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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核心内容，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反腐败斗争。这场反腐运动有效地遏制了在中共成为执政党初期部分行政人员因政治身份变化而产生的腐败现象，巩固了新生的中共政权，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运动反腐”；成效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3-0004-03
一、“运动反腐”：新中国成立初中共反腐的路径取向
（一）“三反”运动的发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东北地区是全国工业中心，大型国有企业较多，因而这场运动率先在东北地区开展起来，并将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腐运动密切结合，其取得的显著成果受到党中央肯定。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递交了一个报告，主张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继续深化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在批语中指示“在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毛泽东的这项批示被认为是“三反”运动最早的缘起。不过，全国在开展“三反”运动之初主要是借鉴东北地区的运动经验，其运作模式还停留在东北局的反腐框架内，“三反”主要还是最大限度地为战时经济服务。
实际上，“三反”过程中的整党整风行为最初并不在毛泽东的计划之内，直到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被掀发，才促使他的态度发生转变，将最初的增产节约运动转为纯粹的“整党”行为。11底，毛泽东对华北局递交的报告批示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由华北局着手处理。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2]同一天，毛泽东对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做出批示，进一步强调：“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3]（P.523）1952年春，随着“三反”运动的升温，毛泽东再一次重申要广泛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要‘发烧发热，上吐下泻’，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比作战还紧张；还有就是限期发动，点名反省，放手发动群众。”[4]至此，“三反”由增产节约运动完全转变成一场相对独立的通过群众反腐败的政治运动。
（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
为保证“三反”运动顺利开展，中央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组织领导机构：设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实行首长负责制，全程监督指导；成立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由周恩来担任第一书记。中节委率先开会动员，随时传达中央指令，“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5]完善的组织架构成为“三反”运动成功展开的关键。全国各地遵照中央关于“三反”的指示，一方面，制定反腐运动工作计划，将反腐情况随时上报中央；另一方面，组织成立省、市、县和国营企业节约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委领导下的“三反”办事机构，自上而下的检查、监督，使运动反腐有领导、有计划的向前推进。另外，中央及地方政府制定《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关于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等多项措施，加快了反腐侦查速度。
党中央进行自上而下查处腐败的同时，广泛动员民众，鼓励百姓检举、揭发、批斗贪污分子，“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中央的态度保证了群众反腐的正确性，凡是阻碍群众揭发腐污分子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载，从而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党中央自上而下的推动结合民众自下而上积极响应，从而将反腐运动推向高潮。在全民参与检举揭发的形势下，从中央到地方各单位、团体都呈现出紧张的反腐状态。全国各地涌现出“店员揭发老板、妻子告发丈夫、女儿斗争父亲、母亲捉拿儿子、外甥检举舅舅”等揭发、批斗贪污分子热潮。其中，检举效率最高，反腐成果最多的发生在上下级之间的揭发。华东军区报告指出：“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他们知道很多底细，许多是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皆赤裸裸地被揭发出来。”[6]北京市在4天时间内召开群众大会竟达300多次，座谈会近千次，宣传组走访市民家庭，对百姓进行面对面宣传，其动员的成效使工作组共收到群众检举材料及坦白材料共计10986件。上海铁路局设立了两个检举箱，鼓励工人匿名举报，在检举期间“揭发贪污案176件，贪污分子1000余人，占铁路局员工人数的3%；同时，在群众性反贪污浪潮的推动下，全路有500余人自动坦白了贪污事实。”[7]在此基础上，上海铁路局又召开思想大会，鼓励主动坦白交代，至1952年2月，“路局自动坦白犯有大小贪污行为的已达一万二千余人。”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反腐败的坚决态度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领导干部的齐抓共管，从而能够排除一切阻力，使“反腐”运动在短时间内迅速展开。
二、“运动反腐”的特点及其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法律与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将反腐诉诸于法制难免有点不切实际，中共只好采取政治动员方式，发动群众运动进行“运动反腐”。早在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谈话，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毛泽东表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要人人都起来负责，就不会人亡政息，就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腐建设中来，鼓励群众检举、揭发从而形成强大的反腐力量，就可以防止腐败问题发生。所以，在“三反”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要广泛动员群众，“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1951年12月，党中央在《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中强调“全国各地要仿照北京市委所订的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3]（P.542）对此，董必武曾解释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为扫荡那些东西，就要用排山倒海的力量，一下子把它搞垮。要解放生产力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而法律就没有这样的力量，搞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8]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运动反腐”力度大，惩治贪官的级别高。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案问题上，中央并未因其曾取得过的功绩放宽对二人的处罚，表明了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廉洁执政的初衷和决心。刘、张二人入党时间早，在革命战争时期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但在革命胜利后思想作风腐化堕落，在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期间，二人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以权谋私。据调查，二人盗用公款共计旧币171亿元，非法倒卖国有资产造成经济损失达21亿元，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偷换工人补助粮并抬高价格谋利22亿元。案发后，有些高级干部希望中央能够念及二人曾取得过的革命功绩放宽对二人的处罚。但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9]（P.2）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贪污案件的严肃处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有类似行为的领导干部起到震慑作用，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共产党之伟大是对不法分子不管地位多高也要依法惩办”的舆论认同。有报纸评论道：共产党执政后带领全体民众发动的反腐败斗争对于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腐败现象，施以‘巨型爆破’，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先例，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国民党一样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5]（P.85）“三反”运动后，全国党政机关内的贪腐案件明显减少，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党内廉洁的政治环境，加强了党员干部的自律能力。对于“三反”的意义，薄一波在《为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报告中有过精辟论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干才，现在认为是可耻了。对于我们党来说，则是一次普遍深刻的整党运动。”[10]“三反”成效不仅如此，更在于其引起的一系列后续效应，“五反”的发动即归因于在“三反”过程中揭露出的商人行贿问题，紧随其后的“五反”巩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有利地促进了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成功改造。这场反腐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社会风气，既约束了部分行政人员的工作作风，又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在批斗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工人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社会各阶层对“贪污最丑恶、最可耻，廉洁最光荣”的认知形成了统一的舆论认同。更有甚者，在生活上或在工作上开始极力避免被误认的错误倾向，不愿同贪污分子讲话，怕混淆敌我界限；不愿穿好的戴好的，怕被批评为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谈论更多的则是“这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那是什么自私自利，享乐腐化思想。”这样的舆论认同使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得以树立。
“三反”运动巩固了新建立的中共政权，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给予了严厉打击，但是，由于时代限制，“三反”运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样值得审慎反思。首先，领导运动的权利过于集中，“三反”运动更多地体现了党内领导的个人意识。“三反”运动由增产节约运动转为惩治腐败的“整党”行为后，毛泽东开始亲自领导打虎运动，与运动相关的决策和指示大部分由毛泽东一手制定。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7月，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批示的报告、文件就多达230件之多。据薄一波回忆，“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毛泽东）几乎每晚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亲自指点。”[10]（P.147）毛泽东亲自领导监督固然对反腐的成功开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很难对所有地区实际情况都作出准确判断，其个人作出的某些指导策略因缺乏调查从而带有很大主观性。毛泽东在发往各地的电报中指出：“凡是属于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个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大老虎）。”对山东分局报告批语中强调：“像山东这样的大省，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对于军队内的情况，他认为“每个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一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几千只。”[11]（P.89）鉴于毛泽东的态度，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政治任务，交出估算的“老虎”数量，各单位和组织开始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渠道和方式极力搜寻隐藏的“老虎”。从而造成打击面过大，打击过重，审讯中出现逼、供、信行为，假虎打成真虎，出现冤假错案。
三、昔日“运动反腐”对当今反腐败的启示
（一）执政党的领导是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在对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努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风廉政建设因关系党和国家建设的成败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从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腐运动，并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反腐方针和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中央设立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由薄一波担任主任，彭真、李富春、谭平山任副主任；节约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由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同志组成，每周召开三次会议，负责具体反腐事务；各团体、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都设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即地方领导“群众反腐运动”的专门机构，地方节约检查委员会与中节委一起构成了政令畅通的反腐组织体系。
在动员群众检举揭发过程中，为打消群众疑虑，坚定反腐信心，党和政府果断宣布：“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们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地把他撤职。如果因手上不干净所致，则不但应该撤职，还应受到法律制裁。”[12]由此可见，尽管此次“运动反腐”的参与主体是人民群众，但是共产党反腐败的坚定态度和领导才是此次反腐取得成功的保障。
（二）科学运用群众力量是关键
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并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依然沿用政治动员方式开展了镇反、土改等运动。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执政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党和国家的既定目标服务，使共产党的反腐决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为此，毛泽东在批示中多次强调，要把“三反”斗争看成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大军区、地方组织都极尽所能以便充分发动群众中的每一份子，激发出主动自愿的参与热情。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在反腐大会上指出：“必须保证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如果老百姓认为某件事情不公平，就可以越级控告，一直控告到中央。”[13]共产党坚定的反腐姿态将群众运动推向高潮，他们采取口头汇报或秘密书信等形式检举、揭发一切违法乱纪行为。至1952年3月，共揭发122万名有贪污行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坚持群众路线，通过政治动员进行全民性、全程性的群众参与是“运动反腐”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场暴风聚雨式的群众运动自然有其存在的现实需求及合理性，随着法制体系的完善，群众运动式的反腐开始转向法制化、制度化。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模式已经由昔日的“运动反腐”完全转变成制度反腐、法制反腐。当然，反腐路径的转变并非是对“运动反腐”这一“历史存在”的简单否定。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1）[B].辽宁省档案馆藏，卷宗号： DC2-759.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罗瑞卿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七次常委会上的传达报告（1952）[B].广东省档案馆藏，卷宗号：206-1-44.
[5]王顺生，李军.三反运动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6]吴珏.三反五反运动纪实[M].北京：人民东方出版社，2014.
[7]反腐打虎情况综合报告[B].北京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6-634.
[8]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邵景均.新中国反腐简史[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共党校出版社，1991.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12]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R].辽宁省档案馆藏，卷宗号：DCI.
[13]关于“三反”运动中对贪污分子处理工作的报告[R].中共沈阳市委档案1-1-284，辽宁省档案馆藏.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运动反腐”；成效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3-0004-03
一、“运动反腐”：新中国成立初中共反腐的路径取向
（一）“三反”运动的发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东北地区是全国工业中心，大型国有企业较多，因而这场运动率先在东北地区开展起来，并将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腐运动密切结合，其取得的显著成果受到党中央肯定。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递交了一个报告，主张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继续深化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在批语中指示“在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毛泽东的这项批示被认为是“三反”运动最早的缘起。不过，全国在开展“三反”运动之初主要是借鉴东北地区的运动经验，其运作模式还停留在东北局的反腐框架内，“三反”主要还是最大限度地为战时经济服务。
实际上，“三反”过程中的整党整风行为最初并不在毛泽东的计划之内，直到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被掀发，才促使他的态度发生转变，将最初的增产节约运动转为纯粹的“整党”行为。11底，毛泽东对华北局递交的报告批示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由华北局着手处理。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2]同一天，毛泽东对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做出批示，进一步强调：“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3]（P.523）1952年春，随着“三反”运动的升温，毛泽东再一次重申要广泛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要‘发烧发热，上吐下泻’，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比作战还紧张；还有就是限期发动，点名反省，放手发动群众。”[4]至此，“三反”由增产节约运动完全转变成一场相对独立的通过群众反腐败的政治运动。
（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
为保证“三反”运动顺利开展，中央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组织领导机构：设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实行首长负责制，全程监督指导；成立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由周恩来担任第一书记。中节委率先开会动员，随时传达中央指令，“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5]完善的组织架构成为“三反”运动成功展开的关键。全国各地遵照中央关于“三反”的指示，一方面，制定反腐运动工作计划，将反腐情况随时上报中央；另一方面，组织成立省、市、县和国营企业节约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委领导下的“三反”办事机构，自上而下的检查、监督，使运动反腐有领导、有计划的向前推进。另外，中央及地方政府制定《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关于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等多项措施，加快了反腐侦查速度。
党中央进行自上而下查处腐败的同时，广泛动员民众，鼓励百姓检举、揭发、批斗贪污分子，“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中央的态度保证了群众反腐的正确性，凡是阻碍群众揭发腐污分子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载，从而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党中央自上而下的推动结合民众自下而上积极响应，从而将反腐运动推向高潮。在全民参与检举揭发的形势下，从中央到地方各单位、团体都呈现出紧张的反腐状态。全国各地涌现出“店员揭发老板、妻子告发丈夫、女儿斗争父亲、母亲捉拿儿子、外甥检举舅舅”等揭发、批斗贪污分子热潮。其中，检举效率最高，反腐成果最多的发生在上下级之间的揭发。华东军区报告指出：“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他们知道很多底细，许多是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皆赤裸裸地被揭发出来。”[6]北京市在4天时间内召开群众大会竟达300多次，座谈会近千次，宣传组走访市民家庭，对百姓进行面对面宣传，其动员的成效使工作组共收到群众检举材料及坦白材料共计10986件。上海铁路局设立了两个检举箱，鼓励工人匿名举报，在检举期间“揭发贪污案176件，贪污分子1000余人，占铁路局员工人数的3%；同时，在群众性反贪污浪潮的推动下，全路有500余人自动坦白了贪污事实。”[7]在此基础上，上海铁路局又召开思想大会，鼓励主动坦白交代，至1952年2月，“路局自动坦白犯有大小贪污行为的已达一万二千余人。”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反腐败的坚决态度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领导干部的齐抓共管，从而能够排除一切阻力，使“反腐”运动在短时间内迅速展开。
二、“运动反腐”的特点及其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法律与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将反腐诉诸于法制难免有点不切实际，中共只好采取政治动员方式，发动群众运动进行“运动反腐”。早在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谈话，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毛泽东表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要人人都起来负责，就不会人亡政息，就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腐建设中来，鼓励群众检举、揭发从而形成强大的反腐力量，就可以防止腐败问题发生。所以，在“三反”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要广泛动员群众，“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1951年12月，党中央在《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中强调“全国各地要仿照北京市委所订的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3]（P.542）对此，董必武曾解释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为扫荡那些东西，就要用排山倒海的力量，一下子把它搞垮。要解放生产力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而法律就没有这样的力量，搞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8]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运动反腐”力度大，惩治贪官的级别高。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案问题上，中央并未因其曾取得过的功绩放宽对二人的处罚，表明了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廉洁执政的初衷和决心。刘、张二人入党时间早，在革命战争时期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但在革命胜利后思想作风腐化堕落，在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期间，二人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以权谋私。据调查，二人盗用公款共计旧币171亿元，非法倒卖国有资产造成经济损失达21亿元，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偷换工人补助粮并抬高价格谋利22亿元。案发后，有些高级干部希望中央能够念及二人曾取得过的革命功绩放宽对二人的处罚。但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9]（P.2）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贪污案件的严肃处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有类似行为的领导干部起到震慑作用，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共产党之伟大是对不法分子不管地位多高也要依法惩办”的舆论认同。有报纸评论道：共产党执政后带领全体民众发动的反腐败斗争对于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腐败现象，施以‘巨型爆破’，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先例，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国民党一样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5]（P.85）“三反”运动后，全国党政机关内的贪腐案件明显减少，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党内廉洁的政治环境，加强了党员干部的自律能力。对于“三反”的意义，薄一波在《为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报告中有过精辟论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干才，现在认为是可耻了。对于我们党来说，则是一次普遍深刻的整党运动。”[10]“三反”成效不仅如此，更在于其引起的一系列后续效应，“五反”的发动即归因于在“三反”过程中揭露出的商人行贿问题，紧随其后的“五反”巩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有利地促进了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成功改造。这场反腐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社会风气，既约束了部分行政人员的工作作风，又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在批斗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工人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社会各阶层对“贪污最丑恶、最可耻，廉洁最光荣”的认知形成了统一的舆论认同。更有甚者，在生活上或在工作上开始极力避免被误认的错误倾向，不愿同贪污分子讲话，怕混淆敌我界限；不愿穿好的戴好的，怕被批评为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谈论更多的则是“这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那是什么自私自利，享乐腐化思想。”这样的舆论认同使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得以树立。
“三反”运动巩固了新建立的中共政权，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给予了严厉打击，但是，由于时代限制，“三反”运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样值得审慎反思。首先，领导运动的权利过于集中，“三反”运动更多地体现了党内领导的个人意识。“三反”运动由增产节约运动转为惩治腐败的“整党”行为后，毛泽东开始亲自领导打虎运动，与运动相关的决策和指示大部分由毛泽东一手制定。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7月，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批示的报告、文件就多达230件之多。据薄一波回忆，“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毛泽东）几乎每晚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亲自指点。”[10]（P.147）毛泽东亲自领导监督固然对反腐的成功开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很难对所有地区实际情况都作出准确判断，其个人作出的某些指导策略因缺乏调查从而带有很大主观性。毛泽东在发往各地的电报中指出：“凡是属于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个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大老虎）。”对山东分局报告批语中强调：“像山东这样的大省，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对于军队内的情况，他认为“每个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一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几千只。”[11]（P.89）鉴于毛泽东的态度，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政治任务，交出估算的“老虎”数量，各单位和组织开始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渠道和方式极力搜寻隐藏的“老虎”。从而造成打击面过大，打击过重，审讯中出现逼、供、信行为，假虎打成真虎，出现冤假错案。
三、昔日“运动反腐”对当今反腐败的启示
（一）执政党的领导是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在对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努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风廉政建设因关系党和国家建设的成败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从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腐运动，并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反腐方针和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中央设立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由薄一波担任主任，彭真、李富春、谭平山任副主任；节约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由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同志组成，每周召开三次会议，负责具体反腐事务；各团体、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都设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即地方领导“群众反腐运动”的专门机构，地方节约检查委员会与中节委一起构成了政令畅通的反腐组织体系。
在动员群众检举揭发过程中，为打消群众疑虑，坚定反腐信心，党和政府果断宣布：“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们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地把他撤职。如果因手上不干净所致，则不但应该撤职，还应受到法律制裁。”[12]由此可见，尽管此次“运动反腐”的参与主体是人民群众，但是共产党反腐败的坚定态度和领导才是此次反腐取得成功的保障。
（二）科学运用群众力量是关键
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并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依然沿用政治动员方式开展了镇反、土改等运动。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执政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党和国家的既定目标服务，使共产党的反腐决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为此，毛泽东在批示中多次强调，要把“三反”斗争看成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大军区、地方组织都极尽所能以便充分发动群众中的每一份子，激发出主动自愿的参与热情。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在反腐大会上指出：“必须保证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如果老百姓认为某件事情不公平，就可以越级控告，一直控告到中央。”[13]共产党坚定的反腐姿态将群众运动推向高潮，他们采取口头汇报或秘密书信等形式检举、揭发一切违法乱纪行为。至1952年3月，共揭发122万名有贪污行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坚持群众路线，通过政治动员进行全民性、全程性的群众参与是“运动反腐”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场暴风聚雨式的群众运动自然有其存在的现实需求及合理性，随着法制体系的完善，群众运动式的反腐开始转向法制化、制度化。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模式已经由昔日的“运动反腐”完全转变成制度反腐、法制反腐。当然，反腐路径的转变并非是对“运动反腐”这一“历史存在”的简单否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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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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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12]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R].辽宁省档案馆藏，卷宗号：DCI.
[13]关于“三反”运动中对贪污分子处理工作的报告[R].中共沈阳市委档案1-1-284，辽宁省档案馆藏.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