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野兽与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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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英国著名小说家格林是大间谍金·菲尔比数十年的好友。格林生前指定的传记作者诺曼,谢利花了三十年的工夫长期追踪着格林的生活。他所写的长达2251页的大著作《格林传》终于在格林百年诞辰之际(2004年10月)出版了。本文摘自该书。谢利是英国著名文学家,曾著有康拉德、勃朗特姐妹、奥斯汀等大作家的传记。此书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但格林的家人极为愤怒,因为书中详实记载了格林并不怎么检点的生活和长期的间谍活动——
  
  格林的情妇们
  
  1991年4月3日凌晨5时30分,我(诺曼·谢利)在德州圣安东尼家中的电话铃响了。是一个英国记者打来的。他问我知不知道那个消息。没等我回答他就告诉我格林死了。作为格林指定的传记作者,问我有什么反应?
  在那以后每隔三分钟我的电话就响一次。电话来自全世界各地,—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看来全世界都想知道格林死前的思想和遗愿。据我所知,一位作家之死引起如此轰动的在历史上恐怕只有1870年去世的狄更斯。
  格林的葬礼在他瑞士住宅附近的墓地上举行。他的棺材上鲜花堆积如山。我在上面加了一朵玫瑰,我是受瑞士女演员安尼塔之托而献上这朵花的。她一度曾跟掐林相爱。
  当时的报纸上刊登了许多照片,其中包括格林的女儿卡洛琳、他的妻子维薇安和他最后的情人伊凤。她们都很伤心,但又不让摄影记者捕捉到她们内心深处极大的痛苦。
  格林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其实他做了许多好事大家都不知道。他常去妓院,他频频光顾越南的鸦片馆,他在伦敦吸毒等等,只是一些小缺点。他无疑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极富人情味,他之所以吃了许多苦是由于他对这个世界有极大的好奇心。
  格林的一生不断地受到他性格中两个对立面的折磨:躁狂和忧郁。有的时候他热情奔放,精力充沛。但他也经常处于严重的忧郁状态,沉重的负疚感常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信了天主教,不过那是为了吸引年轻的天主教徒维薇安嫁给他,虽然他怀疑天上有一个上帝。
  中年时期他几乎已经完全不信上帝。可是他还是依靠上帝来治疗他的负疚感。由于生活放荡他觉得自己犯了罪,他就向上帝阡悔。这时候上帝对他有用了。一位跟他熟悉的西班牙伯爵告诉我:格林过着淫乱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将来必下地狱,所以就不断祷告上帝。这个天主教徒在晚年生活依旧很放纵,使他一直受到良心谴责。
  但是他并不害怕。我最后跟他见面是在法国的旅游胜地尼斯,那时他正患白血病。我们俩一起沿着小潞走,他安祥而愉快,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即将死亡的人。
  在临终前,他把老友和神父招到床边。神父不他祷告,做忏悔,求上帝祝福他,格林特别担心的是上帝是否能赦免他在生活作风上所犯的罪。
  当格林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一些朋友跟我谈起他的性生活。出版商弗赖告诉我格林有许多“短期的,狂风暴雨式的性关系。我觉得他的性欲贪得无厌。”
  曾经做过格林的代理人西格汉在1978年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同一问题:“毫无疑问,他的性要求很强烈。”
  格兰维尔曾导演过由格林的小说《喜剧家》改编的电影。他也这样说:“他的性要求太吓人了,因为他永不满足。”
  格林的侄子费立克斯跟我谈起他叔叔于1957年访问中国的事。他的行为使中国官员大为吃惊。每到一地他就提出要求:“我要两件事:和一个漂亮姑娘睡觉,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抽到鸦片。”
  格林还问中国导游关于避孕的问题,导游告诉他这在中国是允许的。格林就要导游替他买安全套,导游回答他:“这不行……我不知道你的尺寸。”
  格林毫不讳言他对性的强烈需求。1959年他在刚果坐船旅游,为一部小说收集素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见到一个有着美丽乳房的姑娘。我在想像跟她做爱是什么滋味。另一个姑娘的乳头有台球那么大。”
  这艘船上船员是由天主教的教士充当的,他们都注意到了格林对这些黑姑娘的巨大兴趣。有一个神父是这样回忆的:“每逢船停泊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四处找漂亮姑娘……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当船停在一个村落附近时,格林对一个穿着绿衬杉的黑姑娘着了迷。他竟然去找船长乔冶神父,说要“把她买下来充当旅行妻子”。但神父拒绝了他。
  我们知道格林常嫖妓。在他中年时,他在日记里列了一份清单,记录了他玩过的47个妓女的名字,全用的是昵称,如“俄国靴子”、“爱尔兰小妖”等。那都是在他1927年结婚以后在伦敦街头找的。
  一位比格林年轻两岁的意大利电影导演索尔达提告诉我,格林在63岁时和他一起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嫖妓并抽鸦片。格林还毫无顾忌地给他描述了他嫖妓的种种稀奇古怪的经验。
  我问格林的另一个朋友迈耶,格林是否是性变态者。迈耶认为不是。他说:“格林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性虐待狂或被虐待狂,不过他常会出点怪主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巴黎嫖妓,他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想去找一家有两个妓女表演做爱的妓院。”
  格林迷恋于嫖妓。他曾跟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谈到“根据你的需要你得付不同的价钱。一般每次一美元,相当于一千比索。你若有别的要求,价钱就会上去。”
  可是格林性格中还有另外的一面。虽然他跟许多女人(主要是妓女)有过一夜情,但他有三个长期相处的情人:瑞典女演员安尼塔、法国女人伊凤以及他最爱的美国出生的美女凯瑟琳。凯瑟琳是英国政治家哈里·华尔斯顿的妻子。
  我请迈耶比较一下这三个女人。他说:“格林真正爱的是谁?我认为对三个都爱,但是有不同的爱法。凯瑟琳我只见过—次。我不喜欢她,但是很多男人喜欢她。她美丽、聪明、风趣,可是硬得像指甲。伊凤我见过两次。我很喜欢她,她迷人、安详、关心人。安尼塔我认识40多年了。她拥有一切优点——美丽、性感、很甜、极聪明、有才华。”
  迈耶还说:“格林告诉我有一次他跟凯瑟琳在汽车后座做爱,而由凯瑟琳的丈夫哈里开着车。我还记得有一天我驾车把他从斯德哥尔摩机场送到安尼塔家中。到那里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还没有等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俩就干起来了。安尼塔也是如此。”
  安尼塔曾是一个年轻寡妇,但后来跟凯瑟琳一样嫁了人。我奇怪格林怎么能勾搭上两个有夫主妇而保持跟她们丈夫的友好关系。在1977年我问里德勋爵的夫人,这两个女人的丈夫为什么不拿起手枪杀了格林?她的解释是:“很多女人精力充沛,她们的丈夫满足不了其性欲要求。而他们又工作繁忙,无法分心。所以若是另有男人能把他们的妻子引开,他们应该是很高兴的。”
  凯瑟琳的儿子是一个作家。他说:“格林不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男人,何 况他的家庭观念很重,所以别的男人并不担心格林会夺走他们老婆的心。”
  我们有时忘记格林是一个已婚的人。虽然他已和妻子维薇安分居,他们并没有离婚。可他是否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让我们从他跟凯瑟琳的关系来分析。
  二战中格林大部分时间为英国情报局服务。他住在伦敦,悄悄地和另一人女人桃乐西同居,而维薇安则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乡间的屋子里。
  二战结束后,维薇安发现格林的秘密,她急于破镜重圆,但是没有成功。1946年,维薇安写信给格林,说是有一个很有钱的已婚女子凯瑟琳迷上了他的小说,所以希望格林能做她的教父。对于这送上门来好机会格林当然不会放过。从此大美女凯瑟琳就成为格林的情妇达13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爱。
  凯瑟琳和格林一见面就爆出爱情的火花。他们俩很快就一起到爱尔兰的一个小岛上去度假。凯瑟琳穿着一件红色的晨衣。格林觉得这是他看到的最性感的衣服。
  到了1947年11月,维薇安无法再忍受格林的行为,她跟格林决裂了。格林终于完全离开了她。这使她极度伤心。维薇安给我描述格林在那一天是怎么离开的。她站在窗口看着格林一步步越走越远。“他回过头来看了一分钟,但是没有犹豫,继续往前走。”(维薇安后来活得比格林久。她2003年故世,终年98岁。)
  在凯瑟琳的帮助下,格林在凯瑟琳隔壁买了一套公寓。是在房价高昂的伦敦西区。格林不断催促凯瑟琳跟丈夫哈里离女鲕嫁给他。但是凯瑟琳的丈夫并不要求她忠诚,他在家里热情接待格林。当凯瑟琳告诉哈里她打算跟他离婚而改嫁格林时,哈里流下了眼泪。凯瑟琳也就下不了决心。
  虽然格林答应给凯瑟琳房子和游艇,虽然凯瑟琳很爱格林,但她不能离开她的孩子和丈夫。她还认识到跟格林一起生活是很难的,因为他的性格比较怪癖。她给姐姐的信中写到:“格林性格古怪。他十分害羞。他有一颗受折磨的心灵。我很爱他。我希望他不受忧郁症的煎熬。”
  1949年格林由于不能说服凯瑟琳嫁给他而企图自杀。没有凯瑟琳他觉得活不下去了。他把24粒阿司匹灵用一瓶威士忌灌下。他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没有成功。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感到死亡在来临,但是他只是睡着了。
  凯瑟琳是格林所最爱的,也是使他心里最矛盾的。他把对凯瑟琳的爱情写在195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里——《风流之终结》。在英国版的扉页上印着“献给C”,而在美国版上则印着“献给凯瑟琳”。
  格林从来没有对凯瑟琳厌倦过。在长年的相好过程中,格林对凯瑟琳追求、许愿、奉承、威胁,甚至用头撞她,但他还是背叛了她。
  后来在1956年,格林写信给凯瑟琳,承认自己一直在欺骗她。他长期地跟年轻美丽的瑞典女演员安尼塔私通,那是自从她的丈夫自杀以后。
  他在给凯瑟琳的信中写道:
  “我是最爱你的。我跟你做爱的次数比跟哪一个女人都多。不过我还有一个暗中的情人。她像个孩子。她很孤独。此事我一直保密,因为我不愿意失去你们中任何一个。失去你就好比失去整个世界,但是我也不愿意失去她。我不知道怎么办,亲爱的。我曾经希望在事情过去以后再告诉你,可是我总是丢不下她。我用我的思想、灵魂和肉体爱你,可我另外有一个女人。我也很爱她。我长期生活于矛盾之中。”
  他给凯瑟琳说了实话,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当时有迹象此事已经有所泄露,至少是在瑞典。维薇安告诉我瑞典的报纸已经获悉格林跟一个电影明星过从甚密。所以格林得在媒体揭发他以前采取主动,以免到时候不可收拾。
  跟安尼塔的关系持续了四年,双方都很热烈地需要对方。不过这关系没有影响格林对凯瑟琳的爱。他不断地邀请凯瑟琳参加他所编的剧本的演出。在香港,在澳门,在马来西亚的海滩边,在牙买加等等。剀瑟琳有时也会来。
  格林始终把凯瑟琳看成他的最爱,1957年他在给凯瑟琳的信中说:“你是我一生中最完整的爱——我的脑、我的心、我的肉体全都属于你。”
  如果说格林跟凯瑟琳的关系很复杂,那么他跟凯瑟琳丈夫哈里的关系就很古怪了。凯瑟琳不能过于频繁地跟格林会面。哈里要求他们只能悄悄地幽会,否则会影响哈里的政治前途。但格林在给凯瑟琳的信中提到有一次他和哈里会面:“我跟哈里愉快地一起吃了一顿晚饭。他很高兴你能在30日出来见我。他觉得这是一种义务。”
  格林跟安尼塔的关系于1958年12月结束,这时凯瑟琳的处境出现困难,因为这时哈里正要成为工党议员。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就不可能离开丈夫陪格林去度假。不过哈里还是很大方的。他邀请格林在圣诞节后到他的别墅里去度假。
  这使格林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地劝凯瑟琳出来见他,但凯瑟琳做不到。因此格林只能以写作来解愁。可这时候他文思已绝,写不出东西。找不到爱情,他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换女人,完全是逢场作戏。
  最后在1959年他决定到刚果去访问麻疯村,为一部小说收集资料。在这次旅行中他遇到了伊凤。她是法国外交官雅克的妻子。雅克大部分时间在西非工作,而伊凤则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法国。格林很快勾上了伊凤,雅克就这样做了多年乌龟。
  8年以后,也就是1967年2月,格林为他的小说《喜剧家》拍成电影来到西非的贝宁。在那里他遇到雅克。在给伊凤的信中格林写道:“我还没有见到雅克,不过他今晚要来赴宴的。明天我也要跟他一起吃晚餐。”
  格林跟雅克很接近,可是雅克一点也不知道格林在跟他的老婆睡觉,并且还写信给伊凤说:“我永远爱你。”
  与此同时格林也不放过凯瑟琳。1967年9月,在埃及和英国为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而爆发的六日战争后,已是63岁的格林日以继夜地在苏伊士写一部以苏伊士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这时他从苏伊士热情地写信给凯瑟琳:“你永远是我最伟大的爱。这是一种折磨人的爱。它使我享受最大的快乐,电使我经历极大的痛苦。我十分希望有一个平静的晚年。我很担心我们之间的爱会毁了这种平静。对你的爱长存我心中。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永久如此。”
  三天以后他快活地写信给伊凤:“明天我将跟一个军官去叙利亚,然后在海法(以色列港市。——译者)过一夜,再回到耶路撒冷。一星期后我将回法国。”他所以这样急于跟伊凤见面是为了跟她做爱。他在信中说:“如果那时雅克在法国,那你就给我的巴黎家中打个电报。他若是不在,我们就又可以幽会了!”
  据我所知,格林在晚年患重病之时还是性欲很强。1969年他的《跟姑妈旅行》出版了。在书中他借奥古斯塔姑妈之口说出了他的人生哲学。对于奥古斯塔姑妈,什么都是可能的。她有许多“经历”:妓女、逃税者、走私犯、经常犯法的女人。当她愚笨的侄子亨利打算娶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时,她 反对他结婚。她说:“你知不知道结婚你就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你将一天一天接近死亡。”
  亨利回答道:“大家不全是这样吗?”
  格林通过奥古斯塔姑妈说:“跟我在一起就不一样。(亨利刚到达南美的巴拉圭。)明天你在街上可能会被警察一枪打死,因为你不懂印地安人的土话。你也可能在餐馆里被人刺一刀,因为你不会讲西班牙语。我亲爱的亨利,如果俐艮我们住在一起,你就不会一天一天接近死亡。你每多活一天就是一种胜利。夜晚来临时你就能安睡。”
  
  格林长期的间谍生涯
  
  我与格林相交数十年,我向他提问过几百个问题,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除了一次。这一次的问题是关于双料间谍金·菲尔比。尽管菲尔比背叛了祖国,造成他手下许多间谍的死亡,可是格林跟他的密切友谊一直维持着。
  二战时期菲尔比跟格林一起在英国情报局共事过多年。菲尔比是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当我提到菲尔比时,我发现格林的蓝眼睛里露出凶光。在我追间之下,格林一下爆发了出来。
  我是很婉转曲折地提到菲尔比的。我先是跟他谈起他不愉快的学生时代。中学时格林有个朋友惠勒背叛了他。惠勒将他的日记偷了出来给了他的敌人卡特。卡特就在班上念他的日记。那时格林才13岁。格林在他的自传中写了他当时极端气喷的情形:“今天大家都取笑我。我气极了。我就像一头被压在大石下的野兽,一心只想报复。”
  所以我就说:“你总还记得惠勒吧。他在你们念中学的时候出卖了你,使你在班上抬不起头来。那时你发誓要报仇。”我看得出格林的眼睛射出了仇限的火焰。虽然已经事隔数十年,他依然不能饶恕背叛他的人。
  这时候我就提到他为菲尔比的回忆录《无声的战争》所写的有争议的前言。我背诵了其中的一段:“他背叛了他的祖国。是的,也许是的。但是我们之中有谁没有过背叛行为?没有背叛过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有时这比叛国还严重。”格林点点头。我就转到菲尔比在英国情报局时曾经训练过几百个特工。这些特工是用于在阿尔巴尼亚的秘密任务的。在他叛国后,他就把这些人的名单交给了苏联的情报系统。
  我接着说:“菲尔比当然很熟悉这些特工。他已经和他们成了朋友。只有他知道他们将被送往阿尔巴尼亚。他也知道他已把消息传给了莫斯科,这些人一到了莫斯科,就会被抓起来枪毙。”我问格林:“难道你不认为这不仅是背叛国家也是背叛朋友,导致朋友的死亡?菲尔比当然比你那个同学更坏,更应该加以报复。”
  格林很恼火,但是他还没有否定菲尔比。我就继续说:“你应该知道,尽管我们对朋友和情人讲究忠诚,可是当他们的错误严重到无法宽恕的时候……”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因为格林已经气极了。他的脸涨得血红地吼道:“你不了解他!你没权利下结论!”
  自从菲尔比在1963年叛逃到苏联直到1988年他去世,格林一直把他看成好朋友。他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他所以对我的问题如此发火,这绝不仅仅是对朋友忠诚。
  格林并不是共产党员。他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主要是他在菲尔比逃走以后还经常跟他通信以及跟他在莫斯科见面。他准是把英国情报局的情报透露给了菲尔比。
  正如他经常强调的:“如果要我在背叛朋友和背叛祖国之间做出选择,我宁愿背叛祖国。”他在1967年写信给泰晤士报,其中声称,“如果要我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作出选择,我宁愿生活在苏联。”
  其实格林是在放出信号他是反美的,这样菲尔比如果想做一个三重间谍,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跟他接触。菲尔比在逃到苏联后有人间他,他若是有一根魔仗,他希望做什么事,他回答道:“让格林坐在桌子对面,我们两人间有一瓶酒。”
  格林在二战时期通过他姐姐伊丽莎白的帮助参加了英国情报局。其时伊丽莎白已经在英国情报局工作。格林后来长期在菲尔比手下做事,两人的关系很密切。这时菲尔比已经是苏联特工,虽然英国情报局里无人知道。
  如果格林没有跟菲尔比如此密切的关系,他后来就写不出《人的因素》这部小说。他不会有这种写作冲动,不会有这种生活经验。
  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卡斯尔叛逃到了莫斯科。虽然这个虚构人物跟菲尔比有很大区别,但我确信在创造卡斯尔时脑袋里一定想到了菲尔比。
  可是这本书不仅是写菲尔比,更大程度上是在写他本人,写他性格中隐藏的成分。
  格林的性格的某些方面出现在第一段里:“卡斯尔在年轻时就参加了英国情报局。这30年来他一直在办公楼附近的一家餐馆吃午饭。当别人问他为什么选择这家餐馆,他会回答他喜欢那里的香肠。他每次来总是很准时的。”生活中的格林也是这样的。
  1944年格林名义上离开了英国情报局,但实际上继续长期为它工作。
  格林的档案里提到他在1957年参加英中“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在这次访问中他明确地接受了英国情报局给他的间谍任务。他在给凯瑟琳的一封信里谈到:他在离开英国之前跟英国情报局的一个老朋友见面,接受任务。英国惭匠局考虑到格林是“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又是著名作家,假若间谍活动被发现也不至于被逮捕的。
  英国情报局要求格林在北京设法会见英国共产党《工人日报》驻北京的著名记者阿兰·魏宁顿,然后捏造说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有怀疑。情报局还要求格林会见其他外国记者,打听“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有关苏联援助的情报,关于经济困难的情报等等”。情报局更希望格林能得到有关政治迫害的情报:“受审讯者是否能为自己辩护?能否上诉?调查在边远地区的劳改营。如果被邀请参观合作社,不要去看那些官方安排的,而应该去看边远的。对国营工厂也是如此。不要去看鞍钢,那是橱窗。”
  结果格林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尽管格林活动能力相当大,但因中国共产党一直对他抱有警惕心,所以他未能得逞。可是他在古巴的“成就”却相当大,因为他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在50年代曾数次访问古巴,和正在领导革命的卡斯特罗交上了朋友。1959年卡斯特罗推翻了旧政权而当上了国家领导人,格林在那里的活动就很方便了。
  英国情报局知道格林和卡斯特罗的密切关系,所以在他去古巴前给他交代了任务:要他报告他观察所得,要他公开在报上批评英国政府,尽量批评古巴旧政权和竭力歌颂新政权,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格林在他写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这本书中取笑英国情报局派在古巴的特工,说他们笨手笨脚,大出洋相,使得隋报局的头头也感到十分尴尬。我觉得这本书很可能是格林的一种掩盖手法,使卡斯特罗认为格林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如果他的间谍活动被揭穿,他也不至于受到严厉处置。
  不过格林也有上当受骗的一面。
  格林在古巴享受极高的待遇,简 直像一个国家首脑。他在给凯瑟琳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们给我红地毯的待遇,坐的是凯迪拉克豪华车,有一个说法语的司机,还给我一架军用飞机让我可以到处游览。卡斯特罗还送我一幅美丽的画,并在背面签了名。”
  拉丁美洲的左翼领导人都觉得格林这位名作家是一个很可以利用的人物,所以就一直把他捧在云端里。所以格林明明知道卡斯特罗在革命成功后成批地镇压反对者,血流成河,他却视而不见。他看到了一些事实,但作为卡斯特罗的好朋友,他却没有勇气站出来揭发。
  可是格林的心理也是很矛盾的。1967年他写信给泰晤士报,表示反对苏联关押两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他在信中说:“只要这两人继续关在监狱里,我就不会再访问苏联,尽管我对苏联有美好的回忆。”
  他不仅是反美,他只要发现任何人不公正,他就会起来加以反对,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他在这封信中强调:“有许多机构,例如自由欧洲之声,是专门从事反苏宣传的。我这封信决不能被利用来攻击苏联。”接着他又说:“如果要我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作出选择,我当然宁愿生活在苏联。就像在古巴和南美国家之间,我选择生活在古巴;在北越和南越之间,我选择南越。一个人越是爱某个国家,他就越不能容忍那里的不公正。”
  当然格林还是愿意跟苏联搞好关系,让他们把他当朋友。也许他的抗议会使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对那两位作家的关押。
  格林会毫不留情地攻击他认为是错误的人和错误的观点,不管那人是朋友或敌人,总统或教皇。他不承认权威。若有人攻击他,他会毫不犹豫地像毒蛇一样反咬一口。他的这种脾气愈老愈强烈。所以他到处树敌。他是一个独行者、挑衅者、无政府主义者。他似乎没有一个基本的政治信仰,但他几乎总是反政府的。
  他的这种性格跟他童年的生活环境有关。他自幼便反抗家长,反抗校长。长大后他就反对权威。他总是攻击最强大的国家,那就是美国。1969年,他攻击了另一个权威——英国语言最大的权威莎士比亚。
  那一年他在汉堡大学接受莎士比亚奖时发表了一个演讲,批评莎士比亚对当时的政治迫害熟视无睹,只追求自身的安全和荣誉。
  格林是一个充满矛盾而痛苦地活着的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藐视传统和法律。他无视四周危险的处境,按照他独特的方式生活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像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每天在烈日下苦役,没有假释的希望。尽管他多么想冲出这个围城,但是他从未成功。他逐渐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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