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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不苟，从容洒脱。告别前，卫兴华教授应约为记者待出版的专著《中国经济智囊》一书题签书名。那运笔的神情，一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留下的那种亲切、严肃、平实、勤奋、独立不移的形象，始终刻印在记者心头。
（一）有一位不曾见面的伟大导师对自己影响最大
在理论界，讲真话难，因为许多人都喜欢跟风说话；在经济理论界，讲真话更难，因为许多人都基于经济利益而有选择地说话；在理论经济学界，讲真话最难，因为少数人既跟风又图名利，所说的话可信度就不高。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在理论经济学界树起一面讲真话的旗帜，说话从不跟风、盲从，一向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目标。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和科学家马克思离开这个世界已120多年了。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指明了無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属于无产阶级，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属于全体进步人类的。卫兴华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进山中学老校长赵宗复，一个是不曾见面、也不可能见面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是我精神上的老师，对我无形的影响很大。我从马克思留下的大量的不朽的传世经典之作中，从他的思想和事业中汲取了智慧与力量。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正是在马克思学说的指引下，才使我们这个原来落后的东方大国走上革命、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不能丢马克思，不能忘记马克思。”卫兴华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依然放射着光芒。
在他长期的研究生涯中，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其文论的主旨。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特别是《资本论》研究造诣很深，但他从来不以权威发言人或“传人”自诩，而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解释已到炉火纯青、淋漓尽致的妙境了。他的论著可谓篇篇如珠玑，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
澄清迷误，去伪存真，溯本正源，准确把握。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十分注重真实性和学术性，不仅对原著钻得深，而且对马克思在不同场合表述的差异也把握得很准确。当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些基本表述发生偏差时，他总是以其深厚的学力去澄清是非。如早年发生的“抽象劳动有否特殊性”的争论、“货币有否阶段性”的争议、“生产力是否多要素”的争辩等，卫兴华的文章都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他全力维护学术的纯洁，还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来面目，防止对其“走私”和“还俗”。卫兴华说：“读书不求甚解和不读书好求甚解，会导致误解、错解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本意。结果你坚持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可能是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相左的东西。坚持错了，谈何发展？如果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某种观点，故意曲解马克思的观点，搞先歪曲后批判，那就更为严肃的学者所不取了。”他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原创涵义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理论思想。
过去在“左”的形势下，一讲“剥削”，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有罪过或罪恶的事情，就要谴责之，剥夺之，消灭之。卫兴华向记者介绍说：“个人收入，可分为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两大类。劳动收入又可分为合法的劳动收入与非法的劳动收入两类。非劳动收入也可分为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与非法的非劳动收入两类。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又可区分为无剥削性质的非劳动收入与有剥削性质的非劳动收入两类。有剥削性质的非劳动收入又有合法与非法的区别。”他分析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存在一切非劳动收都是剥削的逻辑。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没有简单否定和抨击剥削的产生和存在。剥削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剥削的存在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它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某种经济制度或经济成分还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较大空间时，它是不会灭亡的。我国是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必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即使存在一些剥削关系，只要合法经营，就是允许的、合法的。”他告诫人们，不要一讲剥削就谈虎色变、大惊小怪，要摆脱过去在“左”的环境下形成的对“剥削”的非科学的看法。当然，如果用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用超经济的野蛮办法，严重侵犯职工权益进行剥削，就是违法的罪恶行为。这方面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认识上的障碍，往往来源于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自以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由于它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主观与客观分离，实际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无助于、而且有害于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大课题的解决。卫兴华说“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教义，似乎只要背诵一些条条，就可以凌驾实践，指导一切，检验一切，判断是非，剪裁现实。其实这是理论背离实际，这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丰富理论、发展理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作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卫兴华对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理论也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他敢于向权威挑战，甚至指出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某个理论观点的理解也是存在误解的。他的真知灼见，有理有据，论证严密，得到经济学界的首肯。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了解卫兴华的人都知道，他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书案上堆积如山的各类学术报刊俨然他勤奋的身影。按老人自己的说法，要有真知灼见，就必须多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并且精研勤思，撷英沮华，这样才能掌握理论之要义和事物之本质。半个多世纪的书海耕耘，使得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敏捷的才思，也具备了鉴别良莠和识别伪思潮的能力，这与他做学问保持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严密的论证和严格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二）进步书刊中找到革命道路
卫兴华原名“显贵”，出生在山西五台县善文村这个偏僻的村落，祖辈世代务农。由于受高利贷盘剥，家境清苦，童年可以说是在母亲的悲叹与泪水中度过的。父亲粗通文字，因饱受无文化之苦，望子成龙。于是，卫兴华不到6岁那年就被送到善文小学念书，因勤奋好学而成绩名列前茅。
因战乱曾一度失学，卫兴华当过小学教师、药庄店员。求学的路途很艰难，但求知的渴望却变得越来越强，书籍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在穷苦农村，又是战乱时期，想找本适合阅读的书籍实在困难。只要在邻居、亲友家见到旧书，他就设法弄来读。有一天，同村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在村外的一块田地里发现有人埋了不少书。于是，相约前往，刨开土坑，果真见到了一堆书，卫兴华如获至宝，选了一部分回家阅读。其中有《在德国女牢中》、《各国革命史》、《春天里的秋天》等，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真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后来才知道这些书是本村一位已经去世的革命者留下的，书上遗留着革命者的笔迹。就是这几本难得的书，在卫兴华心田埋下了进步的种子。
1942年秋，考入东冶镇高小附设的中学班。为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远大志向，他果断将一位小学老师给自己起的官名“显贵”改作“兴华”。因不满日伪奴化教育，卫兴华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思想，偷读革命书籍，校方因怕惹祸而无奈地进行查抄斥责。尽管卫兴华学期末的考试成绩列“特等第一名”，但因深感“亡国之恨”，他不愿再读下去，想到“后方”正规中学公费读书。
离开日伪区后，卫兴华只身进入晋西隰县考上了全省闻名的进山中学。这里，不仅有幽静的学习环境，还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有严格的学习纪律，有浓厚的学习空气。更为可喜的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名义上由阎锡山兼任，实际上是由我党地下党员、情报战线上的先驱、教育家赵宗复担任。在这样的氛围里，卫兴华不仅学到了新知识，更使他兴奋的是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
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卫兴华被选为学生会理事长，他参加了进步社团“投枪社”。当时，他一方面在赵宗复的指导下开展学生运动，另一方面与太行军区派遣的情报人员建立联系，参加太原情报总站的工作。也就在此时，卫兴华和孟沚蘩相识了。孟沚蘩与卫兴华是同乡，小时候两家相距不到五里地，但出身及家庭背景却相差甚大。孟沚蘩曾是大官僚家的千金，未曾想到深受后母的“排挤”而投入到革命洪流。在与卫兴华的交往中，两人越走越近，生活上互相扶持，工作上共同奋斗。两人后来结为伉俪，可谓志同道合。
1946年，卫兴华和孟沚蘩已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不幸的是，卫兴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敌人的监狱中，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抓不到证据，无奈将他放出，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为此，组织上安排他从太原出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解放后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示愿意继续读书。按他的志愿，本想学习文学或新闻。在读初中时，他就先后在报刊发表散文、杂文、通讯、小说等数十篇；担任过《复兴日报》特约记者、《青年导报》特约通讯员和一些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出任过进步社团“投枪社”的编辑组长，编过《民众晚报》、《灯下》副刊。但事与愿违，1950年8月组织上正式通知他到中國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读研究生。卫兴华服从组织分配，放弃了原有志愿而走上了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道路。
（三）独立思考中求真求实
1952年，卫兴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进入教育领域，卫兴华仿佛找到了新的梦想家园。他把所有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期盼全凝聚在自己的学生身上。世事难料，新中国诞生后的几场政治运动使他的“育人”计划被迫几次中断。
经济学对百废待举的新中国诚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要摘取它又谈何容易。卫兴华更没想到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常以“鱼能逆水而游，鸟能逆风而飞，人能逆境而安”来勉励自己，在艰难而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和生活。“文革”中，因解放前被捕过而被打成“叛徒”、“特务”。卫兴华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待遇和不断袭来的打击。他这个“黑帮”只能利用深夜的时间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狂涛恶浪只是磨练了卫兴华的筋骨，而不能消弥其捍卫真理的意志。
60多年来，除下放劳动、参加“四清”运动和“文革”、走“五七”道路而一度离开专业工作外，卫兴华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中的风风雨雨与坎坎坷坷，只有他自己能品味到其辛酸。但他总是凭着一种责任心和对事业的追求，在努力做好自己所承担的教学工作同时，背负着精神压力，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从事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他说：“由于在思想认识上跟不上‘左’的一套理论和政策，发表的东西主要是纯理论、纯学术方面的。”为此，他在那“大批判”的年代，没有在理论工作中因参与别人而“欠了谁的债”，也没有发表过赞美和宣传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类的东西，有关理论和争鸣性的文章都是纯学术性的。
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翻阅卫兴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论著是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保持了距离的，没有为“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过论述和宣传。粉碎“四人帮”后，卫兴华有一种在政治思想和理论工作中的“解放”感，多年被压抑的理论思维释放了出来，积极参与了理论工作中的“拨乱反正”。针对把重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和实践，批之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以及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1978年卫兴华在《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突破了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争论，提出了生产力多要素论，并且说明“把生产力的内容理解得很狭窄，它的许多因素曾在长时期中被粗暴地忽视了，致使我国的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跛足的东西”。
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是卫兴华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点并非易事，这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立场，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经受住激烈的学术争鸣和严峻理论斗争的考验。正因为如此，他分析和探讨社会经济问题时，钻得深，说得透，站得高，看得远。阅读他的论著，给人以最强烈的和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著述都紧扣时代的脉搏，选题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指导实践，每一项进展或进步都是他苦苦地思辨与探索的结果。因此，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深邃的理性思辨。 搞科学研究，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是终生受用的事。卫兴华全面阅读了经典经济学家的论著，并亲自用蝇头小字清秀工整地分门别类做批注，写卡片，研究和思考问题的视野愈加开阔。他不满足于摘取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后，像吹气球一样地洋洋洒洒地任意发挥，也不满足于对马列的个别词句做诠释性的研究，他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思想体系出发去做深入的探索。相信“这好比打井，选准了开掘点，就要一个劲儿地挖下去，最后总会有甘泉涌出”。
不惟书，不惟上，不惟风，只惟实，卫兴华从事学术研究一向执著地求索真理，从不人云亦云“炒冷饭”。他对理论工作的态度是，“理论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诚然，他独立思考，求真求实。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认为自己认识是对的而不管任何风云变幻敢于坚持，发现自己认识有识又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这对于一个学者，特别是对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来说，并不是都容易做到的事。这不仅需要有直面真理的勇气，而且需要较高的科学素养和高尚品格。1960年，卫兴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同平心同志商榷的《也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文，文中他不赞同从生产力本身找寻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根据，强调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因。几十年以后，卫兴华在自己的文集出版时专门申明已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据首先在生产力内部，并指出“平心先生多年前提出的这种观点是有理论意义的”。这种襟怀坦诚，服从真理，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并肯定争论对方的正确，的确难能可贵。其治学严谨、品格高尚亦可由此窥见一斑。
风尘碌碌，来去匆匆。近些年来，卫兴华平均每年要到十六七个城市和地区出差，或应邀到一些省市或高校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或主持博士论文答辩。在北京，他参加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更加频繁，日程往往安排得紧紧的，有时在中央有关部委及中南海召开的某些会议上，也可以经常见到他的身影。他的个人字典首页上是一个“忙”字，连夫人孟沚蘩也几乎成了他的秘书。
（四）在争鸣中探索与创新
我国理论界一般把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就是较流行的“社会主义两阶段论”。卫兴华认为，把社会主义仅仅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不够的。他提出，在高级阶段与初级阶段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前后衔接的中级发展阶段；如果只划分为两个阶段，就会不利于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间过渡和衔接，在实践上可能导致跨越必要的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记者认为，划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可能更科学，更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实际。
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许多传统理论受到了挑战。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把个体经济也当作资本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完全消灭。可不可以允许其恢复和发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0年，卫兴华在《新湘评论》上刊发《关于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论述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他撰文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就必须不顾现有的经济条件，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外的其他一切经济成分很快地统统消灭掉？极左路线就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表面上看来，这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似乎很坚决，但实际上是拉社会主义的后腿，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卫兴华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来，他把更大的精力倾注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在我国理论界占有重要位置。长期以来，盛行一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卫兴华突破传统理论观念的束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两者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结合和统一在一起的”，并说明了能够统一的条件。同时，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二者的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目标和利益实现的差别，此外，二者还在自觉性和自发性上发生矛盾”。以往，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截然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不能走上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它们之间的矛盾，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只有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卫兴华批评把商品关系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观点，指出商品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借以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并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应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剥削、互助合作、实现共同富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兴起和发展，卫兴华响应时代的呼唤，凭着一位学者的责任感，积极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出版著作（包括独著、合著、主编）40余部，可谓著述宏丰。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论文一等奖、第四届中国图书一等奖、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等等，20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无一不渗透有他的心智。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卫兴华都十分关注，潜心研究，奋力求索。中国的改革究竟改什么，学术界在改革之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楚，自然也成为卫兴华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他指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是不同的范畴，不应将其混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和。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不存在根本变革的要求，需要的是不断完善和发展。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经济。无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有多大，都是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原则为既定前提的，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等。如果放弃和改掉了这些方面，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就走向邪路。”他还指出：“至于经济体制，是指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模式和形式。同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因此，他认为，改革不仅要改掉旧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而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经验，探寻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完善与发展的经济体制模式。
早在1993-1994年间，卫兴华就在多家报刊发表论文，阐述非公有制经济虽是非社会主义经济，但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报刊宣传中将其误解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卫兴华一次次撰文指出，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这两个有联系的不同概念等同和混同起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回事，它本身具有的社会性质是另一回事，不能用其他地位和作用将其定性为社会主义经济。”卫兴华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实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但它不自身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社会主义经济”属于经济制度范畴，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范畴，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能随意混用。
如今，卫兴华的研究更加勤奋，更加注重联系改革实际。党的有关文件中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指导与政策规定。有学者认为：既然生產要素中包括了劳动，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必再讲按劳分配或按劳分配为主体，只讲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就够了。对此，卫兴华分析指出：“分配制度或分配方式是由生产制度或生产方式决定的。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为前提条件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要以私有经济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如果在理论上不再讲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而只讲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那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与分配关系和资本主义就没有任何区别了，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基本原理也就被否定了。我们现在讲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或是讲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都是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相符合。与公有制为主体相适应，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适应，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立学贵在勤，立言贵在诚，立论贵在真，立策贵在实，这就是卫兴华。
（一）有一位不曾见面的伟大导师对自己影响最大
在理论界，讲真话难，因为许多人都喜欢跟风说话；在经济理论界，讲真话更难，因为许多人都基于经济利益而有选择地说话；在理论经济学界，讲真话最难，因为少数人既跟风又图名利，所说的话可信度就不高。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在理论经济学界树起一面讲真话的旗帜，说话从不跟风、盲从，一向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目标。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和科学家马克思离开这个世界已120多年了。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指明了無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属于无产阶级，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属于全体进步人类的。卫兴华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进山中学老校长赵宗复，一个是不曾见面、也不可能见面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是我精神上的老师，对我无形的影响很大。我从马克思留下的大量的不朽的传世经典之作中，从他的思想和事业中汲取了智慧与力量。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正是在马克思学说的指引下，才使我们这个原来落后的东方大国走上革命、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不能丢马克思，不能忘记马克思。”卫兴华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依然放射着光芒。
在他长期的研究生涯中，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其文论的主旨。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特别是《资本论》研究造诣很深，但他从来不以权威发言人或“传人”自诩，而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解释已到炉火纯青、淋漓尽致的妙境了。他的论著可谓篇篇如珠玑，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
澄清迷误，去伪存真，溯本正源，准确把握。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十分注重真实性和学术性，不仅对原著钻得深，而且对马克思在不同场合表述的差异也把握得很准确。当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些基本表述发生偏差时，他总是以其深厚的学力去澄清是非。如早年发生的“抽象劳动有否特殊性”的争论、“货币有否阶段性”的争议、“生产力是否多要素”的争辩等，卫兴华的文章都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他全力维护学术的纯洁，还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来面目，防止对其“走私”和“还俗”。卫兴华说：“读书不求甚解和不读书好求甚解，会导致误解、错解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本意。结果你坚持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可能是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相左的东西。坚持错了，谈何发展？如果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某种观点，故意曲解马克思的观点，搞先歪曲后批判，那就更为严肃的学者所不取了。”他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原创涵义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理论思想。
过去在“左”的形势下，一讲“剥削”，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有罪过或罪恶的事情，就要谴责之，剥夺之，消灭之。卫兴华向记者介绍说：“个人收入，可分为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两大类。劳动收入又可分为合法的劳动收入与非法的劳动收入两类。非劳动收入也可分为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与非法的非劳动收入两类。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又可区分为无剥削性质的非劳动收入与有剥削性质的非劳动收入两类。有剥削性质的非劳动收入又有合法与非法的区别。”他分析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存在一切非劳动收都是剥削的逻辑。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没有简单否定和抨击剥削的产生和存在。剥削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剥削的存在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它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某种经济制度或经济成分还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较大空间时，它是不会灭亡的。我国是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必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即使存在一些剥削关系，只要合法经营，就是允许的、合法的。”他告诫人们，不要一讲剥削就谈虎色变、大惊小怪，要摆脱过去在“左”的环境下形成的对“剥削”的非科学的看法。当然，如果用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用超经济的野蛮办法，严重侵犯职工权益进行剥削，就是违法的罪恶行为。这方面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认识上的障碍，往往来源于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自以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由于它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主观与客观分离，实际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无助于、而且有害于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大课题的解决。卫兴华说“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教义，似乎只要背诵一些条条，就可以凌驾实践，指导一切，检验一切，判断是非，剪裁现实。其实这是理论背离实际，这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丰富理论、发展理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作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卫兴华对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理论也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他敢于向权威挑战，甚至指出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某个理论观点的理解也是存在误解的。他的真知灼见，有理有据，论证严密，得到经济学界的首肯。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了解卫兴华的人都知道，他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书案上堆积如山的各类学术报刊俨然他勤奋的身影。按老人自己的说法，要有真知灼见，就必须多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并且精研勤思，撷英沮华，这样才能掌握理论之要义和事物之本质。半个多世纪的书海耕耘，使得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敏捷的才思，也具备了鉴别良莠和识别伪思潮的能力，这与他做学问保持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严密的论证和严格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二）进步书刊中找到革命道路
卫兴华原名“显贵”，出生在山西五台县善文村这个偏僻的村落，祖辈世代务农。由于受高利贷盘剥，家境清苦，童年可以说是在母亲的悲叹与泪水中度过的。父亲粗通文字，因饱受无文化之苦，望子成龙。于是，卫兴华不到6岁那年就被送到善文小学念书，因勤奋好学而成绩名列前茅。
因战乱曾一度失学，卫兴华当过小学教师、药庄店员。求学的路途很艰难，但求知的渴望却变得越来越强，书籍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在穷苦农村，又是战乱时期，想找本适合阅读的书籍实在困难。只要在邻居、亲友家见到旧书，他就设法弄来读。有一天，同村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在村外的一块田地里发现有人埋了不少书。于是，相约前往，刨开土坑，果真见到了一堆书，卫兴华如获至宝，选了一部分回家阅读。其中有《在德国女牢中》、《各国革命史》、《春天里的秋天》等，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真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后来才知道这些书是本村一位已经去世的革命者留下的，书上遗留着革命者的笔迹。就是这几本难得的书，在卫兴华心田埋下了进步的种子。
1942年秋，考入东冶镇高小附设的中学班。为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远大志向，他果断将一位小学老师给自己起的官名“显贵”改作“兴华”。因不满日伪奴化教育，卫兴华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思想，偷读革命书籍，校方因怕惹祸而无奈地进行查抄斥责。尽管卫兴华学期末的考试成绩列“特等第一名”，但因深感“亡国之恨”，他不愿再读下去，想到“后方”正规中学公费读书。
离开日伪区后，卫兴华只身进入晋西隰县考上了全省闻名的进山中学。这里，不仅有幽静的学习环境，还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有严格的学习纪律，有浓厚的学习空气。更为可喜的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名义上由阎锡山兼任，实际上是由我党地下党员、情报战线上的先驱、教育家赵宗复担任。在这样的氛围里，卫兴华不仅学到了新知识，更使他兴奋的是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
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卫兴华被选为学生会理事长，他参加了进步社团“投枪社”。当时，他一方面在赵宗复的指导下开展学生运动，另一方面与太行军区派遣的情报人员建立联系，参加太原情报总站的工作。也就在此时，卫兴华和孟沚蘩相识了。孟沚蘩与卫兴华是同乡，小时候两家相距不到五里地，但出身及家庭背景却相差甚大。孟沚蘩曾是大官僚家的千金，未曾想到深受后母的“排挤”而投入到革命洪流。在与卫兴华的交往中，两人越走越近，生活上互相扶持，工作上共同奋斗。两人后来结为伉俪，可谓志同道合。
1946年，卫兴华和孟沚蘩已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不幸的是，卫兴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敌人的监狱中，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抓不到证据，无奈将他放出，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为此，组织上安排他从太原出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解放后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示愿意继续读书。按他的志愿，本想学习文学或新闻。在读初中时，他就先后在报刊发表散文、杂文、通讯、小说等数十篇；担任过《复兴日报》特约记者、《青年导报》特约通讯员和一些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出任过进步社团“投枪社”的编辑组长，编过《民众晚报》、《灯下》副刊。但事与愿违，1950年8月组织上正式通知他到中國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读研究生。卫兴华服从组织分配，放弃了原有志愿而走上了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道路。
（三）独立思考中求真求实
1952年，卫兴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进入教育领域，卫兴华仿佛找到了新的梦想家园。他把所有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期盼全凝聚在自己的学生身上。世事难料，新中国诞生后的几场政治运动使他的“育人”计划被迫几次中断。
经济学对百废待举的新中国诚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要摘取它又谈何容易。卫兴华更没想到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常以“鱼能逆水而游，鸟能逆风而飞，人能逆境而安”来勉励自己，在艰难而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和生活。“文革”中，因解放前被捕过而被打成“叛徒”、“特务”。卫兴华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待遇和不断袭来的打击。他这个“黑帮”只能利用深夜的时间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狂涛恶浪只是磨练了卫兴华的筋骨，而不能消弥其捍卫真理的意志。
60多年来，除下放劳动、参加“四清”运动和“文革”、走“五七”道路而一度离开专业工作外，卫兴华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中的风风雨雨与坎坎坷坷，只有他自己能品味到其辛酸。但他总是凭着一种责任心和对事业的追求，在努力做好自己所承担的教学工作同时，背负着精神压力，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从事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他说：“由于在思想认识上跟不上‘左’的一套理论和政策，发表的东西主要是纯理论、纯学术方面的。”为此，他在那“大批判”的年代，没有在理论工作中因参与别人而“欠了谁的债”，也没有发表过赞美和宣传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类的东西，有关理论和争鸣性的文章都是纯学术性的。
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翻阅卫兴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论著是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保持了距离的，没有为“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过论述和宣传。粉碎“四人帮”后，卫兴华有一种在政治思想和理论工作中的“解放”感，多年被压抑的理论思维释放了出来，积极参与了理论工作中的“拨乱反正”。针对把重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和实践，批之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以及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1978年卫兴华在《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突破了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争论，提出了生产力多要素论，并且说明“把生产力的内容理解得很狭窄，它的许多因素曾在长时期中被粗暴地忽视了，致使我国的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跛足的东西”。
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是卫兴华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点并非易事，这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立场，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经受住激烈的学术争鸣和严峻理论斗争的考验。正因为如此，他分析和探讨社会经济问题时，钻得深，说得透，站得高，看得远。阅读他的论著，给人以最强烈的和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著述都紧扣时代的脉搏，选题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指导实践，每一项进展或进步都是他苦苦地思辨与探索的结果。因此，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深邃的理性思辨。 搞科学研究，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是终生受用的事。卫兴华全面阅读了经典经济学家的论著，并亲自用蝇头小字清秀工整地分门别类做批注，写卡片，研究和思考问题的视野愈加开阔。他不满足于摘取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后，像吹气球一样地洋洋洒洒地任意发挥，也不满足于对马列的个别词句做诠释性的研究，他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思想体系出发去做深入的探索。相信“这好比打井，选准了开掘点，就要一个劲儿地挖下去，最后总会有甘泉涌出”。
不惟书，不惟上，不惟风，只惟实，卫兴华从事学术研究一向执著地求索真理，从不人云亦云“炒冷饭”。他对理论工作的态度是，“理论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诚然，他独立思考，求真求实。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认为自己认识是对的而不管任何风云变幻敢于坚持，发现自己认识有识又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这对于一个学者，特别是对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来说，并不是都容易做到的事。这不仅需要有直面真理的勇气，而且需要较高的科学素养和高尚品格。1960年，卫兴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同平心同志商榷的《也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文，文中他不赞同从生产力本身找寻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根据，强调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因。几十年以后，卫兴华在自己的文集出版时专门申明已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据首先在生产力内部，并指出“平心先生多年前提出的这种观点是有理论意义的”。这种襟怀坦诚，服从真理，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并肯定争论对方的正确，的确难能可贵。其治学严谨、品格高尚亦可由此窥见一斑。
风尘碌碌，来去匆匆。近些年来，卫兴华平均每年要到十六七个城市和地区出差，或应邀到一些省市或高校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或主持博士论文答辩。在北京，他参加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更加频繁，日程往往安排得紧紧的，有时在中央有关部委及中南海召开的某些会议上，也可以经常见到他的身影。他的个人字典首页上是一个“忙”字，连夫人孟沚蘩也几乎成了他的秘书。
（四）在争鸣中探索与创新
我国理论界一般把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就是较流行的“社会主义两阶段论”。卫兴华认为，把社会主义仅仅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不够的。他提出，在高级阶段与初级阶段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前后衔接的中级发展阶段；如果只划分为两个阶段，就会不利于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间过渡和衔接，在实践上可能导致跨越必要的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记者认为，划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可能更科学，更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实际。
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许多传统理论受到了挑战。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把个体经济也当作资本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完全消灭。可不可以允许其恢复和发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0年，卫兴华在《新湘评论》上刊发《关于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论述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他撰文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就必须不顾现有的经济条件，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外的其他一切经济成分很快地统统消灭掉？极左路线就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表面上看来，这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似乎很坚决，但实际上是拉社会主义的后腿，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卫兴华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来，他把更大的精力倾注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在我国理论界占有重要位置。长期以来，盛行一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卫兴华突破传统理论观念的束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两者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结合和统一在一起的”，并说明了能够统一的条件。同时，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二者的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目标和利益实现的差别，此外，二者还在自觉性和自发性上发生矛盾”。以往，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截然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不能走上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它们之间的矛盾，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只有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卫兴华批评把商品关系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观点，指出商品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借以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并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应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剥削、互助合作、实现共同富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兴起和发展，卫兴华响应时代的呼唤，凭着一位学者的责任感，积极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出版著作（包括独著、合著、主编）40余部，可谓著述宏丰。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论文一等奖、第四届中国图书一等奖、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等等，20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无一不渗透有他的心智。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卫兴华都十分关注，潜心研究，奋力求索。中国的改革究竟改什么，学术界在改革之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楚，自然也成为卫兴华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他指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是不同的范畴，不应将其混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和。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不存在根本变革的要求，需要的是不断完善和发展。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经济。无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有多大，都是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原则为既定前提的，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等。如果放弃和改掉了这些方面，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就走向邪路。”他还指出：“至于经济体制，是指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模式和形式。同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因此，他认为，改革不仅要改掉旧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而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经验，探寻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完善与发展的经济体制模式。
早在1993-1994年间，卫兴华就在多家报刊发表论文，阐述非公有制经济虽是非社会主义经济，但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报刊宣传中将其误解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卫兴华一次次撰文指出，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这两个有联系的不同概念等同和混同起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回事，它本身具有的社会性质是另一回事，不能用其他地位和作用将其定性为社会主义经济。”卫兴华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实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但它不自身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社会主义经济”属于经济制度范畴，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范畴，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能随意混用。
如今，卫兴华的研究更加勤奋，更加注重联系改革实际。党的有关文件中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指导与政策规定。有学者认为：既然生產要素中包括了劳动，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必再讲按劳分配或按劳分配为主体，只讲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就够了。对此，卫兴华分析指出：“分配制度或分配方式是由生产制度或生产方式决定的。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为前提条件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要以私有经济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如果在理论上不再讲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而只讲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那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与分配关系和资本主义就没有任何区别了，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基本原理也就被否定了。我们现在讲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或是讲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都是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相符合。与公有制为主体相适应，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适应，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立学贵在勤，立言贵在诚，立论贵在真，立策贵在实，这就是卫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