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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漫长，飞驰闪现，偶尔忆起解放战争年代，行军时走得腿酸脚乏，只想坐地歇息，大嗓门的领队唱起：向前，向前，向前……大家随之齐唱起这冲锋号似的音律，振奋了精神，驱赶了疲劳，迈开大步，向前行进。
战场反攻，捷报频传。我们群起抢捷报、挽臂迈大步，又高唱起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那高昂激越的旋律，那铿锵有力的节奏表达出我们迎接胜利的喜悦和乘胜前进、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力量。就这样不停地唱着唱着，迎来辽沈战役的胜利，迎来了沈阳及全东北的解放。
那时，我只知道，这两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朝鲜人郑律成，也不问词作者是谁。那时学歌是口口传教，没有歌片。
随着反攻的胜利，我们由乡村进入辽南小城市，学唱起《东方红》，有了歌片，上面写着：曲，郑律成；词，张松如改编。张松如是谁？
延安来的首长谢力鸣同志告诉我们：张松如就是《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笔名公木。他又介绍：这首《东方红》原是陕北民歌，是垦荒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常常哼唱的，后来在移民垦荒、大生产运动中传唱起来，称为《移民歌》，当年延安的报纸还有介绍。日本投降后，第一批挺进东北的文艺工作团于1945年底到达沈阳（1946年我军撤出，国民党占领），要组织演出，团长舒群等领导提议要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节目，大家立即想到《移民歌》，这首歌全是热情歌颂毛主席的，但歌词中缺少歌颂共产党的内容。大家便一致推举词、曲作家张松如（公木）和刘炽研究改编，最后商定由公木执笔。
第一段保留，只将原第三句“他为人民谋生存”改为“谋幸福”。
第二段原词为：“山川长，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第三段词原为：“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拍手颂富饶。”
公木以自己在延安的感受和抗战胜利、全国即将解放、人们要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梦想而奋斗的情景，提笔将第二段、第三段改写为：
毛主席，爱人民，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
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
哪里人民得解放。
歌词保留了原有的民歌风格，语言通顺、朗朗上口，又有深刻思想内容。大家一致通过，马上排练。演出时，还请公木、刘炽也上台同大家一起合唱。这时，公木才想到他还没给这首歌取名，不能再称《移民歌》了。说时迟，那时快，机灵的报幕员手持节目单，低头扫了一眼，按歌词头一句是“东方红”，便大声报幕：“请听陕北民歌《东方红》！”从此，这首在陕北唱红的“移民歌”，又以“东方红”之名传唱东北大地，随即唱遍全中国。
当年，公木看到印出的歌片上注有“张松如改编”字样，立即郑重提出：这是民歌，是人民智慧的结晶，至于改编，也是集体的劳动，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
近年，我在公木的“自传”里也看到他这样自述：“1944年冬，与鲁艺戏音系孟波、刘炽、于兰、唐荣枚四同志一道赴绥德地区，下乡闹秧歌、采集民歌……后来，与何其芳诸同志一同加以整理，编成了一本《陕北民歌选》……就‘移民歌’首段改编并填词，写成《东方红》歌曲，这是抗战胜利到达东北时才由东北文艺工作团集体完成的。”
当年，谢力鸣向我介绍到这里时，曾说过：“公木可能是农民家庭出身，非常淳朴、厚道，但学养深厚，古典诗词烂熟于心，出口成章。不过，人家不显山露水，淡泊名利。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我深深记住了这句话，“淡泊名利”。但想象不出这位淡泊名利的人是怎样之出口成章、又怎样之淳朴厚道的。
1953年秋，我被中央文学研究所录取（二期）。不久，全国第二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和来自陕西省的同学贺抒予大姐到作家雷加家拜访，正遇上参加文代会的东北区代表马加、吴伯箫、师田手、公木四位作家在座。他们的作品我都读过，早已久仰，但都是第一次相见。他们不像雷加那样身材高大、举止豪放，都是中等身材，年龄、体型都差不多，而且都穿着藏青色棉咔叽布中山装，很是朴素。在雷加夫妇招待我们去一个湖南饭馆吃饭时，他们都极热情地为我俩夹菜、让酒，我俩成了主賓。记得贺抒予还曾小声和我说：“你们东北这四位前辈若头上系个羊肚子白毛巾，和我们陕北老汉差不多。”我笑了，说：“这都是吃足了延安小米嘛！”可惜，没机会同他们谈谈在延安的创作，遗憾。
转年秋，机会到来。公木和吴伯箫代替丁玲和田间荣任了我们文学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丁玲和田间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吴所长另有重任，公木为专职所长。他很是认真、谦虚，常常讲：我同前任老所长不能相比，我要向他们求教，也要向同学们学习，我们共同把文研所办得更好。
这个时期，我们在不断同公木所长的接触中，得知了在延安窑洞里如何诞生的“军歌”。
公木，河北人，七七事变后到晋察冀军区参加抗战。1938年到达延安，在胡耀邦领导的军委直属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而郑律成也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二人相处甚好。
郑律成哥哥是朝鲜抗日组织“义烈团”成员，这个组织在中国南京建立了一个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培养为祖国独立而战的青年军事政治干部。1933年，他哥哥推荐郑律成到这个学校学习，也加入了“义烈团”。在学习中，校长和同学们都发现他嗓音响亮，很有音乐天赋。毕业时，校长推荐他去学音乐，说，我们朝鲜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打败日本鬼子、建设新国家需要音乐。郑律成进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郑律成结识了很多中国的左翼文化名人，如田汉、冼星海等。之后，他得爱国人士李公朴的经济资助，背着一把曼陀铃来到延安。在这黄土高原的革命圣地，他激情满怀，请鲁艺女同学莫耶写诗，并很快谱出《延安颂》：“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沸腾……”这正是他的真情抒发，也表达出所有到延安的人“胸中沸腾”，一歌唱红。之后，他发现他的好友公木的笔记本上写有同他感受相仿的诗歌，如《子夜岗兵颂》等，他暗中抄下，准备为其谱成歌曲，说给公木听，二人一拍即合。 冼星海和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在鲁艺礼堂演出，轰动了延安古城，轰动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毛泽东为之拍手叫好！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郑律成很受感动和启迪，他找到公木说：“我俩也写一部大合唱吧，叫‘八路军大合唱’，怎么样？”公木还是第一次听到“大合唱”这个词，不知怎么个合法。他以自己的军旅生活感受，分别写出了《骑兵歌》《炮兵歌》及《八路军进行曲》等等。那时没有钢琴和手风琴伴奏，他们在昏暗的窑洞里靠一盏小油灯，绕着桌子踏步，敲着盆，拍着腿，击节、慎思，经多少个日夜，一曲《八路军大合唱》诞生。到部队教唱后，分别以“军歌”“进行曲”命名，最后被认定为《八路军进行曲》，在全军广泛传唱。
公木在此前后，不仅写出了时代最强音的军歌，还创作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哈罗，胡子》《鸟枪的故事》《我爱》等等。
他任我们所长时，同学们，特别是诗歌组的同学们都渴望多听公木的古典诗词授课，都知道他自1950年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教书，便讲这个专题，有精湛的研究，有论文，有专著。
但是，他为我们讲课不多。诗歌组张志民、孙静轩等同学有时去求教他。我听孙静轩说过，咱这位新所长老说他比老所长相差甚远，其实他也很有学问，古今诗词张口就来，文艺理论功底也很深，谈话还很幽默呢。他又说，你们东北不是有个著名评剧叫《小女婿》吗？你看咱这位堂堂正正看起来很庄重、严肃的所长，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女婿呢……
公木所长是个怎么样的小女婿？孙静轩也没说清楚，大概也不甚了解，倒是给我留下个悬念。大作家、大知识分子里也有小女婿？看不出、想不到、猜不透。
以后，我真找了个拜见所长的机会，那是我听说要从我们文学研究所里单身、年轻的学员中选出派往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留学的事情之后。可能选中了同学董晓华。董晓华是《董存瑞》的编剧之一，来自广东军区，颇有才华，年纪比我大一两岁，尚未结婚。我问过他，他说没正式同他谈过，仅问过他愿不愿意去集中精力学习俄语。
我们研究所二期开学不久，丁玲所长就向我们讲过，为什么新中国一成立就要开办文研所呢？那是刘少奇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接见了他。正式会谈之后，顺便问他：你们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少奇想到在延安有“鲁艺”，进北京后还没来得及考虑怎样办这样的学校。少奇没有马上回答。斯大林马上说：在我们莫斯科有一所高尔基文学研究所，专门培养作家的，著名的军旅记者西蒙诺夫就是从这个研究所出来的……
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便找到丁玲，他们都是湖南老乡。少奇以纯正的湖南口音对丁玲说：“你是愿意专门当作家呢，还是当个官呢？共产党作家，首先得是共产党员……”丁玲马上接话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服从党组织安排，需要我干啥子，我就好好干……”
丁玲接受了少奇的建议，立马带领一班人马筹办文学研究所。1951年，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开班，其学员主要来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们，如马烽、康濯、徐光耀及胡昭等等。而文研所开课不久，便爆发了朝鲜战争，国内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南方刚解放的地区还大搞土地改革。文研所学员们都分批参加了这些运动。1953年，我们就读的文研所第二期开班，正是朝鲜战争停战、国内大搞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的和平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也是中苏友好蒸蒸日上的时期。我们的学制定位三年，这期间，据说有人提出可否向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派留学生。
我听到这个消息，冒昧地去拜见了所长公木。他单身一人住在鼓楼东大街103号一间平房小屋里，陈设极简单。我进屋后，他热情地让我坐下，并倒了一杯茶。那时，我还不会喝茶，不像有些参加过抗战的大同学那样进课堂还端个茶杯。我没有茶杯，渴了就用刷牙的搪瓷缸喝白开水。
我开门见山向所长说明来意。公木所长沉思一下，慢慢说：“还没研究过这个事，只是有人提议。对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情况，我们并不了解，也没条件前去考察……”说到这，他又问我：“你学过俄语吗？”
我摇摇头回答：“在东北，上小学就学日语。自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后，我们安东（现丹东）办了好几个俄语学习班，我参加了一个，只背了字母，记住了几句俄语对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机疯狂轰炸，一切学习班都散了。”
公木点点头说：“学过一点也不错。不过，文学不同理工科，也不同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嘛，要精通。俄罗斯文学很丰富，我们只读点翻译过来的东西，要读懂人家的原文，理解生活语言、民俗语言、诗的语言，很深奥！”他又加重语气说：“文学创作源自生活、源自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到那里去学，还得有个文化交流吧。现在的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丁玲、周立波著作都很熟悉了，得了斯大林奖嘛！可是他们对我们的古典文学了解不多，也感兴趣，一定愿意我们向他们多作介绍，那我们就得用俄语向人家讲述吧。我们怎样能讲透彻呢？这可是个大难关呀！”
他又细致地向我讲述：“现在我们所里的同学都是搞文学创作的。文学创作要来源于生活吧！要发出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声音吧！丁玲、周立波两位得斯大林獎的作品，都是他们亲自参加河北、东北的土地改革后写成的……”
这时，我借机插了一句话：“您在延安写成的八路军军歌歌词，也是因为你长期在部队、在军委政治部工作，有生活的关系，是吧？”
他点点头：“那不仅要和八路军官兵生活在一起，还要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我是时事宣传干事嘛！我当年熟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一些抗战文献，还要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高度来理解、来思考如何反映出时代的声音。”
他又加重语气说道：“在全国二次文代会上，丁玲提出作家要到群众中落户，也就是当年毛主席提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到广阔的生活中去……”
我们的谈话几乎再没有谈到去苏联留学的事，而是细谈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家只有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好作品…… 不久， “反胡风” 运动开始，我们都投入了这场运动，再没听说去苏联学习的事。董晓华的恋人原打算去学俄语，也改报考医学院了。再不久，我们文研所提前一年（1955年夏）毕业。当时有不少中直文学单位希望我们中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工作，但同学中只有一人留在了中直，其余都坚持回原省、市，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
一年有余后，我们听到了公木所长的不幸消息。我们走后，他将父母从河北老家接到北京，就住在我们学员曾住过的鼓楼东大街四合院，一天晚间煤气中毒，老人双亡。我们怀念那个古香古色的四合小院，更对这两位辛苦一生、进京不久的老人匆匆离去表示痛心哀悼，他们是普通农民，以天生的“性本善”抚爱子女。
公木在自传里曾说，他1910年出生，读过两年私塾后，他要求进学堂，父亲便背着一布袋小米，送他进河北省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入门升堂，先给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磕了三个响头”。“校规极严，教鞭和戒尺是经常动用的。”但他专心苦学，立志上进，由小学到中学到北京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后进入革命队伍，南征北战，从东北来到北京，一切安顿好了以后，才将父母从乡间接到北京安度晚年。仅仅两三年，二位老人就这样离去了。我们作为在那里住过的学生，都为之哀难、悲痛！而公木的悲痛之情未平，又降来不幸。
1956年，即丁玲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右派”后，公木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到辽宁鞍钢锻炼改造。这更使我们一惊。公木从读中学时，便接触了地下党传播的革命思想，1930年加入了青年团，又参加了左联的文学活动，1932年，他还代表进步同学拜访过鲁迅先生，并请鲁迅给同学们讲课，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他还写了《鲁迅访问记》，于左联的《文学月刊》发表。只因他不断参加“飞行集会”，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学生示威游行，积极呼吁抗日救亡运动，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1938年到达延安后，加入了共产党。这样的革命者怎么就被打成“右派”、被清除出党了呢？至今我也不清楚。历史的大误会。
十年动乱过去，1977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公木以吉林大学副校长和吉林省作协主席的身份来北京参加文代会。这时，丁玲、吴伯箫等老领导及我们同学代表都欢聚一堂，自然有说不尽的话、叙不完的情。但这些“复出”的前辈们一致声称：向前看，夺回失去的时间！公木有言：“回顾二十年，深深体会到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只在正常情况下、更需在特殊情况下，不只在顺境中、更需在逆境中，要着意培养。父母生身党给魂，骄阳霹雳练精神！”这就是永葆党魂、坚定信仰不动摇的诗人公木。
1995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四十五周年，一、二期同学发起校友聚会。南南北北同学们都相聚到了北京，丁玲等老所长们都已作古，只有公木所长健在。但他没来报到，说还要讲课。原教务长徐刚同志代表大家打电话，请他讲完课乘飞机赶来，我们等待他开会。电话中他回答说，坐飞机不能报销。徐刚转头问文学院的一位领导，回答说：是有这个规定，不够级别，不能随便乘飞机。大家“哇”的一声。有同学大声说：公木是全国、全军唯一的军歌词作者，什么级别？独一军级！我们出钱给老所长报销。大家齐声喊道：快乘飞机来！乘飞机来！我们代表全军将士给他报销。
下午，老所长公木携夫人到达（他谢绝了同学给报销的好意）。同学们一窝蜂拥上，如火山爆发，热浪滚滚。回顾二十年、四十年，言不尽、思悠悠。挥毫泼墨，赋诗留字，一幅又一幅，合影留念，一伙又一伙。
欢乐相聚两日，结束的那天傍晚，徐刚同志在家设便宴特请公木夫妇，同时也约我作陪。在座的还有诗人邵燕祥，他不是我们班同学，言谈中方知他是公木老师热心扶植过的青年作家、诗友。他们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学养高深、见解精辟。我静静旁听。悉知公木老师复出后，为争夺失去的时间，真乃呕心沥血、孜孜以求。他自述：“环境改变了，责任骤然加重了：在我所隶属的吉林大学恢复了教授的职称，又一度兼任了中文系主任及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社会活动也多起来……大有负债累累、力不从心之感，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专注教学、创作和科研三个方面，十二年招收了六届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
谈到他这几年的教学研究工作后，我们又谈到了当年文研所的教学和生活情况。无意中，谈到我们当年学员所住的四合院，院中有一块空地，所领导特意在此修筑了小小的假山，并附有一水池。同学们读书间歇时，可沿着假山、水池散步，悄声交谈。那宁静而充满书生气的幽雅环境，多么使人流连忘返啊！公木叹口气说：“我家父母就是在那个安逸的环境中煤气中毒的……”
我们都沉默了。
公木又喃喃地说：“住了一辈子土火炕的老农民，没有用过瓦斯啊。他们一次次扛着粮袋送我去上学，就是巴望我识文断字、早早成家立业、早早侍奉父母，我十二岁就给我娶了一个长我六岁的大媳妇。”
我忽然想起孙静轩同学曾说过的“小女婿”。我面前的这位著名诗人，“独一军级”，当年真是小女婿呀！
公木笑着说：“十二岁的娃子，什么也不懂，就觉得穿上新衣服、披红戴绿，又坐花轿，吹吹打打，很是好玩的。到了晚间，不许我在娘怀里睡觉，让我到那个大姐姐怀里，我好不习惯呀……”
我们听公木所长说到这里，都笑了。
徐刚同志幽默地笑着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将永远铭记，我们伟大的军歌词作者公木同志还是真正的小女婿出身哪！”
这就是我们中國的历史！中国革命者的一些道路！
以后，公木同大姐姐媳妇离了婚，自由恋爱组成了新家庭，新夫人是他事业的得力助手，使他更加事业有成。
公木复出后，先后出版了《公木诗集》《公木旧体诗抄》，还有专著《诗要用形象思维》《诗论》《中国诗歌史论》《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等等，另外有《先秦寓言概论》及《中国诗歌史》。
公木还用了近十年时间完成《中国世界史论》，共九册，三百万字，从先秦至近现代，将中国古今数千年浩繁、丰富的诗、词、曲、赋全面系统地加以研究、介绍，完整地描述了这一繁荣演变的漫长的历史过程。1976年出版后，在吉林大学召开的首发式上，专家、学者们给予极高评价。除此，公木还在思考求索中编著出版了一些有关哲学专著，如《商宋研究》《道家的艺术哲学》《第三自然界概述》等等，特别是后一部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另外，他还应长影所邀，为多部电影作主题歌词，如《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这动人的旋律、英雄的赞歌至今在群众中长唱不衰，给人以奔涌向上、追求梦想的正能量。1997年，他停止了给研究生上课，也谢绝了一些社会活动。自称：“倚枕半床书，好友良朋坐满屋。闭门寂未寞，对影孤不独。高谈阔论欢声沸，或平弹今古，或论证有无。无无者长有，有有者乃无。”
就在他表示“倚枕”停笔之时，我又读到他为半个世纪前的弟子于雷的诗集撰写了长达六七千字的序言，不仅有深奥的学术分析，更含有热辣辣的师生情和革命友谊，我曾多次翻阅，每每激动不已。因为于雷同志也是我比较熟悉的辽宁省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审，又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才俊卓拔，也曾被打成“右派”。彻底平反后，也为争夺逝去的时间，焕发青春，苦苦奋进，译著多多。晚年拟出版诗集，请公木老师作序。容我此序言摘抄如下：
丙子秋，八十七岁，卧病苦寂，静夜思，白日梦……嘱为其《苦歌集》作序。
当年，我方三十八九，未届不惑，正当壮年。原本负责全校教学任务，主讲政治课，诸如中国革命问题、国际政治形势、新民主主义文化等；只因兴趣投合，特在文学系开设一课《诗经选讲》……这样就和文学院文学系诸同人联系更密切了。大家一同审评同学的诗文，真如园丁侍弄花草，每有佳作，就像发现了奇葩异卉，竞相传阅，皆大欢喜。于雷同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记得他写过一首民歌体长诗，格调清新，感情真挚……经我手推荐给长春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托起于雷的《苦歌集》，感到分量很重很重。于雷曾问我：“叫《苦歌集》當否？”有何不当！“苦歌”可不是哭歌，有的是人生的辛苦、清苦、痛苦，与命运搏斗的艰苦。这是一位有抱负与追求的诗人，从漫长岁月的胸膛中迸发出的多彩心声……
接下来，公木教授同当年为学生认真批改作业那样，将于雷的诗集分成两大题目，从立意、个性至语言、绝句、哲理、文采等等进行精致的分析、品评，使人读诗、读序双受益。最后又有一动情的总括，感人至深。
“诗人于雷，少年风光，中年坎坷，垂老温馨。岂不正是春得百花秋得月，于雷酸雨走飞虹。尽管迷离多失落，依然轰响向光明。我读《苦歌集》，有同感，有共鸣，心有灵犀尚点通。咫尺天涯，山与山不见，白云相连；人与人，相联以思念。让我们一同来回忆建国前后东北大学文学院文学系那一段‘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时日吧！”
这就是从文、从教七十年，桃李满天下的公木与弟子的师生情。他播撒下多少这样有才华的种子，给予一代一代桃李们深广的学识和情谊，真可谓桃李遍地、桃李满天。而他自吹响了“向前、向前”进军号角，又激起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儿女前仆后继，冲锋向前、向前，向着太阳永远前进。
诗人、教育家公木，在近九十高龄（1910—1998）逝世后，他的墓碑上没有一字他的生平简介，只清晰刻着于1988年经邓小平批准、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歌词：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期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战场反攻，捷报频传。我们群起抢捷报、挽臂迈大步，又高唱起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那高昂激越的旋律，那铿锵有力的节奏表达出我们迎接胜利的喜悦和乘胜前进、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力量。就这样不停地唱着唱着，迎来辽沈战役的胜利，迎来了沈阳及全东北的解放。
那时，我只知道，这两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朝鲜人郑律成，也不问词作者是谁。那时学歌是口口传教，没有歌片。
随着反攻的胜利，我们由乡村进入辽南小城市，学唱起《东方红》，有了歌片，上面写着：曲，郑律成；词，张松如改编。张松如是谁？
延安来的首长谢力鸣同志告诉我们：张松如就是《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笔名公木。他又介绍：这首《东方红》原是陕北民歌，是垦荒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常常哼唱的，后来在移民垦荒、大生产运动中传唱起来，称为《移民歌》，当年延安的报纸还有介绍。日本投降后，第一批挺进东北的文艺工作团于1945年底到达沈阳（1946年我军撤出，国民党占领），要组织演出，团长舒群等领导提议要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节目，大家立即想到《移民歌》，这首歌全是热情歌颂毛主席的，但歌词中缺少歌颂共产党的内容。大家便一致推举词、曲作家张松如（公木）和刘炽研究改编，最后商定由公木执笔。
第一段保留，只将原第三句“他为人民谋生存”改为“谋幸福”。
第二段原词为：“山川长，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第三段词原为：“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拍手颂富饶。”
公木以自己在延安的感受和抗战胜利、全国即将解放、人们要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梦想而奋斗的情景，提笔将第二段、第三段改写为：
毛主席，爱人民，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
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
哪里人民得解放。
歌词保留了原有的民歌风格，语言通顺、朗朗上口，又有深刻思想内容。大家一致通过，马上排练。演出时，还请公木、刘炽也上台同大家一起合唱。这时，公木才想到他还没给这首歌取名，不能再称《移民歌》了。说时迟，那时快，机灵的报幕员手持节目单，低头扫了一眼，按歌词头一句是“东方红”，便大声报幕：“请听陕北民歌《东方红》！”从此，这首在陕北唱红的“移民歌”，又以“东方红”之名传唱东北大地，随即唱遍全中国。
当年，公木看到印出的歌片上注有“张松如改编”字样，立即郑重提出：这是民歌，是人民智慧的结晶，至于改编，也是集体的劳动，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
近年，我在公木的“自传”里也看到他这样自述：“1944年冬，与鲁艺戏音系孟波、刘炽、于兰、唐荣枚四同志一道赴绥德地区，下乡闹秧歌、采集民歌……后来，与何其芳诸同志一同加以整理，编成了一本《陕北民歌选》……就‘移民歌’首段改编并填词，写成《东方红》歌曲，这是抗战胜利到达东北时才由东北文艺工作团集体完成的。”
当年，谢力鸣向我介绍到这里时，曾说过：“公木可能是农民家庭出身，非常淳朴、厚道，但学养深厚，古典诗词烂熟于心，出口成章。不过，人家不显山露水，淡泊名利。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我深深记住了这句话，“淡泊名利”。但想象不出这位淡泊名利的人是怎样之出口成章、又怎样之淳朴厚道的。
1953年秋，我被中央文学研究所录取（二期）。不久，全国第二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和来自陕西省的同学贺抒予大姐到作家雷加家拜访，正遇上参加文代会的东北区代表马加、吴伯箫、师田手、公木四位作家在座。他们的作品我都读过，早已久仰，但都是第一次相见。他们不像雷加那样身材高大、举止豪放，都是中等身材，年龄、体型都差不多，而且都穿着藏青色棉咔叽布中山装，很是朴素。在雷加夫妇招待我们去一个湖南饭馆吃饭时，他们都极热情地为我俩夹菜、让酒，我俩成了主賓。记得贺抒予还曾小声和我说：“你们东北这四位前辈若头上系个羊肚子白毛巾，和我们陕北老汉差不多。”我笑了，说：“这都是吃足了延安小米嘛！”可惜，没机会同他们谈谈在延安的创作，遗憾。
转年秋，机会到来。公木和吴伯箫代替丁玲和田间荣任了我们文学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丁玲和田间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吴所长另有重任，公木为专职所长。他很是认真、谦虚，常常讲：我同前任老所长不能相比，我要向他们求教，也要向同学们学习，我们共同把文研所办得更好。
这个时期，我们在不断同公木所长的接触中，得知了在延安窑洞里如何诞生的“军歌”。
公木，河北人，七七事变后到晋察冀军区参加抗战。1938年到达延安，在胡耀邦领导的军委直属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而郑律成也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二人相处甚好。
郑律成哥哥是朝鲜抗日组织“义烈团”成员，这个组织在中国南京建立了一个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培养为祖国独立而战的青年军事政治干部。1933年，他哥哥推荐郑律成到这个学校学习，也加入了“义烈团”。在学习中，校长和同学们都发现他嗓音响亮，很有音乐天赋。毕业时，校长推荐他去学音乐，说，我们朝鲜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打败日本鬼子、建设新国家需要音乐。郑律成进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郑律成结识了很多中国的左翼文化名人，如田汉、冼星海等。之后，他得爱国人士李公朴的经济资助，背着一把曼陀铃来到延安。在这黄土高原的革命圣地，他激情满怀，请鲁艺女同学莫耶写诗，并很快谱出《延安颂》：“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沸腾……”这正是他的真情抒发，也表达出所有到延安的人“胸中沸腾”，一歌唱红。之后，他发现他的好友公木的笔记本上写有同他感受相仿的诗歌，如《子夜岗兵颂》等，他暗中抄下，准备为其谱成歌曲，说给公木听，二人一拍即合。 冼星海和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在鲁艺礼堂演出，轰动了延安古城，轰动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毛泽东为之拍手叫好！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郑律成很受感动和启迪，他找到公木说：“我俩也写一部大合唱吧，叫‘八路军大合唱’，怎么样？”公木还是第一次听到“大合唱”这个词，不知怎么个合法。他以自己的军旅生活感受，分别写出了《骑兵歌》《炮兵歌》及《八路军进行曲》等等。那时没有钢琴和手风琴伴奏，他们在昏暗的窑洞里靠一盏小油灯，绕着桌子踏步，敲着盆，拍着腿，击节、慎思，经多少个日夜，一曲《八路军大合唱》诞生。到部队教唱后，分别以“军歌”“进行曲”命名，最后被认定为《八路军进行曲》，在全军广泛传唱。
公木在此前后，不仅写出了时代最强音的军歌，还创作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哈罗，胡子》《鸟枪的故事》《我爱》等等。
他任我们所长时，同学们，特别是诗歌组的同学们都渴望多听公木的古典诗词授课，都知道他自1950年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教书，便讲这个专题，有精湛的研究，有论文，有专著。
但是，他为我们讲课不多。诗歌组张志民、孙静轩等同学有时去求教他。我听孙静轩说过，咱这位新所长老说他比老所长相差甚远，其实他也很有学问，古今诗词张口就来，文艺理论功底也很深，谈话还很幽默呢。他又说，你们东北不是有个著名评剧叫《小女婿》吗？你看咱这位堂堂正正看起来很庄重、严肃的所长，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女婿呢……
公木所长是个怎么样的小女婿？孙静轩也没说清楚，大概也不甚了解，倒是给我留下个悬念。大作家、大知识分子里也有小女婿？看不出、想不到、猜不透。
以后，我真找了个拜见所长的机会，那是我听说要从我们文学研究所里单身、年轻的学员中选出派往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留学的事情之后。可能选中了同学董晓华。董晓华是《董存瑞》的编剧之一，来自广东军区，颇有才华，年纪比我大一两岁，尚未结婚。我问过他，他说没正式同他谈过，仅问过他愿不愿意去集中精力学习俄语。
我们研究所二期开学不久，丁玲所长就向我们讲过，为什么新中国一成立就要开办文研所呢？那是刘少奇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接见了他。正式会谈之后，顺便问他：你们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少奇想到在延安有“鲁艺”，进北京后还没来得及考虑怎样办这样的学校。少奇没有马上回答。斯大林马上说：在我们莫斯科有一所高尔基文学研究所，专门培养作家的，著名的军旅记者西蒙诺夫就是从这个研究所出来的……
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便找到丁玲，他们都是湖南老乡。少奇以纯正的湖南口音对丁玲说：“你是愿意专门当作家呢，还是当个官呢？共产党作家，首先得是共产党员……”丁玲马上接话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服从党组织安排，需要我干啥子，我就好好干……”
丁玲接受了少奇的建议，立马带领一班人马筹办文学研究所。1951年，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开班，其学员主要来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们，如马烽、康濯、徐光耀及胡昭等等。而文研所开课不久，便爆发了朝鲜战争，国内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南方刚解放的地区还大搞土地改革。文研所学员们都分批参加了这些运动。1953年，我们就读的文研所第二期开班，正是朝鲜战争停战、国内大搞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的和平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也是中苏友好蒸蒸日上的时期。我们的学制定位三年，这期间，据说有人提出可否向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派留学生。
我听到这个消息，冒昧地去拜见了所长公木。他单身一人住在鼓楼东大街103号一间平房小屋里，陈设极简单。我进屋后，他热情地让我坐下，并倒了一杯茶。那时，我还不会喝茶，不像有些参加过抗战的大同学那样进课堂还端个茶杯。我没有茶杯，渴了就用刷牙的搪瓷缸喝白开水。
我开门见山向所长说明来意。公木所长沉思一下，慢慢说：“还没研究过这个事，只是有人提议。对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情况，我们并不了解，也没条件前去考察……”说到这，他又问我：“你学过俄语吗？”
我摇摇头回答：“在东北，上小学就学日语。自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后，我们安东（现丹东）办了好几个俄语学习班，我参加了一个，只背了字母，记住了几句俄语对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机疯狂轰炸，一切学习班都散了。”
公木点点头说：“学过一点也不错。不过，文学不同理工科，也不同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嘛，要精通。俄罗斯文学很丰富，我们只读点翻译过来的东西，要读懂人家的原文，理解生活语言、民俗语言、诗的语言，很深奥！”他又加重语气说：“文学创作源自生活、源自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到那里去学，还得有个文化交流吧。现在的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丁玲、周立波著作都很熟悉了，得了斯大林奖嘛！可是他们对我们的古典文学了解不多，也感兴趣，一定愿意我们向他们多作介绍，那我们就得用俄语向人家讲述吧。我们怎样能讲透彻呢？这可是个大难关呀！”
他又细致地向我讲述：“现在我们所里的同学都是搞文学创作的。文学创作要来源于生活吧！要发出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声音吧！丁玲、周立波两位得斯大林獎的作品，都是他们亲自参加河北、东北的土地改革后写成的……”
这时，我借机插了一句话：“您在延安写成的八路军军歌歌词，也是因为你长期在部队、在军委政治部工作，有生活的关系，是吧？”
他点点头：“那不仅要和八路军官兵生活在一起，还要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我是时事宣传干事嘛！我当年熟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一些抗战文献，还要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高度来理解、来思考如何反映出时代的声音。”
他又加重语气说道：“在全国二次文代会上，丁玲提出作家要到群众中落户，也就是当年毛主席提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到广阔的生活中去……”
我们的谈话几乎再没有谈到去苏联留学的事，而是细谈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家只有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好作品…… 不久， “反胡风” 运动开始，我们都投入了这场运动，再没听说去苏联学习的事。董晓华的恋人原打算去学俄语，也改报考医学院了。再不久，我们文研所提前一年（1955年夏）毕业。当时有不少中直文学单位希望我们中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工作，但同学中只有一人留在了中直，其余都坚持回原省、市，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
一年有余后，我们听到了公木所长的不幸消息。我们走后，他将父母从河北老家接到北京，就住在我们学员曾住过的鼓楼东大街四合院，一天晚间煤气中毒，老人双亡。我们怀念那个古香古色的四合小院，更对这两位辛苦一生、进京不久的老人匆匆离去表示痛心哀悼，他们是普通农民，以天生的“性本善”抚爱子女。
公木在自传里曾说，他1910年出生，读过两年私塾后，他要求进学堂，父亲便背着一布袋小米，送他进河北省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入门升堂，先给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磕了三个响头”。“校规极严，教鞭和戒尺是经常动用的。”但他专心苦学，立志上进，由小学到中学到北京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后进入革命队伍，南征北战，从东北来到北京，一切安顿好了以后，才将父母从乡间接到北京安度晚年。仅仅两三年，二位老人就这样离去了。我们作为在那里住过的学生，都为之哀难、悲痛！而公木的悲痛之情未平，又降来不幸。
1956年，即丁玲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右派”后，公木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到辽宁鞍钢锻炼改造。这更使我们一惊。公木从读中学时，便接触了地下党传播的革命思想，1930年加入了青年团，又参加了左联的文学活动，1932年，他还代表进步同学拜访过鲁迅先生，并请鲁迅给同学们讲课，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他还写了《鲁迅访问记》，于左联的《文学月刊》发表。只因他不断参加“飞行集会”，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学生示威游行，积极呼吁抗日救亡运动，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1938年到达延安后，加入了共产党。这样的革命者怎么就被打成“右派”、被清除出党了呢？至今我也不清楚。历史的大误会。
十年动乱过去，1977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公木以吉林大学副校长和吉林省作协主席的身份来北京参加文代会。这时，丁玲、吴伯箫等老领导及我们同学代表都欢聚一堂，自然有说不尽的话、叙不完的情。但这些“复出”的前辈们一致声称：向前看，夺回失去的时间！公木有言：“回顾二十年，深深体会到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只在正常情况下、更需在特殊情况下，不只在顺境中、更需在逆境中，要着意培养。父母生身党给魂，骄阳霹雳练精神！”这就是永葆党魂、坚定信仰不动摇的诗人公木。
1995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四十五周年，一、二期同学发起校友聚会。南南北北同学们都相聚到了北京，丁玲等老所长们都已作古，只有公木所长健在。但他没来报到，说还要讲课。原教务长徐刚同志代表大家打电话，请他讲完课乘飞机赶来，我们等待他开会。电话中他回答说，坐飞机不能报销。徐刚转头问文学院的一位领导，回答说：是有这个规定，不够级别，不能随便乘飞机。大家“哇”的一声。有同学大声说：公木是全国、全军唯一的军歌词作者，什么级别？独一军级！我们出钱给老所长报销。大家齐声喊道：快乘飞机来！乘飞机来！我们代表全军将士给他报销。
下午，老所长公木携夫人到达（他谢绝了同学给报销的好意）。同学们一窝蜂拥上，如火山爆发，热浪滚滚。回顾二十年、四十年，言不尽、思悠悠。挥毫泼墨，赋诗留字，一幅又一幅，合影留念，一伙又一伙。
欢乐相聚两日，结束的那天傍晚，徐刚同志在家设便宴特请公木夫妇，同时也约我作陪。在座的还有诗人邵燕祥，他不是我们班同学，言谈中方知他是公木老师热心扶植过的青年作家、诗友。他们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学养高深、见解精辟。我静静旁听。悉知公木老师复出后，为争夺失去的时间，真乃呕心沥血、孜孜以求。他自述：“环境改变了，责任骤然加重了：在我所隶属的吉林大学恢复了教授的职称，又一度兼任了中文系主任及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社会活动也多起来……大有负债累累、力不从心之感，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专注教学、创作和科研三个方面，十二年招收了六届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
谈到他这几年的教学研究工作后，我们又谈到了当年文研所的教学和生活情况。无意中，谈到我们当年学员所住的四合院，院中有一块空地，所领导特意在此修筑了小小的假山，并附有一水池。同学们读书间歇时，可沿着假山、水池散步，悄声交谈。那宁静而充满书生气的幽雅环境，多么使人流连忘返啊！公木叹口气说：“我家父母就是在那个安逸的环境中煤气中毒的……”
我们都沉默了。
公木又喃喃地说：“住了一辈子土火炕的老农民，没有用过瓦斯啊。他们一次次扛着粮袋送我去上学，就是巴望我识文断字、早早成家立业、早早侍奉父母，我十二岁就给我娶了一个长我六岁的大媳妇。”
我忽然想起孙静轩同学曾说过的“小女婿”。我面前的这位著名诗人，“独一军级”，当年真是小女婿呀！
公木笑着说：“十二岁的娃子，什么也不懂，就觉得穿上新衣服、披红戴绿，又坐花轿，吹吹打打，很是好玩的。到了晚间，不许我在娘怀里睡觉，让我到那个大姐姐怀里，我好不习惯呀……”
我们听公木所长说到这里，都笑了。
徐刚同志幽默地笑着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将永远铭记，我们伟大的军歌词作者公木同志还是真正的小女婿出身哪！”
这就是我们中國的历史！中国革命者的一些道路！
以后，公木同大姐姐媳妇离了婚，自由恋爱组成了新家庭，新夫人是他事业的得力助手，使他更加事业有成。
公木复出后，先后出版了《公木诗集》《公木旧体诗抄》，还有专著《诗要用形象思维》《诗论》《中国诗歌史论》《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等等，另外有《先秦寓言概论》及《中国诗歌史》。
公木还用了近十年时间完成《中国世界史论》，共九册，三百万字，从先秦至近现代，将中国古今数千年浩繁、丰富的诗、词、曲、赋全面系统地加以研究、介绍，完整地描述了这一繁荣演变的漫长的历史过程。1976年出版后，在吉林大学召开的首发式上，专家、学者们给予极高评价。除此，公木还在思考求索中编著出版了一些有关哲学专著，如《商宋研究》《道家的艺术哲学》《第三自然界概述》等等，特别是后一部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另外，他还应长影所邀，为多部电影作主题歌词，如《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这动人的旋律、英雄的赞歌至今在群众中长唱不衰，给人以奔涌向上、追求梦想的正能量。1997年，他停止了给研究生上课，也谢绝了一些社会活动。自称：“倚枕半床书，好友良朋坐满屋。闭门寂未寞，对影孤不独。高谈阔论欢声沸，或平弹今古，或论证有无。无无者长有，有有者乃无。”
就在他表示“倚枕”停笔之时，我又读到他为半个世纪前的弟子于雷的诗集撰写了长达六七千字的序言，不仅有深奥的学术分析，更含有热辣辣的师生情和革命友谊，我曾多次翻阅，每每激动不已。因为于雷同志也是我比较熟悉的辽宁省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审，又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才俊卓拔，也曾被打成“右派”。彻底平反后，也为争夺逝去的时间，焕发青春，苦苦奋进，译著多多。晚年拟出版诗集，请公木老师作序。容我此序言摘抄如下：
丙子秋，八十七岁，卧病苦寂，静夜思，白日梦……嘱为其《苦歌集》作序。
当年，我方三十八九，未届不惑，正当壮年。原本负责全校教学任务，主讲政治课，诸如中国革命问题、国际政治形势、新民主主义文化等；只因兴趣投合，特在文学系开设一课《诗经选讲》……这样就和文学院文学系诸同人联系更密切了。大家一同审评同学的诗文，真如园丁侍弄花草，每有佳作，就像发现了奇葩异卉，竞相传阅，皆大欢喜。于雷同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记得他写过一首民歌体长诗，格调清新，感情真挚……经我手推荐给长春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托起于雷的《苦歌集》，感到分量很重很重。于雷曾问我：“叫《苦歌集》當否？”有何不当！“苦歌”可不是哭歌，有的是人生的辛苦、清苦、痛苦，与命运搏斗的艰苦。这是一位有抱负与追求的诗人，从漫长岁月的胸膛中迸发出的多彩心声……
接下来，公木教授同当年为学生认真批改作业那样，将于雷的诗集分成两大题目，从立意、个性至语言、绝句、哲理、文采等等进行精致的分析、品评，使人读诗、读序双受益。最后又有一动情的总括，感人至深。
“诗人于雷，少年风光，中年坎坷，垂老温馨。岂不正是春得百花秋得月，于雷酸雨走飞虹。尽管迷离多失落，依然轰响向光明。我读《苦歌集》，有同感，有共鸣，心有灵犀尚点通。咫尺天涯，山与山不见，白云相连；人与人，相联以思念。让我们一同来回忆建国前后东北大学文学院文学系那一段‘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时日吧！”
这就是从文、从教七十年，桃李满天下的公木与弟子的师生情。他播撒下多少这样有才华的种子，给予一代一代桃李们深广的学识和情谊，真可谓桃李遍地、桃李满天。而他自吹响了“向前、向前”进军号角，又激起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儿女前仆后继，冲锋向前、向前，向着太阳永远前进。
诗人、教育家公木，在近九十高龄（1910—1998）逝世后，他的墓碑上没有一字他的生平简介，只清晰刻着于1988年经邓小平批准、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歌词：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期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