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1日。冬至。令人躁动的玛雅预言。
　　很多人因此患上了末日情结，如同病毒性感冒一样。
　　只是治愈的方式不是阿莫西林，不是运动，也不是实践，而是时间。
　　当看到在网络和现实里因末日论而引起的骚乱和悲剧时，我感觉我跌进了一个荒诞的陷阱。
　　第一次在心中留下末日的印象，应该是中学时候看到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小说中描写的堆满破烂机器和废弃汽车的画面，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成为一种末日。自此，给我的心灵留下了不小的创伤，致使我一直都很讨厌“野蛮的科技文明”。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勒德分子”，看到先进的机器和科技产物，应该提着锄头将其捣毁。之后看到的是扎米亚京的《我们》，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接下来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在《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把它们全都交给了统治者手中。这些对于一个存在主义者来说，显然已成为某种末日。
　　但是，如今看来，这些都算不上“末日”。
　　真正让我认识或者思考末日的是电影《后天》和《2012》的上映。一种史无前例的无可挽回的毁灭，一种绝望，一种无助。特别是当神秘的“玛雅人五大预言”中前四个都成为现实，而只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这种绝望和无助更加深刻。
　　在这里我无意讨论末日的有无，只是我认为时间是一种迷幻的毒药。能让人在眩晕中看清某种本质，揭开某种真相。
　　半年前，我着手写作一部名为“冬至的孩子”的小说。一个以苦难和轮回为主题的小说。时至今日，写写停停，断断续续。一种彷徨的挫败感总是在笔尖停留。
　　某位小说家曾认为人是因挫败感而存在。我想，大抵如此。
　　因为梭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而疯了的尼采干脆说“生活一般而言就叫做处于危险中。”
　　我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我相信那种绝望。那种来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绝望，会在某一刻爬上脸庞，并在那儿停留，变成表情和僵硬。
　　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和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因此，我相信米兰·昆德拉那“被背叛的遗嘱”——生活，就是一种永恒沉重的努力，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之中，努力不至于迷失方向，努力在原位中坚定存在。
　　即使是末日。但我们采访到的这些人，他们作为云南的杰出者，虽然已经站在人生的巅峰，但是他们依然心存梦想，心怀美丽。
　　2013，某个清晨，人们会道一声早安，然后在大脑里支起春天，把自己置于春天的支架上，感受一如既往的阳光和美好。坚守生命给予自身活着的信念，为自己的苦痛或者欢乐，好好的活着。
　　对此，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