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斯猛烈批判了战后盛行的现代规划政策,认为它们一味追求由精英规划师和建筑师所做的“宏大蓝图”,而忽视了地方社区的现状与需求.追随雅各布斯的脚步,多种思考与构建环境的另类方式孕育而生,并呈现出“自下而上”“包容性”“自发性”“参与式”等主要特征.例如,在伯纳德·鲁道夫斯基1964年的展览及同名著作《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中,他批评了由“建筑贵族”所主导的狭隘学科苑囿,并强调“未经训练的建造者们”所拥有的建造技术和哲学是一个庞大且有待开发的灵感宝库[1].尤纳·弗莱德曼的“空间城市”(1958–1962年)和康斯坦特·纽文惠斯的“新巴比伦”(1959–1974年)等概念项目,在巨型支撑结构中应用填充组件,可根据居住者的需求、欲望和偏好而不断调整,用更为艺术化的方式传达了为使用者提供话语权的理念.在《建筑模式语言:城镇·建筑·构造》一书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结构中心的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及其同事为大众提供了253种永恒的“模式”,这些可以随意搭配、混合、调整和补充的多元模式成为了一种开源方法,在环境建造过程中赋予了大众更多的发言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