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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修辞作为达意传情的手段，在政治活动中有助于政治主体获得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改变听众的政治态度，实现政治说服。在外事活动中，国家上层的演讲活动运用修辞策略，能够拉近演讲者与外国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说服效果。基于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的“戏剧五要素”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习近平同志出访八国进行的演讲作为分析文本，总结出政治修辞策略的五个要素，即演讲者、演讲对象、演讲双方关系、场景、文化社会等，以体现一场成功的演讲是最大化地合理使用政治修辞策略，并将动机和认同合理运用在政治修辞中。
【关键词】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肯尼斯·伯克；修辞；演讲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沟通合作的工具，其作用在于消弭差异，建构认同，服务于沟通的需求。语言相通可以密切人们的合作，从而使人的力量得以尽显。为了达到更好的语言使用效果，就不得不讲究修辞。“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1]3，即修辞是运用语言手段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改善表达方式的语言活动。“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让人觉得无可移易。”[1]11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仲尼引用古书（《志》）上的话说，言辞的目的在于表达意愿，文采可以让语言更加完美，不说话，谁能知道你的想法呢？说话写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修辞的实质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效果调控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2]。
政治修辞和修辞是种属关系，修辞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类，政治修辞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子类。“如果把修辞看作一个大概念的话，那么政治修辞就是这个大概念中的子概念。从修辞领域来看，政治修辞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修辞还可以包括文学修辞、法律修辞、艺术修辞等很多种。”[3]47政治修辞的主体是政治主体，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活动开展的语言活动，“政治修辞的目的是实现政治说服，是政治主体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利益或政治权力而实施的说服活动。政治主体通过政治说服，可以维持或者改变民众的政治态度”[3]48。政治修辞的意义在于通过政治活动输出观念，实现政治活动主体间性，建立价值观，实现不同政治主客体间的身份认同，从而达到政治目的，以利于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功能。作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的演讲就属于政治修辞。政治修辞不仅阐述国家内政和外交事务，旨在表明观点，阐明立场，借助演讲这种形式来实现跨文化交流，消弭文化差异，沟通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态度形成认同，这即是政治修辞的意义所在。
二、理论基础
修辞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产生了民主形式的政府，这种民主形式使得人们有可能和有兴趣研究劝说艺术，以便有效地在议会进行政治辩论和在法庭上进行法律辩护。……古希腊时期，修辞主要是论辩。”[4]11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代表，将修辞学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5]，他将修辞学分成演讲者、主题和听众三个部分，特别强调听众的作用。演讲要想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分别是内容、文辞和演说技巧。演讲者的道德品质、听众的心情和演讲词是否合理说明某一问题这三个方面是演说能否实现劝服的方式。
古典修辞学发展到18世纪，西塞罗的《演说者》（De Oratore）、《演说》（Orations）和昆提利安的《演说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等修辞著作在美国第一次复兴。“在20世纪30年代末，古典修辞学在美国第二次复兴。二次复兴的主要标志就是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Neo-Aristotelian Rhetoric）的兴起。这次复兴表现在两个方面：运动文学批评和公众演讲（口头交际）。”[4]66肯尼斯·伯克第一次用“新亚里士多德学派（Neo-Aristotelian）”来命名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组织，他们借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建立了一套文学批评理论。肯尼斯·伯克“精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修辞学。他的著作非常丰富，光跟修辞学有关的书就有：《行为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1945）、《行为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新旧修辞学》（Rhetoric—Old and New，1951）、《修辞情景》（The Rhetorical Situation，1973）”[4]73。
肯尼斯·伯克认为，人类通过语言来实现态度的改变和行动触发。不论是有意识的语言活动，还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语言活动，都关涉修辞，人类一切言语活动的背后都有动机的参与。他认为，“修辞学的基本作用是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行动……修辞学的基础在于由社会的阶级所造成的分歧”[4]73-74，要想化解这种分歧，就出现了运用言语劝说的动机。“伯克从摄影时使用的镜头和滤色镜获得灵感，将人们应用的各种象征系统或词语汇集称为‘辞屏’。”[6]339我们在选用词语的时候都是有选择性的，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射，这就像是摄影的时候镜头所拍摄到的物体的颜色和形象，任何一张照片都不能原原本本还原实物，而是摄影师有选择地将拍摄物体再现给观看者。“正因为词汇具有内在的‘选择性反射’或‘折射’功能，其应用才必然具有‘劝勉性’和‘说服性’，才使得目的和动机能够在象征行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6]339在《行为动机语法》一书中，他将戏剧概念运用到认识动机的方法上，提出了“戏剧五要素”，即场景（scene）、行为或表演（act）、演员（agent）、方法或道具（agency）和目的（purpose）。这五个要素构成了伯克理解动机和象征的认识框架。 伯克发展了修辞的中心观念，将“认同”取代“劝说”。当我们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只有跟对方在言辞、语调、手势、态度、思想等各方面取得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劝说他。“通过有系统地扩展它的意义，我们可以窥探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使我们得以实现认同或达致一体的各个条件。通过遵从受众的意见，我们就能显露出和他们‘一体’（consabstantiality）的‘征象’（signs）。”[6]346为了论述这一理论，他举了一个例子：为了赢得观众的理解，演讲人要按照观众认同的性格品质（言辞、思维、表达方式、态度、姿势等）进行演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同。演讲者只有在更多方面与受众取得一致，才能实现受众与演讲者在有分歧的方面能够跟演讲者保持统一。这必然要求演讲者与受众在价值观、话语规范等方面享有一致性，才能使受众顺应和配合，即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修辞策略。认同的方法有三种：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同情认同以人们共有的情感作为出发点，与受众建立亲情关系，这种认同最类似于“规劝”，比如人类向往的“和平、民主、安全、富强、自由”等，以取得演讲者和受众有相同的利益和态度。对立认同是将演讲者和受众相同的敌人作为靶子，目标是在对立中实现凝聚，从而达到传受双方态度和观点的一致。误同是“将人们带到修辞情景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伯克对于人与人的生存环境主体互相关联的问题”[7]。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侧重于研究习近平同志自2011年以来进行的外事活动。作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出访国家和参加国内外会议的发言甚众，文字记录非常丰富，如何选择文本需要慎重考虑。美国学者游梓翔提出了演讲中的“SPA”理论，认为演讲人、演讲主题和受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面积大小直接决定着演讲者能够在听众中完成题旨的难易程度。三角形面积越小，则实现题旨的难度越低；如果受众面太广，则必定影响题旨的实现程度。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开学仪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等许多场合都留下了极为精彩的发言，但为了研究需要，本文仅将其外事出访活动的发言全文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外事活动的演讲文本更能体现政治修辞的政治性和目的性，能够放大目标受众的价值观与演讲者的差异，通过政治说服所提供的政治言辞的选择、组织和安排，实现了政治修辞最基本的研究框架。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能够最大化地体现演讲者的政治情感、信仰、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从而在演讲中使听众在政治认同、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找到依托和认同。
本文选取的习近平同志外事出访活动的演讲文本如下：
2011年6月10日访问智利时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上的演讲（3077字）
2012年2月15日访问美国时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3330字）
2013年3月23日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4123字）
2013年3月25日访问坦桑尼亚时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4544字）
2013年3月29日访问刚果共和国时在刚果共和国议会上的演讲（2744字）
2013年6月5日访问墨西哥时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4098字）
2013年9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3483字）
2013年10月3日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5150字）
在上述八国进行外事活动中，习近平同志运用翔实的数据、平实的语言、亲和的表述风格拉近了与外国政府、人民的距离。他不同于以往的传统领导人演讲模式，在语辞的运用、思想和价值观的传输、表述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等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港媒《明报》在2013年3月26日发表文章赞叹道，“从访问俄罗斯和非洲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的出访既是对此前外交政策的延续，也有新一届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外交新思维”[8]。
四、外交演讲中的修辞策略
本文通过分析习近平同志出访墨西哥、美国、印度尼西亚、智利、坦桑尼亚、刚果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八国的演讲文本，结合肯尼斯·伯克的“戏剧五要素”，总结出政治修辞策略的五个要素，即演讲者、演讲对象、演讲双方关系、场景、文化社会；五大心理认知，即个性心理认知、民族心理认知、语境认知、社会心理认知、社会政治心理认知。
演讲者作为政治主体，在政治修辞中占有主导地位，通过自身的情绪、心态、姿势、心理诉求等，让听众获知演讲者的价值观和认同基点，在演讲一开始就掌握主动地位。演讲对象是演讲者的诉求对象，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国籍等将直接影响到演讲者的演说立场和态度。演讲双方的关系基于双方的地缘、人际关系、权力利益等因素，有助于弥合差异，寻求共识。场景因素包括地理、时间、空间、场合等，有助于弥合演讲者双方的地理和心理距离，在演讲中起到辅助和配合作用。文化社会因素则从民生、风俗、文化传统等方面，弥合双方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障碍，社会文化的理解和共识是进行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和桥梁。（如图1）
（一）演讲者要素
1.利用演讲者的心境和情绪感染受众。演讲者的心境和情绪是演讲活动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外事活动中，演讲者在演讲时所表现出的情绪如高兴、激动、兴奋等将对演讲对象起到鼓舞的作用，要想取得理想的演讲效果，必然要让受众感知到演讲者的情绪，并能够随着演讲者的言辞一起体验到与演讲者一致的心理体验。2013年6月5日，在墨西哥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一开始就说：
今年4月，培尼亚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我们就新形势下加强中墨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当时，培尼亚总统热情邀请我访问墨西哥，我愉快地答应了。我的想法是，为了推动中墨关系加快发展，必须趁热打铁、乘势而上。 通过“趁热打铁、乘势而上”这一比喻，形象准确地体现了我国期待与墨西哥加快关系发展，实现两国更深层次的互访和交流，深化友谊、扩大合作的意愿。“愉快地答应”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政府互访的高效，从应邀到出访仅用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足以显示我国期待与墨西哥共同规划中墨关系的发展蓝图的夙愿。
2.利用演讲者的心理诉求。在演讲中，演讲者针对不同听众的心理诉求，采用不同的言语策略实现政治说服。常见的心理诉求有：亲和、从众、求善、受尊重和同理心等。依据演讲对象的心理诉求，演讲者做出有针对性的政治修辞。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中讲述道：
来到非洲，总有两个突出印象。一是常来常新，每次非洲之行都能深切感受到这片大陆的新发展新变化，让人欢欣鼓舞。二是热情似火，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友好情谊，就像非洲的阳光那样温暖热烈，让人难以忘怀。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对非洲10国的访问堪称新中国外交史上建立中非新型关系的‘开山之旅’。”[9]中非建交以来，中国始终将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置于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习近平主席在对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更表达了“中非友谊将像长江和刚果河一样长流不息、奔腾向前”的美好期待。
（二）利用演讲对象的特质进行的政治修辞
针对不同国家的受众，利用其国籍、习俗、身份、地位、信仰、所处情境等来丰富演讲人的话语策略，可以收到很好的演讲效果，能够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密切关系，这在政治演讲者的修辞中经常使用。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访问时，对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这样亲切地说：
国际关系学院是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高等学府，相信你们对国际形势更加关注，更能感受到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针对受众的身份地位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可以让听众感到自己被尊重，有助于听众理解演讲者的政治修辞目的，使演讲者与受众在演讲效果上取得高度一致。
（三）利用演讲者与演讲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政治修辞
把握演讲者与演讲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修辞，其作用很直接和速效，它可以弥合差异，密切演讲双方的心理距离。演讲者可以通过双方地缘位置的远近、人际关系、所属团体和派别、社会权力等要素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辞。例如在坦桑尼亚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这样描述中非关系：
非洲有句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从那时起，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四）利用场景因素进行的政治诉求
在演讲一开始，如果能将场景因素运用到演讲中，结合演讲时所处的地理、场合、空间、时间、空间布局等要素，将起到良好的沟通效果。习近平主席在对印尼访问时，妥善将时间和空间要素运用到演讲中，体现了很好的讲演效果：
我是应苏希洛总统的邀请，对素有“千岛之国”美称的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这是我这次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是传承友好关系之旅，也是规划合作之旅。……
20年前，我曾访问过贵国，亲身体验了印度尼西亚发展情况以及丰富多彩的自然和文化。20年弹指一挥间，但那时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依然历历在目。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大地，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两国关系的旺盛活力，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五）利用演讲双方共有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的政治修辞
在演讲中加入演讲对象的经济民生、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因素，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互动，不仅能使演讲双方认识到共有的价值和心理共识，也能够契合听众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实现最大限度的“认同”。“仁者，爱人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情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民情、社情和文化有助于感知民众疾苦。在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这一策略运用得尤其恰当到位，取得了很好的政治说服效果，在此仅举几例：
哈萨克民族有一句谚语：“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说过：“世界有如海洋，时代有如劲风，前浪如兄长，后浪是兄弟，风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及今皆如此。”……哈萨克斯坦人民常讲：“有知识，世界一片光明；没知识，眼前一片混沌。”……
拉美有句谚语：“朋友要老，好酒要陈。”中墨两国经过岁月积淀的深厚友谊，正如陈年的龙舌兰酒，历久弥香。……贵国总统贝尼托·华雷斯曾说过：“无论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间，尊重他人权利才能带来和平。”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时此刻，我想起一位非洲诗人的诗句：“向前走，非洲，让我们听到你歌声中胜利的节奏！”……非洲有句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在演讲方式上，习近平主席采用生动的表述方式、轻松自如的姿态和手势，与听众眼神交流互动，广泛使用比喻、拟人、引用、借代、反复等修辞格，将中国的社情民意、政治制度、国家方略等以亲和有力的方式进行传播，增强了演说效果。在演讲中，“朋友要老，好酒要陈”“河有源泉水才深”“饮水不忘掘井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等诗句被国内外记者广泛引用。我们常说，语言好似华丽的衣裳，只有在说话时注意文采修饰，才能让人领悟到说话者的意图，即所谓“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言无厌”。
五、政治修辞的心理认知 笔者运用汉语词频软件，分析习近平同志的演讲特色和演讲意旨，通过词语归类分析后，比对政治修辞的五要素，分析出政治修辞所具备的心理认知要素，即个性心理认知、民族心理认知、语境认知、社会心理认知、社会政治心理认知五个方面。缘何分析政治修辞的心理认知？这是因为修辞活动在政治演讲中处处可见动机。我们在说话或阅读时，都会揣摩作者的心理，政治修辞亦然，而且政治修辞的修辞动机更加直接，目的性非常强。动机是修辞活动的指向和目的，并对修辞活动具有统率作用，修辞皆是围绕动机而来。如果政治修辞中缺少动机，那么话语不但琐碎不堪，而且修辞内容失去灵魂，没有实际意义。动机还是评价政治修辞的标准，衡量是否通过心理认知达到了交际目的。如果仅仅将动机寓意于话语中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演讲者根据语境合理使用词语进行修辞，将心理认知内涵于话语的修辞中。
（一）个性心理认知
个性心理在心理学上属于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在普通心理学中，它指“能力、气质和性格”[10]；在社会心理学范畴，个性心理则是“社会成员之间无影响的心理”[11]。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个性心理主要包括演讲人当时的心态、动机、态度、情绪这些即时性要素，以及性格、气质、风度、价值观等稳定的心理要素。“既然个性心理与修辞交际具有共变关系，那么在修辞过程中，修辞者就可以通过对自身个性心理的认知分析和对交际对象的个性心理的认知分析，准确有效地控制修辞行为的各个层面，如对话语信息量、言语方式的控制以及对语气、态度等辅助修辞手段的调控等等，以提高话语建构的适切性……个性心理认知对于话语构建的意义，就在于能有助于修辞者平衡交际对象的心理需要与修辞目的、修辞任务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提供适合交际对象心理需要的信息量，另一方面可提供适合于达到交际目的的修辞方式。”[12]对于修辞手段、语言信息和措辞方式的选择，赵启正教授曾经风趣地说：“在对外传播中，要多讲中国故事——中国的发展实际、中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话，它相当于是维生素C，它本来是在苹果里的，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的故事。与其给外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由他们自己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13]
（二）民族心理认知
民族心理在社会心理学中这样定义：“民族心理是构筑在一个民族的经济地域基础之上并渗透着该民族共同文化传统、决定着该民族人们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共同的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14]在政治修辞中，民族心理的认知主要体现在道德观念、民族感情和价值观念。民族心理认知是一个多层次复合认知体系，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当一个汉族人面对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进行演讲时，它表示“汉民族”，而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民族心理则指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一综合体，在本文所选取的习近平同志的演讲中随处可见民族心理这一要素（“中华民族”在演讲中出现了16次），在多国演讲中都出现了“孔子”“孔子学院”以及我国对外交流所主导和推广的“发展”（出现274次）、“合作”（出现175次）、“交流”（出现48次）和“互利”（出现22次）等理念和原则。“任何修辞交际行为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都离不开修辞者所立足的特定社会价值观念系统，民族心理作为一个潜在的观念体系，它对修辞行为的统辖是全方位的，其控制力渗透在言语交际行为的各个层面，从动机的确定、信息的安排，到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调整、语段的位置，话语修辞功能及修辞效果的评价判断，都有民族心理浸染其中。”[12]244
（三）语境认知
语境认知指的是演讲者对“言语环境中各种信息的直觉处理过程，认知的范围应该是与修辞交际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宏观上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如社会政治、社会道德、民族心理以及自然地理环境”[12]65，而在本文中，语境认知采取狭义的定义，指的是演讲者根据演讲对象所处的地理环境、演讲场景、演讲地点和演讲内容所进行的措辞行为。对于修辞的语境认知直接观照演讲主体话语动机的确立、措辞话语的选择、修辞格的选取，以及根据语境来实施恰切的修辞行为。语境认知能够加强价值和道德观念的理解强度、深度和广度，只有看准对象把准脉，才能取得良好的认知效果，使得话语更加准确、生动、充满感染力。根据语境，演讲者选择合适的语言和修辞，充分运用故事赋予意义，不仅善讲故事，而且要会讲故事，还要讲好故事。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华侨在布拉柴维尔特大暴雨中救出12位刚果邻居，青海玉树地震后刚果政府捐建的“中刚友谊小学”，加德纳夫人的“Kuling（彭岭）”之行等等，这些故事的讲述不仅真切、生动感人，更拉近了演讲者与演讲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
（四）社会心理认知
社会心理认知在政治修辞的建构中居于重要地位，任何演讲主体在修辞中都要考虑演讲对象所处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按照演讲对象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修辞行为的共性特征，基于“民俗”“文化”“习惯”“喜好”来阐述双方所共有的心理体系，反映演讲者与演讲对象所共有的行为趋势和基本态度，并通过社会生活的多面向来展现社会心理对演讲修辞的统合作用，不断影响着建构话语的过程，制约演讲者的修辞效果。“衡量朋友真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有知识，世界一片光明；没知识，眼前一片混沌”，这些话从国家领导人的口中说出，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瞬间就缩短了演讲者与演讲对象的心理距离，增强了话语力。
（五）社会政治心理认知
在政治修辞的动机分析中，格外强调社会心理认知中的社会政治心理认知。政治心理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活动、社会政治关系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体系、政治理念、政治信仰和政治行为等一系列的认知感情。政治修辞作为政治活动，具有调控功能，能反映各方面的政治形势，并在言语交际中关涉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行为、政治辞令的调配、政治话语的下达等，对政治修辞的影响是系统而全面的。在外交中更要注重政治心理认知，妥善处理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六、研究局限及结语
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探求演讲文本中共有的修辞特质有以下研究局限：
第一，研究方法单一。如能够结合定量方法，以演讲对象所获知的实际演讲效果为研究对象，结合本文的研究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政治修辞的因素则更有研究价值，也将在跨文化交流中产生更加切实的贡献和启发。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及研究成本高，本文只能探索性地从文本分析中得到。
第二，就肯尼斯·伯克的修辞理论而言，本文借鉴了邓志勇、杨永春在《美国修辞批评：范式与理论》一文中对修辞批评范式缺陷的探讨，即“传统范式批评家往往只看到一个方向的影响，即背景、职业训练、兴趣、修辞者目的等影响了话语，话语又影响听读者，不考虑读者对修辞者的期望对修辞者的反作用”。[15]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声音已遍布世界各地，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听到我们的声音，而且能够领会并认同我们的见解，这是当下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也是每个跨文化学者的研究责任所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多领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妖魔化中国”“黄祸论”等仍然不绝于耳。跨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利用修辞策略，让外国公众理解并认同演讲者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外事活动中国家上层的演讲活动则在跨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演讲者的政治修辞策略将直接决定着政治说服效果和构建政治认同。“布迪厄在《语言与象征力量》一书中指出：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是政治代言人通过自己的言辞使一个团体获得了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受众成员一旦通过对修辞者言辞的认同而获得了政治意志和政治参与的计划，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势力。而这一新势力的形成反过来又赋予这一言辞以致辞对象如今拥有的象征和物质力量，使言辞的潜能得到了实现。”[16]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7月第1版，1982年4月第3次印刷.
[2]李军.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60.
[3]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从莱庭，陈鲁亚.西方修辞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23.
[6]柳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7]逄群.试析伯克新修辞同一论——以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为例[J].现代交际，2012（11）.
[8]港报：习近平开启中国外交新风格[EB/OL].新华网，2013-03-31，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03/31/c_132274391.htm.
[9]周总理访非掀起中非建交高潮[EB/OL].北青网，2008-12-30，http：//www.china.com.cn/fangtan/zhuanti/2008-12/30/content_17033012.h
tm.
[10]曹日昌.普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464.
[1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35.
[12]陈汝东.认知修辞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13]2011年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政协委员谈公共外交”专题记者会上，赵启正教授的演讲。
[14]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编.社会心理学[M].广州：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312.
[15]邓志勇，杨永春.美国修辞批评：范式与理论[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3）.
[16]陈娟.话语动机与力量——以奥巴马连任胜选演讲的修辞人格建构为例[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3（3）.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传播学博士生）
编校：赵 亮
【关键词】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肯尼斯·伯克；修辞；演讲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沟通合作的工具，其作用在于消弭差异，建构认同，服务于沟通的需求。语言相通可以密切人们的合作，从而使人的力量得以尽显。为了达到更好的语言使用效果，就不得不讲究修辞。“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1]3，即修辞是运用语言手段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改善表达方式的语言活动。“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让人觉得无可移易。”[1]11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仲尼引用古书（《志》）上的话说，言辞的目的在于表达意愿，文采可以让语言更加完美，不说话，谁能知道你的想法呢？说话写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修辞的实质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效果调控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2]。
政治修辞和修辞是种属关系，修辞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类，政治修辞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子类。“如果把修辞看作一个大概念的话，那么政治修辞就是这个大概念中的子概念。从修辞领域来看，政治修辞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修辞还可以包括文学修辞、法律修辞、艺术修辞等很多种。”[3]47政治修辞的主体是政治主体，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活动开展的语言活动，“政治修辞的目的是实现政治说服，是政治主体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利益或政治权力而实施的说服活动。政治主体通过政治说服，可以维持或者改变民众的政治态度”[3]48。政治修辞的意义在于通过政治活动输出观念，实现政治活动主体间性，建立价值观，实现不同政治主客体间的身份认同，从而达到政治目的，以利于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功能。作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的演讲就属于政治修辞。政治修辞不仅阐述国家内政和外交事务，旨在表明观点，阐明立场，借助演讲这种形式来实现跨文化交流，消弭文化差异，沟通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态度形成认同，这即是政治修辞的意义所在。
二、理论基础
修辞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产生了民主形式的政府，这种民主形式使得人们有可能和有兴趣研究劝说艺术，以便有效地在议会进行政治辩论和在法庭上进行法律辩护。……古希腊时期，修辞主要是论辩。”[4]11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代表，将修辞学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5]，他将修辞学分成演讲者、主题和听众三个部分，特别强调听众的作用。演讲要想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分别是内容、文辞和演说技巧。演讲者的道德品质、听众的心情和演讲词是否合理说明某一问题这三个方面是演说能否实现劝服的方式。
古典修辞学发展到18世纪，西塞罗的《演说者》（De Oratore）、《演说》（Orations）和昆提利安的《演说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等修辞著作在美国第一次复兴。“在20世纪30年代末，古典修辞学在美国第二次复兴。二次复兴的主要标志就是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Neo-Aristotelian Rhetoric）的兴起。这次复兴表现在两个方面：运动文学批评和公众演讲（口头交际）。”[4]66肯尼斯·伯克第一次用“新亚里士多德学派（Neo-Aristotelian）”来命名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组织，他们借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建立了一套文学批评理论。肯尼斯·伯克“精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修辞学。他的著作非常丰富，光跟修辞学有关的书就有：《行为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1945）、《行为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新旧修辞学》（Rhetoric—Old and New，1951）、《修辞情景》（The Rhetorical Situation，1973）”[4]73。
肯尼斯·伯克认为，人类通过语言来实现态度的改变和行动触发。不论是有意识的语言活动，还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语言活动，都关涉修辞，人类一切言语活动的背后都有动机的参与。他认为，“修辞学的基本作用是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行动……修辞学的基础在于由社会的阶级所造成的分歧”[4]73-74，要想化解这种分歧，就出现了运用言语劝说的动机。“伯克从摄影时使用的镜头和滤色镜获得灵感，将人们应用的各种象征系统或词语汇集称为‘辞屏’。”[6]339我们在选用词语的时候都是有选择性的，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射，这就像是摄影的时候镜头所拍摄到的物体的颜色和形象，任何一张照片都不能原原本本还原实物，而是摄影师有选择地将拍摄物体再现给观看者。“正因为词汇具有内在的‘选择性反射’或‘折射’功能，其应用才必然具有‘劝勉性’和‘说服性’，才使得目的和动机能够在象征行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6]339在《行为动机语法》一书中，他将戏剧概念运用到认识动机的方法上，提出了“戏剧五要素”，即场景（scene）、行为或表演（act）、演员（agent）、方法或道具（agency）和目的（purpose）。这五个要素构成了伯克理解动机和象征的认识框架。 伯克发展了修辞的中心观念，将“认同”取代“劝说”。当我们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只有跟对方在言辞、语调、手势、态度、思想等各方面取得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劝说他。“通过有系统地扩展它的意义，我们可以窥探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使我们得以实现认同或达致一体的各个条件。通过遵从受众的意见，我们就能显露出和他们‘一体’（consabstantiality）的‘征象’（signs）。”[6]346为了论述这一理论，他举了一个例子：为了赢得观众的理解，演讲人要按照观众认同的性格品质（言辞、思维、表达方式、态度、姿势等）进行演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同。演讲者只有在更多方面与受众取得一致，才能实现受众与演讲者在有分歧的方面能够跟演讲者保持统一。这必然要求演讲者与受众在价值观、话语规范等方面享有一致性，才能使受众顺应和配合，即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修辞策略。认同的方法有三种：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同情认同以人们共有的情感作为出发点，与受众建立亲情关系，这种认同最类似于“规劝”，比如人类向往的“和平、民主、安全、富强、自由”等，以取得演讲者和受众有相同的利益和态度。对立认同是将演讲者和受众相同的敌人作为靶子，目标是在对立中实现凝聚，从而达到传受双方态度和观点的一致。误同是“将人们带到修辞情景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伯克对于人与人的生存环境主体互相关联的问题”[7]。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侧重于研究习近平同志自2011年以来进行的外事活动。作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出访国家和参加国内外会议的发言甚众，文字记录非常丰富，如何选择文本需要慎重考虑。美国学者游梓翔提出了演讲中的“SPA”理论，认为演讲人、演讲主题和受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面积大小直接决定着演讲者能够在听众中完成题旨的难易程度。三角形面积越小，则实现题旨的难度越低；如果受众面太广，则必定影响题旨的实现程度。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开学仪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等许多场合都留下了极为精彩的发言，但为了研究需要，本文仅将其外事出访活动的发言全文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外事活动的演讲文本更能体现政治修辞的政治性和目的性，能够放大目标受众的价值观与演讲者的差异，通过政治说服所提供的政治言辞的选择、组织和安排，实现了政治修辞最基本的研究框架。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能够最大化地体现演讲者的政治情感、信仰、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从而在演讲中使听众在政治认同、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找到依托和认同。
本文选取的习近平同志外事出访活动的演讲文本如下：
2011年6月10日访问智利时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上的演讲（3077字）
2012年2月15日访问美国时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3330字）
2013年3月23日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4123字）
2013年3月25日访问坦桑尼亚时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4544字）
2013年3月29日访问刚果共和国时在刚果共和国议会上的演讲（2744字）
2013年6月5日访问墨西哥时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4098字）
2013年9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3483字）
2013年10月3日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5150字）
在上述八国进行外事活动中，习近平同志运用翔实的数据、平实的语言、亲和的表述风格拉近了与外国政府、人民的距离。他不同于以往的传统领导人演讲模式，在语辞的运用、思想和价值观的传输、表述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等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港媒《明报》在2013年3月26日发表文章赞叹道，“从访问俄罗斯和非洲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的出访既是对此前外交政策的延续，也有新一届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外交新思维”[8]。
四、外交演讲中的修辞策略
本文通过分析习近平同志出访墨西哥、美国、印度尼西亚、智利、坦桑尼亚、刚果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八国的演讲文本，结合肯尼斯·伯克的“戏剧五要素”，总结出政治修辞策略的五个要素，即演讲者、演讲对象、演讲双方关系、场景、文化社会；五大心理认知，即个性心理认知、民族心理认知、语境认知、社会心理认知、社会政治心理认知。
演讲者作为政治主体，在政治修辞中占有主导地位，通过自身的情绪、心态、姿势、心理诉求等，让听众获知演讲者的价值观和认同基点，在演讲一开始就掌握主动地位。演讲对象是演讲者的诉求对象，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国籍等将直接影响到演讲者的演说立场和态度。演讲双方的关系基于双方的地缘、人际关系、权力利益等因素，有助于弥合差异，寻求共识。场景因素包括地理、时间、空间、场合等，有助于弥合演讲者双方的地理和心理距离，在演讲中起到辅助和配合作用。文化社会因素则从民生、风俗、文化传统等方面，弥合双方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障碍，社会文化的理解和共识是进行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和桥梁。（如图1）
（一）演讲者要素
1.利用演讲者的心境和情绪感染受众。演讲者的心境和情绪是演讲活动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外事活动中，演讲者在演讲时所表现出的情绪如高兴、激动、兴奋等将对演讲对象起到鼓舞的作用，要想取得理想的演讲效果，必然要让受众感知到演讲者的情绪，并能够随着演讲者的言辞一起体验到与演讲者一致的心理体验。2013年6月5日，在墨西哥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一开始就说：
今年4月，培尼亚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我们就新形势下加强中墨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当时，培尼亚总统热情邀请我访问墨西哥，我愉快地答应了。我的想法是，为了推动中墨关系加快发展，必须趁热打铁、乘势而上。 通过“趁热打铁、乘势而上”这一比喻，形象准确地体现了我国期待与墨西哥加快关系发展，实现两国更深层次的互访和交流，深化友谊、扩大合作的意愿。“愉快地答应”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政府互访的高效，从应邀到出访仅用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足以显示我国期待与墨西哥共同规划中墨关系的发展蓝图的夙愿。
2.利用演讲者的心理诉求。在演讲中，演讲者针对不同听众的心理诉求，采用不同的言语策略实现政治说服。常见的心理诉求有：亲和、从众、求善、受尊重和同理心等。依据演讲对象的心理诉求，演讲者做出有针对性的政治修辞。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中讲述道：
来到非洲，总有两个突出印象。一是常来常新，每次非洲之行都能深切感受到这片大陆的新发展新变化，让人欢欣鼓舞。二是热情似火，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友好情谊，就像非洲的阳光那样温暖热烈，让人难以忘怀。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对非洲10国的访问堪称新中国外交史上建立中非新型关系的‘开山之旅’。”[9]中非建交以来，中国始终将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置于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习近平主席在对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更表达了“中非友谊将像长江和刚果河一样长流不息、奔腾向前”的美好期待。
（二）利用演讲对象的特质进行的政治修辞
针对不同国家的受众，利用其国籍、习俗、身份、地位、信仰、所处情境等来丰富演讲人的话语策略，可以收到很好的演讲效果，能够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密切关系，这在政治演讲者的修辞中经常使用。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访问时，对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这样亲切地说：
国际关系学院是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高等学府，相信你们对国际形势更加关注，更能感受到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针对受众的身份地位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可以让听众感到自己被尊重，有助于听众理解演讲者的政治修辞目的，使演讲者与受众在演讲效果上取得高度一致。
（三）利用演讲者与演讲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政治修辞
把握演讲者与演讲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修辞，其作用很直接和速效，它可以弥合差异，密切演讲双方的心理距离。演讲者可以通过双方地缘位置的远近、人际关系、所属团体和派别、社会权力等要素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辞。例如在坦桑尼亚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这样描述中非关系：
非洲有句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从那时起，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四）利用场景因素进行的政治诉求
在演讲一开始，如果能将场景因素运用到演讲中，结合演讲时所处的地理、场合、空间、时间、空间布局等要素，将起到良好的沟通效果。习近平主席在对印尼访问时，妥善将时间和空间要素运用到演讲中，体现了很好的讲演效果：
我是应苏希洛总统的邀请，对素有“千岛之国”美称的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这是我这次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是传承友好关系之旅，也是规划合作之旅。……
20年前，我曾访问过贵国，亲身体验了印度尼西亚发展情况以及丰富多彩的自然和文化。20年弹指一挥间，但那时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依然历历在目。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大地，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两国关系的旺盛活力，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五）利用演讲双方共有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的政治修辞
在演讲中加入演讲对象的经济民生、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因素，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互动，不仅能使演讲双方认识到共有的价值和心理共识，也能够契合听众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实现最大限度的“认同”。“仁者，爱人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情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民情、社情和文化有助于感知民众疾苦。在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这一策略运用得尤其恰当到位，取得了很好的政治说服效果，在此仅举几例：
哈萨克民族有一句谚语：“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说过：“世界有如海洋，时代有如劲风，前浪如兄长，后浪是兄弟，风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及今皆如此。”……哈萨克斯坦人民常讲：“有知识，世界一片光明；没知识，眼前一片混沌。”……
拉美有句谚语：“朋友要老，好酒要陈。”中墨两国经过岁月积淀的深厚友谊，正如陈年的龙舌兰酒，历久弥香。……贵国总统贝尼托·华雷斯曾说过：“无论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间，尊重他人权利才能带来和平。”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时此刻，我想起一位非洲诗人的诗句：“向前走，非洲，让我们听到你歌声中胜利的节奏！”……非洲有句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在演讲方式上，习近平主席采用生动的表述方式、轻松自如的姿态和手势，与听众眼神交流互动，广泛使用比喻、拟人、引用、借代、反复等修辞格，将中国的社情民意、政治制度、国家方略等以亲和有力的方式进行传播，增强了演说效果。在演讲中，“朋友要老，好酒要陈”“河有源泉水才深”“饮水不忘掘井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等诗句被国内外记者广泛引用。我们常说，语言好似华丽的衣裳，只有在说话时注意文采修饰，才能让人领悟到说话者的意图，即所谓“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言无厌”。
五、政治修辞的心理认知 笔者运用汉语词频软件，分析习近平同志的演讲特色和演讲意旨，通过词语归类分析后，比对政治修辞的五要素，分析出政治修辞所具备的心理认知要素，即个性心理认知、民族心理认知、语境认知、社会心理认知、社会政治心理认知五个方面。缘何分析政治修辞的心理认知？这是因为修辞活动在政治演讲中处处可见动机。我们在说话或阅读时，都会揣摩作者的心理，政治修辞亦然，而且政治修辞的修辞动机更加直接，目的性非常强。动机是修辞活动的指向和目的，并对修辞活动具有统率作用，修辞皆是围绕动机而来。如果政治修辞中缺少动机，那么话语不但琐碎不堪，而且修辞内容失去灵魂，没有实际意义。动机还是评价政治修辞的标准，衡量是否通过心理认知达到了交际目的。如果仅仅将动机寓意于话语中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演讲者根据语境合理使用词语进行修辞，将心理认知内涵于话语的修辞中。
（一）个性心理认知
个性心理在心理学上属于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在普通心理学中，它指“能力、气质和性格”[10]；在社会心理学范畴，个性心理则是“社会成员之间无影响的心理”[11]。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个性心理主要包括演讲人当时的心态、动机、态度、情绪这些即时性要素，以及性格、气质、风度、价值观等稳定的心理要素。“既然个性心理与修辞交际具有共变关系，那么在修辞过程中，修辞者就可以通过对自身个性心理的认知分析和对交际对象的个性心理的认知分析，准确有效地控制修辞行为的各个层面，如对话语信息量、言语方式的控制以及对语气、态度等辅助修辞手段的调控等等，以提高话语建构的适切性……个性心理认知对于话语构建的意义，就在于能有助于修辞者平衡交际对象的心理需要与修辞目的、修辞任务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提供适合交际对象心理需要的信息量，另一方面可提供适合于达到交际目的的修辞方式。”[12]对于修辞手段、语言信息和措辞方式的选择，赵启正教授曾经风趣地说：“在对外传播中，要多讲中国故事——中国的发展实际、中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话，它相当于是维生素C，它本来是在苹果里的，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的故事。与其给外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由他们自己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13]
（二）民族心理认知
民族心理在社会心理学中这样定义：“民族心理是构筑在一个民族的经济地域基础之上并渗透着该民族共同文化传统、决定着该民族人们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共同的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14]在政治修辞中，民族心理的认知主要体现在道德观念、民族感情和价值观念。民族心理认知是一个多层次复合认知体系，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当一个汉族人面对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进行演讲时，它表示“汉民族”，而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民族心理则指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一综合体，在本文所选取的习近平同志的演讲中随处可见民族心理这一要素（“中华民族”在演讲中出现了16次），在多国演讲中都出现了“孔子”“孔子学院”以及我国对外交流所主导和推广的“发展”（出现274次）、“合作”（出现175次）、“交流”（出现48次）和“互利”（出现22次）等理念和原则。“任何修辞交际行为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都离不开修辞者所立足的特定社会价值观念系统，民族心理作为一个潜在的观念体系，它对修辞行为的统辖是全方位的，其控制力渗透在言语交际行为的各个层面，从动机的确定、信息的安排，到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调整、语段的位置，话语修辞功能及修辞效果的评价判断，都有民族心理浸染其中。”[12]244
（三）语境认知
语境认知指的是演讲者对“言语环境中各种信息的直觉处理过程，认知的范围应该是与修辞交际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宏观上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如社会政治、社会道德、民族心理以及自然地理环境”[12]65，而在本文中，语境认知采取狭义的定义，指的是演讲者根据演讲对象所处的地理环境、演讲场景、演讲地点和演讲内容所进行的措辞行为。对于修辞的语境认知直接观照演讲主体话语动机的确立、措辞话语的选择、修辞格的选取，以及根据语境来实施恰切的修辞行为。语境认知能够加强价值和道德观念的理解强度、深度和广度，只有看准对象把准脉，才能取得良好的认知效果，使得话语更加准确、生动、充满感染力。根据语境，演讲者选择合适的语言和修辞，充分运用故事赋予意义，不仅善讲故事，而且要会讲故事，还要讲好故事。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华侨在布拉柴维尔特大暴雨中救出12位刚果邻居，青海玉树地震后刚果政府捐建的“中刚友谊小学”，加德纳夫人的“Kuling（彭岭）”之行等等，这些故事的讲述不仅真切、生动感人，更拉近了演讲者与演讲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
（四）社会心理认知
社会心理认知在政治修辞的建构中居于重要地位，任何演讲主体在修辞中都要考虑演讲对象所处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按照演讲对象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修辞行为的共性特征，基于“民俗”“文化”“习惯”“喜好”来阐述双方所共有的心理体系，反映演讲者与演讲对象所共有的行为趋势和基本态度，并通过社会生活的多面向来展现社会心理对演讲修辞的统合作用，不断影响着建构话语的过程，制约演讲者的修辞效果。“衡量朋友真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有知识，世界一片光明；没知识，眼前一片混沌”，这些话从国家领导人的口中说出，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瞬间就缩短了演讲者与演讲对象的心理距离，增强了话语力。
（五）社会政治心理认知
在政治修辞的动机分析中，格外强调社会心理认知中的社会政治心理认知。政治心理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活动、社会政治关系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体系、政治理念、政治信仰和政治行为等一系列的认知感情。政治修辞作为政治活动，具有调控功能，能反映各方面的政治形势，并在言语交际中关涉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行为、政治辞令的调配、政治话语的下达等，对政治修辞的影响是系统而全面的。在外交中更要注重政治心理认知，妥善处理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六、研究局限及结语
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探求演讲文本中共有的修辞特质有以下研究局限：
第一，研究方法单一。如能够结合定量方法，以演讲对象所获知的实际演讲效果为研究对象，结合本文的研究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政治修辞的因素则更有研究价值，也将在跨文化交流中产生更加切实的贡献和启发。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及研究成本高，本文只能探索性地从文本分析中得到。
第二，就肯尼斯·伯克的修辞理论而言，本文借鉴了邓志勇、杨永春在《美国修辞批评：范式与理论》一文中对修辞批评范式缺陷的探讨，即“传统范式批评家往往只看到一个方向的影响，即背景、职业训练、兴趣、修辞者目的等影响了话语，话语又影响听读者，不考虑读者对修辞者的期望对修辞者的反作用”。[15]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声音已遍布世界各地，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听到我们的声音，而且能够领会并认同我们的见解，这是当下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也是每个跨文化学者的研究责任所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多领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妖魔化中国”“黄祸论”等仍然不绝于耳。跨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利用修辞策略，让外国公众理解并认同演讲者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外事活动中国家上层的演讲活动则在跨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演讲者的政治修辞策略将直接决定着政治说服效果和构建政治认同。“布迪厄在《语言与象征力量》一书中指出：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是政治代言人通过自己的言辞使一个团体获得了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受众成员一旦通过对修辞者言辞的认同而获得了政治意志和政治参与的计划，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势力。而这一新势力的形成反过来又赋予这一言辞以致辞对象如今拥有的象征和物质力量，使言辞的潜能得到了实现。”[16]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7月第1版，1982年4月第3次印刷.
[2]李军.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60.
[3]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从莱庭，陈鲁亚.西方修辞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23.
[6]柳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7]逄群.试析伯克新修辞同一论——以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为例[J].现代交际，2012（11）.
[8]港报：习近平开启中国外交新风格[EB/OL].新华网，2013-03-31，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03/31/c_132274391.htm.
[9]周总理访非掀起中非建交高潮[EB/OL].北青网，2008-12-30，http：//www.china.com.cn/fangtan/zhuanti/2008-12/30/content_17033012.h
tm.
[10]曹日昌.普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464.
[1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35.
[12]陈汝东.认知修辞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13]2011年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政协委员谈公共外交”专题记者会上，赵启正教授的演讲。
[14]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编.社会心理学[M].广州：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312.
[15]邓志勇，杨永春.美国修辞批评：范式与理论[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3）.
[16]陈娟.话语动机与力量——以奥巴马连任胜选演讲的修辞人格建构为例[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3（3）.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传播学博士生）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