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陵县档案馆珍藏的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拓片,为绢面、册页装淡墨精拓本,硬板纸,前是碑文后为跋,该拓片形成于明万历年间。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历经四百多年沧桑,屡遭浩劫,至今下落不明。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拓片的存世,不仅使苏轼草书之原貌得以传承,并为后人研究苏东坡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苏东坡,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宋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应开封刘季孙之请,以真行草相间体书《醉翁亭记》一帖,交刘季孙。刘季孙死后,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帖几经辗转,历数百年,先后被赵子固、高仁卿、冯伯田、宋广等人收藏,后有赵孟頫、宋广、吴宽、沈周题识,再后落入徽州府。明隆庆年间,徽州府遭劫,佣人拾之于涂泥践踏之中。不久,钧阳学子徐颍南遇此书帖,便以豆数斗换回收藏。
　　明隆庆五年(1571年),徐颍南入京应试,将此帖作为礼品送与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高拱深感此物得之不易,视为珍宝,决定将其刻石永存,并命其门婿刘巡主持此事。刘巡遍访名书名刻之士,适值文彭、吴应祈二人以考绩入京,刘巡即邀二人合作,由文彭临摹,吴应祈镌刻,自己躬身校核。历时两个月,终成石刻。该石刻共计24面。其中,依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帖刻石18面,每面纵约37厘米,横约50.2厘米;其余6面为赵孟頫、宋广、吴宽、沈周、高拱、文彭、刘巡等人跋的刻石。石刻完成后,高拱所得墨本长卷“一入江陵,后归御府”而侠。
　　石刻完成的次年(1572年),刘巡回乡时,把此石刻带回了鄢陵,成为刘氏家族的传家宝,存放在县城太平街刘氏家祠中,指令专人看管。清顺治八年(1651年),又将刘汉黎、刘佑父子二人题跋刻于碑上。中华民国时期,日军侵华,所到之处,大肆抢掠我国珍贵文物。为安全起见,刘家把这套石刻秘藏起来,外人皆不得知。1944年5月间,日军进鄢后,觊觎此瑰宝。后因“抗战”接近胜利,驻鄢日军仓皇撤走,石刻幸免遭劫。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上世纪50年代,省政府曾两次派人专程到鄢陵寻找原石刻的下落,由于诸多原因,终未找到。
　　“大跃进”时期(1958年～1959年),鄢陵县“一小”为开展勤工俭学,在校南院东边建立了一座石灰窑,以街上扒的牌坊和庙中石碑做原料。一次,该校学生在县城太平街找到了一块刻字的青石,抬至窑场砸烂烧成石灰,经查明是《醉翁亭记》石刻的一块跋。至此,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下落不明。
　　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自明代刻石后,由于刘氏家族看管严密,其拓片留世很少,弥足珍贵。1987年,鄢陵籍李波人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将自己收藏的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拓片捐赠给了鄢陵县政协,1990年,鄢陵县政协又将其移交给鄢陵县档案馆永久保存。
　　从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的曲折来历可以看出,由文彭依帖临摹、吴应祈镌刻的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拓片,能够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其书法价值、史料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亦不可估量,堪称“翰墨奇珍”。从拓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原碑帖石刻可谓“三绝”。一曰“文绝”:作者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文学家、史学家,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醉翁亭记》更是他的名篇。二曰“书绝”:苏轼在宋代书坛上位列苏、黄、米、蔡四大名家之首,擅长楷体、行草体。苏东坡的书法,流传下来的多是楷书和行书,草书很少。这一《醉翁亭记》长卷,乃是以真、行、草兼用字体写成,简称“草书”,前人很少著录,流传不广,故倍加珍贵。苏东坡个性率真、豪放,好酒,其草书《醉翁亭记》正是乘酒兴挥毫泼墨的,落笔若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纵横奔放,有大江黄河一泻千里之势;盘旋婉转,如折钗股,如屋漏痕,有圆熟自然之美;丰腴跌宕,舒展大方,有雷霆万钧之力;天真烂漫,无所矫饰,浑然天成。书风充分体现出他待物旷达、怡适自然的鲜明个性,达到了“我书无法本意造,点画信手烦推求”,放荡不羁出新意,清远萧疏、苍劲空灵的艺术境界。苏轼自云:“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评其书法云:“潇流纵横,如绵裹针,外柔内刚。”实为“珠联璧合、书文双绝”的艺术珍品。三曰“刻绝”:文彭是明代中叶著名篆刻家,是江南才子文潋明的长子。其篆刻风格雅正,质朴深厚,力师秦汉,使当时印坛面目为之一新,被视为“金科玉律”,对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公认的明清文人篆刻流派的“开山鼻祖”。实为出类拔萃、精于篆刻之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