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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鸣的推土机刷新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时下，拆迁和征地成为社会最大矛盾焦点，与“暴力拆迁不止”的社会舆论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拆迁暴富”的不断涌现。广州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拆迁补偿费估价最多的一户超过5000万元。此前，深圳岗厦村改造催生一批千万富翁，北京大望京全村跑步进入百万元户。河南郑州、云南昆明、哈尔滨等地城中村改造造就的拆迁富翁也同样令人咋舌。
“拆迁致富”地区究竟怎样征地？到底该以什么“眼神”打量这些“拆迁暴富”者？农民和政府满意的背后是谁在买单？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凝聚优势，人口规模开始急速膨胀。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由1990年的1000余万、2000年的1300余万上升到了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比重高达30%。与此同时，北京已连续三年每年以50万人以上的常住人口增量向上挺拔，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规模概莫如此。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城乡结合部容纳着北京88.5%的流动人口。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让相当一部分非北京户籍居民选择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作为北漂最初的落脚点。
正在进行中的这一轮“新造城运动”的对象恰是大多数京郊结合部，这源于北京市政府2008年底启动的城乡结合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2008年12月底，北京市委出台了一份文件，名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意见》，是此次大规模拆迁改造的行动纲要。
文件旨在进一步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随着“城乡一体化”蓝图的勾勒，城乡结合部大规模拆迁改造悄然展开，施工进度相当迅速。
目前改造已经涉及北京数百个村落，62万户籍人口，280万流动人口。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仅朝阳区就有45个村涉及被拆迁，覆盖4.67万农民，海淀区涉及20个村被拆迁，昌平至少涉及30个村被拆迁。至此，2010年将成为北京拆迁面积最大元年。而在未来数年，京城四面八方，将至少还有分屬于227个行政村的450处自然村被改造和整治，总面积将达753平方公里。
征地方式的“改良”
一直以来，素有“首善之区”的北京天然抗拒着拆迁上访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现实条件的约束和政治经济条件的特殊性，迫使北京在拆迁制度上做出了较为大胆的突破。2009年7月2日，以朝阳区大望京为代表的“零上访、零强拆”，53天完成腾退改造项目，被北京市委书记刘琦称为“一体化试点又快又好地向前推进的奇迹！”当地村民依靠土地一夜暴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坊间认为，大望京模式对传统意义上劳动致富模式和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具有明显的颠覆性。
与以往的征地建城模式不同，“大望京模式”在兼顾对北京市土地储备贡献的同时，把土地升值收益较多地回馈给村民和村集体。朝阳区土地储备中心先将105.6公顷村域面积征为国有，再以土地作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用于整理土地和建设回迁楼。最终，通过41.6公顷的建设用地进入政府储备，回收资金还贷。
大望京的村民们不仅可以享受回迁房，还会分到一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款。每个村民按照人头补偿50平方米平价回迁房，宅基地及地上物补偿总计达每平方米8100元；不购买回迁房的村民，每平方米再补3000元，在没有入住回迁房之前，村民每月享受800元的住房补贴。政府承诺还要返还村集体5万平方米商业楼底层商铺。未来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转居农民将成为村集体企业股东，可按股份享受永久收益。最终，大望京拆迁改造项目仅拆迁成本就达50多亿元。
暴富神话的产生
从依靠瓦片经济为生的城中村村民，到拆迁之后一夜暴富的有钱人，大望京村民集体跑步成为百万富翁,家家买房、买车、买基金。一年来，村里就买了600多辆小汽车。有人调侃，大望京扫地的人家里都可能有奥迪。
因为绝大多数村民都倾向于将买完房子和车子后剩下的拆迁款存入银行，拆迁期间，村落周边的银行为了给当地居民量身定做服务方案，特意在村里租下了办公室。试按每户50万元存款计算，大望京约700户拆迁户，其储蓄金额可达3.5亿元。
在北京某些村镇的拆迁过程中，还流传着“185一刀切”的补偿模式。市政府给予该村补偿采取一刀切的形式，每平方米补偿价格为18500元。当然，这笔款项包含了各级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的合理性支出，并不会全额到达村民手中，这其中的“合理性支出”有极大的解释空间。这一说法虽未得到证实，但从某种角度讲，拆迁补偿有着十分灵活的谈判空间。
村民与拆迁方之间，可谈判的内容不仅仅在于补偿标准，也体现在补偿面积上。大望京按照每人50平米的购房限额，价格为每平方米4500元，或者一次性给予货币补偿。具体货币补偿的腾退补偿价格依据各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每平方米约一万元左右。不少村民明知道自己盖的是“违章建筑”，但仍热衷于抢在拆迁开始前发动了新一轮盖房热潮。“测量人员都会把在建房屋登记入册，谁也犯不着得罪人。”采访中一位村民很有把握地说。事实上，违章建筑也按建筑成本给予赔付并不少见，这也正是催生无数百万、千万富翁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望京拆迁奇迹一年之后，其提高村民拆迁补偿待遇的内涵，让学习大望京的风潮在朝阳区甚至全北京“遍地开花”。大望京的农民成功致富，自然为其他村庄的农民刷新了利益标杆。
类似的拆迁暴富同样也在深圳、广州等城市出现。2007年，深圳岗厦河园片区改造启动后，最终协商的货币补偿价格是住宅公寓1.28万元每平方米，集中商业2.38万每平方米。转眼间，20多个一夜暴富过亿的家庭产生。最近，广州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开始签约，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经过拆迁，户户村民都将成为“百万富翁”，最多一户估价超过5000万元。
城市扩张内在规律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难发现，如火如荼的拆迁改造和城市建设正在进入高潮期，并日益成为生活的常态。从天津到上海再到杭州，从北京到武汉再到深圳，从西安到重庆再到昆明，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在经历一场由内向外的高速扩张。这种扩张，形式上表现为城市版图的扩大、城市建设向周边农村延伸。
在现行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下，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法律法规规定，集体土地，尤其是进入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体不能进入公开市场。要完成城乡一体化规划，首先要将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上的住房被拆迁，村集体利用征地补偿款对农民进行货币补偿或者房屋安置；集体用地转为国有后，政府主要通过“招拍挂”公开转让来获得土地出让金，最终按照某种方式部分补偿给被拆迁者。
诸多城市的共同选择绝非偶然。这种扩张首先由人的需求推动，由于经济、文化、就业、资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而形成的聚集效应，大量人口以空前速度向城市聚拢。中国城市人口数量从1995年的3亿余人，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6亿余人，短短十几年便完成了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聚集规模。
这一方面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令城市不堪重负。土地、环境、公共产品等负荷能力频频超载，在聚集着大量非本地户籍人口的城乡结合部，矛盾无疑最为尖锐。城市外扩成为化解矛盾的迫切需求，于是，大规模新城建设理所当然地提上各地政府日程。
一些难题的答案往往出自民间自发的尝试。与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拆迁改造相并行，由农村集体自主进行的城市化改造已在多个城市自发兴起。随着土地价格一次次刷新纪录，拆迁成本也日益上升。土地是村民可以代代相传的“不动产”，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还是惟一的生计。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价格已经向每平方米3万元冲刺，需要面对的问题相当现实。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理解：“补偿不到位，人家自己的土地凭什么给你？”
一夜暴富的隐忧
但据媒体报道及记者走访多位学者调查了解到，过往“上楼”的农民多数并不满意。失地农民拿到安置房并“农转非”后，很快遇到就业难题。他们在高端产业领域就业能力不足，低端产业又不愿意干，相当数量的农转非人员面临长远生计问题，已成为社会难题。
不少学者担心，失地农民将一次性补偿吃光用尽后，城里人享有的养老、医保和社会保险待遇无法享有，既无工作，又失去了旧有的房屋出租收益，还要支付“上楼”后的水电费、取暖费、物业费等，其生活水平下降恐诱发新的社会矛盾。
早在2003年，就有报道，以房屋拆迁和居民安置为中心的城市拆迁冲突，愈演愈烈，直逼农民利益，成为群众上访的又一大焦点。
这种隐忧在北京也有前车之鉴，朝阳区高碑店乡曾是学者眼中的极端典型。高碑店如今已成为北京市城区的一个地名，如今人们熟悉的四惠、四惠东、高碑店等地铁站所在地，原先均为高碑店乡农地。该乡从1993年至2002年底，因为国家建设征地转居、转工1万多人，其中转工后自谋工作人员一度高达8600人，至2004年5月，除2539人显性失业，还有2600余名弹性就业无保障人员。由于拆迁后遗症，从1998年以来，高碑店乡成为北京市上访第一大乡，曾经发生多起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并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
学界的共识是，集体土地只有征收为国有土地方可进行城市建设，这一制度安排将原住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令他们不仅无权分享土地长期的增值收益，而且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若一味沿用旧有的拆迁模式，未来则很有可能催生出北京城市化的“火药桶”。中国各地以往城市化进程中的严重制度性缺陷，如不加以矫正，城市版图的继续扩大即意味着高碑店这样的城乡结合部不断蔓延，农民与政府、农民与企业，以及农村内部的冲突会更加激烈。
到目前为止，北京此番突破慣有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尝试能走多远，尚不可知。学者普遍认为：除了旧有的产业和现在的发展规划要相互匹配外，还要完善农民转型后的保障性制度建设。
“拆迁致富”地区究竟怎样征地？到底该以什么“眼神”打量这些“拆迁暴富”者？农民和政府满意的背后是谁在买单？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凝聚优势，人口规模开始急速膨胀。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由1990年的1000余万、2000年的1300余万上升到了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比重高达30%。与此同时，北京已连续三年每年以50万人以上的常住人口增量向上挺拔，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规模概莫如此。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城乡结合部容纳着北京88.5%的流动人口。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让相当一部分非北京户籍居民选择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作为北漂最初的落脚点。
正在进行中的这一轮“新造城运动”的对象恰是大多数京郊结合部，这源于北京市政府2008年底启动的城乡结合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2008年12月底，北京市委出台了一份文件，名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意见》，是此次大规模拆迁改造的行动纲要。
文件旨在进一步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随着“城乡一体化”蓝图的勾勒，城乡结合部大规模拆迁改造悄然展开，施工进度相当迅速。
目前改造已经涉及北京数百个村落，62万户籍人口，280万流动人口。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仅朝阳区就有45个村涉及被拆迁，覆盖4.67万农民，海淀区涉及20个村被拆迁，昌平至少涉及30个村被拆迁。至此，2010年将成为北京拆迁面积最大元年。而在未来数年，京城四面八方，将至少还有分屬于227个行政村的450处自然村被改造和整治，总面积将达753平方公里。
征地方式的“改良”
一直以来，素有“首善之区”的北京天然抗拒着拆迁上访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现实条件的约束和政治经济条件的特殊性，迫使北京在拆迁制度上做出了较为大胆的突破。2009年7月2日，以朝阳区大望京为代表的“零上访、零强拆”，53天完成腾退改造项目，被北京市委书记刘琦称为“一体化试点又快又好地向前推进的奇迹！”当地村民依靠土地一夜暴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坊间认为，大望京模式对传统意义上劳动致富模式和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具有明显的颠覆性。
与以往的征地建城模式不同，“大望京模式”在兼顾对北京市土地储备贡献的同时，把土地升值收益较多地回馈给村民和村集体。朝阳区土地储备中心先将105.6公顷村域面积征为国有，再以土地作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用于整理土地和建设回迁楼。最终，通过41.6公顷的建设用地进入政府储备，回收资金还贷。
大望京的村民们不仅可以享受回迁房，还会分到一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款。每个村民按照人头补偿50平方米平价回迁房，宅基地及地上物补偿总计达每平方米8100元；不购买回迁房的村民，每平方米再补3000元，在没有入住回迁房之前，村民每月享受800元的住房补贴。政府承诺还要返还村集体5万平方米商业楼底层商铺。未来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转居农民将成为村集体企业股东，可按股份享受永久收益。最终，大望京拆迁改造项目仅拆迁成本就达50多亿元。
暴富神话的产生
从依靠瓦片经济为生的城中村村民，到拆迁之后一夜暴富的有钱人，大望京村民集体跑步成为百万富翁,家家买房、买车、买基金。一年来，村里就买了600多辆小汽车。有人调侃，大望京扫地的人家里都可能有奥迪。
因为绝大多数村民都倾向于将买完房子和车子后剩下的拆迁款存入银行，拆迁期间，村落周边的银行为了给当地居民量身定做服务方案，特意在村里租下了办公室。试按每户50万元存款计算，大望京约700户拆迁户，其储蓄金额可达3.5亿元。
在北京某些村镇的拆迁过程中，还流传着“185一刀切”的补偿模式。市政府给予该村补偿采取一刀切的形式，每平方米补偿价格为18500元。当然，这笔款项包含了各级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的合理性支出，并不会全额到达村民手中，这其中的“合理性支出”有极大的解释空间。这一说法虽未得到证实，但从某种角度讲，拆迁补偿有着十分灵活的谈判空间。
村民与拆迁方之间，可谈判的内容不仅仅在于补偿标准，也体现在补偿面积上。大望京按照每人50平米的购房限额，价格为每平方米4500元，或者一次性给予货币补偿。具体货币补偿的腾退补偿价格依据各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每平方米约一万元左右。不少村民明知道自己盖的是“违章建筑”，但仍热衷于抢在拆迁开始前发动了新一轮盖房热潮。“测量人员都会把在建房屋登记入册，谁也犯不着得罪人。”采访中一位村民很有把握地说。事实上，违章建筑也按建筑成本给予赔付并不少见，这也正是催生无数百万、千万富翁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望京拆迁奇迹一年之后，其提高村民拆迁补偿待遇的内涵，让学习大望京的风潮在朝阳区甚至全北京“遍地开花”。大望京的农民成功致富，自然为其他村庄的农民刷新了利益标杆。
类似的拆迁暴富同样也在深圳、广州等城市出现。2007年，深圳岗厦河园片区改造启动后，最终协商的货币补偿价格是住宅公寓1.28万元每平方米，集中商业2.38万每平方米。转眼间，20多个一夜暴富过亿的家庭产生。最近，广州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开始签约，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经过拆迁，户户村民都将成为“百万富翁”，最多一户估价超过5000万元。
城市扩张内在规律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难发现，如火如荼的拆迁改造和城市建设正在进入高潮期，并日益成为生活的常态。从天津到上海再到杭州，从北京到武汉再到深圳，从西安到重庆再到昆明，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在经历一场由内向外的高速扩张。这种扩张，形式上表现为城市版图的扩大、城市建设向周边农村延伸。
在现行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下，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法律法规规定，集体土地，尤其是进入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体不能进入公开市场。要完成城乡一体化规划，首先要将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上的住房被拆迁，村集体利用征地补偿款对农民进行货币补偿或者房屋安置；集体用地转为国有后，政府主要通过“招拍挂”公开转让来获得土地出让金，最终按照某种方式部分补偿给被拆迁者。
诸多城市的共同选择绝非偶然。这种扩张首先由人的需求推动，由于经济、文化、就业、资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而形成的聚集效应，大量人口以空前速度向城市聚拢。中国城市人口数量从1995年的3亿余人，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6亿余人，短短十几年便完成了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聚集规模。
这一方面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令城市不堪重负。土地、环境、公共产品等负荷能力频频超载，在聚集着大量非本地户籍人口的城乡结合部，矛盾无疑最为尖锐。城市外扩成为化解矛盾的迫切需求，于是，大规模新城建设理所当然地提上各地政府日程。
一些难题的答案往往出自民间自发的尝试。与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拆迁改造相并行，由农村集体自主进行的城市化改造已在多个城市自发兴起。随着土地价格一次次刷新纪录，拆迁成本也日益上升。土地是村民可以代代相传的“不动产”，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还是惟一的生计。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价格已经向每平方米3万元冲刺，需要面对的问题相当现实。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理解：“补偿不到位，人家自己的土地凭什么给你？”
一夜暴富的隐忧
但据媒体报道及记者走访多位学者调查了解到，过往“上楼”的农民多数并不满意。失地农民拿到安置房并“农转非”后，很快遇到就业难题。他们在高端产业领域就业能力不足，低端产业又不愿意干，相当数量的农转非人员面临长远生计问题，已成为社会难题。
不少学者担心，失地农民将一次性补偿吃光用尽后，城里人享有的养老、医保和社会保险待遇无法享有，既无工作，又失去了旧有的房屋出租收益，还要支付“上楼”后的水电费、取暖费、物业费等，其生活水平下降恐诱发新的社会矛盾。
早在2003年，就有报道，以房屋拆迁和居民安置为中心的城市拆迁冲突，愈演愈烈，直逼农民利益，成为群众上访的又一大焦点。
这种隐忧在北京也有前车之鉴，朝阳区高碑店乡曾是学者眼中的极端典型。高碑店如今已成为北京市城区的一个地名，如今人们熟悉的四惠、四惠东、高碑店等地铁站所在地，原先均为高碑店乡农地。该乡从1993年至2002年底，因为国家建设征地转居、转工1万多人，其中转工后自谋工作人员一度高达8600人，至2004年5月，除2539人显性失业，还有2600余名弹性就业无保障人员。由于拆迁后遗症，从1998年以来，高碑店乡成为北京市上访第一大乡，曾经发生多起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并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
学界的共识是，集体土地只有征收为国有土地方可进行城市建设，这一制度安排将原住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令他们不仅无权分享土地长期的增值收益，而且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若一味沿用旧有的拆迁模式，未来则很有可能催生出北京城市化的“火药桶”。中国各地以往城市化进程中的严重制度性缺陷，如不加以矫正，城市版图的继续扩大即意味着高碑店这样的城乡结合部不断蔓延，农民与政府、农民与企业，以及农村内部的冲突会更加激烈。
到目前为止，北京此番突破慣有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尝试能走多远，尚不可知。学者普遍认为：除了旧有的产业和现在的发展规划要相互匹配外，还要完善农民转型后的保障性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