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之新、亮、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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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最近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都明确将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四川也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四川省委十届三次全会和2013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那么,四川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究竟新在哪里、亮在哪里,难点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四川的新型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之新
  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之“新”有两层含义:一是四川在全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大框架下的“新”;二是四川根据自身现阶段实际而确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新”。而这两“新”都是与过去的传统城镇化道路相比较而言的。
  我国我省过去的城镇化道路是在“城市中心”导向的城乡二元体制条件下进行的,“城市”在整个经济社会中长期处于高势能地位,导致大量的农村资源单向流入城市,向城市聚集,呈现城市愈来愈强而农村愈来愈弱、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加剧的态势。其典型特征是农村大量的优质劳动力资源涌入城市、农村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等等。这种城镇化道路,在我国工业化初期,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发展能力受限的情况下,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也曾如此。但是,在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就必须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以“城镇”为中心和纽带,上联城市、下带农村,实行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走以人为本、以人的城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大、中、小城市与各类城镇协调互动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四川也根据“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的基本省情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全国、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明确提出了要“围绕提升城镇化质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走出一条形态适宜、产城融合、城乡一体、集约高效的新型城镇化路子”。这种新型城镇化路子之“新”主要体现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即农民不仅要在户籍上成为城镇居民,而且要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发展能力、更新思想观念、转变生活方式、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权利,深度融入城市现代文明;“形态适宜”,即根据当地实际,城镇的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宜中则中,不搞贪大求洋,城镇的产业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则旅、宜发展生态产业则以生态产业立镇,不搞同构化、同质化发展;“产城融合”,即要通过产业发展来解决就业,聚集劳动力(人口),增强城镇实力和活力,同时要通过城镇的要素聚集和公共服务来支撑产业不断聚集和做强做大,形成产业(作为城市的内容)与城镇(作为产业的载体)之间有机互动、协调融合的关系;“城乡一体”,即城镇与农村统筹发展、协同共进,彻底改变过去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道路;“集约高效”,即城镇的各项建设及产业发展应集约节约使用土地等各种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彻底改变过去一些地方城镇建设贪大求洋、产业粗放发展等资源浪费之路。
  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之亮
  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亮点高度集中地寓于省委十届三次全会做出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中。
  一是“多点多极”的形成要靠规模不同、形态各异的多个新型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多点”即指各区域大、中、小城市及各种城镇。只有“多点”高度发展、协调发展、群落发展,才能提升城市和城镇的能级, 增强城市和城镇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逐步升华为“多极”(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进而对全省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二是“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城乡一体”。而这恰恰是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核所在,也是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根本經验。这一亮点必将在更大范围、更多区域、更深层次继续闪光。
  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是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不竭的动力源。四川的新型城镇化除了要在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硬件方面注重技术创新,更将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崭新导向,在农民市民化所需要的政策制度和公共服务等软件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与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最近,四川省已经开始实施的“百镇建设试点行动”就是这种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项工作从资金整合、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塑造、监督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对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之难
  四川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也面临制度、成本、农村人口素质提升等许多难题。
  制度性难题:一是废除户籍制度难。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割裂、二元发展的根源。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要求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居住证制度,而这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二是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难。不论从广袤农村的自然特性来看,还是从我国我省长期二元体制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积弱的现实来看,特别是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尚不够强的条件来看,要真正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量和质都达到均等化程度是有相当难度的,需要全方位的改革和较长的过程。三是土地制度创新难。农民对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等财产的权属关系复杂、权益模糊不清,客观上阻碍了农民进城及其市民化。
  成本难题:从农民个人看,其城镇化需要承担迁移、生活、就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成本;从政府看,农民城镇化、市民化需要政府承担因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农民本人就业培训及其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险、住房保障等诸多成本。这些成本的分担机制和资金来源尚待深入研究和探索解决。
  农村人口素质提升难题:文化技术水平低、思想观念陈旧、生活方式落后、法律法规意识淡薄等等,是影响农民城镇化就业、市民化生活的重要原因。而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面临许多困难。解决这些难题,加快四川的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农民个人及其家庭多方共同努力,大胆探索、典型示范,从中找出符合四川实际的新型城镇化规律,才能引导四川的新型城镇化健康、科学地发展。(作者系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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