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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飞凡（1897—1958年），湖南省醴陵县人。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被后人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就暴发了鼠疫！
毛主席和政务院运筹帷幄，亲自指挥，在苏联的帮助和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仅用一个多月就扑灭了疫情。用事实向世人证明，新旧社会两重天。
在新中国防疫第一战中，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及时赶制出鼠疫疫苗，为扑灭鼠疫起到了事关成败的作用。
毛泽东亲自出马，董必武挂帅防疫
纵观历史，因鼠疫流行而引起政局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例子并不少见。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现实的情况更得警惕。如果让察哈尔鼠疫蔓延开来，后果会非常严重。
1949年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该省1952年撤销建制）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一、严密封锁交通。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负责，责成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调动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以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
二、加强疫区的防疫防治力量，紧急调动医疗、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
三、紧急下拨防疫经费。
四、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电影广泛宣传科学防疫，反对迷信活动。在城乡普遍放映电影《预防鼠疫》。
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的现实，10月28日，毛泽东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
在天坛赶制鼠疫活疫苗的功臣们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
汤飞凡（1897～1958年），湖南省醴陵县人。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被后人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疫苗在哪里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正在运输途中，火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当面对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因此汤飞凡被要求一定要生产无毒鼠疫菌苗，即减毒活疫苗。
而当时只有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能生产鼠疫死疫苗和活疫苗，数量很少，不用苏联疫苗不行。这就是说，现在汤飞凡必须生产出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鼠疫活疫苗。对于天坛防疫处来说，这副担子相当沉重，但汤飞凡勇敢地作出了承诺。
即使是国际公认最安全的菌株，按照疫苗生产的程序也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如果按常规走程序那就可能赶不上这次防疫的需要，因此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同时进行，他让陈正仁负责疫苗生产，自己亲自与刘隽湘一起做试验。
只有汤飞凡和刘隽湘两个人可以进入实验室。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眼镜，但即使采取了再严密不过的防护措施，如果操作不慎，也是有感染可能的。而一旦感染，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但是，汤飞凡每天都是精神饱满地走进实验室，笑容满面地走出实验室。因为他的实验比较顺利，这让他感到自豪，还有什么比能够用自己一技之长为新中国服务更令人开怀的呢？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负责精神，是他在工作中满负荷运转的源泉。
根据汤飞凡的实验结果，天坛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对每个人只需注射两针，第一针打0.5毫升，第二针打1.0毫升，即可达到满意的免疫效果。在注射的次数和剂量上都比苏联的疫苗要少。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11月12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天坛防疫处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14名生产鼠疫疫苗的优秀工作者颁奖。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已被彻底扑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取得圆满胜利。从10月27日接到察哈尔省的疫情报告到12月初宣布彻底扑灭，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這是一个奇迹。（摘自《都市资讯报》3.31）
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就暴发了鼠疫！
毛主席和政务院运筹帷幄，亲自指挥，在苏联的帮助和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仅用一个多月就扑灭了疫情。用事实向世人证明，新旧社会两重天。
在新中国防疫第一战中，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及时赶制出鼠疫疫苗，为扑灭鼠疫起到了事关成败的作用。
毛泽东亲自出马，董必武挂帅防疫
纵观历史，因鼠疫流行而引起政局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例子并不少见。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现实的情况更得警惕。如果让察哈尔鼠疫蔓延开来，后果会非常严重。
1949年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该省1952年撤销建制）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一、严密封锁交通。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负责，责成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调动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以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
二、加强疫区的防疫防治力量，紧急调动医疗、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
三、紧急下拨防疫经费。
四、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电影广泛宣传科学防疫，反对迷信活动。在城乡普遍放映电影《预防鼠疫》。
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的现实，10月28日，毛泽东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
在天坛赶制鼠疫活疫苗的功臣们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
汤飞凡（1897～1958年），湖南省醴陵县人。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被后人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疫苗在哪里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正在运输途中，火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当面对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因此汤飞凡被要求一定要生产无毒鼠疫菌苗，即减毒活疫苗。
而当时只有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能生产鼠疫死疫苗和活疫苗，数量很少，不用苏联疫苗不行。这就是说，现在汤飞凡必须生产出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鼠疫活疫苗。对于天坛防疫处来说，这副担子相当沉重，但汤飞凡勇敢地作出了承诺。
即使是国际公认最安全的菌株，按照疫苗生产的程序也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如果按常规走程序那就可能赶不上这次防疫的需要，因此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同时进行，他让陈正仁负责疫苗生产，自己亲自与刘隽湘一起做试验。
只有汤飞凡和刘隽湘两个人可以进入实验室。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眼镜，但即使采取了再严密不过的防护措施，如果操作不慎，也是有感染可能的。而一旦感染，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但是，汤飞凡每天都是精神饱满地走进实验室，笑容满面地走出实验室。因为他的实验比较顺利，这让他感到自豪，还有什么比能够用自己一技之长为新中国服务更令人开怀的呢？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负责精神，是他在工作中满负荷运转的源泉。
根据汤飞凡的实验结果，天坛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对每个人只需注射两针，第一针打0.5毫升，第二针打1.0毫升，即可达到满意的免疫效果。在注射的次数和剂量上都比苏联的疫苗要少。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11月12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天坛防疫处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14名生产鼠疫疫苗的优秀工作者颁奖。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已被彻底扑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取得圆满胜利。从10月27日接到察哈尔省的疫情报告到12月初宣布彻底扑灭，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這是一个奇迹。（摘自《都市资讯报》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