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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面对极不平凡的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在大战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凝聚起一往无前的奋进力量，出席大会的浙江代表团代表认真履职、积极建言。
打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组合拳”
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众多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坚江，一直关注着中小外贸企业的生存状态。“疫情发生以来，众多外贸企业通过外贸转内销的方式，積极开拓国内市场，抢抓发展机遇。但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不同，现实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郑坚江了解到，国内市场回款周期长、库存压力大、营销费用高，企业要承担的生产及运营成本较高。此外，习惯了订单式销售的外贸企业，对国内的市场准入、销售渠道、结算方式等规则不熟悉，难以拓展国内市场。针对国外需求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也存在“水土不服”现象。
郑坚江建议，应加大对中小外贸企业转内销的政策帮扶力度。比如政府应引导电商平台降低线上运营费用，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经营周转类信贷支持，设立相应的“外贸转内销贷”，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内销成本。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欧其深深感受到，当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受冲击，很多产品“断供”，使得“卡脖子”问题大幅上升。
“我们必须着力在强链、延链、补链上狠下功夫，以发展的确定性全力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欧其认为，浙江企业应抓住扩大内需的机遇，强化对国内消费升级的响应效率，提升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加大国内大循环，尽可能减少需求外溢。
“当然，畅通产业链循环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企业是不够的，政府还需加大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欧其建议，各地政府要研制关于本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专项指导规划，促成企业同高校、科研院所在规划框架下协商签约，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研发、中试孵化、研发成果进入产品化、产业化的链条中，选择重点提供财政经费支持。
同时，要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提出具体的刚性目标需求，并且选择有众多创新主体参与的技术领域，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开展协同攻关，由此攻克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难题。
让好山好水持续“变现增值”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的表述引发代表热烈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方敏带来了一份生态“成绩单”：2020年，浙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3.3%，地表水省控断面Ⅰ至Ⅲ类水质比例达到94.6%，公众满意度连续9年持续提升。
“这些年，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浙江大地的生态环境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方敏表示，去年，浙江出台了全国首个省域美丽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到2035年全面建成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新阶段绿色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
“努力把生态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作为浙江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的标志性成果。”方敏说，“十四五”期间，要全力打好生态环境巩固提升持久战，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打造天蓝地净水清无废的全要素美丽生态环境。这其中，要以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为重点，全面加强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此外，通过数字赋能，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让浙江生态环境治理更精准更科学。
“作为浙江26个加快发展县之一，开化不仅实现了省定薄弱村全部‘摘帽’，更拓宽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矽盛电子有限公司设备部主任郑裕财表示，这些年来，开化立足生态优势，重点依托“顶级茶”“消薄鱼”“高粱地”“扶贫蜂”等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激发了当地经济发展活力。
一条“消薄鱼”的故事，让郑裕财印象最为深刻。钱江源头好山好水，溯源千年的古法养殖方式造就了肉质鲜嫩的开化清水鱼。但传统清水鱼养殖周期长、收益慢，农民小规模增收可行，要把产业做大做强可不易。2020年，何田乡深耕“鱼文化”，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通过“期权鱼”养殖为村集体年增收30万元，一举解决了清水鱼的销路之困。
如何让好山好水持续“变现增值”？郑裕财带来了关于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相关建议，希望能破解不同区域各自为政等问题，建立健全国家公园环境治理法律法规及配套司法体制。
“开化的生态优势不能丢，要发挥好后发优势和资源优势。钱江源国家公园是一张新名片，在落实最严格保护措施的同时，也要让老百姓共享生态红利。”郑裕财说，得益于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溢出效应，当地很多村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道路，发展更具活力。
以整体智治提升治理效能
“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强社会治理、加快数字化发展等提出了新要求。在代表们看来，这些要求指向同一个目标：整体智治。
城市治理正迈向智能化，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杰一直关注的领域。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这些年浙江运用数字技术不断探索城市治理现代化，让城市变得越来越“聪明”。 “我们要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城市治理中，加快‘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郑杰介绍，所谓“数字孪生城市”，是在网络空间再造一个与城市物理世界匹配、对应的“孪生城市”，实现城市全要素数字化和虚拟化、城市全状态实时化和可视化、城市管理决策协同化和智能化。
整体智治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分享了一个农民建房流程改变的故事。以前，村民建房需要到村、乡镇以及多个县级部门提交审批材料，材料要在10多个不同层级、部门的系统平台流转，费时费力。从去年起，依托房地信息系统，衢州市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农民建房审批全周期治理闭环，有建房需求的农民可通过手机提交申请，相关部门在统一平台线上审批，极大提升了审批效率。
“这一变革，打通了部门职能、加强了业务协同，使群众和企业办事从找部门转变为找政府，实现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全链条联动。”徐文光认为，这一变革的背后，是整体智治理念给党政机关服务方式带来的全流程、系统性重塑。
徐文光说，围绕整体智治目标，衢州在农民建房的监管环节同样实现了部门和乡镇的一体化。过去，农房违建根据不同情形由不同执法主体来执行，“比如建在水边由水利部门管，建在公路边由交通部门管，至少有6个执法主体，乡镇需要多头跑，部门还容易出现推诿扯皮”。
徐文光介绍，通过试点“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县执法部门将事权、人权下沉下放，由乡镇统筹执法力量，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违法乱建、占地现象得到根本遏制，全市反映农民建房问题的信访件数量下降40%，“这就是整体智治带来的治理效能”。
作为整体智治的受益者，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对“智慧乡村”给农村带来的改变感触颇深。
“依托地理信息、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技术，我们正在建设叠加自然资源、农业、水利等多个部门数据的数字乡村底图，以‘一图全面感知’为目标，实现对全村人、事、物等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他表示，“村里保洁是否到位、人流量大小，这些信息都会在图上实时反馈，哪里出问题，就能及時定位并安排力量迅速解决。”
方中华希望，有关部门加大对5G基站等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农业试点等政策扶持力度，让广大农民共享整体智治带来的红利。
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岱山抲鱼人渔业专业合作社党总支书记夏永祥常年与渔民打交道，他最惦记的是在共同富裕这条路上，渔民怎么走得更好。参会前的调研中，他与渔民们聊家常、谈发展，走访多个相关部门，带来了7个助力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夏永祥说，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渔业减船转产，省政府也给予相应配套补助、增强资金支持和渔民保障，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渔场秩序稳定、渔业安全生产，渔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过，海洋生态形势严峻、渔民转产转业渠道较少的问题依然存在，渔业亟须转型升级”。
“当前，我省远洋渔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阶段，政府要切实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政策、资金支持，实现远洋渔业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夏永祥建议，要紧扣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通过加快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在综合服务保障能力、渔业产业集聚融合等方面形成长效体制机制，促进上下游协同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这不仅要求富裕地区积极主动作为，更关键的是要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蔬菜瓜果产业协会会长孙军说。
“激发基层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内生动力，对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非常重要。”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孙军认为，助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可从完善农业产业链入手。首先，要顺畅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使农民搭上顺风车，鼓励培育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其次，要推动完善农业产业链的利益机制，连接农民和市场两个重要端口，提高农产品价值，提升职业农民竞争力，把更多利益留在田间地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财政投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今年中央将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资金补助力度，我省正开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新征程，更要走在前列。”全国人大代表、省财政厅厅长尹学群说，“财政资金再紧，也不能紧‘三农’。”
“‘十三五’时期，浙江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农林水支出超过3600亿元，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尹学群说，这些年，浙江各级财政部门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创新财政支农方式，持续加大乡村振兴资金投入力度，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芝麻开花节节高。
“财政资金是有限的，关键要‘四两拨千斤’，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发挥乘数效应尤为重要。”尹学群说，浙江通过建立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多元化投入的长效机制，整合设立省乡村振兴投资基金，形成政府基金股权投资引导、金融机构低息跟贷、社会资本加大投入的良好局面。
用法治呵护百姓美好生活
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求实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立法成绩单，收获代表一致好评。
平安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认为，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平安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共同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推进法治建设，必须立法先行。此次赴京参会，贾宇带来了一份关于制定法律监督法的议案。“宪法明确，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贾宇说，“但在多年司法实践中，存在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认知度普遍不高、被监督对象对法律监督认识不一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尚无统一立法，导致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宏观定位和基本赋权，在实践中难以充分实现。 在贾宇看来，制定法律监督法要坚持党的领导、遵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有限监督、科学可行等原则，明确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职责范围、条件标准和程序，以及保障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措施，同时应妥善处理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避免出现规范重叠和法条冲突，促进法律间有机和谐。
“信用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我国，很多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失信现象，需要从法治高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沈满洪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用建设促进法》议案”。
沈满洪说，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治理体系建设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等方方面面，但每一个方面都离不开信用建设。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要求加强信用建设，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沈满洪设想的“信用建设促进法”，包括了三大部分十个方面内容，即信用建设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信用建设基本内容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信用建设措施的信用法治、信用德治、信用自治与信用智治等。
沈满洪认为，其中政务诚信事关诚信建设全局，司法公信是社会信用建设底线。“要让守信的人得到充分尊重，让失信的人付出足够代价。”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诉讼大省。诉讼大省如何“治未病”？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表示，破题关键正是从浙江发源的“枫桥经验”。形象来说，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我们坚持源头治理、三级联动，从乡镇、县级、全省三个层面‘三管齐下’，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引导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消除在萌芽状态。”李占国说。
李占国强调，法院在推进诉源治理的同时要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调解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决不能以矛调中心先行调解为借口拒绝立案、拖延立案、增设门槛;对于矛调中心调解不成的纠纷，凡符合立案条件的，一律当场登记立案，坚决防止出现新的“立案难”。
他指出，对于缠访闹访、违法信访的，法院要担当作为，依法严惩，理直气壮将信访纳入法治轨道，以司法权威更好维护党政公信力。 摄影 蔡荣章
（综合《浙江日报》等相关报道，记者金梁、李攀、陈佳莹、郑亚丽、陆乐、王璐怡、王世琪、蒋欣如、肖淙文、董碧水、张素、赵晔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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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代表团代表提交议案26件
3月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在驻地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浙江代表团代表依法提出议案建议的有关情况。
3月8日中午12时，是大会规定的代表议案提交截止时间。至截止时间，浙江代表团代表共向本次大会提出议案26件，全部为立法案，已被大会议案组接收并分送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研究处理。
据了解，截至当日中午，浙江代表还提出各类建议、批评和意见418件，并仍在陆续提交中。
“从今年的代表议案建议情况看，我们代表普遍提前发动、及早谋划、精心准备，所提议案建议站位高、格局大、聚焦准、措施实，与往年相比，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浙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说。
为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会前，代表们积极开展视察调研，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努力了解和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为提好议案建议打下坚实基础。会中，代表们继续修改完善、相互学习借鉴、共同酝酿讨论，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议案建议稿。
浙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浙江代表团的代表议案聚焦精准，代表们聚焦“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立足浙江，放眼全国，注重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和法治手段，通过推动全国人大立法修法，来推动落实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
从代表提交的建议看，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全局性、宏观性建议;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保障热点难点问题提出的建议，包括实施“十四五”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创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民生问题。
据悉，目前，浙江代表团共有90名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条战线。
（张 亮 劉乐平）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凝聚起一往无前的奋进力量，出席大会的浙江代表团代表认真履职、积极建言。
打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组合拳”
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众多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坚江，一直关注着中小外贸企业的生存状态。“疫情发生以来，众多外贸企业通过外贸转内销的方式，積极开拓国内市场，抢抓发展机遇。但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不同，现实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郑坚江了解到，国内市场回款周期长、库存压力大、营销费用高，企业要承担的生产及运营成本较高。此外，习惯了订单式销售的外贸企业，对国内的市场准入、销售渠道、结算方式等规则不熟悉，难以拓展国内市场。针对国外需求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也存在“水土不服”现象。
郑坚江建议，应加大对中小外贸企业转内销的政策帮扶力度。比如政府应引导电商平台降低线上运营费用，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经营周转类信贷支持，设立相应的“外贸转内销贷”，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内销成本。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欧其深深感受到，当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受冲击，很多产品“断供”，使得“卡脖子”问题大幅上升。
“我们必须着力在强链、延链、补链上狠下功夫，以发展的确定性全力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欧其认为，浙江企业应抓住扩大内需的机遇，强化对国内消费升级的响应效率，提升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加大国内大循环，尽可能减少需求外溢。
“当然，畅通产业链循环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企业是不够的，政府还需加大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欧其建议，各地政府要研制关于本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专项指导规划，促成企业同高校、科研院所在规划框架下协商签约，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研发、中试孵化、研发成果进入产品化、产业化的链条中，选择重点提供财政经费支持。
同时，要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提出具体的刚性目标需求，并且选择有众多创新主体参与的技术领域，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开展协同攻关，由此攻克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难题。
让好山好水持续“变现增值”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的表述引发代表热烈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方敏带来了一份生态“成绩单”：2020年，浙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3.3%，地表水省控断面Ⅰ至Ⅲ类水质比例达到94.6%，公众满意度连续9年持续提升。
“这些年，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浙江大地的生态环境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方敏表示，去年，浙江出台了全国首个省域美丽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到2035年全面建成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新阶段绿色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
“努力把生态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作为浙江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的标志性成果。”方敏说，“十四五”期间，要全力打好生态环境巩固提升持久战，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打造天蓝地净水清无废的全要素美丽生态环境。这其中，要以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为重点，全面加强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此外，通过数字赋能，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让浙江生态环境治理更精准更科学。
“作为浙江26个加快发展县之一，开化不仅实现了省定薄弱村全部‘摘帽’，更拓宽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矽盛电子有限公司设备部主任郑裕财表示，这些年来，开化立足生态优势，重点依托“顶级茶”“消薄鱼”“高粱地”“扶贫蜂”等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激发了当地经济发展活力。
一条“消薄鱼”的故事，让郑裕财印象最为深刻。钱江源头好山好水，溯源千年的古法养殖方式造就了肉质鲜嫩的开化清水鱼。但传统清水鱼养殖周期长、收益慢，农民小规模增收可行，要把产业做大做强可不易。2020年，何田乡深耕“鱼文化”，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通过“期权鱼”养殖为村集体年增收30万元，一举解决了清水鱼的销路之困。
如何让好山好水持续“变现增值”？郑裕财带来了关于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相关建议，希望能破解不同区域各自为政等问题，建立健全国家公园环境治理法律法规及配套司法体制。
“开化的生态优势不能丢，要发挥好后发优势和资源优势。钱江源国家公园是一张新名片，在落实最严格保护措施的同时，也要让老百姓共享生态红利。”郑裕财说，得益于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溢出效应，当地很多村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道路，发展更具活力。
以整体智治提升治理效能
“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强社会治理、加快数字化发展等提出了新要求。在代表们看来，这些要求指向同一个目标：整体智治。
城市治理正迈向智能化，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杰一直关注的领域。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这些年浙江运用数字技术不断探索城市治理现代化，让城市变得越来越“聪明”。 “我们要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城市治理中，加快‘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郑杰介绍，所谓“数字孪生城市”，是在网络空间再造一个与城市物理世界匹配、对应的“孪生城市”，实现城市全要素数字化和虚拟化、城市全状态实时化和可视化、城市管理决策协同化和智能化。
整体智治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分享了一个农民建房流程改变的故事。以前，村民建房需要到村、乡镇以及多个县级部门提交审批材料，材料要在10多个不同层级、部门的系统平台流转，费时费力。从去年起，依托房地信息系统，衢州市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农民建房审批全周期治理闭环，有建房需求的农民可通过手机提交申请，相关部门在统一平台线上审批，极大提升了审批效率。
“这一变革，打通了部门职能、加强了业务协同，使群众和企业办事从找部门转变为找政府，实现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全链条联动。”徐文光认为，这一变革的背后，是整体智治理念给党政机关服务方式带来的全流程、系统性重塑。
徐文光说，围绕整体智治目标，衢州在农民建房的监管环节同样实现了部门和乡镇的一体化。过去，农房违建根据不同情形由不同执法主体来执行，“比如建在水边由水利部门管，建在公路边由交通部门管，至少有6个执法主体，乡镇需要多头跑，部门还容易出现推诿扯皮”。
徐文光介绍，通过试点“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县执法部门将事权、人权下沉下放，由乡镇统筹执法力量，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违法乱建、占地现象得到根本遏制，全市反映农民建房问题的信访件数量下降40%，“这就是整体智治带来的治理效能”。
作为整体智治的受益者，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对“智慧乡村”给农村带来的改变感触颇深。
“依托地理信息、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技术，我们正在建设叠加自然资源、农业、水利等多个部门数据的数字乡村底图，以‘一图全面感知’为目标，实现对全村人、事、物等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他表示，“村里保洁是否到位、人流量大小，这些信息都会在图上实时反馈，哪里出问题，就能及時定位并安排力量迅速解决。”
方中华希望，有关部门加大对5G基站等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农业试点等政策扶持力度，让广大农民共享整体智治带来的红利。
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岱山抲鱼人渔业专业合作社党总支书记夏永祥常年与渔民打交道，他最惦记的是在共同富裕这条路上，渔民怎么走得更好。参会前的调研中，他与渔民们聊家常、谈发展，走访多个相关部门，带来了7个助力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夏永祥说，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渔业减船转产，省政府也给予相应配套补助、增强资金支持和渔民保障，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渔场秩序稳定、渔业安全生产，渔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过，海洋生态形势严峻、渔民转产转业渠道较少的问题依然存在，渔业亟须转型升级”。
“当前，我省远洋渔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阶段，政府要切实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政策、资金支持，实现远洋渔业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夏永祥建议，要紧扣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通过加快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在综合服务保障能力、渔业产业集聚融合等方面形成长效体制机制，促进上下游协同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这不仅要求富裕地区积极主动作为，更关键的是要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蔬菜瓜果产业协会会长孙军说。
“激发基层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内生动力，对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非常重要。”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孙军认为，助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可从完善农业产业链入手。首先，要顺畅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使农民搭上顺风车，鼓励培育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其次，要推动完善农业产业链的利益机制，连接农民和市场两个重要端口，提高农产品价值，提升职业农民竞争力，把更多利益留在田间地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财政投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今年中央将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资金补助力度，我省正开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新征程，更要走在前列。”全国人大代表、省财政厅厅长尹学群说，“财政资金再紧，也不能紧‘三农’。”
“‘十三五’时期，浙江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农林水支出超过3600亿元，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尹学群说，这些年，浙江各级财政部门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创新财政支农方式，持续加大乡村振兴资金投入力度，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芝麻开花节节高。
“财政资金是有限的，关键要‘四两拨千斤’，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发挥乘数效应尤为重要。”尹学群说，浙江通过建立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多元化投入的长效机制，整合设立省乡村振兴投资基金，形成政府基金股权投资引导、金融机构低息跟贷、社会资本加大投入的良好局面。
用法治呵护百姓美好生活
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求实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立法成绩单，收获代表一致好评。
平安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认为，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平安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共同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推进法治建设，必须立法先行。此次赴京参会，贾宇带来了一份关于制定法律监督法的议案。“宪法明确，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贾宇说，“但在多年司法实践中，存在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认知度普遍不高、被监督对象对法律监督认识不一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尚无统一立法，导致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宏观定位和基本赋权，在实践中难以充分实现。 在贾宇看来，制定法律监督法要坚持党的领导、遵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有限监督、科学可行等原则，明确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职责范围、条件标准和程序，以及保障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措施，同时应妥善处理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避免出现规范重叠和法条冲突，促进法律间有机和谐。
“信用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我国，很多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失信现象，需要从法治高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沈满洪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用建设促进法》议案”。
沈满洪说，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治理体系建设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等方方面面，但每一个方面都离不开信用建设。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要求加强信用建设，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沈满洪设想的“信用建设促进法”，包括了三大部分十个方面内容，即信用建设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信用建设基本内容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信用建设措施的信用法治、信用德治、信用自治与信用智治等。
沈满洪认为，其中政务诚信事关诚信建设全局，司法公信是社会信用建设底线。“要让守信的人得到充分尊重，让失信的人付出足够代价。”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诉讼大省。诉讼大省如何“治未病”？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表示，破题关键正是从浙江发源的“枫桥经验”。形象来说，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我们坚持源头治理、三级联动，从乡镇、县级、全省三个层面‘三管齐下’，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引导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消除在萌芽状态。”李占国说。
李占国强调，法院在推进诉源治理的同时要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调解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决不能以矛调中心先行调解为借口拒绝立案、拖延立案、增设门槛;对于矛调中心调解不成的纠纷，凡符合立案条件的，一律当场登记立案，坚决防止出现新的“立案难”。
他指出，对于缠访闹访、违法信访的，法院要担当作为，依法严惩，理直气壮将信访纳入法治轨道，以司法权威更好维护党政公信力。 摄影 蔡荣章
（综合《浙江日报》等相关报道，记者金梁、李攀、陈佳莹、郑亚丽、陆乐、王璐怡、王世琪、蒋欣如、肖淙文、董碧水、张素、赵晔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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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代表团代表提交议案26件
3月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在驻地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浙江代表团代表依法提出议案建议的有关情况。
3月8日中午12时，是大会规定的代表议案提交截止时间。至截止时间，浙江代表团代表共向本次大会提出议案26件，全部为立法案，已被大会议案组接收并分送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研究处理。
据了解，截至当日中午，浙江代表还提出各类建议、批评和意见418件，并仍在陆续提交中。
“从今年的代表议案建议情况看，我们代表普遍提前发动、及早谋划、精心准备，所提议案建议站位高、格局大、聚焦准、措施实，与往年相比，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浙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说。
为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会前，代表们积极开展视察调研，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努力了解和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为提好议案建议打下坚实基础。会中，代表们继续修改完善、相互学习借鉴、共同酝酿讨论，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议案建议稿。
浙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浙江代表团的代表议案聚焦精准，代表们聚焦“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立足浙江，放眼全国，注重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和法治手段，通过推动全国人大立法修法，来推动落实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
从代表提交的建议看，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全局性、宏观性建议;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保障热点难点问题提出的建议，包括实施“十四五”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创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民生问题。
据悉，目前，浙江代表团共有90名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条战线。
（张 亮 劉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