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主题相同而结论迥然不同的两本书，内容都是论述国民党政权在南京建立后十年间的历史。薛光前编的《艰苦建国的十年》说：国民政府十年“艰苦奋斗”，“功勋卓绝”，乃能支持抗日战争八年之久。另一本易劳逸编的《夭折的革命》说：国民革命原希望建立起新型有效的政治制度，恢复国家的统一、民族繁荣和人民安定，结果却因政府腐化、农村凋敝、内争纷存而告失败。
　　这样说来，仿佛历史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了。其实拿这两本书对比起来读，真理就显得清楚了。
　　一九二七——一一九三七的十年之间，国民党政府在政府机构、金融财政、铁路交通、教育制度等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这就是薛光前编辑的论文集的内容。论文的撰写人，在解放前都曾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不大不小的官职，例如一九三八——一九四三年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的张嘉，多次任经济部次长的何廉，最高国防委员会参事浦薛凤，乡建会主席沈宗瀚；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府中的美籍顾问，如长期充任财政部顾问的扬格(ArthurN.Young)，农业经济顾问卜克(JohnLossingBuck)。
　　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的论述的前提：说明国民党政府在这十年之间“艰苦卓绝”的“功绩”。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亲自处理过一些有关事务，所论述的数据和介绍的实际情况还不失为有用的资料。全书共九章，分别论述了外交关系、政治机构、财政改革、货币银行、农业经济、农业改革、经济政策、铁路建设、教育制度九个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题目，有一篇中心的论文，接着附有一篇或两篇补充性论文，间或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表面上各抒所见，实际是加强和补充了中心论文的主要观点。这也是一种编辑的“技巧”。
　　这几篇中心论文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国民党政府经过一九二七——一一九三七年的“艰苦建国”，成就卓著，要不是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的侵入，那国家必将团结统一，繁荣富强，似乎不在话下。
　　读历史的人每每好“追根问底”。国民党政府既是如此的“艰苦卓绝”，那何以十年之间，每况愈下，腐化愈演愈烈？又例如，何以日本侵入不到半年，南京失守，迁出武汉，东南半壁江山丢给了日本侵略者？
　　薛光前先生编著的这本书，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半是挽歌，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这本文集，即使并非意在辩护，也不过是解嘲而已。
　　从另一角度索探国民党政府建立初期十年间的种种，试加剖析的是易劳逸的《夭折的革命》。作者是我国民国时期历史学的专家，出版了几本有关的著作。作者在这本书里，论述了“国民革命”原先意图建立起一个新生的有效率的政治制度，恢复中国的统一、民族的繁荣、人民的安定。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民生凋敝，内哄纷陈。易劳逸从如下的六个方面进行论述：革命的失败，蓝衣社和法西斯主义、闽变、民主与独裁，南京政府和经济状况、抗战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道德观。这几个问题并无直接联系，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二章：蓝衣社和法西斯主义；第四章：民主与独裁。
　　国民党政府也标榜“民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讲的“民主”，从其理论和实践来说，已与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迥然有异了。国民党政府以“训政时期”为借口，力图延长和巩固独裁制度。当时在欧洲盛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德、意的“寡头政治”同党卫队、褐衫社这种凶残的组织横行一时，国民党政府的蓝衣社，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对国民党政府成立初期的十年间所受到来自德意法西斯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点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易劳逸的这本《夭折的革命》，远不是一部系统的著作，恰如作者自己说的那样：“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问题，远比所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这确实还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而且还是具有特殊困难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
　　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这几年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占了民国时期(一九一一——一九四九)的一大半。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更显著了。
　　(H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tisls Rule，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389p；Paul K.T.ShihTheSrenu－ous Decade：China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St.John’sUniversity Press，1970 38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