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到2004年，我在北京打工。
　　 当时有个在北京从事食品加工的乡邻老板需要帮手，2002年一过我就和几个伙伴去他那里打工了。带着离家的伤感和对北京的向往，我踏上了征途，一路兴奋，一路憧憬。
　　 老板是做食品生意的，在北京打拼多年。我们几个打工者负责向各个早市、商家送货，工资与送货数量挂钩，平均每天有三四十元的收入。最初对首都北京的向往随着整日的奔波而日渐消退。太高的楼林、太多的堵车、太曲折的路程，让我们有了应接不暇的压力。还好，有伙伴的相互鼓励，有很多好去处使我们快乐。天安门、地坛公园、海子公园和周边各个早市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被北京深厚的历史感感动着，我被北京飞跃的时代感感染着。同时也对北京人的一言一行深有感触：那位每日去海子公园义务捡拾垃圾的退休老人，那些定期在小公园唱戏的票友，那傍晚准时传来的“晚报、晚报”声——似乎自己也融入了这种生活，被多姿多彩的打工生活推赶着，一天天地奔走。
　　 一年后的一件事却让我对北京、对北京人有了不同的认识。
　　 那天一大早去大兴区的一个早市送货（我们居住在丰台区的南苑新宫，相距有20公里的路程），货很快送完了，却只收回一份货款，不过不要紧，老板说收到欠条也一样。八点多一点，我蹬着三轮车兴冲冲地往回赶，不好，前面又堵车了（因为到了一个五环向四环拐的路口），还好，有一点间隙我可以挤过去。我熟练地蹬车前行。一会儿堵住的车流开始动了，我兴奋地躲闪着加速。忽然一辆小车鸣着喇叭超到我前面停下，车上的人探出半个身子：“怎么回事，碰了车还想跑？”咋回事？原来在我匆匆赶路时，三轮车上的架子由于晃动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车的反光镜。我急忙下车道歉并看了看他的反光镜，略有一点浅痕，似乎并无大碍，调试了一下也挺好。可他就是说不好用了，坏了，要我赔，要不就报警。还煞有其事地拿出手机打听价格，说要赔他500多元。我哪有那么多钱？我一再向他赔不是，他依旧不依不饶，说那就报警吧。报警，我更害怕了，要知道，我们老板由于还没有办理正式开业的相关手续，我们的活动基本上处于半地下状态，连三轮车也没有牌照。一旦交警来了，把三轮车扣了那就更麻烦了。我们老板也曾一再叮嘱，别惹交警，万一遇上，能躲就躲，能跑就跑。再三恳求不行，翻遍衣兜也只有那份货钱125元，他说不行。正僵持着，一辆疏导交通的警车过来了，他匆匆收了钱，说：“算了吧，算了吧。”一加油门就急急地走了。
　　 我站在那里，好一阵儿迷茫。北京人，怎能这样？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同样怕交警，因为交警处理这样的事情，一般倾向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幸好老板仗义，免去了我的货款赔偿，不然又得好几天白干。老板说如果记住他的车牌号就可以去投诉他的，不过我只记得那是辆京字牌照的车子。
　　 众工友知道了也纷纷讲起他们或感动或生气的北京经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头，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释怀。2004年底回到家，我没有再回去打工。
　　 没有去打工当然不是全因为这件事，但是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纠结。
　　 （山东省茌平县信发办事处营坊村 王兴行 邮编：252121）
　　 点评：初看《纠结的北京经历》，我似乎也很“平静”。主人公王兴行的经历既平淡也简单，其实也很微小。我们作为进入城市谋生的最低层民工，像主人公的这种经历也许见惯了，并不会放在心里。可是当我再读时，心里就起了小波浪，是的，农民工不是什么伟大的群体，自然也不可能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是这些外人看起来微小如尘的事却经常让我们的农民工兄弟纠结不已，有时还被这些“小事”搅得寝食难安，你看“主人公回去后就没再回去打工了”，虽然不是完全因为这事，但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生活就是由“酸甜苦辣咸”组成的，我在这儿要提醒农民工兄弟，不要被挫折所吓倒，生活处处有难题，碰到的难题多了，我们也就成了解决难题的高手。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如何更快地熟悉城市的规则、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环境，毕竟城乡的界限在缩小、城乡的对接在加快。愿有更多的农民工兄弟在融入今后的城市生活中不再那么纠结。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