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一个理论教育开始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时期，而高等学府是进行理论教育的最好阵地，因此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而抗大、陕公和鲁艺在当时是延安时期成功进行理论教育极具代表性的三所学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依旧可以让学员保持高涨的热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把大量知识分子和大批知识层面参差不齐的工农干部培养成为具有坚定信念的无产阶级战士，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由此可见，“三所学校”各自必然有一套成功的经验。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却不如延安时期明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新形势下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方法能更好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所以，研究这“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提高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一定的帮助。
一、“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又称“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俗称抗大。从1936年6月创建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前后九年间，为革命培养出10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陕北公学自1937年8月创办，到1939年夏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先后一年零十个月，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六千多名干部；鲁迅艺术学院，俗称“鲁艺”。成立于1938年4月，1940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鲁艺并入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并成为延安大学的一个学院，改为“鲁迅文艺学院”。目前，对“三所学校”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党史、革命战争史、教育史、军史以及回忆录中，其中校史和回忆录是以专门话的研究为主，如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李志民撰写的回忆录《革命的熔炉》、成仿吾撰写的《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延安鲁艺回忆录》，鲁艺校友会编写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建院50周年纪念》（1938—1988）、艾克思著的《延安文艺回忆录》、王培元著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等。在这些专著中，能看到“三所学校”延安时期的真实写照，对研究“三所学校”当时的教育情况提供了详细丰富的史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论述了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在延安精神和高校改革这一章节中，以“三所学校”的成功经验为典范，呼吁在延安精神的指导下进行高效改革，呼吁我们要将延安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莫忘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论述的较多的著作有：邢世忠的《培养更多能够担当重任的高级军事人才》、尹庆立的《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政治合格的高级军事人才》、杨芳、乔林的《抗大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现代启示》、王丽虹的《延安鲁艺办学实践对新时期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的启示》、张荣华和任怡斐的《“鲁艺”精神与现代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三所大学”的精神进行研究的著作和期刊论文有：黄河出版社出版的《抗大精神永放光芒》和北京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编写的《抗大精神永放光芒》、黄运炎的《抗大的历史性贡献》、孙国林的《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毛泽东与陕北公学》、陈丹的《毛泽东“鲁艺”校训思想的解读》、白玮的《“鲁艺”与中国大学精神塑造》等。纪念性的文章有奚定怀的《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纪念抗大建校六十一周年》、黄瑶的《罗瑞卿与抗日军政大学》、刘锡庚的《忆陕北公学》、孙国林的《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北公学掠影》、王什琪的《毛泽东与陕北公学》、范梦的《投身于熔炉，游弋于大海——古元与延安鲁艺》、任均的《学话剧 演京剧——忆在延安鲁艺的学习与工作》、岳瑟的《鲁艺漫忆》等。在教育史类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把这“三所学校”的教育作为干部教育、高等教育或者成人教育的特例来介绍。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和《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张腾霄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其中的一部分是《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曲士培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刘宪曾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董纯朴编著的《中国成人教育史》、王志君的《陕公——党的第一所高级干部学校》、任动的《鲁艺——我当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校》等，在这些著作中能看到“三所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和一些具体的教育方法。有关于抗大理论教育的期刊论文和研究论文相对还多一些，但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论文目前学术网上还没有找到，类似的则有湖南师范大学刘志鑫的硕士论文《论抗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及其当代价值》，以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及其当代价值为切入点，介绍了抗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具体特点。有关陕公的理论教育或者教育方法的研究论文还没有。有关鲁艺的目前有庞海音和王丽虹的两篇博士论文，题目分别是《延安鲁艺：我们文艺教育的新范式》和《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研究》，在王丽虹的论文中其中有一个章节谈到鲁艺的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政治主导。关于综合论述“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论文目前也没有。
二、“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国外研究现状
而国外有关延安时期“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比较少，一般是在国外记者、友人的访问记、通讯报道中有所提及，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美国战地记者白修德在对延安考察三周后生动地指出了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延安，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能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觉察到，思想本身也像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14]特里尔对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作了描述：“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15]他们虽然对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成效进行了描述，但这只是在漫记和传记里提到的，均以感性描述为主，缺乏理性的分析和论证。
由上可见，目前对“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系统研究和分析的著作还很少。而事实证明，延安时期“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很成功，但学术界还没有对“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总结概括。就已有研究而言，不足之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第一，学者们虽然对延安时期的教育进行了较多的论述，但这些著作更侧重于对史实的叙述，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比较薄弱。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方面，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所以，有必要对延安时期“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尤其在陕公和鲁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方面更为薄弱。
第二，少有学者从延安时期“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的角度来研究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价值。而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单一的角度进行研究，只对某个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进行了研究，没有把这“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系统概括的总结比较，找出“三所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用方法的同异之处在哪里，更没有将这种教育方法跟当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紧密的结合。
综上所述，“三所学校”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还有待学者们的继续研究和挖掘，进而为当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有时效性的教育方法。
一、“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又称“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俗称抗大。从1936年6月创建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前后九年间，为革命培养出10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陕北公学自1937年8月创办，到1939年夏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先后一年零十个月，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六千多名干部；鲁迅艺术学院，俗称“鲁艺”。成立于1938年4月，1940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鲁艺并入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并成为延安大学的一个学院，改为“鲁迅文艺学院”。目前，对“三所学校”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党史、革命战争史、教育史、军史以及回忆录中，其中校史和回忆录是以专门话的研究为主，如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李志民撰写的回忆录《革命的熔炉》、成仿吾撰写的《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延安鲁艺回忆录》，鲁艺校友会编写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建院50周年纪念》（1938—1988）、艾克思著的《延安文艺回忆录》、王培元著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等。在这些专著中，能看到“三所学校”延安时期的真实写照，对研究“三所学校”当时的教育情况提供了详细丰富的史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论述了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在延安精神和高校改革这一章节中，以“三所学校”的成功经验为典范，呼吁在延安精神的指导下进行高效改革，呼吁我们要将延安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莫忘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论述的较多的著作有：邢世忠的《培养更多能够担当重任的高级军事人才》、尹庆立的《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政治合格的高级军事人才》、杨芳、乔林的《抗大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现代启示》、王丽虹的《延安鲁艺办学实践对新时期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的启示》、张荣华和任怡斐的《“鲁艺”精神与现代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三所大学”的精神进行研究的著作和期刊论文有：黄河出版社出版的《抗大精神永放光芒》和北京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编写的《抗大精神永放光芒》、黄运炎的《抗大的历史性贡献》、孙国林的《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毛泽东与陕北公学》、陈丹的《毛泽东“鲁艺”校训思想的解读》、白玮的《“鲁艺”与中国大学精神塑造》等。纪念性的文章有奚定怀的《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纪念抗大建校六十一周年》、黄瑶的《罗瑞卿与抗日军政大学》、刘锡庚的《忆陕北公学》、孙国林的《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北公学掠影》、王什琪的《毛泽东与陕北公学》、范梦的《投身于熔炉，游弋于大海——古元与延安鲁艺》、任均的《学话剧 演京剧——忆在延安鲁艺的学习与工作》、岳瑟的《鲁艺漫忆》等。在教育史类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把这“三所学校”的教育作为干部教育、高等教育或者成人教育的特例来介绍。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和《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张腾霄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其中的一部分是《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曲士培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刘宪曾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董纯朴编著的《中国成人教育史》、王志君的《陕公——党的第一所高级干部学校》、任动的《鲁艺——我当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校》等，在这些著作中能看到“三所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和一些具体的教育方法。有关于抗大理论教育的期刊论文和研究论文相对还多一些，但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论文目前学术网上还没有找到，类似的则有湖南师范大学刘志鑫的硕士论文《论抗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及其当代价值》，以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及其当代价值为切入点，介绍了抗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具体特点。有关陕公的理论教育或者教育方法的研究论文还没有。有关鲁艺的目前有庞海音和王丽虹的两篇博士论文，题目分别是《延安鲁艺：我们文艺教育的新范式》和《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研究》，在王丽虹的论文中其中有一个章节谈到鲁艺的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政治主导。关于综合论述“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论文目前也没有。
二、“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国外研究现状
而国外有关延安时期“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比较少，一般是在国外记者、友人的访问记、通讯报道中有所提及，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美国战地记者白修德在对延安考察三周后生动地指出了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延安，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能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觉察到，思想本身也像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14]特里尔对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作了描述：“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15]他们虽然对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成效进行了描述，但这只是在漫记和传记里提到的，均以感性描述为主，缺乏理性的分析和论证。
由上可见，目前对“三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系统研究和分析的著作还很少。而事实证明，延安时期“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很成功，但学术界还没有对“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总结概括。就已有研究而言，不足之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第一，学者们虽然对延安时期的教育进行了较多的论述，但这些著作更侧重于对史实的叙述，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比较薄弱。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方面，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所以，有必要对延安时期“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尤其在陕公和鲁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方面更为薄弱。
第二，少有学者从延安时期“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的角度来研究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价值。而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单一的角度进行研究，只对某个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进行了研究，没有把这“三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系统概括的总结比较，找出“三所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用方法的同异之处在哪里，更没有将这种教育方法跟当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紧密的结合。
综上所述，“三所学校”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还有待学者们的继续研究和挖掘，进而为当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有时效性的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