上，对文凭的偏爱导致那些基础服务岗位不受重视，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服务业能够为拥有不同才能的年轻人提供不错的选择。
我们在北京的发型师英文名叫Tony，他是一个在服务业寻求自己未来的年轻人。他很瘦，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可能会随时受伤。但是Tony证明瘦弱的他有着顽强的精神，他知道自己生命中想要什么，他也知道自己如何能够实现目标。从他身上我们很好地了解到他和他朋友们的忧虑、抱怨、希望和梦想。Tony没有上过大学，但是通过自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知道他必须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他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当兼职美发师，这给他提供了一份基本薪水，同时他也在酒店的其他部门帮忙挣些外快。他还是一名化妆师，他很喜欢通过这份工作来认识一些有趣的人，有时还能认识一些有点粗暴的家伙。Tony好奇心重、雄心勃勃而且意志坚定；他批判社会，却是一个爱国青年；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上攀登。要问中国不同学历的年轻人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很想在工作中赚更多的钱。
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寻找好的工作，与此同时很多公司抱怨自己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这种现象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基本原因是中国人口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成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内地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在社会福利均等化方面做出的努力逐渐得到了回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已经不再是人们的梦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成都、重庆、大连、苏州等城市。人们在这些城市的生活质量更好，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随着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的进步，跳槽的趋势不再高企。比如说，成都现在每年人均工作变动率为7%，远低于沿海地区20%的人均工作变动率。而创造一个宜人的环境不一定就是发展传统产业，我们就曾见识过成都创造一个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环境的战略方法，这给我们带来很美好的经历。通过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成都重点确立了吸引很多中国艺术团体落户成都的目标，这是争夺人才的一部分，也是被视为有价商品的人才们之间的竞争的一部分。
中国的90后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也是在个人自由和参与决策制定过程方面要求最高的一代。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不断上涨的自信心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中国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同时也知道自己是有话语权的公民。他们善于联合评判的声音，建立专业的网络。中国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依靠他们，而保守人士则害怕他们。中国的年轻人需要自由，也需要引导；他们追寻生命意义，也追寻经济进步。中国的未来就扎根于他们今天脚下所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