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在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吃完盒饭，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呱唧，呱唧，呱唧，听相声了！顶着风，顶着雪，站在那儿喊，拉观众。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有人赶紧往后台跑，穿大褂上台说相声。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觉得苦。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这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
　　（摘自《過得刚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