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花木兰，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她代父出征、抵御外辱的故事具有跨时空的精神力量，唤醒了一代代人对国家与民族的担当。民歌《木兰辞》中对于她从军的描述只有“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几句诗歌。诗歌语言的简洁凝练与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赋予无数影视剧作广阔的阐释空间。影视技术的发展将历史上模糊形态的花木兰形象具象化、细致化、视觉化，1998年电视剧《花木兰》，1998年迪士尼动画《花木兰》，2009年电影《花木兰》，2013年电视剧《花木兰传奇》，以及2020年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都是在木兰“代父出征”的核心故事中生发出来的想象性叙事，它们在国家、家庭、战争的议题中实现了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再阐释。虽然花木兰身上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和忠孝观念完整保留在各个版本之中，但花木兰成长之旅背后透露出的文化症候也值得人们审视与思考。
一、恒定的文化内核：“忠孝一体”视域下的女性自觉
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化市场环境下，花木兰虽然被赋予了全新的面貌，但是形象所蕴含的某些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千年来沉淀下来的民族传统。一是花木兰的形象中所寄寓的传统道德观念——忠孝观。影视剧创作必须在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予以适当创新，制作出普通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在中国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经历了民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不同表现形式仍然经久不衰，就在于花木兰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价值观念。
一是花木兰身上表现的“孝道”，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曾衰微的文化薪火。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1]，“孝”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形成的、安身立命的源泉，沉淀在中国的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里，穿越时空构成了民族的文化基因，绘就了民族文化伦理的底色。在各个版本的花木兰身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父慈子孝”的孝文化的影子。花木兰面对荣耀和军功，唯一的念想是回归家庭，补偿不辞而别出走以来对父母的愧疚，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寄托。刘亦菲饰演的花木兰在解救皇帝的过程中丢失了父亲的剑，皇帝赐予她一把新的剑，在“忠勇真”的背后还有“爱家是为孝”的意蕴。因为父母是生命的本源，人最终都要落叶归根，回归自己的本源。
然而，孝道不仅仅体现在对小家的爱护，更是由家推广到国，“孝道所承载之精神家园亦非仅限于血亲家族之内的小我格局，而是体现了由内及外、由血缘到地缘、由国以至于天下的‘大我’观念。”[2]“父慈子孝”的家庭道德固然可贵，但以国家为中心的家国意识更加重要，对血缘亲人的孝由此可以推广至对天下百姓的仁义，从而形成“忠孝一体”的家国观念。2009年版的花木兰对战场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一片片带血的军牌象征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亡，战争的血腥和沉重正印证了花弧的那句台词“战场上只有死人和疯子，没有勇士”。花木兰荣升将军，得到魏王赏赐之时，她的内心没有喜悦，只有满目的苍凉，她望着一块块军牌说：“将军得赏，可谁来封赏他们呢？”影片中充满了士兵痛苦的哀嚎和失去亲人的悲恸，花木兰与文泰蹲在水边将一块块军牌的血迹冲洗干净，试图减少家人拿到遗物时的伤痛感，让花木兰的形象中多了一份对普通士兵和群众的悲悯情怀，所以孝在儒家逻辑之中还兼具了关爱天下苍生的家国情怀。花木兰的形象塑造正体现了“忠孝一体”的传统理念，忠孝之道要求子女孝敬父母，臣民效忠君王，“替父出征”的行为一方面实现了对父母的孝敬;另一方面实现了对国家的忠贞，社会伦理道德和个人价值实现在花木兰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从而弥补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历史遗憾。
二是花木兰身上所孕育的女性意识是多个版本的共通之处。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时代赋予影视剧创作人的重大使命，在市场化机制下汲取时代的新思想，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让纯粹的文化故事成为一件“文化商品”得到市场的认可，才能更好地实现对文化传统的传承。这要求创作者赋予传统文化因子以新的内核诠释，在以忠孝为载体的传统精神家园中注入新时代的精髓，对女性的尊重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就是新时代赋予花木兰形象的新意义。
祝英台女扮男装读书、黄善聪女扮男装经商、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穆桂英挂帅出征，女性走出闺阁、追求自我的故事自古就有，只是在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时代传颂较少。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子只是作为男子的附属物而存在，女性个人的自由与意志是缺席的。袁咏仪版的《花木兰》中糅合了中国神話的因素，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分别站在男女的性别立场上对人间故事多有干涉，神仙之间尚且遵循男女有别的礼教制度，花木兰的故事结局也关涉着天庭的尊卑秩序问题。骁勇善战的花木兰成婚之后，仍然难以摆脱封建习俗对于男女关系的界定，从而引发了一桩桩家庭矛盾。而花木兰故事的流传，其实是对男强女弱社会的一种反抗。几个版本的花木兰都绝非弱不禁风的闺阁女子，她们习得武功，身强体壮，同时更愿意付出，努力成为合格的战士。在迪士尼动画版中，当其他男人运用传统战术和敌军对战时，花木兰却利用火炮引发雪崩，不费一兵一卒就大破敌军。在孤身一人拯救魏王的过程中，2009年版赵薇饰演的花木兰只身潜入敌营，劝降柔然公主，以最小的牺牲结束了这场早已死伤无数的战争。当被禁锢在闺房之中学习妻子礼仪的女性走上战场，她们的智慧和能力同样能令男人自愧不如。“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为人们所广泛接受，这正是源于时代价值观的进步和女性意识的复苏。
二、“巾帼英雄”的蜕变：从“红颜”到“英雄”的身份重构
在袁咏仪版的《花木兰》中，花木兰从被迫出征，被迫投入战争，到最终被赐婚回归家庭，她的人生轨迹是从一个家庭走到了另一个家庭。上部主要表现男女之间的三角恋故事，花木兰在男性的帮助下立下显赫的战功。下部“婚后的花木兰”主要讲述了木兰与大将李亮喜结良缘之后在朝政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三角恋故事、仙人与凡人的爱恋故事、家庭婆媳矛盾才是这部剧的主要情节，而战争只是影响爱情走向的偶然因素，从而完成了对花木兰文学形象的彻底颠覆。故事的生发从“战事”到“情事”，花木兰一直以男性为依托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战场上的胜利依靠的是男人的计谋，婚嫁之后以丈夫李亮为中心，不论是与婆婆发生争执受了委屈，还是知晓李亮流连风月场所之事，她的应对方式都是跑回娘家，等待夫家赔礼道歉。那个英勇善战、忠贞报国的花木兰一直处于被男性支配的被动地位，她的一切行为和情绪都是因男性而生发，结局花木兰和李亮冰释前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预示着花木兰对男性社会的归顺。 2009年版的花木兰也是服从性的形象设定。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从小就具备一身好武艺，因此影片省略了花木兰初入军营体能不及男子的尴尬。在花木兰的身上，对爱情的执著胜于对国家的忠诚，爱情是引发她报国的决心与英勇作战的动力。初入军营，花木兰精湛的武艺引起了副营长文泰的注意，两人在并肩作战中渐生情愫。在第一次与敌军对战中，花木兰面对活生生的敌人下不去手，文泰以军令才使她消灭敌人，爱情增加了她的勇气，也让她见证了一次次血腥与残酷的杀戮。然而，木兰与文泰在军队的相恋最终影响到战争的胜负。为了保护心上人文泰，花木兰违抗军令，让战士们无辜牺牲。沉浸在爱情之中的花木兰失去了将领的敏锐力和判断力。当文泰诈死之后，作为将领的她每日借酒消愁，整个军营消极懈怠，军心涣散。花木兰的报国之心、誓死赶走外族的理想在爱情面前是如此的微弱，身经百战的女子在男性社会也是如此不堪一击。
如果前期木兰的身上还有剪不断的儿女情长，到了刘亦菲版的《花木兰》，花木兰彻底被塑造成一位战士，一个为家庭和国家奉献一切的战士。花木兰因为元气太盛、活力充沛被家人和邻人嫌弃不能嫁得好人家，为花家带来荣耀。于是花木兰尝试接受父亲的劝告，隐藏自己旺盛的“气”，以闺房女子的打扮来满足世人对女子的规约，媒婆的话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安静、优雅、庄重等，拥有这些品质，就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也能为花家光宗耀祖。然而这对天性活跃的花木兰来说，让她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镜中那个盛装打扮、妖娆多姿的花木兰只是世俗期待的花木兰，而不是本真的自己。因为隐藏身份，背负着对家庭、对家族和对国家的荣辱，所以刚上战场上的她无法凭借天赋来对抗敌人。最终父亲剑上的箴言“忠勇真”，让花木兰看到了本真的自己，她主动解除代表男性束缚的盔甲，放下束发，以女性的角色而非假借男性的身份来完成救国救民的重任。
同时，剧中还添加了一位女巫，如同花木兰一样，她颠沛流离，难以得到世人的认可。所以她与柔然可汗达成协议，助纣为虐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容身之所。在一个以男性为统治者的社会中，女性能力过强就被视为巫女，失去国家，失去家人，遭受到更多的伤害。女巫与花木兰是一体两面，因为同样具备异样天赋而被视为女巫。但女巫作为毫无尊严的战斗工具，而花木兰却始终坚定自己内心报国的理想，得到了男性社会的认可。女巫在花木兰身上看到了她一直渴望得到的认同，最终与花木兰结成女性联盟，以生命为代价为女性争取到基于正义的“容身之所”。在影片结尾，花木兰依靠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得到了士兵们的信任和皇帝的嘉奖，打破了“女子嫁得好才能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以女性的身份实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
这是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不是女扮男装、通过性别的置换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是纯粹以女性的身份来完成男人的政治事业，为女性赢得尊敬和自由。“女人成为战士，战士成为将军”，从“孝女”到将军，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花木兰的形象衍变就是女性的成长之旅，是在战争中经历对爱、对孝、对忠的生死体验后而成长的故事，是从依附于男性的附属物到自我意识觉醒的主人公的成长故事。
三、形象嬗变的原因探究：“群我”与个体的文化差异
花木兰形象嬗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影视制作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深受其地域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人物的解读和阐释有较大差异。花木兰在中西方影视剧中的不同形象呈现，背后是中西方文化心态的差异。花木兰生长的时代，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对儒家忠孝仁义信道德观念的推崇是时代伦理的必然要求，在战术上更倾向于以群体意识完成民族大业。而当代的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价值和崇尚自由，注重成就，仰慕英雄，民众有普遍的英雄崇拜的心理积淀。所以拥有双重身份、承担双重职责、尽孝尽忠的民族英雄变成了寻求自我、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英雄，古代的花木兰转身成为一个集传统忠孝观与现代独立意识于一身的、勇敢聪慧的个人英雄。替父从军故事中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核被弱化，而美国所崇拜的个人英雄主义更加显著。
中国花木兰身上的传统性更为明显，例如在2009年版的《花木兰》中，当花木兰功成身退回到家里之后，那已布满灰尘的纺织架正印证了她曾经的闺阁生活，這让观众看到了英雄人物花木兰更真实的一面。当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时，眼神中的忧郁道尽了时光易逝、人老色衰的无奈和失落。“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本是普通人家的勤劳的女儿，所以在她的英雄事迹发生之前，应该过着普通人织布裁衣的女性生活，影片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女性闺阁生活的画面。同时男女爱情故事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故事类型。即使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编剧仍然加入了爱情故事作为战争之外的副线。花木兰从沉浸爱情使自己意志消沉，到放下情感、勇担大任，在完成家国事业之外，还有一份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羁绊，从而形成了家国故事与爱情故事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在1998年袁咏仪版本的《花木兰》中，编剧设定了一个“重男轻女”的母亲，母亲称木兰为“赔钱货”，花木兰从军之时留下书信：“身是亏本货，志比男儿高，代父从军去，不胜不复还”，以表示对母亲的回答。所以花木兰出征的动因似乎只是与母亲赌气顺势而为，并不是出于自觉的对国、对家的忠孝，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以往宏观叙事对花木兰形象的崇高想象和叙述。
中国的花木兰更具备人性的一面，而美国的花木兰更具备神性的一面。2020年，妮基·卡罗执导的真人版剧情电影《花木兰》是对1998年的动画电影《花木兰》的改编。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在原型故事的框架下同样被赋予了忠孝之心，但更吸引人的是女性自我的发现与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战争似乎是作为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媒介。花木兰相亲失败之后，面对父亲的失望和周围人的指责，开始对自我产生疑问。边疆战火纷飞，为了证明自己作为女孩的价值，木兰踏上为父出征的行程，在军营里，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似乎没有任何不便之处，并且在统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在战场上，木兰提前暴露身份，试图获得战友的理解，然而却被军队遗弃在荒野，她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证明自己。”为家族而战转变为证明自己而战，以崇尚自由的姿态彰显女性的独立抉择。最后花木兰得到了皇帝的赞赏与全国百姓的爱戴，成为拯救国家的“女英雄”，同时也以女性的身份成为王朝护卫队的军官，打破了传统父权社会中既定的性别偏见，为家族带来荣耀，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当中国花木兰被移植到美国当代的文化土壤之中，她的自我意识与现代价值在美国的文化情境之中得到培植，这是对中国传统花木兰形象的丰富扩展。迪士尼中的花木兰是一个充满自尊、自强的现代女性，相比中国花木兰更鲜亮活泼，更接近现代社会的自由女性。本土的花木兰选择激发全体士兵的志气、以集体智慧战胜敌人，而迪士尼版是“将‘个人英雄主义’融入其中，通过塑造以一人之力击溃对方军队的‘女性英雄’，形成了新的人物形象”[3]，这无疑让观众想起了《蝙蝠侠》《蜘蛛侠》《神奇四侠》《钢铁侠》《绿巨人》等影片中拥有特殊能力的超级英雄拯救万民的角色形象。群体意识的式微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成长反映的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渗透与改造，影片中甚至展示了当代报纸、香肠煎蛋的早餐、摇滚音乐等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的置换和形象的过度改造与中国观众求真的心理期待相去甚远，所以导致影片制作精良却难以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
结语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民间传奇故事作为影视剧创作的优质资源，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叙事空间。花木兰故事的再阐述既满足了人们对于女性救国的另类故事的想象，也成为观照中国价值观转变的一个重要窗口。花木兰故事的背后，反映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和汉民族古老的文化精神，凝聚着集体的记忆与民族的情感。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语境下，花木兰故事的再叙述，都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心理。20世纪的花木兰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巾帼英雄”，更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共同塑造的融合多重特质的花木兰，是一个文化的混合体。如何守护中国文化的主基调，平衡文化真实性与故事娱乐性之间的关系，将传奇的中国故事与恒定的民族精神、思想价值相融合，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探索出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文艺作品，是留给未来影视剧创作者的重要责任。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307.
[2]刘芳，孔祥成.孝道视阈下传统精神家园的三维建构及其当代启示[ J ].伦理学研究，2021（1）：39.
[3]郭姗姗.认同、共存与共生：《花木兰》形象建构与内涵阐释[ J ].电影评介，2020（16）：56.
一、恒定的文化内核：“忠孝一体”视域下的女性自觉
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化市场环境下，花木兰虽然被赋予了全新的面貌，但是形象所蕴含的某些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千年来沉淀下来的民族传统。一是花木兰的形象中所寄寓的传统道德观念——忠孝观。影视剧创作必须在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予以适当创新，制作出普通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在中国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经历了民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不同表现形式仍然经久不衰，就在于花木兰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价值观念。
一是花木兰身上表现的“孝道”，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曾衰微的文化薪火。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1]，“孝”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形成的、安身立命的源泉，沉淀在中国的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里，穿越时空构成了民族的文化基因，绘就了民族文化伦理的底色。在各个版本的花木兰身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父慈子孝”的孝文化的影子。花木兰面对荣耀和军功，唯一的念想是回归家庭，补偿不辞而别出走以来对父母的愧疚，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寄托。刘亦菲饰演的花木兰在解救皇帝的过程中丢失了父亲的剑，皇帝赐予她一把新的剑，在“忠勇真”的背后还有“爱家是为孝”的意蕴。因为父母是生命的本源，人最终都要落叶归根，回归自己的本源。
然而，孝道不仅仅体现在对小家的爱护，更是由家推广到国，“孝道所承载之精神家园亦非仅限于血亲家族之内的小我格局，而是体现了由内及外、由血缘到地缘、由国以至于天下的‘大我’观念。”[2]“父慈子孝”的家庭道德固然可贵，但以国家为中心的家国意识更加重要，对血缘亲人的孝由此可以推广至对天下百姓的仁义，从而形成“忠孝一体”的家国观念。2009年版的花木兰对战场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一片片带血的军牌象征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亡，战争的血腥和沉重正印证了花弧的那句台词“战场上只有死人和疯子，没有勇士”。花木兰荣升将军，得到魏王赏赐之时，她的内心没有喜悦，只有满目的苍凉，她望着一块块军牌说：“将军得赏，可谁来封赏他们呢？”影片中充满了士兵痛苦的哀嚎和失去亲人的悲恸，花木兰与文泰蹲在水边将一块块军牌的血迹冲洗干净，试图减少家人拿到遗物时的伤痛感，让花木兰的形象中多了一份对普通士兵和群众的悲悯情怀，所以孝在儒家逻辑之中还兼具了关爱天下苍生的家国情怀。花木兰的形象塑造正体现了“忠孝一体”的传统理念，忠孝之道要求子女孝敬父母，臣民效忠君王，“替父出征”的行为一方面实现了对父母的孝敬;另一方面实现了对国家的忠贞，社会伦理道德和个人价值实现在花木兰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从而弥补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历史遗憾。
二是花木兰身上所孕育的女性意识是多个版本的共通之处。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时代赋予影视剧创作人的重大使命，在市场化机制下汲取时代的新思想，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让纯粹的文化故事成为一件“文化商品”得到市场的认可，才能更好地实现对文化传统的传承。这要求创作者赋予传统文化因子以新的内核诠释，在以忠孝为载体的传统精神家园中注入新时代的精髓，对女性的尊重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就是新时代赋予花木兰形象的新意义。
祝英台女扮男装读书、黄善聪女扮男装经商、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穆桂英挂帅出征，女性走出闺阁、追求自我的故事自古就有，只是在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时代传颂较少。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子只是作为男子的附属物而存在，女性个人的自由与意志是缺席的。袁咏仪版的《花木兰》中糅合了中国神話的因素，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分别站在男女的性别立场上对人间故事多有干涉，神仙之间尚且遵循男女有别的礼教制度，花木兰的故事结局也关涉着天庭的尊卑秩序问题。骁勇善战的花木兰成婚之后，仍然难以摆脱封建习俗对于男女关系的界定，从而引发了一桩桩家庭矛盾。而花木兰故事的流传，其实是对男强女弱社会的一种反抗。几个版本的花木兰都绝非弱不禁风的闺阁女子，她们习得武功，身强体壮，同时更愿意付出，努力成为合格的战士。在迪士尼动画版中，当其他男人运用传统战术和敌军对战时，花木兰却利用火炮引发雪崩，不费一兵一卒就大破敌军。在孤身一人拯救魏王的过程中，2009年版赵薇饰演的花木兰只身潜入敌营，劝降柔然公主，以最小的牺牲结束了这场早已死伤无数的战争。当被禁锢在闺房之中学习妻子礼仪的女性走上战场，她们的智慧和能力同样能令男人自愧不如。“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为人们所广泛接受，这正是源于时代价值观的进步和女性意识的复苏。
二、“巾帼英雄”的蜕变：从“红颜”到“英雄”的身份重构
在袁咏仪版的《花木兰》中，花木兰从被迫出征，被迫投入战争，到最终被赐婚回归家庭，她的人生轨迹是从一个家庭走到了另一个家庭。上部主要表现男女之间的三角恋故事，花木兰在男性的帮助下立下显赫的战功。下部“婚后的花木兰”主要讲述了木兰与大将李亮喜结良缘之后在朝政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三角恋故事、仙人与凡人的爱恋故事、家庭婆媳矛盾才是这部剧的主要情节，而战争只是影响爱情走向的偶然因素，从而完成了对花木兰文学形象的彻底颠覆。故事的生发从“战事”到“情事”，花木兰一直以男性为依托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战场上的胜利依靠的是男人的计谋，婚嫁之后以丈夫李亮为中心，不论是与婆婆发生争执受了委屈，还是知晓李亮流连风月场所之事，她的应对方式都是跑回娘家，等待夫家赔礼道歉。那个英勇善战、忠贞报国的花木兰一直处于被男性支配的被动地位，她的一切行为和情绪都是因男性而生发，结局花木兰和李亮冰释前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预示着花木兰对男性社会的归顺。 2009年版的花木兰也是服从性的形象设定。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从小就具备一身好武艺，因此影片省略了花木兰初入军营体能不及男子的尴尬。在花木兰的身上，对爱情的执著胜于对国家的忠诚，爱情是引发她报国的决心与英勇作战的动力。初入军营，花木兰精湛的武艺引起了副营长文泰的注意，两人在并肩作战中渐生情愫。在第一次与敌军对战中，花木兰面对活生生的敌人下不去手，文泰以军令才使她消灭敌人，爱情增加了她的勇气，也让她见证了一次次血腥与残酷的杀戮。然而，木兰与文泰在军队的相恋最终影响到战争的胜负。为了保护心上人文泰，花木兰违抗军令，让战士们无辜牺牲。沉浸在爱情之中的花木兰失去了将领的敏锐力和判断力。当文泰诈死之后，作为将领的她每日借酒消愁，整个军营消极懈怠，军心涣散。花木兰的报国之心、誓死赶走外族的理想在爱情面前是如此的微弱，身经百战的女子在男性社会也是如此不堪一击。
如果前期木兰的身上还有剪不断的儿女情长，到了刘亦菲版的《花木兰》，花木兰彻底被塑造成一位战士，一个为家庭和国家奉献一切的战士。花木兰因为元气太盛、活力充沛被家人和邻人嫌弃不能嫁得好人家，为花家带来荣耀。于是花木兰尝试接受父亲的劝告，隐藏自己旺盛的“气”，以闺房女子的打扮来满足世人对女子的规约，媒婆的话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安静、优雅、庄重等，拥有这些品质，就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也能为花家光宗耀祖。然而这对天性活跃的花木兰来说，让她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镜中那个盛装打扮、妖娆多姿的花木兰只是世俗期待的花木兰，而不是本真的自己。因为隐藏身份，背负着对家庭、对家族和对国家的荣辱，所以刚上战场上的她无法凭借天赋来对抗敌人。最终父亲剑上的箴言“忠勇真”，让花木兰看到了本真的自己，她主动解除代表男性束缚的盔甲，放下束发，以女性的角色而非假借男性的身份来完成救国救民的重任。
同时，剧中还添加了一位女巫，如同花木兰一样，她颠沛流离，难以得到世人的认可。所以她与柔然可汗达成协议，助纣为虐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容身之所。在一个以男性为统治者的社会中，女性能力过强就被视为巫女，失去国家，失去家人，遭受到更多的伤害。女巫与花木兰是一体两面，因为同样具备异样天赋而被视为女巫。但女巫作为毫无尊严的战斗工具，而花木兰却始终坚定自己内心报国的理想，得到了男性社会的认可。女巫在花木兰身上看到了她一直渴望得到的认同，最终与花木兰结成女性联盟，以生命为代价为女性争取到基于正义的“容身之所”。在影片结尾，花木兰依靠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得到了士兵们的信任和皇帝的嘉奖，打破了“女子嫁得好才能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以女性的身份实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
这是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不是女扮男装、通过性别的置换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是纯粹以女性的身份来完成男人的政治事业，为女性赢得尊敬和自由。“女人成为战士，战士成为将军”，从“孝女”到将军，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花木兰的形象衍变就是女性的成长之旅，是在战争中经历对爱、对孝、对忠的生死体验后而成长的故事，是从依附于男性的附属物到自我意识觉醒的主人公的成长故事。
三、形象嬗变的原因探究：“群我”与个体的文化差异
花木兰形象嬗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影视制作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深受其地域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人物的解读和阐释有较大差异。花木兰在中西方影视剧中的不同形象呈现，背后是中西方文化心态的差异。花木兰生长的时代，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对儒家忠孝仁义信道德观念的推崇是时代伦理的必然要求，在战术上更倾向于以群体意识完成民族大业。而当代的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价值和崇尚自由，注重成就，仰慕英雄，民众有普遍的英雄崇拜的心理积淀。所以拥有双重身份、承担双重职责、尽孝尽忠的民族英雄变成了寻求自我、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英雄，古代的花木兰转身成为一个集传统忠孝观与现代独立意识于一身的、勇敢聪慧的个人英雄。替父从军故事中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核被弱化，而美国所崇拜的个人英雄主义更加显著。
中国花木兰身上的传统性更为明显，例如在2009年版的《花木兰》中，当花木兰功成身退回到家里之后，那已布满灰尘的纺织架正印证了她曾经的闺阁生活，這让观众看到了英雄人物花木兰更真实的一面。当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时，眼神中的忧郁道尽了时光易逝、人老色衰的无奈和失落。“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本是普通人家的勤劳的女儿，所以在她的英雄事迹发生之前，应该过着普通人织布裁衣的女性生活，影片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女性闺阁生活的画面。同时男女爱情故事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故事类型。即使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编剧仍然加入了爱情故事作为战争之外的副线。花木兰从沉浸爱情使自己意志消沉，到放下情感、勇担大任，在完成家国事业之外，还有一份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羁绊，从而形成了家国故事与爱情故事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在1998年袁咏仪版本的《花木兰》中，编剧设定了一个“重男轻女”的母亲，母亲称木兰为“赔钱货”，花木兰从军之时留下书信：“身是亏本货，志比男儿高，代父从军去，不胜不复还”，以表示对母亲的回答。所以花木兰出征的动因似乎只是与母亲赌气顺势而为，并不是出于自觉的对国、对家的忠孝，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以往宏观叙事对花木兰形象的崇高想象和叙述。
中国的花木兰更具备人性的一面，而美国的花木兰更具备神性的一面。2020年，妮基·卡罗执导的真人版剧情电影《花木兰》是对1998年的动画电影《花木兰》的改编。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在原型故事的框架下同样被赋予了忠孝之心，但更吸引人的是女性自我的发现与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战争似乎是作为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媒介。花木兰相亲失败之后，面对父亲的失望和周围人的指责，开始对自我产生疑问。边疆战火纷飞，为了证明自己作为女孩的价值，木兰踏上为父出征的行程，在军营里，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似乎没有任何不便之处，并且在统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在战场上，木兰提前暴露身份，试图获得战友的理解，然而却被军队遗弃在荒野，她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证明自己。”为家族而战转变为证明自己而战，以崇尚自由的姿态彰显女性的独立抉择。最后花木兰得到了皇帝的赞赏与全国百姓的爱戴，成为拯救国家的“女英雄”，同时也以女性的身份成为王朝护卫队的军官，打破了传统父权社会中既定的性别偏见，为家族带来荣耀，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当中国花木兰被移植到美国当代的文化土壤之中，她的自我意识与现代价值在美国的文化情境之中得到培植，这是对中国传统花木兰形象的丰富扩展。迪士尼中的花木兰是一个充满自尊、自强的现代女性，相比中国花木兰更鲜亮活泼，更接近现代社会的自由女性。本土的花木兰选择激发全体士兵的志气、以集体智慧战胜敌人，而迪士尼版是“将‘个人英雄主义’融入其中，通过塑造以一人之力击溃对方军队的‘女性英雄’，形成了新的人物形象”[3]，这无疑让观众想起了《蝙蝠侠》《蜘蛛侠》《神奇四侠》《钢铁侠》《绿巨人》等影片中拥有特殊能力的超级英雄拯救万民的角色形象。群体意识的式微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成长反映的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渗透与改造，影片中甚至展示了当代报纸、香肠煎蛋的早餐、摇滚音乐等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的置换和形象的过度改造与中国观众求真的心理期待相去甚远，所以导致影片制作精良却难以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
结语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民间传奇故事作为影视剧创作的优质资源，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叙事空间。花木兰故事的再阐述既满足了人们对于女性救国的另类故事的想象，也成为观照中国价值观转变的一个重要窗口。花木兰故事的背后，反映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和汉民族古老的文化精神，凝聚着集体的记忆与民族的情感。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语境下，花木兰故事的再叙述，都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心理。20世纪的花木兰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巾帼英雄”，更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共同塑造的融合多重特质的花木兰，是一个文化的混合体。如何守护中国文化的主基调，平衡文化真实性与故事娱乐性之间的关系，将传奇的中国故事与恒定的民族精神、思想价值相融合，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探索出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文艺作品，是留给未来影视剧创作者的重要责任。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307.
[2]刘芳，孔祥成.孝道视阈下传统精神家园的三维建构及其当代启示[ J ].伦理学研究，2021（1）：39.
[3]郭姗姗.认同、共存与共生：《花木兰》形象建构与内涵阐释[ J ].电影评介，2020（1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