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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迷人的愤怒
愤怒是会上瘾的。我们总能在媒体上看到各国青年在表达愤怒：穆斯林青年抗议某某漫画家丑化了穆罕默德；美国青年占领华尔街抗议贫富悬殊扩大化；印度青年愤怒声讨一个腐败丑闻……有一次我打开一个视频，一位朝鲜美女主播在声嘶力竭地控诉，双眼喷出熊熊怒火，屏幕随时有炸裂的危险，虽然我不懂朝鲜话，但不用说，她肯定是在痛斥美帝及其走狗韩国政府。
很多愤怒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腐败、贫富悬殊、政府暴力、有毒食品……但有些愤怒显得有点蹊跷，比如“舍近求远的愤怒”——近在眼前的不止一起“看守所神秘死亡案”无法激起其愤怒，远在伊拉克的美军监狱虐俘案则令其勃然大怒；比如“避重就轻的愤怒”——一场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消失不能使某些人皱一下眉头，但一本杂志上对某位“伟人”的搞笑式漫画却使他们怒不可遏；比如“谄媚式愤怒”——其实我对三峡啊、转基因啊这些个事情也不大了解，但是既然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事情愤怒，那我不愤怒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了，那我就——大家看好了——气愤填膺；还有“不由分说的愤怒”——警察澄清“我要抓的小偷不是你而是他”之后坚持怒不可遏……什么，你不是那个意思？你的意思不重要，你等我把造型拗完再说。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这些似乎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省时省力——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冉冉升起。何况隐身于集体中，安全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对很多掌权者而言，民众的愤怒则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民心颓丧时，打一针就举国上下精神抖擞了，我们都记得“文革”的大字报语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要说那些年革命的火焰为什么越烧越旺，不断地寻找敌人，调动愤怒，成了保持斗志的不败良方。找不到敌人怎么办？制造呗。于是各种匪夷所思，各种天方夜谭。到最后革命对愤怒已形成“药物依赖”，不吃，斗争会因为燃料不足而熄火；吃，斗争会因为烧光一切而熄火。
今天我们的愤怒当然不会如此荒诞，但对愤怒的迷恋似乎已深入我们的骨髓。看网上的辩论，大事小事，真事假事，都可以燃起你死我活的热情和杀气腾腾的怒火。“文革”过去了这么久，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旗帜还飘荡在我们灵魂的上空。难怪有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哲学家在中国追捧者甚众，他说政治的要义就是“分清敌我”，对于习惯于“敌我思维”的人，几千年来忙着划分忠奸、划分贫富、划分中外……这理论多亲切啊，简直是量身定做。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迷人的愤怒
愤怒是会上瘾的。我们总能在媒体上看到各国青年在表达愤怒：穆斯林青年抗议某某漫画家丑化了穆罕默德；美国青年占领华尔街抗议贫富悬殊扩大化；印度青年愤怒声讨一个腐败丑闻……有一次我打开一个视频，一位朝鲜美女主播在声嘶力竭地控诉，双眼喷出熊熊怒火，屏幕随时有炸裂的危险，虽然我不懂朝鲜话，但不用说，她肯定是在痛斥美帝及其走狗韩国政府。
很多愤怒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腐败、贫富悬殊、政府暴力、有毒食品……但有些愤怒显得有点蹊跷，比如“舍近求远的愤怒”——近在眼前的不止一起“看守所神秘死亡案”无法激起其愤怒，远在伊拉克的美军监狱虐俘案则令其勃然大怒；比如“避重就轻的愤怒”——一场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消失不能使某些人皱一下眉头，但一本杂志上对某位“伟人”的搞笑式漫画却使他们怒不可遏；比如“谄媚式愤怒”——其实我对三峡啊、转基因啊这些个事情也不大了解，但是既然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事情愤怒，那我不愤怒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了，那我就——大家看好了——气愤填膺；还有“不由分说的愤怒”——警察澄清“我要抓的小偷不是你而是他”之后坚持怒不可遏……什么，你不是那个意思？你的意思不重要，你等我把造型拗完再说。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这些似乎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省时省力——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冉冉升起。何况隐身于集体中，安全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对很多掌权者而言，民众的愤怒则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民心颓丧时，打一针就举国上下精神抖擞了，我们都记得“文革”的大字报语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要说那些年革命的火焰为什么越烧越旺，不断地寻找敌人，调动愤怒，成了保持斗志的不败良方。找不到敌人怎么办？制造呗。于是各种匪夷所思，各种天方夜谭。到最后革命对愤怒已形成“药物依赖”，不吃，斗争会因为燃料不足而熄火；吃，斗争会因为烧光一切而熄火。
今天我们的愤怒当然不会如此荒诞，但对愤怒的迷恋似乎已深入我们的骨髓。看网上的辩论，大事小事，真事假事，都可以燃起你死我活的热情和杀气腾腾的怒火。“文革”过去了这么久，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旗帜还飘荡在我们灵魂的上空。难怪有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哲学家在中国追捧者甚众，他说政治的要义就是“分清敌我”，对于习惯于“敌我思维”的人，几千年来忙着划分忠奸、划分贫富、划分中外……这理论多亲切啊，简直是量身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