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画家刘小东回到故乡辽宁金城创作，台湾导演侯孝贤跟去拍了一部纪录片，在他一如既往满是乡愁的摄像机镜头下，这个已经步入新世纪的小城仿佛重现了八十年代的模样：工人们搭上横穿城市、运送干草的小火车去上班，孩童在水沟旁起劲地追着鸭子，县医院在一排排红砖房中拔地而起，护士们站在高高的窗台上探出身子擦着玻璃。
　　也有一些不同于往日的部分。曾经占据整个城市的国有工厂已然倒闭，勤劳的工人阶级也消失殆尽，就像刘小东在日记里写的：“走在街上的人都像游客，好像一个军团，作战部队没了，都变成后勤人员了。”
　　其中一个荒谬又无比真实的情景被画家收在了画里：六个人围坐打扑克，背后居然是一架飞机。那里曾经是最热闹的公园，附近军队捐来废弃的飞机，给老少爷们儿添一点娱乐。不成想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人们生活自顾不暇，公园没人来了，飞机里的零件也被偷得精光，只剩下一副空壳，守着对面游泳池里疯长的芦苇。
　　这与电影《钢的琴》展现的场景十分相似，昔日欣欣向荣的钢厂转卖给私人，车间停工，工人散去，抹得开面子的各寻出路，杀猪、配钥匙、卖废铁、组小乐团……丢不下尊严的只剩酒桌上一仰脖的豪情。在这些被时代抛却的小城里，甚至人们的娱乐方式都一样，男人们在装修金碧辉煌设备又极其老旧的卡拉OK厅里，抱着膀子闭着眼睛放声高歌，仿佛只有这个时候，才让人忆起恍如隔世的“工人阶级有力量”。
　　这种对曾经主导生活的制造业的怀念，构成了工业区里长大的人们内心共同的“乡愁”，挥之不去，不呼即来。出生于辽宁铁岭的年轻导演张猛也不例外。在他的电影处女作《耳朵大有福》里，退休工人“王抗美”茫然失措，在尝试了传销、擦鞋、骑三轮车、扮二人转等等职业之后，依然无路可去。在半夜无人的街道上，他晃晃悠悠骑着车大声哼起歌，又是心安又是辛酸；新作《钢的琴》情绪更加强烈，听说“比老爸还大两岁”的两根厂区大烟囱要被爆破，所有人都着了慌。尽管他们早已分散各地，尽管厂房里已长出了小树，机器已锈迹斑斑。然而一声“造钢琴”的招呼，又使众人心甘情愿聚在一起，重新操起油工、木工、电工、车工的活计。仿佛只有机器的轰然鸣响，才能证明在这个尴尬的时代里，自己并非毫无用处。
　　这主题算得上沉重悲苦，所幸影片却显出一种此类华语电影里罕见的生机勃勃。每个人都尽可能积极地活着，试图在百无聊赖的生活里找出更多乐子，吹牛、喝酒、偷情、偷钢琴……毕竟，日子总要繼续过的，较劲也是枉然。所以前一天吵了架，第二天还能乐呵呵一起喝酒，上个月追着打，这个月递一根烟又是朋友。就像片里秦海璐常常白一眼道：“怎么看不明白呢？”
　　很多人因此想起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张猛表示直到今年才知道此人），他们都喜欢以风格化的影像，在颓败的现实里塞满狂想；也都热爱从头至尾采用热情的音乐，以此维持人们容易转瞬即逝的激情。更大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在怀念失落的秩序，又把这浓厚的乡愁举重若轻地化为狂欢，只是库斯图里卡的情感更为深沉，除了旧日生活，他还失去了故土，失去了祖国。
　　钢的琴最后造好了，音色与真正的钢琴相差甚远，但谁在乎？手工艺者们自己知道，全身心付出的过程已经足够。琴声里他们经历了喜怒哀乐，经历了忠诚与背叛，经历了婚礼与死亡，在这样的过程之后，结果已不再重要。或者没有结果，只有一步步的过程，管你后不后悔，都要往前去了。所以，狂欢一把就好。
　　乡愁依然在，秩序依然失落，两根大烟囱依然被爆破。它们不能被改为两只长颈鹿矗立在地平线上，实在有点可惜。但，我们早就知晓结果，这也是乡愁里必然的一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