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是董卿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这档节目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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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朗读者》开始时，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我还能怎么去改进？但最后决定还是咬牙要做。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觸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这个是我应该倾注所有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2小时，2万字。我要把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删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还要再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语速等等。我要进入他讲话的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我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删稿，把2万字删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删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嘉宾丘成桐，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是哈佛大学教授，现在依然活跃。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字一行一行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一直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丘成桐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结束之后，我当时特别愤怒，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没有敬畏心，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丘成桐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却因为我们耽误了。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完成后，是凌晨2点。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很内疚，但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自己还有成长的可能。“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种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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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者》请过吴孟超，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时间蛮痛苦的，所有交到我手上的节目，觉得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2013年下半年，我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没有安全感。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很激烈。为了这个位置我花了差不多20年时间，只有我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少。
　　我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你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做的事情。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还在国内，就会有工作派下来。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有规律，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在美国读书时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工作5天，周末一定关机。我刚去的时候差点儿被他们逼疯，周末租房子联系不上一个房屋中介，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要等到星期一。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打了两个电话给我。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10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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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爷爷过世很早，奶奶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所有的独立生活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让我觉得不太自信，我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才有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不喜欢依赖任何人，只靠自己。所以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因为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主持130多场，累到摔成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我不知道怎么松弛。你获得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因为不想辜负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预期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但我不会完全按照这个台本说，我觉得照台本读稿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10页纸的台本，我大概2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这样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但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好，从哪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觉得，这样对吗？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是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这一季《朗读者》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比如：“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么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
　　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呀。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