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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的灯光照着院子，鸡鸭狗兔羊都安安静静，天天坐在我腿上，我抱着她。村子里有说话的声音、狗叫声、电视响声、蟋蟀叫声，还有烧火的烟味、做饭的香味，泥土的湿味。过两天我们就可以去西瓜地买西瓜，种白菜和萝卜……中秋节我们可以看到清清楚楚的月亮……冬天烧土暖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炉子里烤我们自己种的红薯。”
在新近出版的《下乡养儿》一书中，冯丽丽以日记形式记录了她和丈夫带着女儿天天搬到京郊农村，用亲近自然疗法治愈家庭的失败与伤痛的故事：因孩子恐惧上学，连睡觉都怕，跟校方沟通、接受心理辅导都无果，这对夫妇辞工下乡带孩子，在农村呆了4年，最终让孩子找回快乐，返城读书。
其实，即使没有这本书，“下乡养儿”的话题，也让不少为人父母者有着参与讨论的热情。课业负担的沉重、日渐污浊的空气、不再安全的食物，让人想念乡村的迟缓与清洁。可以说，“下乡养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育儿可能，却也是一场奢侈大胆的行为。无论是几年前北大MBA夫妇带女儿隐居终南山，还是最近武汉7对父母带孩子回农村自教的现实案例，下乡养儿既是一个热闹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尴尬的存在。
武汉山村：7对父母的选择
“下乡养儿”对成日困于城市车马喧哗之中的家庭，很有吸引力。下乡识野趣，亲近大自然，关心粮食和蔬菜，不仅符合孩子的天性，对成年人也是一种愉悦的生活体验。正因返璞归真，回归了乡土的朴素人情，冯丽丽夫妇才找到了更符合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孤僻、胆小、沉默的孩子，重新回归自然、健康的成长状态。
冯丽丽一家在京郊山村居住了四年；无独有偶，一年多前，武汉也有7对父母将孩子从武汉市区带到黄陂区木兰乡，他们在一个小山村找到一所废弃小学，改建成集住宿、学习一体的场所后，家长充当起老师，闲时就与孩子一起开荒种地。
这7家家长是好友，平时总带着10个孩子在一起玩儿、读书。孩子长大后，大家觉得在城市奔波相聚浪费时间，顾及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便萌生了搬到农村去住的想法。
他们选择的这个山村并不封闭，村里建筑整齐漂亮，村边小河潺潺，周遭小山环绕。合伙租下村中一所偏安一隅的废弃小学，简易装修后，大家便从城区搬来安营扎寨；除了偶尔利用周末回城度假，多数时间都住在村里。
宿舍楼后院，是家长带着孩子开垦的菜地，白菜豌豆长得郁郁葱葱；厨房里堆放着有机稻米和周边村民送来的南瓜。“过简单的生活，只吃素食，穿最普通的衣服，一个月有300元钱就够了。大家彼此关系单纯，每晚8点就上床睡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一位妈妈说。
在山村，孩子们的教育全由家长授课。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孩子们坐在蒲团上，诵读四书五经；之后，大些的孩子学数学、书法课程，数学课主要由游戏和故事等手法构成，讲求实用性。3岁以下的孩子主要就是玩。每周五，孩子都要去周边小山“探险”，摘野花找石头。周六有一节英语课，跟老师朗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远离城市的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的天性，尽可能给他们自由，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一位妈妈这样解读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在山村，孩子们有专门的图书室，摆着教育、科学、绘本类书籍。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任务，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种菜浇水等，大点的孩子自己手洗简单衣物。“很多人以为教育就是上学考试。而我们认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家长之一万老师说。
下乡养儿利弊何在
据了解，武汉7对父母中实际常在乡村陪伴孩子的多为母亲，父亲在城市赚钱养家。这些家庭有的是私营业主，有的是教师出身，也有个别家长是“海归”。他们主张“在家上学”，还在网上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已有南京、上海、北京、广东、成都等20多个分站点。
针对上述7家家长的做法，武汉市教育局有关人士指出，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虽然孩子也在接受教育，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送其入学”接受教育。只是，《义务教育法》并未明确规定，若不按条款行事家长会受怎样的处罚。该人士称，家长的教育资质未经认定，孩子们又没有学籍，教学质量也无从评判。
对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则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倡导和肯定的现象。这些家长是在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一种探索。现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弊端就是忽略了健全人格的培育，造成了对孩子的童心和人格的压抑。不过，冯桂林也认为，这种尝试具有风险性，将来会在升学、社会评价和认可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所以，如果其他家长没有足够的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知识，就不能盲目效仿。
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存在鸿沟。陶行知曾说，儿童生活即儿童教育。在儿童教育作家三川玲看来，实际上“我们提供给儿童的，都是虚假的购买来的生活”——比如农作，是去大棚里面摘下成熟得刚刚好的草莓，然后用比市场更贵的价格去购买；不去真正的沙滩或泥地里玩耍，而是到商场围起来的15平方里面花30元玩一小时干净的沙子；不在田间地头、小区楼下跟小伙伴游戏打闹，却在优雅漂亮的早教机构，跟一群突然认识的孩子“社交”。
几年前，北大MBA的孟尧夫妇就因眷恋传统文化，带女儿西西隐居终南山多年，用诵读经典的方式教育女儿。孟尧认为，居住在山林中更适于对西西的“格物”教育。西西每天早晨6点起床，6点半诵读《论语》等经典，9点读英语，午饭后背《诗经》，午休后抄写英文和古汉语，晚上画画用毛笔白描勾勒花卉、古装人物或等，听妈妈讲《说文解字》。
在孟尧的理解里，终南山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格物”条件。山谷里前后数里地不见人烟，屋子附近的榛子林下常传来野猪刨土的声音。离家不远的山头长满了松树，被西西爸爸修整成一个茶寮。每有访客，西西乐于给他们当向导，奔跑在最前面，她还认识周围所有野花以及各种不知名的昆虫，记得每一个节气。 《下乡养儿》出人意料地热销，说明不少家长有让孩子脱离现行教育框架的强烈欲望。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深泉学院，今年5月，重庆南开中学彭书涵被美国深泉学院录取，引发了一阵“深泉热”。加州沙漠地带的深泉学院，是一所只有25个学生的“初等学院”，突然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走红，耐人寻味。
深泉学院更像一个教育乌托邦。学生在这里学习、劳动和自治，学校牧场上有三百多头牛，一群小伙子在这里除草，挤奶，修水管。其实中国有类似的学校，如安徽休宁的“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深泉那种山谷、土地，中国到处都有。现在也有家长，在做这方面尝试。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周末或假期，携一家老小上山下乡、亲近自然。但如果要让一户城市家庭长年携家带口居于乡下，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瓦尔登湖式生活，恐怕也没有几个家庭有这样的勇气。学者熊培云说：“我回想起自己曾经向天地开放的年轻生命，也为今日不曾带自己的孩子久居乡村而耿耿于怀。”
“下乡养儿”仍显另类
目前，置于当下常见的教育路数中，“下乡养儿”仍显另类。有人认为，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现行教育体系下，恐怕没有多少家庭拥有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资本与勇气。在城市囊括了绝大部分优质教育资源的情境下，下乡是否会让孩子失去教育先机，是家长的普遍忧虑；其次，父母有较高的收入，足以负担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支也成为“下乡养儿”必备的物质基础。
教育资源的城乡不均，成为多数家长对下乡养儿的最大担忧。“农村的教育方式比城里更加‘应试化’，这对小孩的成长不利。”有家长担心，乡村教育资源不足，让孩子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在需要拼攒努力的时候，实力不足”。
其次，孩子在乡村的人身安全，也让家长无法放心。没有护栏的水塘，散养的猫狗，监管不严格的商品，卫生习惯与孩子欠缺的自理能力，也是家长不能放手的原因。如此，孩子的乡村体验，就被加上诸多限制，如时间不能太长，必须有父母陪伴。
对比下乡养儿和城市养儿，冯丽丽也认为各有利弊，“乡下有大自然，有动物，有邻居，但生活比较单调，有好多我们不太接受的思想。城里有书，有博物馆，有比萨饼，但是孩子可能对四季，对自然缺乏感受。”因此，她建议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如果条件具备，尽量利用两个地方的优点。”
冯丽丽的女儿天天，如今带着这种美好的感受回到了城市。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只要他们还活着，生活就还在继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一个又一个的麻烦等待他们去解决，他们在面对，在改变。”曾连载《下乡养儿》的《读库》主编张立宪说。
下乡生活会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记忆，而家长也意识到这种体验的重要，然而，几乎没有几个人愿意将孩子放在乡下养。父母当然无法放弃现有可以支撑生活的一切，包括工作、社会关系。而乡村，也不再是想象中的模样，虽然天空清朗、树木挺拔，但城市化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在侵蚀着乡村原有的样貌——它们头也不回地走在了消失的路上。重要的是，城市的教育资源依旧为乡村不可匹敌。
尽管乡村意味着新鲜的空气、自由的空间、缓慢的节奏、放松的心情，孩子体验乡下生活，可以增长见识，懂得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但在面对是否愿意把孩子放在乡下这个问题，多数家长认为，生活、工作、家庭都在城市，都市人距离乡村已经越来越遥远，下乡养儿是一个不现实的话题。
有为数不少的家长表示，可以尝试寻求两种教育模式的融合，吸收这些父母对教育的某些理念和做法，在生活中实施。也有人认为，越来越多人放弃学校教育，这也提醒教育部门应当思考如何在当前国情下，构建更多元化、更符合孩子发展的教育模式。
或许，“下乡养儿”顶多只是一种个性化尝试，它值得被包容和理解，却很难具备推广价值。从另一层面来说，“下乡育儿”给我们的启示，也绝非是把教育探路导向“下乡”这一条道那么简单。学会因材施教，学会顺应教育规律与尊重孩子天性，恐怕才是“下乡养儿”真正给出的教育密码。
或可预见，未来的孩子，也许将会与乡村越走越远了。从乡土社会中走来当代中国，其实在靠血缘维系着农村和城市的人际关系。多数孩子的下乡体验，是源于父母探望长辈时顺便为之，当父辈彻底消弭了这种关系，试想，孩子的乡土生活还有多远？
正如一个孩子所说：“因为家乡不在乡村，我没有去过。”
在新近出版的《下乡养儿》一书中，冯丽丽以日记形式记录了她和丈夫带着女儿天天搬到京郊农村，用亲近自然疗法治愈家庭的失败与伤痛的故事：因孩子恐惧上学，连睡觉都怕，跟校方沟通、接受心理辅导都无果，这对夫妇辞工下乡带孩子，在农村呆了4年，最终让孩子找回快乐，返城读书。
其实，即使没有这本书，“下乡养儿”的话题，也让不少为人父母者有着参与讨论的热情。课业负担的沉重、日渐污浊的空气、不再安全的食物，让人想念乡村的迟缓与清洁。可以说，“下乡养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育儿可能，却也是一场奢侈大胆的行为。无论是几年前北大MBA夫妇带女儿隐居终南山，还是最近武汉7对父母带孩子回农村自教的现实案例，下乡养儿既是一个热闹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尴尬的存在。
武汉山村：7对父母的选择
“下乡养儿”对成日困于城市车马喧哗之中的家庭，很有吸引力。下乡识野趣，亲近大自然，关心粮食和蔬菜，不仅符合孩子的天性，对成年人也是一种愉悦的生活体验。正因返璞归真，回归了乡土的朴素人情，冯丽丽夫妇才找到了更符合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孤僻、胆小、沉默的孩子，重新回归自然、健康的成长状态。
冯丽丽一家在京郊山村居住了四年；无独有偶，一年多前，武汉也有7对父母将孩子从武汉市区带到黄陂区木兰乡，他们在一个小山村找到一所废弃小学，改建成集住宿、学习一体的场所后，家长充当起老师，闲时就与孩子一起开荒种地。
这7家家长是好友，平时总带着10个孩子在一起玩儿、读书。孩子长大后，大家觉得在城市奔波相聚浪费时间，顾及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便萌生了搬到农村去住的想法。
他们选择的这个山村并不封闭，村里建筑整齐漂亮，村边小河潺潺，周遭小山环绕。合伙租下村中一所偏安一隅的废弃小学，简易装修后，大家便从城区搬来安营扎寨；除了偶尔利用周末回城度假，多数时间都住在村里。
宿舍楼后院，是家长带着孩子开垦的菜地，白菜豌豆长得郁郁葱葱；厨房里堆放着有机稻米和周边村民送来的南瓜。“过简单的生活，只吃素食，穿最普通的衣服，一个月有300元钱就够了。大家彼此关系单纯，每晚8点就上床睡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一位妈妈说。
在山村，孩子们的教育全由家长授课。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孩子们坐在蒲团上，诵读四书五经；之后，大些的孩子学数学、书法课程，数学课主要由游戏和故事等手法构成，讲求实用性。3岁以下的孩子主要就是玩。每周五，孩子都要去周边小山“探险”，摘野花找石头。周六有一节英语课，跟老师朗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远离城市的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的天性，尽可能给他们自由，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一位妈妈这样解读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在山村，孩子们有专门的图书室，摆着教育、科学、绘本类书籍。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任务，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种菜浇水等，大点的孩子自己手洗简单衣物。“很多人以为教育就是上学考试。而我们认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家长之一万老师说。
下乡养儿利弊何在
据了解，武汉7对父母中实际常在乡村陪伴孩子的多为母亲，父亲在城市赚钱养家。这些家庭有的是私营业主，有的是教师出身，也有个别家长是“海归”。他们主张“在家上学”，还在网上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已有南京、上海、北京、广东、成都等20多个分站点。
针对上述7家家长的做法，武汉市教育局有关人士指出，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虽然孩子也在接受教育，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送其入学”接受教育。只是，《义务教育法》并未明确规定，若不按条款行事家长会受怎样的处罚。该人士称，家长的教育资质未经认定，孩子们又没有学籍，教学质量也无从评判。
对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则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倡导和肯定的现象。这些家长是在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一种探索。现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弊端就是忽略了健全人格的培育，造成了对孩子的童心和人格的压抑。不过，冯桂林也认为，这种尝试具有风险性，将来会在升学、社会评价和认可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所以，如果其他家长没有足够的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知识，就不能盲目效仿。
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存在鸿沟。陶行知曾说，儿童生活即儿童教育。在儿童教育作家三川玲看来，实际上“我们提供给儿童的，都是虚假的购买来的生活”——比如农作，是去大棚里面摘下成熟得刚刚好的草莓，然后用比市场更贵的价格去购买；不去真正的沙滩或泥地里玩耍，而是到商场围起来的15平方里面花30元玩一小时干净的沙子；不在田间地头、小区楼下跟小伙伴游戏打闹，却在优雅漂亮的早教机构，跟一群突然认识的孩子“社交”。
几年前，北大MBA的孟尧夫妇就因眷恋传统文化，带女儿西西隐居终南山多年，用诵读经典的方式教育女儿。孟尧认为，居住在山林中更适于对西西的“格物”教育。西西每天早晨6点起床，6点半诵读《论语》等经典，9点读英语，午饭后背《诗经》，午休后抄写英文和古汉语，晚上画画用毛笔白描勾勒花卉、古装人物或等，听妈妈讲《说文解字》。
在孟尧的理解里，终南山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格物”条件。山谷里前后数里地不见人烟，屋子附近的榛子林下常传来野猪刨土的声音。离家不远的山头长满了松树，被西西爸爸修整成一个茶寮。每有访客，西西乐于给他们当向导，奔跑在最前面，她还认识周围所有野花以及各种不知名的昆虫，记得每一个节气。 《下乡养儿》出人意料地热销，说明不少家长有让孩子脱离现行教育框架的强烈欲望。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深泉学院，今年5月，重庆南开中学彭书涵被美国深泉学院录取，引发了一阵“深泉热”。加州沙漠地带的深泉学院，是一所只有25个学生的“初等学院”，突然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走红，耐人寻味。
深泉学院更像一个教育乌托邦。学生在这里学习、劳动和自治，学校牧场上有三百多头牛，一群小伙子在这里除草，挤奶，修水管。其实中国有类似的学校，如安徽休宁的“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深泉那种山谷、土地，中国到处都有。现在也有家长，在做这方面尝试。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周末或假期，携一家老小上山下乡、亲近自然。但如果要让一户城市家庭长年携家带口居于乡下，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瓦尔登湖式生活，恐怕也没有几个家庭有这样的勇气。学者熊培云说：“我回想起自己曾经向天地开放的年轻生命，也为今日不曾带自己的孩子久居乡村而耿耿于怀。”
“下乡养儿”仍显另类
目前，置于当下常见的教育路数中，“下乡养儿”仍显另类。有人认为，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现行教育体系下，恐怕没有多少家庭拥有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资本与勇气。在城市囊括了绝大部分优质教育资源的情境下，下乡是否会让孩子失去教育先机，是家长的普遍忧虑；其次，父母有较高的收入，足以负担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支也成为“下乡养儿”必备的物质基础。
教育资源的城乡不均，成为多数家长对下乡养儿的最大担忧。“农村的教育方式比城里更加‘应试化’，这对小孩的成长不利。”有家长担心，乡村教育资源不足，让孩子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在需要拼攒努力的时候，实力不足”。
其次，孩子在乡村的人身安全，也让家长无法放心。没有护栏的水塘，散养的猫狗，监管不严格的商品，卫生习惯与孩子欠缺的自理能力，也是家长不能放手的原因。如此，孩子的乡村体验，就被加上诸多限制，如时间不能太长，必须有父母陪伴。
对比下乡养儿和城市养儿，冯丽丽也认为各有利弊，“乡下有大自然，有动物，有邻居，但生活比较单调，有好多我们不太接受的思想。城里有书，有博物馆，有比萨饼，但是孩子可能对四季，对自然缺乏感受。”因此，她建议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如果条件具备，尽量利用两个地方的优点。”
冯丽丽的女儿天天，如今带着这种美好的感受回到了城市。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只要他们还活着，生活就还在继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一个又一个的麻烦等待他们去解决，他们在面对，在改变。”曾连载《下乡养儿》的《读库》主编张立宪说。
下乡生活会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记忆，而家长也意识到这种体验的重要，然而，几乎没有几个人愿意将孩子放在乡下养。父母当然无法放弃现有可以支撑生活的一切，包括工作、社会关系。而乡村，也不再是想象中的模样，虽然天空清朗、树木挺拔，但城市化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在侵蚀着乡村原有的样貌——它们头也不回地走在了消失的路上。重要的是，城市的教育资源依旧为乡村不可匹敌。
尽管乡村意味着新鲜的空气、自由的空间、缓慢的节奏、放松的心情，孩子体验乡下生活，可以增长见识，懂得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但在面对是否愿意把孩子放在乡下这个问题，多数家长认为，生活、工作、家庭都在城市，都市人距离乡村已经越来越遥远，下乡养儿是一个不现实的话题。
有为数不少的家长表示，可以尝试寻求两种教育模式的融合，吸收这些父母对教育的某些理念和做法，在生活中实施。也有人认为，越来越多人放弃学校教育，这也提醒教育部门应当思考如何在当前国情下，构建更多元化、更符合孩子发展的教育模式。
或许，“下乡养儿”顶多只是一种个性化尝试，它值得被包容和理解，却很难具备推广价值。从另一层面来说，“下乡育儿”给我们的启示，也绝非是把教育探路导向“下乡”这一条道那么简单。学会因材施教，学会顺应教育规律与尊重孩子天性，恐怕才是“下乡养儿”真正给出的教育密码。
或可预见，未来的孩子，也许将会与乡村越走越远了。从乡土社会中走来当代中国，其实在靠血缘维系着农村和城市的人际关系。多数孩子的下乡体验，是源于父母探望长辈时顺便为之，当父辈彻底消弭了这种关系，试想，孩子的乡土生活还有多远？
正如一个孩子所说：“因为家乡不在乡村，我没有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