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平民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取士，然后成为士大夫。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废除了，作为社会阶层的士大夫不再存在。但是，士大夫精神还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而存在。当代中国精英，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缺失，我们就特别需要从古代的士大夫精神汲取营养。如果中国当代精英能够汲取古代士大夫精神的合理营养的话，就能够建立有文化精神的现代精英阶层。
　　这种士大夫精神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
　　我们讲“士志于道”，道即公共社会责任。中国古代最初士是较低的级别的贵族，他们是政权的参与者，拥有社会的主体意识，关注国家命运。随着时代的变化，王朝分封制度的解体后，士的来源已经多元化，更多士大夫是由普通的平民奋斗而来的，他们的精神动力离不开对社会的承担。
　　这里举一个清代士大夫左宗棠为例子。他年轻时写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一方面自己是非常普通的平民，什么都没有，但是另一方面他敢于承担重大的天下责任，心忧天下。这种士大夫精神，成就了左宗棠的人格和功业，使左宗棠在国家、民族面临诸多忧患的时候挺身而出。
　　当代中国精英实际上面临很多问题，无论是历史和现代，无论是中国走向世界，还是被纳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体系，中国已经由过去相对封闭的闭关锁国，变成当代全球化的一个大国。在这种极具变革的时代，中国面临很多重要问题，故而都需要重建士大夫精神。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都对社会的影响很大，拥有很多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那么他们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反过来你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你占有的资源也可能就越多。显然，我们不是贵族，贵族是通过血缘占有资源，当代社会精英与传统士大夫一样，均是通过奋斗而获得对社会资源的掌握，因此，他们应该为大家承担更大的责任。传统士大夫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仍然应该是中国当代社会精英的本质内涵。
　　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
　　魏晋时代的士大夫率性自由，拥有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使得他们能做出有创造性的文学艺术、学术思想成就，并且表达出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决不盲从外在权威。其实这一点，对当代的知识界、文化界及其各个领域的精英都是非常重要的。唯有真实的主体自我，才能创造出有独创性的文化成果。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文化精英，尤其值得学习魏晋士大夫的这种精神。
　　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
　　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种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也就是把入世精神和出世事业结合起来的精神。儒家士大夫的落脚点是在现实社会关怀，而他们总是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最终目标是在入世的事业。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的时候，又追求超脱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当代精英学习的。中国当代精英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就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道义情怀。但如果你只有社会责任，只有忧患意识，只有道义情怀，你就会常常处于痛苦、烦恼的处境。那么如何化解烦恼？这就需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自我的修炼，在能够保持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的同时，也能够保持自我个体的身心自在、平和心境。
　　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的精神
　　晚清士大夫精神将圣贤与豪杰结合起来，圣贤是对于文化理想的追求，豪杰是一种经世事功的追求。士大夫成为这样一个群体：作为文人学者，应该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文化理想；但是作为官僚或社会管理者，又必须要面对现实，要有务实的事功追求。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
　　这一点，特别值得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学习。我们常常讲的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似乎具有这样的特点：前30年往往是追求很高的理想，不务实，国家搞得非常贫穷。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非常务实，追求功利、财富、事业的成功，但是显然又过于现实、过于功利。士大夫能够把理想与现实两者结合起来，这种士大夫精神应该为当代中国精英所迫切需要。这种既务实又有理想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非常宝贵的精神财产。
　　上面讲的四个方面，无论是哪个阶段，他们遗留的精神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精英的宝贵精神资源，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希望我们一起共勉。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中国一定会发生一个惊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