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万元户”是国人惊羡的字眼儿。那时候，大多数公职人员的“年薪”不足1000元钱。时至今日，连吃“救济粮”的“低保户”也成了“万元户”，国家的发展何其快也！那个年月常鸣的警钟是：“随着国门洞开，要防苍蝇蚊子进来！”“蝇蚊”者，自然指的是“洋人”腐朽没落的“西西”，比如官员的“贪腐”。西风东渐，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贪腐”也成了国之顽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于是，有位“知名”的大人物振臂疾呼：“要大幅度提高公职人员工资，使他们足以养廉！”只知道古人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名言，却悟不出“高薪足以养廉”的道理。近年来“公仆”的薪水确实是“大幅度提高”了，比如那“3581”政策的实施，更不用说那些按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拿俸禄的“高管”了。可是，却不见让老百姓满意的“养廉”效果。
　　日前，在网上读到一条消息：重庆一法院对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受贿2226万元的大案，一审判处死缓。颇有戏剧性的是，这起被称谓“重庆第一贪”案件“曝光”，不是纪检部门的“双规”，揭开“盖子”竟是因为查厕所漏水的意外收获。“物业保安进入无人居住的房间处理漏水之源，从而发现8个装满人民币现金的箱子。经追查找到这笔近千万元现金的主人，才得以曝光”。一位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认为，“这些年来，腐败案子的发生频率非常高，从新闻的角度讲，腐败本身已经不是新闻了，而是说，哪地方还没发生腐败倒是一个新闻。”这话看似言重了，却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反腐倡廉这个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战斗中，我们还没有交出一份让人民十分满意的答卷。
　　把“官员”腐败之因，一股脑地推到“洋人”身上，似乎高抬了“洋人”，是“肚子痛埋怨灶王爷”的滑稽。国人“官员”的腐败是地道的国货，腐败“无代无有”！“央视”的屏幕把清朝皇帝美化得比“上帝”还“可爱”，其实，一部“大清朝”的历史就是官员“大腐败”的实录。最近翻阅任恒俊先生《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到九品芝麻官的些小衙吏，弄钱花样翻新，触目惊心，可作为今人反腐倡廉的一面镜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为官者的底线。清人概说，“官员十分精神，七分应付上司，三分做事”。只用三分精神做事情的官场陋习，可谓是今天一些公务员上班“玩电脑”、“打游戏”、“炒股票”的始作俑者。“在专制制造的谎言氛围中，虚报、浮夸、上下欺饰，也就成为常态了”。于是才有“清末京城流传的做官谚语”——“小官大做，热官冷做，俗官雅做，闲官忙做，男官女做”——披露官僚的信念和向往。任先生对晚清“官场百态”有透辟分析：“‘专制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恐怖平静法使官场经常处在震荡之中，震中就是皇帝的殿陛，最低级官员威权也不比专制君主的威权稳定。固位自保的安全法花样百出，送礼、贪污、纳贿、行贿，朋比为奸，层层中饱。隐身绝招无所不用其奇，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今人演绎的“重庆第一贪”厕所藏巨款的“小品”，不过是历代官员贪腐的续篇而已。晚清时期流传“五味俱全的百姓‘官’念”——“靠官、爱官、恨官、怕官，却促使他们想做官，享受官员的特权，教育子弟读书做官”——尽显“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风气；“屋漏在下，止之在上”矣。
　　“官场腐败这个同质同构的历史悲剧”千年不衰，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是永远割不掉的痈疽”，“化腐朽为神奇”的惟一途径是实现“民主与法制”。我们党历来重视“治国先治官”的原则，国务院召开“廉政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有新进展……要让官员们“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何以保证且证明“干干净净”？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专家和群众共识并强烈要求的“阳光法案”——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化。倘如是，莫说把“千万元巨款”藏在厕所里，就是注册在“天堂”，也躲不过“法眼”的监督。“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国人的悲哀，一例“自动取款机”非理性取款案，可以判为“无期”；挟巨款而逃遁的“高官”或“高管”却逍遥法外或轻判了事，岂能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