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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色曚昽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中国现代留学史上两段传奇性故事很值得玩味，当事人鲁迅和丁文江因不同的境遇，人生轨迹发生根本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地形。
鲁迅和丁文江是同一年（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前者公费，后者自费。清末，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与地理位置，东瀛成了近代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小日本的压迫，列强的威胁，清政府的腐败，使留学生无法安心读书，鲁迅和丁文江也不例外。鲁迅还在宏文学院时，就立下“我以我血荐辕轩”的誓言，写出《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等鼓吹“科学救国”、弘扬尚武精神的文章；丁文江连学校都没有进，一直过着“写文章，讲革命”的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两年后，鲁迅出于“医学救国”的动机去了仙台；丁文江呢，则有点令人意外，突然离开日本，远走英伦。
丁文江此举，契机是吴稚晖从英国爱丁堡寄来的一封信。这位曾为抗议《留学生取缔规则》大闹清公使馆，被日本内务省以妨碍治安罪驱逐出境的留日前辈，如今现身说法，开导东瀛小哥们：“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菜，谈政治，而不读书。”又介绍在英国留学的好处，费用便宜，一年只需五六百元。厌倦了空谈革命的丁文江受此信的鼓舞，当机立断作出选择。到了英国他才发现，五六百元根本不够在英国一年的留学费用。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位曾在中国陕西传教的英国医生介绍丁文江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一所乡村中学读书。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民风纯朴，人性淳厚，房东还给补袜子。丁文江在那儿度过了人生中的黄金时光，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
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丁文江留英之前没有多少英语基础，对西方文化也陌生，只用两年时间读完人家六年的课程，考入英国大学金字塔顶尖的剑桥大学，听起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这样的奇迹当然不能仅仅归功于丁文江的天才与勤奋，司堡尔丁良好的人文环境同样功不可没。据同伴李祖鸿回忆，丁文江的学习成绩优秀，颇受校长的青睐，教师对丁文江也格外器重。丁文江考了第一后，以前成绩最好的同学司金诺不服气，到教员桌上偷偷看丁文江的考卷，从此和丁文江特别地要好起来。丁文江之后的留学经历风调雨顺，游刃有余，得力于这两年打下的基础。
就在丁文江在司堡尔丁愉快成长的时候，鲁迅却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饱受屈辱，度过极其郁闷的一年半。其间，虽然正直敬业的藤野先生对他的教诲爱护如漫漫长夜中一线微弱的烛光，但却无法改变鲁迅放弃医学的决意。直接导致他“弃医从文”的，是所谓的“幻灯事件”。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明确交代的那样：课间放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看到给俄国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获正待砍头，周围一群身强体壮、神情麻木的同胞在看热闹；这场面，加上日本同学狂热的“万岁”声，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悟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疗救他们的精神才是当务之急，而要疗救他们的精神首推文艺。
伴随“幻灯事件”的，还有“泄题事件”。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65.5分，在142人中排名第68，结果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疑心，以为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了考题，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使鲁迅备受屈辱，以至他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
行文至此，我不禁这样设想：假如鲁迅在仙台没有遭遇“幻灯事件”、“泄题事件”，而是像丁文江在司堡尔丁那样受到平等公正的善待，他还会“弃医从文”吗？当然，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仙台不是司堡尔丁，正如日本不是英国，东方不是西方。司堡尔丁小镇的温馨与魅力，植根于悠久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而在“内”“外”分明的东瀛岛国，自古以来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观念，集团至上以外，不存在任何超越性的价值，外人受到排斥是天经地义的。鲁迅与丁文江，日后一个成为革命的文豪，一个成为理性的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扮演了不同角色，发祥地不妨说就在仙台和司堡尔丁。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中国现代留学史上两段传奇性故事很值得玩味，当事人鲁迅和丁文江因不同的境遇，人生轨迹发生根本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地形。
鲁迅和丁文江是同一年（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前者公费，后者自费。清末，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与地理位置，东瀛成了近代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小日本的压迫，列强的威胁，清政府的腐败，使留学生无法安心读书，鲁迅和丁文江也不例外。鲁迅还在宏文学院时，就立下“我以我血荐辕轩”的誓言，写出《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等鼓吹“科学救国”、弘扬尚武精神的文章；丁文江连学校都没有进，一直过着“写文章，讲革命”的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两年后，鲁迅出于“医学救国”的动机去了仙台；丁文江呢，则有点令人意外，突然离开日本，远走英伦。
丁文江此举，契机是吴稚晖从英国爱丁堡寄来的一封信。这位曾为抗议《留学生取缔规则》大闹清公使馆，被日本内务省以妨碍治安罪驱逐出境的留日前辈，如今现身说法，开导东瀛小哥们：“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菜，谈政治，而不读书。”又介绍在英国留学的好处，费用便宜，一年只需五六百元。厌倦了空谈革命的丁文江受此信的鼓舞，当机立断作出选择。到了英国他才发现，五六百元根本不够在英国一年的留学费用。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位曾在中国陕西传教的英国医生介绍丁文江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一所乡村中学读书。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民风纯朴，人性淳厚，房东还给补袜子。丁文江在那儿度过了人生中的黄金时光，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
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丁文江留英之前没有多少英语基础，对西方文化也陌生，只用两年时间读完人家六年的课程，考入英国大学金字塔顶尖的剑桥大学，听起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这样的奇迹当然不能仅仅归功于丁文江的天才与勤奋，司堡尔丁良好的人文环境同样功不可没。据同伴李祖鸿回忆，丁文江的学习成绩优秀，颇受校长的青睐，教师对丁文江也格外器重。丁文江考了第一后，以前成绩最好的同学司金诺不服气，到教员桌上偷偷看丁文江的考卷，从此和丁文江特别地要好起来。丁文江之后的留学经历风调雨顺，游刃有余，得力于这两年打下的基础。
就在丁文江在司堡尔丁愉快成长的时候，鲁迅却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饱受屈辱，度过极其郁闷的一年半。其间，虽然正直敬业的藤野先生对他的教诲爱护如漫漫长夜中一线微弱的烛光，但却无法改变鲁迅放弃医学的决意。直接导致他“弃医从文”的，是所谓的“幻灯事件”。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明确交代的那样：课间放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看到给俄国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获正待砍头，周围一群身强体壮、神情麻木的同胞在看热闹；这场面，加上日本同学狂热的“万岁”声，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悟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疗救他们的精神才是当务之急，而要疗救他们的精神首推文艺。
伴随“幻灯事件”的，还有“泄题事件”。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65.5分，在142人中排名第68，结果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疑心，以为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了考题，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使鲁迅备受屈辱，以至他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
行文至此，我不禁这样设想：假如鲁迅在仙台没有遭遇“幻灯事件”、“泄题事件”，而是像丁文江在司堡尔丁那样受到平等公正的善待，他还会“弃医从文”吗？当然，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仙台不是司堡尔丁，正如日本不是英国，东方不是西方。司堡尔丁小镇的温馨与魅力，植根于悠久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而在“内”“外”分明的东瀛岛国，自古以来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观念，集团至上以外，不存在任何超越性的价值，外人受到排斥是天经地义的。鲁迅与丁文江，日后一个成为革命的文豪，一个成为理性的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扮演了不同角色，发祥地不妨说就在仙台和司堡尔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