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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聊斋志异》中有很多描写婚姻家庭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各类女性形象及家庭关系，作者笔下所涉及的大都是一妻一妾的家庭模式，是清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借以表现作者对家庭、社会及人伦道德等方面的思考。
关键词：聊斋志异；夫妻；妻妾；关系
作者简介：赵民艳（1991-），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本科毕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一、《聊斋志异》里不同的夫妻关系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着重刻画了“一妻一妾”的婚姻家庭模式，这种模式的设定，既是清代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蒲松龄作为一介贫弱书生从男性主体地位出发对贤妻美妾的理想追求。美丽多才又持家有道的女性，向来是中国男性心中的理想对象。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很少能同时具备这两种品质。于是，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了大批“一妻一妾”的婚姻家庭模式，并且在其中展现出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各种家庭生活。
夫妻关系是家庭主要关系，儒家所提倡的三纲关系之一便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家庭氛围的融洽与否，也可反映出社会风俗面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摹写了诸多家庭伦理关系。
（一）夫妻关系和谐融洽
蒲松龄认为夫妻婚姻家庭的构建发展是建立在男女双方互相爱慕、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婚姻也更容易幸福持久。婚姻是爱的誓约，门第、相貌和金钱等外在条件不该成为美满婚姻的绊脚石。《连城》就是排除外因真心相爱的典型。在《小二》里，作者刻画了一种理想的夫妻关系，即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小二和丁生两人归隐到田园乡间，开办工厂，参与工商业活动，业余过着恬静惬意的家庭生活。这种平等无间的夫妻关系及和睦闲适的婚姻生活是令人向往的。
在《黄英》故事里，黄英是颇具男性气质的存在。她胆识兼具、刚强自立，。舍弃彩礼和贫穷的马子才成婚，一介女流，颇有经商头脑，靠栽种出售菊花维持家庭生计。即使遭到迂腐丈夫的反对，也绝不屈服，最终使其夫意识到自己所坚持的那所谓“君子固穷”准则的可笑，夫妻二人重聚过起了和美的生活。
（二）夫妻不睦甚至相互虐待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男权中心论，势必导致女性处于被忽视和压迫的地位。《聊斋志异》以影像的方式显示了当时一些女性惨遭丈夫虐待的凄凉境遇。《珊瑚》中，安大成的母亲“悍不仁，遇之虐”，而安大成也是个不辨青红皂白的糊涂虫，为给母亲解恨，竟鞭打贤德的妻子，甚至将妻休掉；《武孝廉》里的石生在得了暴病，生命垂危之际，幸得狐妇以奇药救活，他以感恩之心和狐妇成了婚，可他为官之后，却心生不义，嫌弃狐妇年岁已高，非理想佳偶，瞒着妻子花重金将王氏之女纳为继室，当狐妻因醉酒显出本体时，他竟残忍的想杀害同为妻子和救命恩人的狐妇，其心之毒可见；更有甚者，《姚安》中的丈夫姚安，极度残忍恶毒，心狠手辣，为了另娶美女为妻，全然不念夫妻旧情，将妻子推入井中杀害，其残忍行径难逃亡妻鬼魂报复，最终惨死。蒲松龄对残忍丈夫们都给出了报应惩罚，他本人对这种忘恩负义，“喜新害旧”的可恶行径是持谴责和批判态度的：“爱新而杀其旧，忍乎哉！人止知新鬼为厉，而不知故鬼之夺其魄也。呜呼！截指而适其屡，不亡何待！”
对女性贞节的片面强调是女性被男权被压迫的鲜明体现。封建社会的女性是丈夫的附属物、私有财产，女性贞节更是男性尊严和荣誉的体现。《霍生》里的妻子被丈夫怀疑不贞，受到其夫残忍虐待而自寻短见，悲剧收场；《耿十八》里的耿十八临终时仍一心盼望妻子守节，其妻因家穷无维生物资，担心无法守节，耿十八听闻，内心愤恨，紧抓其妻手臂，死了仍不松开。死而复生后，对妻子耿耿于怀，不肯原谅，并因之厌恶她，不与同床。可见，男性偏执自私地要求女性贞节对女性的不公。
《聊斋志异》写了很多悍妒妇的故事，涉及到的妒女悍妇有21人。如悍妻尹氏（《马介甫》）和江城（《江城》）对丈夫的残忍毒打虐待及《珊瑚》中对丈夫和婆婆恶毒役使的臧姑等，角色不同，却都恶毒残忍，泼相尽现。《马介甫》里的尹氏，异常凶悍无理，“少忤之，辄以鞭挞从事”，不仅将虐待丈夫当做日常生活，甚至将公公当做奴隶，全然没有悔意，所谓因果终有报，最后嫁给屠夫，遭受屠夫的无理虐待。蒲松龄在故事中用佛家的因果报应来阐释这种现象，《江城》中，江城凶悍异常经常无由虐夫，后受和尚感化，悔悟之前种种恶行而成为贤妇。在《江城》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愿力宏大，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江城》里江城对其丈夫的凶悍也是一种因果报应的结果，文中解释江城今世的凶悍是有来由的，她的丈夫前生在寺庙中误杀了和尚饲养的长生鼠，江城即为此鼠的转生，所以今世是来报仇的。这种阐说显然是立足于宗教因果轮回的富有迷信色彩的想象。
二、妻妾关系
蒲松龄的婚姻家庭观是十分复杂的，他一方面提倡男女自由相爱，追求平等和睦的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又遵循传统封建社会的礼教习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不反对纳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赞同的，在书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双美共事一夫”，双美和谐相处，家庭稳定。
妻妾和谐是蒲松龄理想的家庭追求。他在书中也刻画了很多超越妻妾关系的双美共事一夫的故事。如《青梅》里的青梅与阿喜，青梅很为阿喜的终身幸福着想，向其推荐品质良好的男子，后来经历种种之后又不忘自己的出身主动让妻位于阿喜，自己甘心为妾。蒲松龄所期寄的理想的家庭结构是身边有两个美丽的女子且彼此和睦相处，共同陪伴在男主人左右。因此书中寄托此类幻想的故事很多。如《莲香》里的莲香和李氏；《嫦娥》里的嫦娥和颠当等等。
《聊斋志异》里男子兼得两位美女属于常态，在获得一位女子垂青后，女子的女伴又与其共同侍奉男主人；或者结婚之后，贤德之妇主动为丈夫纳小妾。这种男子坐拥两个女子的现象很多见。在这种相处模式中，她们之间也会有些小矛盾，或偶有风波，但最后都可消除妒念，融乐相处。可见这种双美共伴、妻妾和谐的家庭关系是蒲松龄的一种愿想。
蒲松龄认为在妻妾关系中，小妾安守自己的本分，知命，甘受辱骂虐待并用自己的诚心打动大妇在化解妻妾矛盾中是很重要的。《妾击贼》里的小妾，虽然身怀绝技，但是即使遭受大妇百般凌辱，却仍然谨慎侍奉，不曾有丝毫怨言，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怀绝技就僭越本分；《吕无病》里的许氏十分的贤惠，不和妾争朝夕之宠，而身为妾的吕无病对许氏的伺候也越来越恭敬周到。《邵女》里的金氏“不育，又奇妒”，先后虐死丈夫的两个侍妾。贤德的邵女将自己定位为“贱婢”并且坚信“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忍受金氏的非人虐待却毫无怨言，并且以德报怨，谦恭侍奉照顾金氏，最终得以感化金氏，妻妾和睦。在《邵女》篇末蒲松龄表示了其态度：“女子狡妒，其天性然也。而为妾滕者，又复炫美弄机，以增其怒。呜呼！祸所由来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岂梃刃所能加乎。”
蒲松龄认为妻妾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身居下位的妾应时刻坚守自己的本分，作出一定的让步和“牺牲”，通过自己的隐忍谦恭来感化嫡妻获得嫡妻的接纳和理解，最终达到妻妾和谐共处的目的，可见蒲松龄妻妾家庭伦理关系的局限性。
“一妻一妾”的婚姻家庭模式，由于家庭组合的特殊性，所以其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蒲松龄在希望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的同时并不反对纳妾，并期望妻妾共存和谐相处的家庭生活，其思想是进步性与保守性相融合的。
参考文献：
[1]盛伟编《蒲松龄全集》[M].学林出版社，1998年。
[2]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聊斋志异；夫妻；妻妾；关系
作者简介：赵民艳（1991-），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本科毕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一、《聊斋志异》里不同的夫妻关系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着重刻画了“一妻一妾”的婚姻家庭模式，这种模式的设定，既是清代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蒲松龄作为一介贫弱书生从男性主体地位出发对贤妻美妾的理想追求。美丽多才又持家有道的女性，向来是中国男性心中的理想对象。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很少能同时具备这两种品质。于是，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了大批“一妻一妾”的婚姻家庭模式，并且在其中展现出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各种家庭生活。
夫妻关系是家庭主要关系，儒家所提倡的三纲关系之一便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家庭氛围的融洽与否，也可反映出社会风俗面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摹写了诸多家庭伦理关系。
（一）夫妻关系和谐融洽
蒲松龄认为夫妻婚姻家庭的构建发展是建立在男女双方互相爱慕、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婚姻也更容易幸福持久。婚姻是爱的誓约，门第、相貌和金钱等外在条件不该成为美满婚姻的绊脚石。《连城》就是排除外因真心相爱的典型。在《小二》里，作者刻画了一种理想的夫妻关系，即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小二和丁生两人归隐到田园乡间，开办工厂，参与工商业活动，业余过着恬静惬意的家庭生活。这种平等无间的夫妻关系及和睦闲适的婚姻生活是令人向往的。
在《黄英》故事里，黄英是颇具男性气质的存在。她胆识兼具、刚强自立，。舍弃彩礼和贫穷的马子才成婚，一介女流，颇有经商头脑，靠栽种出售菊花维持家庭生计。即使遭到迂腐丈夫的反对，也绝不屈服，最终使其夫意识到自己所坚持的那所谓“君子固穷”准则的可笑，夫妻二人重聚过起了和美的生活。
（二）夫妻不睦甚至相互虐待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男权中心论，势必导致女性处于被忽视和压迫的地位。《聊斋志异》以影像的方式显示了当时一些女性惨遭丈夫虐待的凄凉境遇。《珊瑚》中，安大成的母亲“悍不仁，遇之虐”，而安大成也是个不辨青红皂白的糊涂虫，为给母亲解恨，竟鞭打贤德的妻子，甚至将妻休掉；《武孝廉》里的石生在得了暴病，生命垂危之际，幸得狐妇以奇药救活，他以感恩之心和狐妇成了婚，可他为官之后，却心生不义，嫌弃狐妇年岁已高，非理想佳偶，瞒着妻子花重金将王氏之女纳为继室，当狐妻因醉酒显出本体时，他竟残忍的想杀害同为妻子和救命恩人的狐妇，其心之毒可见；更有甚者，《姚安》中的丈夫姚安，极度残忍恶毒，心狠手辣，为了另娶美女为妻，全然不念夫妻旧情，将妻子推入井中杀害，其残忍行径难逃亡妻鬼魂报复，最终惨死。蒲松龄对残忍丈夫们都给出了报应惩罚，他本人对这种忘恩负义，“喜新害旧”的可恶行径是持谴责和批判态度的：“爱新而杀其旧，忍乎哉！人止知新鬼为厉，而不知故鬼之夺其魄也。呜呼！截指而适其屡，不亡何待！”
对女性贞节的片面强调是女性被男权被压迫的鲜明体现。封建社会的女性是丈夫的附属物、私有财产，女性贞节更是男性尊严和荣誉的体现。《霍生》里的妻子被丈夫怀疑不贞，受到其夫残忍虐待而自寻短见，悲剧收场；《耿十八》里的耿十八临终时仍一心盼望妻子守节，其妻因家穷无维生物资，担心无法守节，耿十八听闻，内心愤恨，紧抓其妻手臂，死了仍不松开。死而复生后，对妻子耿耿于怀，不肯原谅，并因之厌恶她，不与同床。可见，男性偏执自私地要求女性贞节对女性的不公。
《聊斋志异》写了很多悍妒妇的故事，涉及到的妒女悍妇有21人。如悍妻尹氏（《马介甫》）和江城（《江城》）对丈夫的残忍毒打虐待及《珊瑚》中对丈夫和婆婆恶毒役使的臧姑等，角色不同，却都恶毒残忍，泼相尽现。《马介甫》里的尹氏，异常凶悍无理，“少忤之，辄以鞭挞从事”，不仅将虐待丈夫当做日常生活，甚至将公公当做奴隶，全然没有悔意，所谓因果终有报，最后嫁给屠夫，遭受屠夫的无理虐待。蒲松龄在故事中用佛家的因果报应来阐释这种现象，《江城》中，江城凶悍异常经常无由虐夫，后受和尚感化，悔悟之前种种恶行而成为贤妇。在《江城》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愿力宏大，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江城》里江城对其丈夫的凶悍也是一种因果报应的结果，文中解释江城今世的凶悍是有来由的，她的丈夫前生在寺庙中误杀了和尚饲养的长生鼠，江城即为此鼠的转生，所以今世是来报仇的。这种阐说显然是立足于宗教因果轮回的富有迷信色彩的想象。
二、妻妾关系
蒲松龄的婚姻家庭观是十分复杂的，他一方面提倡男女自由相爱，追求平等和睦的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又遵循传统封建社会的礼教习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不反对纳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赞同的，在书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双美共事一夫”，双美和谐相处，家庭稳定。
妻妾和谐是蒲松龄理想的家庭追求。他在书中也刻画了很多超越妻妾关系的双美共事一夫的故事。如《青梅》里的青梅与阿喜，青梅很为阿喜的终身幸福着想，向其推荐品质良好的男子，后来经历种种之后又不忘自己的出身主动让妻位于阿喜，自己甘心为妾。蒲松龄所期寄的理想的家庭结构是身边有两个美丽的女子且彼此和睦相处，共同陪伴在男主人左右。因此书中寄托此类幻想的故事很多。如《莲香》里的莲香和李氏；《嫦娥》里的嫦娥和颠当等等。
《聊斋志异》里男子兼得两位美女属于常态，在获得一位女子垂青后，女子的女伴又与其共同侍奉男主人；或者结婚之后，贤德之妇主动为丈夫纳小妾。这种男子坐拥两个女子的现象很多见。在这种相处模式中，她们之间也会有些小矛盾，或偶有风波，但最后都可消除妒念，融乐相处。可见这种双美共伴、妻妾和谐的家庭关系是蒲松龄的一种愿想。
蒲松龄认为在妻妾关系中，小妾安守自己的本分，知命，甘受辱骂虐待并用自己的诚心打动大妇在化解妻妾矛盾中是很重要的。《妾击贼》里的小妾，虽然身怀绝技，但是即使遭受大妇百般凌辱，却仍然谨慎侍奉，不曾有丝毫怨言，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怀绝技就僭越本分；《吕无病》里的许氏十分的贤惠，不和妾争朝夕之宠，而身为妾的吕无病对许氏的伺候也越来越恭敬周到。《邵女》里的金氏“不育，又奇妒”，先后虐死丈夫的两个侍妾。贤德的邵女将自己定位为“贱婢”并且坚信“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忍受金氏的非人虐待却毫无怨言，并且以德报怨，谦恭侍奉照顾金氏，最终得以感化金氏，妻妾和睦。在《邵女》篇末蒲松龄表示了其态度：“女子狡妒，其天性然也。而为妾滕者，又复炫美弄机，以增其怒。呜呼！祸所由来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岂梃刃所能加乎。”
蒲松龄认为妻妾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身居下位的妾应时刻坚守自己的本分，作出一定的让步和“牺牲”，通过自己的隐忍谦恭来感化嫡妻获得嫡妻的接纳和理解，最终达到妻妾和谐共处的目的，可见蒲松龄妻妾家庭伦理关系的局限性。
“一妻一妾”的婚姻家庭模式，由于家庭组合的特殊性，所以其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蒲松龄在希望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的同时并不反对纳妾，并期望妻妾共存和谐相处的家庭生活，其思想是进步性与保守性相融合的。
参考文献：
[1]盛伟编《蒲松龄全集》[M].学林出版社，1998年。
[2]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