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十多年中央智囊经历的魏礼群，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可谓烂熟于胸，哪些条款是新提法，哪些是老提法，某句话是18年前某次会议上讲过的，某项改革要求是20年前某次会议上最初提出的，他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魏礼群告诉记者，《决定》有些内容提过很多年，但任务没有完成，这次作为必要的强调；有些内容过去反复讲，但这次没有提及；还有一些决策这次没有明确写出来，但已在实施中。
　　1968年大学毕业后，魏礼群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工作了1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他被调至北京工作，先后在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等党中央、国务院综合性、智库性部门工作30余年，连续参与了7次全国党代会政治报告和20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
　　2012年，魏礼群卸任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目前担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延续其智囊生涯。
　　他的主要聚焦点，自然是行政体制改革及其关系密切的经济体制改革。他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过多次全面的决策部署，以往行政体制改革内容多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一部分，或只散见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章节之中。而这次《决定》，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也是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
　　“目前中国的诸多问题和矛盾，主要原因是不少体制机制存在弊端，现在推动的很多重要经济体制改革都与行政体制有关。”魏礼群说，行政体制既是整个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他体制的联结枢纽，也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是各方面改革的结合点和关键环节，必须加快、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贯穿整体
　　《财经国家周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中，第四部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有3条，你如何评价行政体制改革内容在整体改革中的份量？
　　魏礼群：除第四部分专门阐述行政体制改革外，实际上，《决定》的其他部分都涉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行政体制改革几乎贯穿着《决定》的全文。无论是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甚至党和政府的关系，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说，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要与之协调的总体目标，这比中央以往确定的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
　　《决定》的改革思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体制各个方面，而这些改革都涉及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待于或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中央强调把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政府职能转变与推进市场化改革有何关系？
　　魏礼群：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但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全部。通俗地讲，政府职能就是政府被赋予的权限、职责、功能，“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多年来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处于“越位”、“错位”的状态。政府不该管的，不该审批的，政府管了，审批了；同时，政府职能往往又处于“不到位”的状态，比如说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些该管的没有管好。
　　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用过多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是不成功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社会的活动，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长处，也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然，这方面也要防止误解。不能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理解为社会经济领域全部市场化。该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源配置方面，有些社会经济领域就不能搞市场化，比如，经济总量平衡、生产力布局和生产关系调整，不能全靠市场化。
　　《财经国家周刊》：和以前相比，此次全会《决定》在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有哪些新特点？
　　魏礼群：首先，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是一个重要理论创新。
　　第二，强调政府有效治理。过去叫“行政管理”，这次提出有效治理，对政府的要求更高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理所当然地应该履行经济社会运行的引导、调控、服务、管理职能。但要求做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就必须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第三，强调改革的整体性。行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包括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区划的调整，还包括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
　　第四，强调体制的现代化。例如，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着眼于国家制度文明、组织机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都是现代化的理念，也是国际通行的概念，“治理”的概念更丰富，更开放。这次更加考虑用国际通行概念和范畴，是在用国内外相通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下放审批权不等于“小政府”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把深化行政审批改革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
　　魏礼群：因为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目前行政审批的范围仍过宽，审批的事项还过多，而且不少是暗箱操作，自由裁量权很大，弊端丛生，包括束缚经济活力、降低经济效益，也包括滋生种种严重腐败现象。政府职能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权责不统一，有权力审批者不承担责任，需要承担责任者又没有权力办事，权责脱节。据我所知，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审批过程中，经常出现该审批的不及时审批，有些不该审批的，由于多种原因，包括有人情因素，却很快审批通过了。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作出承诺，在未来任期5年内，要把国务院仍然存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精简三分之一。本届政府成立以来，确实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据公开的信息，在三中全会召开前的6个多月时间，国务院已经取消、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应当说，这个力度比较大，社会反响是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到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确保该下放的审批权下放到位？
　　魏礼群：要警惕“明放暗不放”，有的部门名义上下放了不少审批权，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出，这些下放的审批权里面，有些早就下放过了，早就名存实亡，这次也被算作下放事项，而有些该下放的实权却仍紧紧抓在手里，这是不应该的。
　　还要防止“上放下不放”，应该放给市场、放给企业、放给社会的，国务院放权了，中央部委放了，但是有些到了一些省里、市里、县里被截留了，到不了市场，到不了企业，到不了社会。
　　有的表面上看是减少了审批权，但又搞一些不必要的审核、备案等，实际上如同审批一样。该放开的应该彻底放开。
　　《决定》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部分规定：“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和决定。要建立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下放审批权的项目要公开，仍需要行政审批的事项也要公开，要公开哪级政府你还在管什么，管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真正推进行政改革，政府治理也更加透明。
　　当然，下放权力也要避免一放就乱。下放审批权绝不等于撒手不管、一放了之，如果这样，也会造成经济社会生活的混乱。这方面我们国家过去吃的亏也不少，所以要做到“放管结合”，加强有效服务、协调和监管，避免以往“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认为，下放权力的方向要坚定、决心也要大，但下放什么事权、下放到什么程度，要与政府的监管能力、社会的法治建设相适应，还要大力改进监管办法和方式。要多设路标，少设路障，要抓紧把相关的规则、标准建立起来，明确市场主体运行的方向、边界。
　　目前，我国法治社会还没有建成，许多法律不够健全，执法能力也不够强，很难完全按法办事。因此，要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步伐。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向市场、向社会、向企业放权。
　　《财经国家周刊》：下放审批权，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政府削权，如何建设“小政府”。你怎么看？
　　魏礼群：这需要澄清一个误区：简政放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说可以削弱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也不是说要建立“小政府”、“大市场”，更不能认为政府可以无所作为，只是起所谓“守夜人”的作用。政府放开微观活动，而政府应尽的职能更加重要，特别是宏观调控、制定规划、准则和公共服务、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维护公平正义等职能必须加强，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决不可不作为。
　　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市场和政府关系时，是讲两个“更”字，即“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讲的。
　　政府的职责不仅要引领市场方向，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还要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可以说，这对政府发挥的作用要求更高了，政府职能责任更大了。市场和政府两者作用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