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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声俊，一位自称在“粮食堆里”钻了数十年的老学者，国家粮食局研究院的老研究员、粮食经济学者，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侃侃而谈，阐述他独特的粮食价格观、粮食安全观和粮食储备观。
对粮食发展起根本作用的是价格
《小康》：你曾引证古代“贵粟”粮策，能展开谈谈粮食价格如何起作用吗?
丁声俊：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调节多种利益关系的强大杠杆。我主张“贵粟”，就是实行适度的高粮价政策。高粮价让农民增收，要让农民得到好处。
目前粮价上涨具有温和性、结构性、合理性、可控性的特点。长期以来，粮价一直低迷，农民兄弟收入一直低下去，生活一直苦下去，农业粮食发展就有萎缩危险。
现在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城市居民应该理解农民种粮不容易。针对城市低保人员、低收入者、大学生这部分人群，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粮食作为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给低保人民以补贴。不应该因为这小部分人群，让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种粮无利，让整个农业粮食都发展不起来。
目前粮价上涨的幅度远远低于城市人收入上涨的幅度。近年来实施的托市收购政策，就是为了把粮食价格“托”起来，为了在粮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给农民一个种粮的积极信号和信心保证。
今年的托市收购价格已经有所上涨，我想稻谷一斤再涨三四分钱，小麦一斤再涨两三分钱都是不为过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
《小康》：民以食为天，高粮价政策是否会引发系列的物价上涨?
丁声俊：粮价是百价之基。肉食品价格与粮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所有物价上涨都和粮食有关。如去年爆涨的是猪肉，大家都说是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这种看法不确切。实际上粮价还没上调时，猪肉价格已经开始上调了。猪肉大幅度上涨主要是因为疫情和规模化养殖跟不上，是猪肉供求关系失衡造成的。
在现在的消费结构下，不像以前低消费水平的时候，粮食能成为宝中之宝。现在很多价格并没有受到粮食的影响。实际生活中，粮价不涨的情况下，其它也是照涨不误。
总之，我的粮食价格观主张的是适度高粮价，对农业粮食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大有好处。
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小康》：13年前，美国布朗先生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悲观论调，13年过去了，现在咱们国内的粮食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了吗?
丁声俊：13年的实践表明，特别是近4年来，我国粮食持续增产，而且储备增长，事实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多年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对外依存度很低。
我的粮食安全观，是“以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提出以粮食为重点的食物安全，有利于发挥整个资源的效应。像广袤的草原，广阔的水域，广大的丘陵等自然资源部可合理开发，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人的身体健康除了需要谷物之外，还需要动物蛋白食品，因此我们需要放开眼界、放开全部国土资源，来发展食物。粮食安全不应该仅仅狭隘的看粮食，而应该看的更广阔、更远大一些。
《小康》：今年“两会”上，袁隆平院士提出要彻查各地的粮食储备。在储备粮方面，中国目前的储备粮能够保证安全吗?是否存在袁院士的担忧?
丁声俊：FAO(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到18％的粮食储备标准，我认为对中国不完全适用，对中国来讲，这个储备标准太低了一些。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版图广大，中西部交通闭塞，经济发展不平衡，多种风险难以预料，如果粮食储备太少，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粮食安全是保障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有足够的保证身体健康的食物。在中国，粮食安全储备量应当提高到相当于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0％左右。这包括战略储备、周转库存等。储备规模、品种结构、地区分布都要合理。
袁院士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个别案例，这种个案是存在的。过去确实出现过造假的现象。现在，国家粮食行政部门每年都组织检查，中储粮也常组织异地互查。总的看，国家粮食储备还是可信的。
通过国际分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小康》：在去年粮价上涨情况下，国家在贸易政策上采取了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这些贸易政策是否合适?对保证国内供应影响多大?
丁声俊：最近，国家采取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但是，要把杂粮、杂豆等大宗粮食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对于大宗粮食品种(稻谷、小麦、玉米)及制粉，要严格控制出口，对于小宗的粮食品种(像小杂粮、小杂豆)要继续放开出口。
我认为对于小杂粮、小杂豆等品种限制出口不妥。因为小杂粮、小杂豆在中国产量很大，多分布在我国绵长的边疆地区，多不占用优良的耕地，在耐干旱或是半干旱的丘陵地，生长以后对土壤改良有好处，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我国的小杂粮、小杂豆历来以国际市场为主，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是中国的特产，而且目前国际市场的价格比国内要高得多，利用这些我们可以赚钱。
第三，种植这些作物的地区一般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可以靠这个增收，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产业，而且国际上我们有传统的市场。
第四，出口这些并不影响我们的粮食安全。小杂粮、小杂豆和我们的粮食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国际影响上也不会导致WTO规则的非议。
宏观调控总体是对的，中国粮食能够保证自给，因此小杂粮、小杂豆应该自由的出口。
《小康》：大豆是中国农产品第一个放开自由出口的品类。当前国际大豆价格高涨已经严重影响国内食用油市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丁声俊：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农业粮食日益外向化、国际化，这是有益的，也是必然趋势。我国在确保国家粮食主权、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应适当融入国际分工中。在中国人均耕地和水源数量低少的情况下，要求每一种产品都靠我们自给自足，这不大可能，而且给农民的压力太大了。
从这种国情和需求出发，中国的三大谷物品种(稻谷、小麦、玉米)，我们必须要保持较高水平的自给，但对有些品种，我们在一定程度保持自给的基础上，要更多的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比如说大豆、大麦。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是我们的民族产业，但是大豆的需求量很大，中国本土不能够满足需要，在国内也要保持一定的自给率的情况下，这样的产品不妨多进口一些。
我们进口这些我们缺少的品种，就等于进口了国外的耕地和能源。
因此在目前大豆多进口一些的情况下，不要惊慌失措。进口了大豆加工成产品还会有些出口，拿出去赚了更多的钱，又扩大了就业。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不断有新的思路。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粮食主权。现在由于种种原因，似乎我们的话语权不是太多，这要防止。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有信息对称，不上当受骗，掌握自己的粮食主权。
对粮食发展起根本作用的是价格
《小康》：你曾引证古代“贵粟”粮策，能展开谈谈粮食价格如何起作用吗?
丁声俊：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调节多种利益关系的强大杠杆。我主张“贵粟”，就是实行适度的高粮价政策。高粮价让农民增收，要让农民得到好处。
目前粮价上涨具有温和性、结构性、合理性、可控性的特点。长期以来，粮价一直低迷，农民兄弟收入一直低下去，生活一直苦下去，农业粮食发展就有萎缩危险。
现在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城市居民应该理解农民种粮不容易。针对城市低保人员、低收入者、大学生这部分人群，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粮食作为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给低保人民以补贴。不应该因为这小部分人群，让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种粮无利，让整个农业粮食都发展不起来。
目前粮价上涨的幅度远远低于城市人收入上涨的幅度。近年来实施的托市收购政策，就是为了把粮食价格“托”起来，为了在粮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给农民一个种粮的积极信号和信心保证。
今年的托市收购价格已经有所上涨，我想稻谷一斤再涨三四分钱，小麦一斤再涨两三分钱都是不为过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
《小康》：民以食为天，高粮价政策是否会引发系列的物价上涨?
丁声俊：粮价是百价之基。肉食品价格与粮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所有物价上涨都和粮食有关。如去年爆涨的是猪肉，大家都说是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这种看法不确切。实际上粮价还没上调时，猪肉价格已经开始上调了。猪肉大幅度上涨主要是因为疫情和规模化养殖跟不上，是猪肉供求关系失衡造成的。
在现在的消费结构下，不像以前低消费水平的时候，粮食能成为宝中之宝。现在很多价格并没有受到粮食的影响。实际生活中，粮价不涨的情况下，其它也是照涨不误。
总之，我的粮食价格观主张的是适度高粮价，对农业粮食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大有好处。
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小康》：13年前，美国布朗先生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悲观论调，13年过去了，现在咱们国内的粮食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了吗?
丁声俊：13年的实践表明，特别是近4年来，我国粮食持续增产，而且储备增长，事实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多年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对外依存度很低。
我的粮食安全观，是“以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提出以粮食为重点的食物安全，有利于发挥整个资源的效应。像广袤的草原，广阔的水域，广大的丘陵等自然资源部可合理开发，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人的身体健康除了需要谷物之外，还需要动物蛋白食品，因此我们需要放开眼界、放开全部国土资源，来发展食物。粮食安全不应该仅仅狭隘的看粮食，而应该看的更广阔、更远大一些。
《小康》：今年“两会”上，袁隆平院士提出要彻查各地的粮食储备。在储备粮方面，中国目前的储备粮能够保证安全吗?是否存在袁院士的担忧?
丁声俊：FAO(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到18％的粮食储备标准，我认为对中国不完全适用，对中国来讲，这个储备标准太低了一些。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版图广大，中西部交通闭塞，经济发展不平衡，多种风险难以预料，如果粮食储备太少，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粮食安全是保障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有足够的保证身体健康的食物。在中国，粮食安全储备量应当提高到相当于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0％左右。这包括战略储备、周转库存等。储备规模、品种结构、地区分布都要合理。
袁院士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个别案例，这种个案是存在的。过去确实出现过造假的现象。现在，国家粮食行政部门每年都组织检查，中储粮也常组织异地互查。总的看，国家粮食储备还是可信的。
通过国际分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小康》：在去年粮价上涨情况下，国家在贸易政策上采取了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这些贸易政策是否合适?对保证国内供应影响多大?
丁声俊：最近，国家采取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但是，要把杂粮、杂豆等大宗粮食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对于大宗粮食品种(稻谷、小麦、玉米)及制粉，要严格控制出口，对于小宗的粮食品种(像小杂粮、小杂豆)要继续放开出口。
我认为对于小杂粮、小杂豆等品种限制出口不妥。因为小杂粮、小杂豆在中国产量很大，多分布在我国绵长的边疆地区，多不占用优良的耕地，在耐干旱或是半干旱的丘陵地，生长以后对土壤改良有好处，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我国的小杂粮、小杂豆历来以国际市场为主，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是中国的特产，而且目前国际市场的价格比国内要高得多，利用这些我们可以赚钱。
第三，种植这些作物的地区一般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可以靠这个增收，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产业，而且国际上我们有传统的市场。
第四，出口这些并不影响我们的粮食安全。小杂粮、小杂豆和我们的粮食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国际影响上也不会导致WTO规则的非议。
宏观调控总体是对的，中国粮食能够保证自给，因此小杂粮、小杂豆应该自由的出口。
《小康》：大豆是中国农产品第一个放开自由出口的品类。当前国际大豆价格高涨已经严重影响国内食用油市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丁声俊：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农业粮食日益外向化、国际化，这是有益的，也是必然趋势。我国在确保国家粮食主权、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应适当融入国际分工中。在中国人均耕地和水源数量低少的情况下，要求每一种产品都靠我们自给自足，这不大可能，而且给农民的压力太大了。
从这种国情和需求出发，中国的三大谷物品种(稻谷、小麦、玉米)，我们必须要保持较高水平的自给，但对有些品种，我们在一定程度保持自给的基础上，要更多的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比如说大豆、大麦。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是我们的民族产业，但是大豆的需求量很大，中国本土不能够满足需要，在国内也要保持一定的自给率的情况下，这样的产品不妨多进口一些。
我们进口这些我们缺少的品种，就等于进口了国外的耕地和能源。
因此在目前大豆多进口一些的情况下，不要惊慌失措。进口了大豆加工成产品还会有些出口，拿出去赚了更多的钱，又扩大了就业。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不断有新的思路。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粮食主权。现在由于种种原因，似乎我们的话语权不是太多，这要防止。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有信息对称，不上当受骗，掌握自己的粮食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