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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上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名门望族后代，在这小岛上享有比普通人更丰富与优越的资源还有文化熏陶。他们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先辈的生活，另一方面，鼓浪屿正在蜕变，他们的生活与发展机遇面临着新的，也更多元的选择。
从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借此驻进鼓浪屿，到鼓浪屿成为租借地，这个闽南一隅的小岛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洋人对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追求，客观上影响了这座小岛的塑造，包括环境，包括文化氛围。洋人来了，在南洋打拼的华侨也来了。二十世纪初大量迁入鼓浪屿的，就是闽南华侨，尤其在“一战”后，厦门侨汇充裕，正是鼓浪屿大刀阔斧之际，于是近现代化建设开始推进，数百栋华丽有情趣的别墅建起。
有专家更愿意称他们为“侨客”，毕竟像黄奕住等后来长期与鼓浪屿厮守的，还是少数，大多人只是将房子、亲属安置在这个外国势力“庇护”下相对安全且美丽的小岛上，个人仍是南下打拼。与此同时，凭借岛上异于闽南传统的文化氛围，先进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这些家底殷实的望族，或是書香门第的世家，在这种相对新潮的氛围中走出了许多出色的人才。这些子弟，确实更容易跨越地域与传统的限制，走向世界。当洋学堂里的学生在京沪等地无法满足求知欲望时，他们选择留学欧美，也有新兴的商人阶级将子女送到国外。他们多学有所成，在各自领域里尽心，只是施展才华之地多是异国他乡或是国内主要城市，毕竟鼓浪屿太小，提供不了足够的平台。他们在他地，以早年在这小岛上养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在1941年日本控制鼓浪屿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侨曾有两次挟资金和人才撤离鼓浪屿的风潮。但留在鼓浪屿的侨属，依旧抱有对外交流的便利，更早地接触彩电、收音机，甚至是汽水，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仍有国外布料、奶粉、黄油等流入在岛侨属手中。但是这些曾经辉煌的华侨、望族、世家还在陆续搬离鼓浪屿，并未停止。在“上山下乡”时，3000多名文化青年离开后，返回者甚少；“成分不良”的侨属，一有机会，头也不回前往深圳，奔赴香港，怕是一耽搁，难以出去。 在“文革”期间，有的侨属确实缺乏劳动机会，坐吃山空；有的则断了海外的补给从此没落；也有一些世家后人，望族后代，借由着侨房等物资，海外关系的多元，还有潜移默化熏陶而成的视野与文化内涵，过着有情趣而自足的生活。
至今，还有部分侨属、世家后人留在鼓浪屿。留下的人，不得不面临“侨房”的问题。“文革”时期，岛上的侨房、公房曾被政府收管，统一管理。改革开放后，华侨私房政策落实，但因为侨房产权复杂、安置房房源不足或条件不佳，被安排住进侨房的租户不愿搬离，导致很多侨属在收回房子产权之后，无法及时收回房子的使用权。这成了他们的一大困扰，而与租户的“博弈”也成了许多名门望族后代共有的经历。
如今，房子收回了，他们又面临着岛屿的社区功能弱化，旅游热潮的持续，他们不得不再一次考量去留。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利用侨房换一种生活和发展。好的侨房被打造成民宿，开发成博物馆、咖啡馆、摄影基地，有的还是重新装修后出租，以租养房。
鼓浪屿上的名门望族后代们，他们从小接触面包、黄油、咖啡的生活，有的老者直至80多岁，每天依旧要打网球；他们在冬日里，围着柴火跳跃的壁炉喝茶聊天，看着长辈西式婚礼的老照片，追溯那个容得下飒爽英姿的年代。或依旧执着于“鼓浪屿人”这个身份认同，或更宽容地对待这个巨变的小岛，或是失望离去，他们在延续着，生活着，选择着。
鼓浪屿的旅游潮确实给许多人带来了新的机会与视野。最终，“钻石楼”变成了“鼓山栖”，吴米纳也在这片小天地悠然地生活。
吴米纳在鼓山路上开了家民宿。这幢被精心照料的独立庭院半山别墅，实际上是重建的，原来的别墅被称为“钻石楼”，与不远处的“番婆楼”同属为吴米纳的家族、旅菲华侨许经权的故居。清幽的鼓山路与一旁的安海路恍如两个世界，一不小心，很容易错过这个岔道上的小坡口。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打在“鼓山栖”的木牌上，吴米纳怡然自得地说：“这个名字是我取的，因为我们家在鼓山路七号”。
穿过民宿小门，豁然开朗，一颗柠檬树上，硕大的果实在微微晃动。院里井井有条的花草树木，大多出自吴米纳和他父亲之手，日复一日的修剪、移位、翻盆、杀虫，让整个房子仿佛浸泡在绿色中。大雨侵袭了厦门两三天，这会儿刚放晴，有些树叶枯黄了，瞧见此景的吴米纳甚是遗憾，从兜里掏出剪刀剪掉了枯叶。这几年，剪刀和手电筒一直是他随身携带之物，打理这个民宿，总少不了这些东西。鼓浪屿人对植被的喜好，总能在其家中寻到踪迹，植物填满了大大小小的空间，这大概与鼓浪屿人的“野”有关系。“鼓浪屿的自然环境好。我们小时候会到处玩，不怕遇到交通方面的危险，也跑不出去。一些像会审公堂这样的地方有大片的山坡可以折腾，那是我们的山头！”吴米纳回忆说。
作为岛上屈指可数的可推倒重建的房子，家族后人最终还是参照老照片和原始资料，尽量使用老材料、老工艺，在严格的设计下建成了钻石楼。早在2004、2005年并没有“民宿”这个概念，所以房子在最初装修的时候，原本打算作为出租房使用。随后，鼓浪屿掀起了旅游潮，给许多人带来了新的机会与视野，最终“钻石楼”变成了“鼓山栖”，吴米纳也开始了自己的民宿生活。
大概由于侨属背景，从小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加上从事旅游行业，吴米纳对于鼓浪屿的旅游现状，多了一份理解与包容。“鼓浪屿上居住的很多是闽南或者其他地区华侨移民的后人，也就百年左右，互相间有着很好的包容。外来人口虽然与鼓浪屿有地域、文化上的差别，‘挤占’了‘原住民’的空间，但实际上大家都是外来的。他们在岛上从事各行各业，也在积极地融入小岛的文化交流。比如他们有自己的团契，每个星期三晚上聚会，还在三一堂圣诞夜的时候参加表演。”说着，吴米纳点上了烟，吸了一口后，用手半掩着烟，别到身后。
吴米纳带我们小逛了一下鼓浪屿， 我们倒听了一路的“八卦”，這位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对这岛上的一草一木、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哪是殷承宗的房子，哪是连岳的暂居地，哪块区域在老照片是什么样的，即便底下房屋重重，他也能立于鸡母山上，“指点江山”。于他而言，这座小岛值得更好的呵护。
是很难成大事的，所以我只能
做好我自己。”
踏入春草堂，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厅的两边墙面。一面有序地挂着家族老照片，这些照片多是“文革”时幸存下来，或是从海外亲属那收集到的。最醒目的一张是许春草伉俪的合影，在那有钱人可以三妻四妾的年代，这位基督信徒确实坚守着信念，终其一生只有一位妻子。另外一面墙上，是以照片形式呈现的家族族谱，六代人的照片按照辈分准确地挂在墙上，每两年更新一次。
“弄这些照片有个初衷，这些第三代以后的后辈，不认识爷爷奶奶，也不知道老家是什么样子，弄完这些后，方便海外后代回来认祖。”许多康是许春草的孙子，许春草的九个子女中，目前只有许多康这支还留在鼓浪屿。许多康曾在建设局工作，又负责鼓浪屿风景区开发公司，经手大大小小的鼓浪屿建设项目。作为在鼓浪屿生活的世家，他见证了鼓浪屿为旅游腾空间，小岛逐渐变成旅游景区的历史过程。看到“城中有景，景中有城，城景相依”的模式难以实现时，这位老鼓浪屿痛心疾首，“鼓浪屿的标签应该是更有文化底蕴的，不是商业的。”
“传承鼓浪屿文化，还是要靠体制的力量。要把有文化的老鼓浪屿人找回来，重点是要把他们家的房产权和使用权还给人家，现在还有很多房子没完全还到华侨手里，如果有房子住、有医院、有学校，很多人慢慢就愿意回来了”，许多康说，“像我在这，有的住，在美国读书的孩子就会想回来。我姐姐在美国，老母亲在这，她回来照顾她，姐姐的孩子也跟着回来了。”春草堂的讨回，在鼓浪屿算是很快的，整整比知名的雷厝早了三十年，侨房的归还直至今日还是鼓浪屿的一个难题。拿回房子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大修。得益于建筑的老本行，即便老宅已残破不堪，他还能根据现有的房子得知它原来的架构，修旧如初，连栏杆这种细节，他都要费心思先制模后再批量制作。现在这座由许春草设计建成的春草堂成了鼓浪屿的家庭博物馆，“如果后辈回乡，我会给他们讲爷爷和鼓浪屿的故事”。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一己之力是很难成大事的，所以我只能做好我自己。” 许多康在尽可能修复好自己的房子之外，还用自己的专业去尽力修复其他老房子，比如协和堂。这大概也是许多康对鼓浪屿的一种支持，或者说对鼓浪屿现状的一种无声反抗。
在我们离开春草堂之前，许多康自豪地拿出了一本小集子，竟然是菽庄吟社的《七夕诗集》，这本有着鼓浪屿历史印记的小本子，成了他珍贵的藏品。
还可以深挖”。
“鼓浪屿是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我们还可以深挖”，刚和许多康提及鼓浪屿上的文创项目，雷晶晶插话道。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雷晶晶，在春草堂上。雷晶晶看着沉稳，长发及腰，一个发圈让长发服贴地隐于身后，她讲话慢慢的，一字一句。
雷晶晶家经常举办家庭音乐会。这次的家庭音乐会落在雷晶晶家的民宿。说是家庭音乐会，会场布置得一点也不含糊。十来张表演者坐的椅子有序地排成两行，一旁洁净的长桌上放着精致的小蛋糕，来自缅北的咖啡熬煮着，高脚杯里盛着红酒。场地布置的正式，有时是配合政府或是公司的一些活动，但当这群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的音乐爱好者拨起夏威夷吉他，弹起尤克里里，倒是变得自然舒适。晚来的人笑着打上招呼，不紧不慢调好了乐器后，随时加入演奏中，一丝也不冲突。“家庭音乐会是自娱自乐，很平常的生活状态，没有那么高大上，如果随意拔高，就会变味了。”雷晶晶强调道。
这支乐队叫作“雷厝乐队”，名字源于雷厝这落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今保存完好的闽南四合院建筑。这是雷晶晶家的祖宅，而她的父母雷永平、叶恩慈是雷厝乐队的创办者和成员，年过古稀，却精神饱满。乐队的成员好多是从厦门岛内赶过来的，借由着音乐，这群已搬离鼓浪屿的老友总能时不时地在岛上聚上一次。“我小时候很多人家里都会举办家庭音乐会。鼓浪屿有很好的音乐环境，很多人会一两种乐器。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玩音乐，但是因为工作、家庭，没多少时间。现在退休了，很多人又把这爱好重新捡起来，相互之间互相影响，所以就经常一起练习。”雷永平说，一脸祥和与自足。
雷厝老宅里，现在住着雷永平五个兄弟，“十个老头住在一起”，雷永平调侃道。弟弟时常还会在他制作乐器的时候搭把手，家里几把夏威夷吉他、曼陀铃都是出自雷永平之手，老伴收到自己打造的乐器时十分欢喜。提及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来鼓浪屿颁发世界遗产证书时，在雷厝乐队音乐伴奏下的翩翩起舞，许多过路的游客为这悠扬的西洋音乐久久驻留的场景，雷永平说：“非常享受这种生活，也非常感恩。”
从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借此驻进鼓浪屿，到鼓浪屿成为租借地，这个闽南一隅的小岛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洋人对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追求，客观上影响了这座小岛的塑造，包括环境，包括文化氛围。洋人来了，在南洋打拼的华侨也来了。二十世纪初大量迁入鼓浪屿的，就是闽南华侨，尤其在“一战”后，厦门侨汇充裕，正是鼓浪屿大刀阔斧之际，于是近现代化建设开始推进，数百栋华丽有情趣的别墅建起。
有专家更愿意称他们为“侨客”，毕竟像黄奕住等后来长期与鼓浪屿厮守的，还是少数，大多人只是将房子、亲属安置在这个外国势力“庇护”下相对安全且美丽的小岛上，个人仍是南下打拼。与此同时，凭借岛上异于闽南传统的文化氛围，先进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这些家底殷实的望族，或是書香门第的世家，在这种相对新潮的氛围中走出了许多出色的人才。这些子弟，确实更容易跨越地域与传统的限制，走向世界。当洋学堂里的学生在京沪等地无法满足求知欲望时，他们选择留学欧美，也有新兴的商人阶级将子女送到国外。他们多学有所成，在各自领域里尽心，只是施展才华之地多是异国他乡或是国内主要城市，毕竟鼓浪屿太小，提供不了足够的平台。他们在他地，以早年在这小岛上养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在1941年日本控制鼓浪屿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侨曾有两次挟资金和人才撤离鼓浪屿的风潮。但留在鼓浪屿的侨属，依旧抱有对外交流的便利，更早地接触彩电、收音机，甚至是汽水，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仍有国外布料、奶粉、黄油等流入在岛侨属手中。但是这些曾经辉煌的华侨、望族、世家还在陆续搬离鼓浪屿，并未停止。在“上山下乡”时，3000多名文化青年离开后，返回者甚少；“成分不良”的侨属，一有机会，头也不回前往深圳，奔赴香港，怕是一耽搁，难以出去。 在“文革”期间，有的侨属确实缺乏劳动机会，坐吃山空；有的则断了海外的补给从此没落；也有一些世家后人，望族后代，借由着侨房等物资，海外关系的多元，还有潜移默化熏陶而成的视野与文化内涵，过着有情趣而自足的生活。
至今，还有部分侨属、世家后人留在鼓浪屿。留下的人，不得不面临“侨房”的问题。“文革”时期，岛上的侨房、公房曾被政府收管，统一管理。改革开放后，华侨私房政策落实，但因为侨房产权复杂、安置房房源不足或条件不佳，被安排住进侨房的租户不愿搬离，导致很多侨属在收回房子产权之后，无法及时收回房子的使用权。这成了他们的一大困扰，而与租户的“博弈”也成了许多名门望族后代共有的经历。
如今，房子收回了，他们又面临着岛屿的社区功能弱化，旅游热潮的持续，他们不得不再一次考量去留。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利用侨房换一种生活和发展。好的侨房被打造成民宿，开发成博物馆、咖啡馆、摄影基地，有的还是重新装修后出租，以租养房。
鼓浪屿上的名门望族后代们，他们从小接触面包、黄油、咖啡的生活，有的老者直至80多岁，每天依旧要打网球；他们在冬日里，围着柴火跳跃的壁炉喝茶聊天，看着长辈西式婚礼的老照片，追溯那个容得下飒爽英姿的年代。或依旧执着于“鼓浪屿人”这个身份认同，或更宽容地对待这个巨变的小岛，或是失望离去，他们在延续着，生活着，选择着。
鼓浪屿的旅游潮确实给许多人带来了新的机会与视野。最终，“钻石楼”变成了“鼓山栖”，吴米纳也在这片小天地悠然地生活。
吴米纳在鼓山路上开了家民宿。这幢被精心照料的独立庭院半山别墅，实际上是重建的，原来的别墅被称为“钻石楼”，与不远处的“番婆楼”同属为吴米纳的家族、旅菲华侨许经权的故居。清幽的鼓山路与一旁的安海路恍如两个世界，一不小心，很容易错过这个岔道上的小坡口。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打在“鼓山栖”的木牌上，吴米纳怡然自得地说：“这个名字是我取的，因为我们家在鼓山路七号”。
穿过民宿小门，豁然开朗，一颗柠檬树上，硕大的果实在微微晃动。院里井井有条的花草树木，大多出自吴米纳和他父亲之手，日复一日的修剪、移位、翻盆、杀虫，让整个房子仿佛浸泡在绿色中。大雨侵袭了厦门两三天，这会儿刚放晴，有些树叶枯黄了，瞧见此景的吴米纳甚是遗憾，从兜里掏出剪刀剪掉了枯叶。这几年，剪刀和手电筒一直是他随身携带之物，打理这个民宿，总少不了这些东西。鼓浪屿人对植被的喜好，总能在其家中寻到踪迹，植物填满了大大小小的空间，这大概与鼓浪屿人的“野”有关系。“鼓浪屿的自然环境好。我们小时候会到处玩，不怕遇到交通方面的危险，也跑不出去。一些像会审公堂这样的地方有大片的山坡可以折腾，那是我们的山头！”吴米纳回忆说。
作为岛上屈指可数的可推倒重建的房子，家族后人最终还是参照老照片和原始资料，尽量使用老材料、老工艺，在严格的设计下建成了钻石楼。早在2004、2005年并没有“民宿”这个概念，所以房子在最初装修的时候，原本打算作为出租房使用。随后，鼓浪屿掀起了旅游潮，给许多人带来了新的机会与视野，最终“钻石楼”变成了“鼓山栖”，吴米纳也开始了自己的民宿生活。
大概由于侨属背景，从小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加上从事旅游行业，吴米纳对于鼓浪屿的旅游现状，多了一份理解与包容。“鼓浪屿上居住的很多是闽南或者其他地区华侨移民的后人，也就百年左右，互相间有着很好的包容。外来人口虽然与鼓浪屿有地域、文化上的差别，‘挤占’了‘原住民’的空间，但实际上大家都是外来的。他们在岛上从事各行各业，也在积极地融入小岛的文化交流。比如他们有自己的团契，每个星期三晚上聚会，还在三一堂圣诞夜的时候参加表演。”说着，吴米纳点上了烟，吸了一口后，用手半掩着烟，别到身后。
吴米纳带我们小逛了一下鼓浪屿， 我们倒听了一路的“八卦”，這位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对这岛上的一草一木、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哪是殷承宗的房子，哪是连岳的暂居地，哪块区域在老照片是什么样的，即便底下房屋重重，他也能立于鸡母山上，“指点江山”。于他而言，这座小岛值得更好的呵护。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一己之力
是很难成大事的，所以我只能
做好我自己。”
踏入春草堂，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厅的两边墙面。一面有序地挂着家族老照片，这些照片多是“文革”时幸存下来，或是从海外亲属那收集到的。最醒目的一张是许春草伉俪的合影，在那有钱人可以三妻四妾的年代，这位基督信徒确实坚守着信念，终其一生只有一位妻子。另外一面墙上，是以照片形式呈现的家族族谱，六代人的照片按照辈分准确地挂在墙上，每两年更新一次。
“弄这些照片有个初衷，这些第三代以后的后辈，不认识爷爷奶奶，也不知道老家是什么样子，弄完这些后，方便海外后代回来认祖。”许多康是许春草的孙子，许春草的九个子女中，目前只有许多康这支还留在鼓浪屿。许多康曾在建设局工作，又负责鼓浪屿风景区开发公司，经手大大小小的鼓浪屿建设项目。作为在鼓浪屿生活的世家，他见证了鼓浪屿为旅游腾空间，小岛逐渐变成旅游景区的历史过程。看到“城中有景，景中有城，城景相依”的模式难以实现时，这位老鼓浪屿痛心疾首，“鼓浪屿的标签应该是更有文化底蕴的，不是商业的。”
“传承鼓浪屿文化，还是要靠体制的力量。要把有文化的老鼓浪屿人找回来，重点是要把他们家的房产权和使用权还给人家，现在还有很多房子没完全还到华侨手里，如果有房子住、有医院、有学校，很多人慢慢就愿意回来了”，许多康说，“像我在这，有的住，在美国读书的孩子就会想回来。我姐姐在美国，老母亲在这，她回来照顾她，姐姐的孩子也跟着回来了。”春草堂的讨回，在鼓浪屿算是很快的，整整比知名的雷厝早了三十年，侨房的归还直至今日还是鼓浪屿的一个难题。拿回房子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大修。得益于建筑的老本行，即便老宅已残破不堪，他还能根据现有的房子得知它原来的架构，修旧如初，连栏杆这种细节，他都要费心思先制模后再批量制作。现在这座由许春草设计建成的春草堂成了鼓浪屿的家庭博物馆，“如果后辈回乡，我会给他们讲爷爷和鼓浪屿的故事”。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一己之力是很难成大事的，所以我只能做好我自己。” 许多康在尽可能修复好自己的房子之外，还用自己的专业去尽力修复其他老房子，比如协和堂。这大概也是许多康对鼓浪屿的一种支持，或者说对鼓浪屿现状的一种无声反抗。
在我们离开春草堂之前，许多康自豪地拿出了一本小集子，竟然是菽庄吟社的《七夕诗集》，这本有着鼓浪屿历史印记的小本子，成了他珍贵的藏品。
“鼓浪屿是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我们
还可以深挖”。
“鼓浪屿是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我们还可以深挖”，刚和许多康提及鼓浪屿上的文创项目，雷晶晶插话道。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雷晶晶，在春草堂上。雷晶晶看着沉稳，长发及腰，一个发圈让长发服贴地隐于身后，她讲话慢慢的，一字一句。
雷晶晶家经常举办家庭音乐会。这次的家庭音乐会落在雷晶晶家的民宿。说是家庭音乐会，会场布置得一点也不含糊。十来张表演者坐的椅子有序地排成两行，一旁洁净的长桌上放着精致的小蛋糕，来自缅北的咖啡熬煮着，高脚杯里盛着红酒。场地布置的正式，有时是配合政府或是公司的一些活动，但当这群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的音乐爱好者拨起夏威夷吉他，弹起尤克里里，倒是变得自然舒适。晚来的人笑着打上招呼，不紧不慢调好了乐器后，随时加入演奏中，一丝也不冲突。“家庭音乐会是自娱自乐，很平常的生活状态，没有那么高大上，如果随意拔高，就会变味了。”雷晶晶强调道。
这支乐队叫作“雷厝乐队”，名字源于雷厝这落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今保存完好的闽南四合院建筑。这是雷晶晶家的祖宅，而她的父母雷永平、叶恩慈是雷厝乐队的创办者和成员，年过古稀，却精神饱满。乐队的成员好多是从厦门岛内赶过来的，借由着音乐，这群已搬离鼓浪屿的老友总能时不时地在岛上聚上一次。“我小时候很多人家里都会举办家庭音乐会。鼓浪屿有很好的音乐环境，很多人会一两种乐器。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玩音乐，但是因为工作、家庭，没多少时间。现在退休了，很多人又把这爱好重新捡起来，相互之间互相影响，所以就经常一起练习。”雷永平说，一脸祥和与自足。
雷厝老宅里，现在住着雷永平五个兄弟，“十个老头住在一起”，雷永平调侃道。弟弟时常还会在他制作乐器的时候搭把手，家里几把夏威夷吉他、曼陀铃都是出自雷永平之手，老伴收到自己打造的乐器时十分欢喜。提及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来鼓浪屿颁发世界遗产证书时，在雷厝乐队音乐伴奏下的翩翩起舞，许多过路的游客为这悠扬的西洋音乐久久驻留的场景，雷永平说：“非常享受这种生活，也非常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