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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28岁的吴玉华跟着丈夫第一次来到了九星村。
当时，她还不知道九星村，单是听说要去上海，就兴奋得在火车上一宿没睡。但是到了之后她却大失所望，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见到的还是大片大片的田地，三三两两的农户在地里劳作，孩子们在乡间泥路上奔走玩耍，眼前的情形跟她老家河南农村没啥区别。
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这里还建有市场，“当时还叫九星商行。”吴玉华说，“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个顶棚，四周再围上几间平房，就像农贸市场。卖的是五金、建材和生活用品。”夫妻俩在市场里找了一份运货的活，就这么在九星村住了下来。
刚开始他们租住在九星一队的一片老住宅区，房间不大，也就十几个平方，因为是老房子，也没有浴室马桶，不过吴玉华依旧很满足，这里的房租只要120元一个月，便宜得很。只是刚付完第一个季度的房租，房东就匆匆找上门来了，告诉他们这一带要拆迁了，让他们赶紧搬。
那天傍晚，吴玉华跟着丈夫到九星二队找了另一间类似的平房，开着自家小货车连夜就把家搬了过去。只是她没想到的是，此后的十几年间，搬家竟成了她贯穿于整个九星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年，随着老住宅区的不断拆迁，吴玉华也从一队、二队、七队、九队，最终落户到了如今的五队，这也是目前整个九星村为数不多的一片老住宅区。因为害怕搬家，吴玉华一直不敢添置太多家具，她现在居住的同样是一间10几平方的平房，如同15年前一样，整个屋内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电饭煲，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只是房租却一直在涨，同样的屋子，现在已经涨到了650元一间。虽然他们的收入也在涨，但吴玉华还是止不住心疼：“像这样的房子，我们的房东有好几十间嘞，每个月光是拿拿房租，就够我们挣的了。”
至于那些田地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吴玉华至今也没弄明白。“有时候几个月过去走走，一块田地就已经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原来的市场还是市场。”和房租一样，这几十年间，九星村一直呈一个爆破般的速度飞速发展。九星市场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个当初吴玉华口中的“农贸市场”早已发展成占地100多万平方米的上海最大综合性市场。
“土地和老住宅区都用来造市场了。”吴玉华说，她和丈夫在这个市场里待了15年，亲眼看着它一点点扩张，直到形成今天的模样。而他们的收入，也从最初的二三千升至如今的近万元一月。
关于这个市场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据说从这里走出了不止千位百万富翁。对于这些故事，吴玉华总是津津乐道，她就认识一个老乡，当初只是在这里租下了一间门面，后来扩张到了三间，再后来就见不着他了，听说他回去自己办厂了，也成了百万富翁。这件事经常会被她拿出来数落自己的丈夫，不过吴玉华也挺满意在九星村十几年的生活，就在去年，她用这十几年来挣下的二十万积蓄，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大房子。
“给儿子住。”说起这个，吴玉华总是一脸幸福。不过她最近也有烦心事，听说九星五队也要拆迁了，这以后整个九星村就完全剩下市场了。附近的小区房租动辄上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九星模式
1994年，做过十年生产队长的吴恩福走马上任九星村党支部书记，并且在九星村搞起“三场一路”（养鸭场、停车场、农贸市场和虹莘路商业街），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三场”中原本最不起眼的农贸市场，二十年后居然成了九星村的支柱产业，并由此让九星村成长为上海亿元村的首位长达十年之久。
当时的九星村是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的一个行政村落，邻近漕宝路，位于上海外环线一侧。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城郊型农村一样，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这个世代以种田为生的村子，受到城市化大潮冲击，土地被逐年征用。1994年底，九星村5279亩土地已有近四分之三因城市开发建设被征用，失去传统生产资料的农民被安排当了“征地工”。全村仅剩1307亩非农集体用地。
不仅如此，当时九星村劳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办的几个联营厂都经营困难，欠债高达1780万，而村子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而已。
这些都是摆在吴恩福面前的现实问题，他意识到，如何使用好这最后的一千多亩土地，将是整个九星村未来发展的关键。
当时摆在九星村面前的出路无非这么几条：第一，继续搞农业，这是传统农村的选择。只是九星村人均一亩三分地，能不能糊口还是个问题；第二，转而办乡镇企业，这是许多苏南地区农村的做法，当时一度很火，但是村里联营厂的困顿局面告诉他们，办工厂九星村同样不适合；第三就是卖地，这是最简单的做法，立马就可以换来大笔现金，这也是当时上海大部分农村的选择。只是吴恩福心里明白，这是一锤子买卖，等到这笔钱用完，九星村就什么都没了。
吴恩福想来想去，觉得以九星村的这点土地，还是办商铺最合适，不仅可以出租换钱，到头来，土地还是自己的。他把这条路称之为“种砖头”，“就像母鸡一样，下了蛋之后，鸡还是自己的。”
可是对农民来说，办市场谈何容易。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个客户拿了10万元支票到村里买走了一批电线电缆。吴恩福看见支票后发现有些不对劲，就叫财务到对方在浦东的开户银行去查账，结果吓一跳：对方账面上只有1000元钱。这时骗子已离去，吴恩福打听到对方准备乘火车离开，想方设法赶到火车站截住了他。惊慌失措的骗子撂下这么句话：这个农民真精。
看上这块土地的开发商同样不少。有个房产商欺负他们没见过世面，多次开出一个远低于当时市场行情的价格要他出让土地，早就决定不卖一亩地的吴恩福愤怒了：“你要这块地，至少加一个0！”当时就把这位房产商给吓退了。
“三场一路”最终还是搞成了，当年就给他们带来了630万的效益。这更加坚定了吴恩福搞市场的决心，就在那一年，他又成立了九星商行，彻底经营起了市场。1998年，九星村成立了综合批发市场，由此走向了“全国市场第一村”的道路。
时至今日，九星村早就没人种田了，放眼望去，成片的市场呈“口”字型依次排开，整个市场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0多万平方米，开设了23大类专业商品分市场区，年交易额高达280亿元。2011年，九星村实现总收入8.539亿元，净利润2.48亿。 此时，距离他们开始办市场，还不到二十年之久。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好奇，他们将这种农村发展市场的模式称之为“九星模式”，九星村由此成为公认的“市场第一村”，并入选了全国十大名村。
与时俱进
在吴哲华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挂着一幅字画，上面写着“与时俱进”。在他成为九星村新任书记的一年多时间里，这幅字画始终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坐下来与吴哲华聊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的交谈频繁地被手机铃声打断。每当这个时候，这位新任书记都会满脸歉意地向我说声“不好意思”，在征得我的同意之后才转身接起电话。
而就在此之前，他还刚刚主持召开了九星村2012年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关于开展村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调查，吴哲华讲得很仔细，每说完一条，就会用上海话再通俗地解释一番，直到村民代表点头通过。
他告诉记者，在九星村这么多年，他早已习惯了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而不仅仅是成为书记之后。眼前这位39岁的上海男人，正是九星村发展的亲历者。
1996年，23岁的吴哲华当兵回来，立刻被叔叔吴恩福派去管理商铺的出租。那时的九星村，整个村委也就二十来个人，要管理那么长一段的商铺，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无疑是个挑战。
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吴哲华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我们根本都没有什么市场概念，心想着能尽快把这店铺租出去就成。”于是就找人一家一家地去谈，他还记得当时的租金只要5毛钱一个平方，还可以租一年再送一年，就这么半租半送地把所有店铺都给租了出去。
当时吴哲华还有点想不明白，自己这么辛苦地把店铺租出去，租金却那么低，真有点得不偿失。
没想到第二年就遇到了房地产行业的井喷。当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2平方米，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推动了对房屋的刚性需求。而九星村的商铺恰好赶上了上海对建筑装潢材料的巨大需求，到处都是前来掘金的商人们，吴哲华说，在这之前他从没见过九星村出没过这么多私家车。商铺的租金也跟着一路水涨船高，有些地段甚至涨到了几十块一平方。九星市场一下子就成了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市场。
吴哲华不得不佩服叔叔的眼光。“我们介入市场的时机非常微妙。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思想还跟不上；进入21世纪再跟风做市场，门槛必然高出许多，并且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时期，九星进入市场，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质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办市场的路子。”吴哲华把它称之为“与时俱进”，这也是他最佩服叔叔的一点。
叔叔今年已经60多了，至今还掌管着九星村的经济，对于吴哲华提出来的金融、物流以及电子商务，叔叔依旧兴趣盎然，并鼓励他们年轻一代放手去做。“与时俱进”是对两代人的共同要求。
从吴哲华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九星村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全部都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各类专业市场。临街的门店前，停靠着各色汽车，有轿车、也有许多小卡车，更有蹬着三轮车四处搬运货物的工人忙碌地穿梭；而车子的牌照显示它们来自全国各地：冀、晋、蒙、辽、吉、黑、沪、苏、豫……看到这些，会使人感觉置身一个全国大市场。
面对这个上海最大的综合性市场，吴哲华说他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做好市场的二次改造，同时把相关的配套服务搞上去。而另一方面，九星村已经着手做起了物流、电子商务以及小额贷款。
“九星村的经济要发展，市场就必须改造。但假如想有更大的变化，那就要突破一些瓶颈，大胆涉足其他行业。”这位九星村的新任掌门人这样说道。
对话吴哲华
农家书屋：当了一年多的新任书记，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吴哲华：我主要负责的是市场管理和日常的党政工作，这块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的。经济那块主要还是由老书记在抓。对我自己来说，最难的还是怎样做到工作的细致、周到。我们做市场的最怕的就是火灾，现在市场那么大，相比以前更难管理了，自己在思想上不能有半点松懈。同时，治安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现在的九星村，有两千多个外来人口，再加上六千多个商家，可以说是龙蛇混杂，情况也比以前复杂多了。
农家书屋：九星村还有耕地吗？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不是已经不能算是农村了？
吴哲华：这一点可以确定，九星村现在已经没有耕地了，等下一拨400多户居民全部搬迁之后，我们就计划把整个九星村完全建设成市场。但这不代表着我们就不是农村了，看问题需要看本质，九星村的集体制度是不变的，而且会越来越完善，村民的生活基本保障，包括丧葬、婚娶、读书等等，集体都能帮你满足，至于是不是住在九星村，这反倒不重要。在我看来，这样的集体制度，才是最好的新农村。
农家书屋：九星村普通村民们的收入情况如何？
吴哲华：九星村现在有19个村民小组、1385户、4659人。村民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四块：首先是福利分红，每户人家年终都能领到2万；其次是股份分红，16岁到50岁（女）、55岁（男）的成年人算一股，老人和小孩就算半股，每年都能领到1至5万。然后是就业保障，九星村的村民我们义务安排工作，一年的劳动收入基本可达5至6万；最后一块就是他们的个人收入，包括房租、自己的小买卖等等。所以，现在许多九星村的村民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出去工作了。
农家书屋：九星模式已经成为全国新农村发展方向的一个典范，那么您觉得这种模式可以复制吗？
吴哲华：这个我不好下结论，现在上海也有许多亿元村，大家发展的都挺不错。而九星村之所以能创出九星模式，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与时俱进”，当初正是趁着房地产热，抓住了办市场的最好时机。而我们需要借鉴的是这种经验，而不是完全照搬照抄九星模式。九星模式也许不可复制，但说不定就有其他模式出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能否与时俱进的问题。
农家书屋：九星村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吴哲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守好主业，发展新业。”这主业当然是指市场这块，另外我们计划将整个市场进行二次改造，加上相关配套服务，如酒店服务行业等等，形成一条产业链。另外就是发展新兴产业，现在，九星村已经有了自己的物流公司和电子商务公司，正打算以小额贷款的形式涉足金融业，争取把企业做强做大，形成集团化。
当时，她还不知道九星村，单是听说要去上海，就兴奋得在火车上一宿没睡。但是到了之后她却大失所望，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见到的还是大片大片的田地，三三两两的农户在地里劳作，孩子们在乡间泥路上奔走玩耍，眼前的情形跟她老家河南农村没啥区别。
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这里还建有市场，“当时还叫九星商行。”吴玉华说，“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个顶棚，四周再围上几间平房，就像农贸市场。卖的是五金、建材和生活用品。”夫妻俩在市场里找了一份运货的活，就这么在九星村住了下来。
刚开始他们租住在九星一队的一片老住宅区，房间不大，也就十几个平方，因为是老房子，也没有浴室马桶，不过吴玉华依旧很满足，这里的房租只要120元一个月，便宜得很。只是刚付完第一个季度的房租，房东就匆匆找上门来了，告诉他们这一带要拆迁了，让他们赶紧搬。
那天傍晚，吴玉华跟着丈夫到九星二队找了另一间类似的平房，开着自家小货车连夜就把家搬了过去。只是她没想到的是，此后的十几年间，搬家竟成了她贯穿于整个九星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年，随着老住宅区的不断拆迁，吴玉华也从一队、二队、七队、九队，最终落户到了如今的五队，这也是目前整个九星村为数不多的一片老住宅区。因为害怕搬家，吴玉华一直不敢添置太多家具，她现在居住的同样是一间10几平方的平房，如同15年前一样，整个屋内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电饭煲，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只是房租却一直在涨，同样的屋子，现在已经涨到了650元一间。虽然他们的收入也在涨，但吴玉华还是止不住心疼：“像这样的房子，我们的房东有好几十间嘞，每个月光是拿拿房租，就够我们挣的了。”
至于那些田地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吴玉华至今也没弄明白。“有时候几个月过去走走，一块田地就已经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原来的市场还是市场。”和房租一样，这几十年间，九星村一直呈一个爆破般的速度飞速发展。九星市场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个当初吴玉华口中的“农贸市场”早已发展成占地100多万平方米的上海最大综合性市场。
“土地和老住宅区都用来造市场了。”吴玉华说，她和丈夫在这个市场里待了15年，亲眼看着它一点点扩张，直到形成今天的模样。而他们的收入，也从最初的二三千升至如今的近万元一月。
关于这个市场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据说从这里走出了不止千位百万富翁。对于这些故事，吴玉华总是津津乐道，她就认识一个老乡，当初只是在这里租下了一间门面，后来扩张到了三间，再后来就见不着他了，听说他回去自己办厂了，也成了百万富翁。这件事经常会被她拿出来数落自己的丈夫，不过吴玉华也挺满意在九星村十几年的生活，就在去年，她用这十几年来挣下的二十万积蓄，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大房子。
“给儿子住。”说起这个，吴玉华总是一脸幸福。不过她最近也有烦心事，听说九星五队也要拆迁了，这以后整个九星村就完全剩下市场了。附近的小区房租动辄上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九星模式
1994年，做过十年生产队长的吴恩福走马上任九星村党支部书记，并且在九星村搞起“三场一路”（养鸭场、停车场、农贸市场和虹莘路商业街），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三场”中原本最不起眼的农贸市场，二十年后居然成了九星村的支柱产业，并由此让九星村成长为上海亿元村的首位长达十年之久。
当时的九星村是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的一个行政村落，邻近漕宝路，位于上海外环线一侧。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城郊型农村一样，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这个世代以种田为生的村子，受到城市化大潮冲击，土地被逐年征用。1994年底，九星村5279亩土地已有近四分之三因城市开发建设被征用，失去传统生产资料的农民被安排当了“征地工”。全村仅剩1307亩非农集体用地。
不仅如此，当时九星村劳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办的几个联营厂都经营困难，欠债高达1780万，而村子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而已。
这些都是摆在吴恩福面前的现实问题，他意识到，如何使用好这最后的一千多亩土地，将是整个九星村未来发展的关键。
当时摆在九星村面前的出路无非这么几条：第一，继续搞农业，这是传统农村的选择。只是九星村人均一亩三分地，能不能糊口还是个问题；第二，转而办乡镇企业，这是许多苏南地区农村的做法，当时一度很火，但是村里联营厂的困顿局面告诉他们，办工厂九星村同样不适合；第三就是卖地，这是最简单的做法，立马就可以换来大笔现金，这也是当时上海大部分农村的选择。只是吴恩福心里明白，这是一锤子买卖，等到这笔钱用完，九星村就什么都没了。
吴恩福想来想去，觉得以九星村的这点土地，还是办商铺最合适，不仅可以出租换钱，到头来，土地还是自己的。他把这条路称之为“种砖头”，“就像母鸡一样，下了蛋之后，鸡还是自己的。”
可是对农民来说，办市场谈何容易。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个客户拿了10万元支票到村里买走了一批电线电缆。吴恩福看见支票后发现有些不对劲，就叫财务到对方在浦东的开户银行去查账，结果吓一跳：对方账面上只有1000元钱。这时骗子已离去，吴恩福打听到对方准备乘火车离开，想方设法赶到火车站截住了他。惊慌失措的骗子撂下这么句话：这个农民真精。
看上这块土地的开发商同样不少。有个房产商欺负他们没见过世面，多次开出一个远低于当时市场行情的价格要他出让土地，早就决定不卖一亩地的吴恩福愤怒了：“你要这块地，至少加一个0！”当时就把这位房产商给吓退了。
“三场一路”最终还是搞成了，当年就给他们带来了630万的效益。这更加坚定了吴恩福搞市场的决心，就在那一年，他又成立了九星商行，彻底经营起了市场。1998年，九星村成立了综合批发市场，由此走向了“全国市场第一村”的道路。
时至今日，九星村早就没人种田了，放眼望去，成片的市场呈“口”字型依次排开，整个市场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0多万平方米，开设了23大类专业商品分市场区，年交易额高达280亿元。2011年，九星村实现总收入8.539亿元，净利润2.48亿。 此时，距离他们开始办市场，还不到二十年之久。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好奇，他们将这种农村发展市场的模式称之为“九星模式”，九星村由此成为公认的“市场第一村”，并入选了全国十大名村。
与时俱进
在吴哲华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挂着一幅字画，上面写着“与时俱进”。在他成为九星村新任书记的一年多时间里，这幅字画始终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坐下来与吴哲华聊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的交谈频繁地被手机铃声打断。每当这个时候，这位新任书记都会满脸歉意地向我说声“不好意思”，在征得我的同意之后才转身接起电话。
而就在此之前，他还刚刚主持召开了九星村2012年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关于开展村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调查，吴哲华讲得很仔细，每说完一条，就会用上海话再通俗地解释一番，直到村民代表点头通过。
他告诉记者，在九星村这么多年，他早已习惯了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而不仅仅是成为书记之后。眼前这位39岁的上海男人，正是九星村发展的亲历者。
1996年，23岁的吴哲华当兵回来，立刻被叔叔吴恩福派去管理商铺的出租。那时的九星村，整个村委也就二十来个人，要管理那么长一段的商铺，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无疑是个挑战。
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吴哲华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我们根本都没有什么市场概念，心想着能尽快把这店铺租出去就成。”于是就找人一家一家地去谈，他还记得当时的租金只要5毛钱一个平方，还可以租一年再送一年，就这么半租半送地把所有店铺都给租了出去。
当时吴哲华还有点想不明白，自己这么辛苦地把店铺租出去，租金却那么低，真有点得不偿失。
没想到第二年就遇到了房地产行业的井喷。当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2平方米，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推动了对房屋的刚性需求。而九星村的商铺恰好赶上了上海对建筑装潢材料的巨大需求，到处都是前来掘金的商人们，吴哲华说，在这之前他从没见过九星村出没过这么多私家车。商铺的租金也跟着一路水涨船高，有些地段甚至涨到了几十块一平方。九星市场一下子就成了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市场。
吴哲华不得不佩服叔叔的眼光。“我们介入市场的时机非常微妙。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思想还跟不上；进入21世纪再跟风做市场，门槛必然高出许多，并且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时期，九星进入市场，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质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办市场的路子。”吴哲华把它称之为“与时俱进”，这也是他最佩服叔叔的一点。
叔叔今年已经60多了，至今还掌管着九星村的经济，对于吴哲华提出来的金融、物流以及电子商务，叔叔依旧兴趣盎然，并鼓励他们年轻一代放手去做。“与时俱进”是对两代人的共同要求。
从吴哲华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九星村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全部都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各类专业市场。临街的门店前，停靠着各色汽车，有轿车、也有许多小卡车，更有蹬着三轮车四处搬运货物的工人忙碌地穿梭；而车子的牌照显示它们来自全国各地：冀、晋、蒙、辽、吉、黑、沪、苏、豫……看到这些，会使人感觉置身一个全国大市场。
面对这个上海最大的综合性市场，吴哲华说他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做好市场的二次改造，同时把相关的配套服务搞上去。而另一方面，九星村已经着手做起了物流、电子商务以及小额贷款。
“九星村的经济要发展，市场就必须改造。但假如想有更大的变化，那就要突破一些瓶颈，大胆涉足其他行业。”这位九星村的新任掌门人这样说道。
对话吴哲华
农家书屋：当了一年多的新任书记，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吴哲华：我主要负责的是市场管理和日常的党政工作，这块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的。经济那块主要还是由老书记在抓。对我自己来说，最难的还是怎样做到工作的细致、周到。我们做市场的最怕的就是火灾，现在市场那么大，相比以前更难管理了，自己在思想上不能有半点松懈。同时，治安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现在的九星村，有两千多个外来人口，再加上六千多个商家，可以说是龙蛇混杂，情况也比以前复杂多了。
农家书屋：九星村还有耕地吗？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不是已经不能算是农村了？
吴哲华：这一点可以确定，九星村现在已经没有耕地了，等下一拨400多户居民全部搬迁之后，我们就计划把整个九星村完全建设成市场。但这不代表着我们就不是农村了，看问题需要看本质，九星村的集体制度是不变的，而且会越来越完善，村民的生活基本保障，包括丧葬、婚娶、读书等等，集体都能帮你满足，至于是不是住在九星村，这反倒不重要。在我看来，这样的集体制度，才是最好的新农村。
农家书屋：九星村普通村民们的收入情况如何？
吴哲华：九星村现在有19个村民小组、1385户、4659人。村民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四块：首先是福利分红，每户人家年终都能领到2万；其次是股份分红，16岁到50岁（女）、55岁（男）的成年人算一股，老人和小孩就算半股，每年都能领到1至5万。然后是就业保障，九星村的村民我们义务安排工作，一年的劳动收入基本可达5至6万；最后一块就是他们的个人收入，包括房租、自己的小买卖等等。所以，现在许多九星村的村民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出去工作了。
农家书屋：九星模式已经成为全国新农村发展方向的一个典范，那么您觉得这种模式可以复制吗？
吴哲华：这个我不好下结论，现在上海也有许多亿元村，大家发展的都挺不错。而九星村之所以能创出九星模式，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与时俱进”，当初正是趁着房地产热，抓住了办市场的最好时机。而我们需要借鉴的是这种经验，而不是完全照搬照抄九星模式。九星模式也许不可复制，但说不定就有其他模式出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能否与时俱进的问题。
农家书屋：九星村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吴哲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守好主业，发展新业。”这主业当然是指市场这块，另外我们计划将整个市场进行二次改造，加上相关配套服务，如酒店服务行业等等，形成一条产业链。另外就是发展新兴产业，现在，九星村已经有了自己的物流公司和电子商务公司，正打算以小额贷款的形式涉足金融业，争取把企业做强做大，形成集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