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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艺双馨”向来为评价艺术家的崇高标准。“德艺双馨”虽然并无具体标准可资参阅，但艺术家一生的艺术实践、立身处世无不向世人昭示其德、其艺。中央音乐学院张韶先生可谓“德艺双馨”。“德艺双馨”也正是他一生的艺术实践、立身处世的最好总结。本节即以张韶先生的立身处世作为依据，论述张韶先生“厚德载物”。
本节专论张韶先生的“凡天下之二胡英才，无论门第，无及长幼，未尝无诲”（笔者语）的二胡圣人之大德。
台湾《北市国乐》载李明正先生文称张韶“历史赋予他承上启下的重任，他上承刘天华先生及其第一代传人储师竹、陈振铎、蒋风之诸教授之衣钵，下开闵惠芬、甘柏林、蒋才如、刘长福、周耀锟、王曙亮、姜建华、张玉明、张方鸣、于红梅、张连生等人之端绪（《北市国乐》1994年总100期杂志版第18期第3页）。”如此可以说自刘天华及其第一代传人储师竹、陈振铎、蒋风之诸教授以下，凡二胡诸人与张韶先生无关者恐怕甚少。无怪乎有人说：只要你是拉二胡的，就可能直接或间接的是张韶先生的学生。此话并不为过，从间接的一面讲，张韶先生最早出版了系统的二胡论著及各种教材，总销量达二百多万册。试想，仅在国内有多少二胡爱好者从这些论著及教材中获得二胡演奏、教学、理论研究的“真经”呢？直到今天，张韶先生的论著仍然是二胡演奏者、老师、理论家必须研究的范本，其为先师不是很合适吗？笔者小时拉二胡只是家学，后得到先生的《二胡演奏法》，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技艺精进令周围同其艺者大为吃惊，古语曰“有如神助”。如是者全国何止千万呢？
上个世纪“文革”期间，刚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的中国二胡又受到了人为的干扰。所幸有志于发扬光大中国二胡的仁人志士热情始终不灭，精神尤其顽强。这个时期，在北京通向张韶先生住处的胡同里，二胡学生、学者往来不绝于道，而在他简陋的寓所里则经常济济一堂，琴声飞扬。李明正先生在《当代二胡界的十冠艺术家》一文中说：（张韶先生）“这位德高望重、慷慨大度的二胡名家，团结了大陆一大批二胡演奏家及众多二胡酷爱者，自然形成了以张韶先生为中心的二胡艺术‘沙龙’，为他后来组织成立‘北京二胡研究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台湾《北市国乐》1994年总100期杂志版第18期第4页）。”这段时间里，尽管张韶先生也曾经历着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也曾面对过和亲人划清界限的痛苦，但他仍然以极大的责任心和勇气，以自己的形式，用自己坚实的臂膀勇敢的承担起了发展中国二胡的重担。
张韶先生直接和间接的学生不计其数。他早期培养的著名学生有甘柏林、王曙亮、蒋才如、刘长福、张强、孙奉中等。1973年，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也得到过他的指导。尤其对姜建华、于红梅的成长更是倾注了多年的心血。而那些不知名的拜访者，慕名前来求学的业余爱好者无法以数记。张韶先生教授、或指导这些学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身份高低贵贱，只要执着于二胡，都给予悉心指导。而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未曾“束脩以上”。
1997年，笔者在北京一个偶尔的机会认识了张韶先生，那年先生71岁。他在听了笔者拉了四首乐曲之后说，你的《汉宫秋月》、《二泉映月》拉得很好，但《音乐会练习曲》（周耀锟曲）的泛音部分演奏方法不对，所以吃力不讨好。接着先生留下了电话说：“晚上六点钟你给我打电话。”笔者如期给先生打了电话，先生说：“你到我家来，我教你泛音怎么拉。”听到先生的话，当时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似乎难以相信即刻就能得到大师的教诲。同时也有些顾虑，因为曾听人说：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上一节课要几百块钱——。旋即来到了先生家，只带了个小礼物。适逢师母老人家有恙卧床，先生就拿着二胡在楼梯口教会了笔者泛音的拉法。可是先生和师母怎么也不肯收下那个小礼物，更不取分文。这是笔者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受教于先生。回来后，笔者在想，笔者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本和先生素无相识，非亲非故，何劳先生不吝赐教呢？
从北京回来后，张韶先生给笔者来了一封信，信里说：“——你是一位极少见的二胡爱好者，把二胡视为生命，什么都可以不要二胡不能不要。这种精神十分可贵。你的《汉宫秋月》拉得这么好，已很不简单！”接到先生这封信，笔者明白了。先生并非是对某个人有特殊情感，而是对中国二胡有特殊感情；对发展中国二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苟利二胡之发展，凡天下之二胡英才，无论门第，无及长幼，未尝无诲。此时，笔者明白了，回报先生的付出不应该是那样的小礼物，而应该是在研究二胡上取得成绩。从此笔者决心以毕生精力来研究二胡，不光是以此回报先生，亦是如先生一样把自己融入中国二胡的事业。此后，笔者父子都成了先生的学生，数次往来于北京，有时住在先生家长达半年之久。为了能专心研究二胡，先生为笔者请了钟点工，专事做饭、洗衣等杂事，一应开支全由先生负担。令人终生难以忘怀的是，去先生家时先生曾问笔者带了多少钱，笔者具实以告，但当时颇为不解。等离开先生家时，先生又问，身上还有多少钱？笔者仍具实以告，万万想不到的是，先生立即拿出钱来补足如初，说：“你来时身上有多少钱，回去还要保证身上有多少钱！”那一刻，笔者心里真不知是何种滋味，只觉有一种东西冲到眼眶里，但是笔者忍住了没有让它流出来，心里想：从此这一身骨肉就是二胡的了。笔者上火车前，先生来送行，塞给笔者一个鼓鼓的信封，说：“你儿子刚上大学（二胡专业本科），经济困难，这个拿去交学费。”那时，笔者根本没有力量拒绝先生，只有老老实实的接受了这个鼓鼓的信封——里面装着整整一年的学费。在火车上，笔者不曾说一句话，只是在想：惟有把这一身骨肉交给二胡事业，且必须有所成就，才能回报先生大恩之万一。
以后的日子里，常有友人对笔者说：你是遇到了贵人。笔者说：不是遇到了贵人，而是遇到了圣人。而在张韶先生那里，笔者只是许许多多既受到他的教诲又得到他的资助的二胡演奏者、研究者、爱好者当中的一个。
他高瞻远瞩的引导着大家朝着二胡发展的健康、正确方向前行，热情鼓励人们树立起对发展中国二胡的信心，无私奉献给人们的是自己多年对二胡潜心研究的心血。特别是在那个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艰苦岁月里，为了二胡，他不惜用自己有限的收入为大家购买资料，购买生活用品。有时为了能买到一只鸡为学生改善生活，他会起早去排队。多年以后，张韶先生仍然身居斗室，出入公交车或自行车，跟那些居则豪宅，出则华车的演奏家相比，显得有多贫穷，甚至寒酸。但是，他不贫穷，他富有天下二胡，富有天下二胡人的心，他富有满天下的桃李。（作者单位：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基础训练基地人文社会科学系）
本节专论张韶先生的“凡天下之二胡英才，无论门第，无及长幼，未尝无诲”（笔者语）的二胡圣人之大德。
台湾《北市国乐》载李明正先生文称张韶“历史赋予他承上启下的重任，他上承刘天华先生及其第一代传人储师竹、陈振铎、蒋风之诸教授之衣钵，下开闵惠芬、甘柏林、蒋才如、刘长福、周耀锟、王曙亮、姜建华、张玉明、张方鸣、于红梅、张连生等人之端绪（《北市国乐》1994年总100期杂志版第18期第3页）。”如此可以说自刘天华及其第一代传人储师竹、陈振铎、蒋风之诸教授以下，凡二胡诸人与张韶先生无关者恐怕甚少。无怪乎有人说：只要你是拉二胡的，就可能直接或间接的是张韶先生的学生。此话并不为过，从间接的一面讲，张韶先生最早出版了系统的二胡论著及各种教材，总销量达二百多万册。试想，仅在国内有多少二胡爱好者从这些论著及教材中获得二胡演奏、教学、理论研究的“真经”呢？直到今天，张韶先生的论著仍然是二胡演奏者、老师、理论家必须研究的范本，其为先师不是很合适吗？笔者小时拉二胡只是家学，后得到先生的《二胡演奏法》，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技艺精进令周围同其艺者大为吃惊，古语曰“有如神助”。如是者全国何止千万呢？
上个世纪“文革”期间，刚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的中国二胡又受到了人为的干扰。所幸有志于发扬光大中国二胡的仁人志士热情始终不灭，精神尤其顽强。这个时期，在北京通向张韶先生住处的胡同里，二胡学生、学者往来不绝于道，而在他简陋的寓所里则经常济济一堂，琴声飞扬。李明正先生在《当代二胡界的十冠艺术家》一文中说：（张韶先生）“这位德高望重、慷慨大度的二胡名家，团结了大陆一大批二胡演奏家及众多二胡酷爱者，自然形成了以张韶先生为中心的二胡艺术‘沙龙’，为他后来组织成立‘北京二胡研究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台湾《北市国乐》1994年总100期杂志版第18期第4页）。”这段时间里，尽管张韶先生也曾经历着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也曾面对过和亲人划清界限的痛苦，但他仍然以极大的责任心和勇气，以自己的形式，用自己坚实的臂膀勇敢的承担起了发展中国二胡的重担。
张韶先生直接和间接的学生不计其数。他早期培养的著名学生有甘柏林、王曙亮、蒋才如、刘长福、张强、孙奉中等。1973年，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也得到过他的指导。尤其对姜建华、于红梅的成长更是倾注了多年的心血。而那些不知名的拜访者，慕名前来求学的业余爱好者无法以数记。张韶先生教授、或指导这些学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身份高低贵贱，只要执着于二胡，都给予悉心指导。而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未曾“束脩以上”。
1997年，笔者在北京一个偶尔的机会认识了张韶先生，那年先生71岁。他在听了笔者拉了四首乐曲之后说，你的《汉宫秋月》、《二泉映月》拉得很好，但《音乐会练习曲》（周耀锟曲）的泛音部分演奏方法不对，所以吃力不讨好。接着先生留下了电话说：“晚上六点钟你给我打电话。”笔者如期给先生打了电话，先生说：“你到我家来，我教你泛音怎么拉。”听到先生的话，当时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似乎难以相信即刻就能得到大师的教诲。同时也有些顾虑，因为曾听人说：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上一节课要几百块钱——。旋即来到了先生家，只带了个小礼物。适逢师母老人家有恙卧床，先生就拿着二胡在楼梯口教会了笔者泛音的拉法。可是先生和师母怎么也不肯收下那个小礼物，更不取分文。这是笔者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受教于先生。回来后，笔者在想，笔者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本和先生素无相识，非亲非故，何劳先生不吝赐教呢？
从北京回来后，张韶先生给笔者来了一封信，信里说：“——你是一位极少见的二胡爱好者，把二胡视为生命，什么都可以不要二胡不能不要。这种精神十分可贵。你的《汉宫秋月》拉得这么好，已很不简单！”接到先生这封信，笔者明白了。先生并非是对某个人有特殊情感，而是对中国二胡有特殊感情；对发展中国二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苟利二胡之发展，凡天下之二胡英才，无论门第，无及长幼，未尝无诲。此时，笔者明白了，回报先生的付出不应该是那样的小礼物，而应该是在研究二胡上取得成绩。从此笔者决心以毕生精力来研究二胡，不光是以此回报先生，亦是如先生一样把自己融入中国二胡的事业。此后，笔者父子都成了先生的学生，数次往来于北京，有时住在先生家长达半年之久。为了能专心研究二胡，先生为笔者请了钟点工，专事做饭、洗衣等杂事，一应开支全由先生负担。令人终生难以忘怀的是，去先生家时先生曾问笔者带了多少钱，笔者具实以告，但当时颇为不解。等离开先生家时，先生又问，身上还有多少钱？笔者仍具实以告，万万想不到的是，先生立即拿出钱来补足如初，说：“你来时身上有多少钱，回去还要保证身上有多少钱！”那一刻，笔者心里真不知是何种滋味，只觉有一种东西冲到眼眶里，但是笔者忍住了没有让它流出来，心里想：从此这一身骨肉就是二胡的了。笔者上火车前，先生来送行，塞给笔者一个鼓鼓的信封，说：“你儿子刚上大学（二胡专业本科），经济困难，这个拿去交学费。”那时，笔者根本没有力量拒绝先生，只有老老实实的接受了这个鼓鼓的信封——里面装着整整一年的学费。在火车上，笔者不曾说一句话，只是在想：惟有把这一身骨肉交给二胡事业，且必须有所成就，才能回报先生大恩之万一。
以后的日子里，常有友人对笔者说：你是遇到了贵人。笔者说：不是遇到了贵人，而是遇到了圣人。而在张韶先生那里，笔者只是许许多多既受到他的教诲又得到他的资助的二胡演奏者、研究者、爱好者当中的一个。
他高瞻远瞩的引导着大家朝着二胡发展的健康、正确方向前行，热情鼓励人们树立起对发展中国二胡的信心，无私奉献给人们的是自己多年对二胡潜心研究的心血。特别是在那个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艰苦岁月里，为了二胡，他不惜用自己有限的收入为大家购买资料，购买生活用品。有时为了能买到一只鸡为学生改善生活，他会起早去排队。多年以后，张韶先生仍然身居斗室，出入公交车或自行车，跟那些居则豪宅，出则华车的演奏家相比，显得有多贫穷，甚至寒酸。但是，他不贫穷，他富有天下二胡，富有天下二胡人的心，他富有满天下的桃李。（作者单位：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基础训练基地人文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