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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家张爱玲出世于晚清末期的没落贵族家庭。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悲剧性的阴影及离开家庭后的人生经历渗透到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中。张爱玲融合中西方文学艺术思想进行文学创作。其作品《金锁记》在以叙述模式、语态、顺序和时距为代表的叙事话语中具有鲜明特点。
关键词：叙事话语 《金锁记》 叙述模式 语态 顺序与时距
徐岱在其著作《小说叙事学》中这样定义叙述话语：“叙述话语是某个叙述角色发出的言语行为。”[1]在《金锁记》中，不同人物与不同模式的叙述话语，间接塑造了曹七巧这一主要人物形象与次要角色的群像。
一.叙述模式——聚焦类型探微
（一）全聚焦
《小说写作技巧》中言：“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点（叙述者与他所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2]小说的叙述有其特定的艺术模式，不同的艺术模式往往会带来不同的艺术效果。张爱玲“一向沿用旧小说的全知观点羼用在场人物的观点。”[3]她擅长用全知视角统摄整篇小说，但同时又善于结合内聚焦，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整体以全聚焦的第三人称模式安排以曹七巧为代表的人物的命运，用大量笔墨，将月的变化与人物命运发展相照应，渲染沉郁忧伤的氛围，潜在地推动情节的发展。作者将视线聚焦于故事的主人公曹七巧，辅之以对姜季泽、兰仙等人物的勾勒，构造了一个多层次的生活世界。在姜家压抑到令人窒息的空气下，以及国家危亡的大环境中，作者借全聚焦模式之便，截取不同的时空，巧妙地运用蒙太奇手法描写不同阶层的群像——如以七巧为代表的社会小市民阶层，以大奶奶玳瑁、三爷姜季泽为代表的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和以童世舫为代表的新型家庭，并以金钱与情为主线，讲述其三十年的人情事变，使作品在具有历史感的基础上富于变化。
（二）内聚焦
“叙述的结构模式作为小说艺术结构的建构手段，归根结底是表现小说艺术家的艺术经验和审美感受的一种方式，受到他的基本创作观的制约。”[4]作家单以零聚焦模式叙述，或难以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且会受限于其创作习惯。内聚焦式的产生弥补了部分问题。内聚焦，又名“同视界式”和“人物视点式”，可以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或者等同于小说人物，知晓其所思所想，多表现为心理描写。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巧妙地运用内聚焦式，多次深入人物内心，揭露其最隐蔽的一面。如：
“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個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
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他侃侃说道：“二嫂，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5]
此为季泽的心理活动。健康青春的七巧，嫁给久病孱弱的丈夫。在扭曲的婚姻生活中，七巧对健康男性产生感情似乎情有可原。在姜家，只有季泽符合七巧的要求。但季泽不敢招惹家里人。再者，因七巧在家里人缘极差，多嘴多舌，季泽不愿意冒险。此处人物的心理活动占据了很大篇幅，但是，不管季泽心中如何激烈地斗争，最后说给七巧听的只是“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季泽的心思于二嫂七巧而言便是隐秘的一面。在作者的内聚焦式描写中，不仅借隐秘的内心世界丰富了姜季泽虽花天酒地但多虑谨慎的形象，也进一步深化了七巧对季泽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文姜季泽不会和七巧结合埋了伏笔。
张爱玲运用其常用的零聚焦和内聚焦模式叙述，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二.顺序与时距
《金锁记》是作者张爱玲在1943年写成，“1943年”是本文的外部时间，。本文开首的叙事时间是三十年前，即“革命党造反”时。文章开头一句“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6]是在此叙述时基础上的预叙，提前交代小说内容是富有悲剧性的。而后，作者先是放慢叙述速度，顺叙描写一个清晨几个小时的时光，拉长了叙述时间。接着运用倒叙手法，回溯七巧至姜家前的生活，使七巧过去的时间与文章过去的时间重合。
三十年前的十年后，一带而过。丈夫去世，七巧终于得到财富。与前文相比，此处的十年乃至多年的时间进展地都非常快。文中穿插七巧的回想——姜季泽来到七巧家，像七巧虚伪地“表明心意”被七巧识破后，七巧仍是放不下自己对这个健康年轻的男人的爱恋。在以顺叙为主体的叙述中，穿插倒叙与插叙，巧妙地把人物一点点展示在读者面前。
三.语态——叙述层角度探微
“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故事层。”[7]在小说中，故事层又可分为叙事外层——叙述者的叙事，即文学的行为。作品直接讲述的事件是第一叙事内容，而由文章中被叙述人物所发出的对于他人的叙述则是二度叙事，讲述的事件也称元故事事件。
在《金锁记》中，前半部分故事分层明显。首先，一度叙事通过作者对事件人物 的直接叙述表现出来。因全文以全知视角为主，人物的命运多由作者直接叙述得出。再者，文章开首，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七巧，而是在悲凉的语调中写“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与“伺候二奶奶的小双”的对话（以小双为主），以及曹大年夫妇离开姜公馆后的对话。由外部小人物的对话，更能够揭示七巧的悲剧性。由凤箫、小双、曹大年夫妇口中讲述的七巧的故事、变化就是文本中的二度叙述，其讲述的事件是元故事事件。
凤箫虽在姜家的时间不长，但是言语中对七巧的“人缘差”有所见地。在小双的叙述中，七巧的背景展现在读者眼前：七巧仅是油麻店的女儿，她在没落贵族中格格不入，甚至受下人排挤。小双怀疑，在老太太一家到普陀山进香的时候，七巧偷了票子。因此，七巧的品行因此也随之而颇受非议了。因凤箫和小双在暗处讲七巧的故事被赵嬷嬷听见，赵嬷嬷一句“你们懂得什么”藏着许多故事，即：“我是懂得的”。赵嬷嬷在姜家的时间比凤箫和小双都要长久，因而更可能知晓背后的原委，如此就给读者留下悬念。赵嬷嬷的话也是两个故事层的过渡，即转喻：上承接凤箫和小双的对话，下启七巧的出场。一句“你们懂得什么”，使前者的对话戛然而止。作者再写月色、夜色，从仆人们早起开始新故事的叙述，便不再突兀。 文章由对七巧的侧面描写给读者留下关于七巧的第一印象，由叙述外层巧妙地转至元故事层，直接描写七巧，穿插玳瑁、云泽等次要人物对七巧的评价，如“平时不够讨人嫌的！”，使七巧的形象更加立体。曹大年夫妇拜访七巧后，嫂子对七巧展开二度叙事：
“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前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9]
嫂子对七巧出嫁前虽或含感情色彩，但客观。在七巧嫂子的口中，七巧出嫁前僅是嘴比较琐碎;结婚后不久，性情“比以前暴躁”，但如今却“疯疯傻傻”。七巧的性格非自然造就，而是生活环境潜移默化造成的。这段二度叙事上承曹大年夫妇拜访七巧的故事，下启七巧对懵懂的青春时光的回忆，感情基调由冷漠转向温暖。感情基调的转变中也包含叙述者的声音：对本是青春懵懂的市井群众七巧，在封建环境的残酷作用而不断走向毁灭，人性逐渐扭曲的同情与哀叹。
七巧的命运具悲剧性，作者通过时空的交错，让三十年前的悲剧在三十年后重演。七巧的女儿长安，本是期盼“Long，Long，Ago，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10];与童世舫结合，却因母亲阻挠而姻缘散尽。小说整体处在故事外层，主线是第一叙述内容，但是七巧听闻别人谈论童世舫早年感情经历，不准长安与童世舫来往，对童世舫讲述长安吸烟的经历：“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11]直接导致了长安的人生悲剧。
在《金锁记》中，金钱与爱情是以七巧为代表的女性沉重的枷锁，在这枷锁中，负重前行的她们，难以获得憧憬已久的幸福。张爱玲以独特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叙述方式，唱响没落家庭中的个体在金钱奴役下最后的悲歌。
参考文献
[1]《小说叙事学》.徐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页
[2]《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续集·表姨细姨及其他》台北：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年2月初版
[4]《小说叙事学》徐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9页
[5][6][8][9][10][11]《张爱玲全集·倾城之恋·金锁记》.张爱玲著.北京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6第一版.第226-227页，第216页、第219页、第231页、第257页、第258页
[7]《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热奈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叙事话语 《金锁记》 叙述模式 语态 顺序与时距
徐岱在其著作《小说叙事学》中这样定义叙述话语：“叙述话语是某个叙述角色发出的言语行为。”[1]在《金锁记》中，不同人物与不同模式的叙述话语，间接塑造了曹七巧这一主要人物形象与次要角色的群像。
一.叙述模式——聚焦类型探微
（一）全聚焦
《小说写作技巧》中言：“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点（叙述者与他所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2]小说的叙述有其特定的艺术模式，不同的艺术模式往往会带来不同的艺术效果。张爱玲“一向沿用旧小说的全知观点羼用在场人物的观点。”[3]她擅长用全知视角统摄整篇小说，但同时又善于结合内聚焦，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整体以全聚焦的第三人称模式安排以曹七巧为代表的人物的命运，用大量笔墨，将月的变化与人物命运发展相照应，渲染沉郁忧伤的氛围，潜在地推动情节的发展。作者将视线聚焦于故事的主人公曹七巧，辅之以对姜季泽、兰仙等人物的勾勒，构造了一个多层次的生活世界。在姜家压抑到令人窒息的空气下，以及国家危亡的大环境中，作者借全聚焦模式之便，截取不同的时空，巧妙地运用蒙太奇手法描写不同阶层的群像——如以七巧为代表的社会小市民阶层，以大奶奶玳瑁、三爷姜季泽为代表的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和以童世舫为代表的新型家庭，并以金钱与情为主线，讲述其三十年的人情事变，使作品在具有历史感的基础上富于变化。
（二）内聚焦
“叙述的结构模式作为小说艺术结构的建构手段，归根结底是表现小说艺术家的艺术经验和审美感受的一种方式，受到他的基本创作观的制约。”[4]作家单以零聚焦模式叙述，或难以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且会受限于其创作习惯。内聚焦式的产生弥补了部分问题。内聚焦，又名“同视界式”和“人物视点式”，可以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或者等同于小说人物，知晓其所思所想，多表现为心理描写。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巧妙地运用内聚焦式，多次深入人物内心，揭露其最隐蔽的一面。如：
“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個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
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他侃侃说道：“二嫂，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5]
此为季泽的心理活动。健康青春的七巧，嫁给久病孱弱的丈夫。在扭曲的婚姻生活中，七巧对健康男性产生感情似乎情有可原。在姜家，只有季泽符合七巧的要求。但季泽不敢招惹家里人。再者，因七巧在家里人缘极差，多嘴多舌，季泽不愿意冒险。此处人物的心理活动占据了很大篇幅，但是，不管季泽心中如何激烈地斗争，最后说给七巧听的只是“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季泽的心思于二嫂七巧而言便是隐秘的一面。在作者的内聚焦式描写中，不仅借隐秘的内心世界丰富了姜季泽虽花天酒地但多虑谨慎的形象，也进一步深化了七巧对季泽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文姜季泽不会和七巧结合埋了伏笔。
张爱玲运用其常用的零聚焦和内聚焦模式叙述，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二.顺序与时距
《金锁记》是作者张爱玲在1943年写成，“1943年”是本文的外部时间，。本文开首的叙事时间是三十年前，即“革命党造反”时。文章开头一句“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6]是在此叙述时基础上的预叙，提前交代小说内容是富有悲剧性的。而后，作者先是放慢叙述速度，顺叙描写一个清晨几个小时的时光，拉长了叙述时间。接着运用倒叙手法，回溯七巧至姜家前的生活，使七巧过去的时间与文章过去的时间重合。
三十年前的十年后，一带而过。丈夫去世，七巧终于得到财富。与前文相比，此处的十年乃至多年的时间进展地都非常快。文中穿插七巧的回想——姜季泽来到七巧家，像七巧虚伪地“表明心意”被七巧识破后，七巧仍是放不下自己对这个健康年轻的男人的爱恋。在以顺叙为主体的叙述中，穿插倒叙与插叙，巧妙地把人物一点点展示在读者面前。
三.语态——叙述层角度探微
“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故事层。”[7]在小说中，故事层又可分为叙事外层——叙述者的叙事，即文学的行为。作品直接讲述的事件是第一叙事内容，而由文章中被叙述人物所发出的对于他人的叙述则是二度叙事，讲述的事件也称元故事事件。
在《金锁记》中，前半部分故事分层明显。首先，一度叙事通过作者对事件人物 的直接叙述表现出来。因全文以全知视角为主，人物的命运多由作者直接叙述得出。再者，文章开首，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七巧，而是在悲凉的语调中写“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与“伺候二奶奶的小双”的对话（以小双为主），以及曹大年夫妇离开姜公馆后的对话。由外部小人物的对话，更能够揭示七巧的悲剧性。由凤箫、小双、曹大年夫妇口中讲述的七巧的故事、变化就是文本中的二度叙述，其讲述的事件是元故事事件。
凤箫虽在姜家的时间不长，但是言语中对七巧的“人缘差”有所见地。在小双的叙述中，七巧的背景展现在读者眼前：七巧仅是油麻店的女儿，她在没落贵族中格格不入，甚至受下人排挤。小双怀疑，在老太太一家到普陀山进香的时候，七巧偷了票子。因此，七巧的品行因此也随之而颇受非议了。因凤箫和小双在暗处讲七巧的故事被赵嬷嬷听见，赵嬷嬷一句“你们懂得什么”藏着许多故事，即：“我是懂得的”。赵嬷嬷在姜家的时间比凤箫和小双都要长久，因而更可能知晓背后的原委，如此就给读者留下悬念。赵嬷嬷的话也是两个故事层的过渡，即转喻：上承接凤箫和小双的对话，下启七巧的出场。一句“你们懂得什么”，使前者的对话戛然而止。作者再写月色、夜色，从仆人们早起开始新故事的叙述，便不再突兀。 文章由对七巧的侧面描写给读者留下关于七巧的第一印象，由叙述外层巧妙地转至元故事层，直接描写七巧，穿插玳瑁、云泽等次要人物对七巧的评价，如“平时不够讨人嫌的！”，使七巧的形象更加立体。曹大年夫妇拜访七巧后，嫂子对七巧展开二度叙事：
“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前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9]
嫂子对七巧出嫁前虽或含感情色彩，但客观。在七巧嫂子的口中，七巧出嫁前僅是嘴比较琐碎;结婚后不久，性情“比以前暴躁”，但如今却“疯疯傻傻”。七巧的性格非自然造就，而是生活环境潜移默化造成的。这段二度叙事上承曹大年夫妇拜访七巧的故事，下启七巧对懵懂的青春时光的回忆，感情基调由冷漠转向温暖。感情基调的转变中也包含叙述者的声音：对本是青春懵懂的市井群众七巧，在封建环境的残酷作用而不断走向毁灭，人性逐渐扭曲的同情与哀叹。
七巧的命运具悲剧性，作者通过时空的交错，让三十年前的悲剧在三十年后重演。七巧的女儿长安，本是期盼“Long，Long，Ago，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10];与童世舫结合，却因母亲阻挠而姻缘散尽。小说整体处在故事外层，主线是第一叙述内容，但是七巧听闻别人谈论童世舫早年感情经历，不准长安与童世舫来往，对童世舫讲述长安吸烟的经历：“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11]直接导致了长安的人生悲剧。
在《金锁记》中，金钱与爱情是以七巧为代表的女性沉重的枷锁，在这枷锁中，负重前行的她们，难以获得憧憬已久的幸福。张爱玲以独特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叙述方式，唱响没落家庭中的个体在金钱奴役下最后的悲歌。
参考文献
[1]《小说叙事学》.徐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页
[2]《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续集·表姨细姨及其他》台北：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年2月初版
[4]《小说叙事学》徐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9页
[5][6][8][9][10][11]《张爱玲全集·倾城之恋·金锁记》.张爱玲著.北京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6第一版.第226-227页，第216页、第219页、第231页、第257页、第258页
[7]《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热奈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