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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步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从沿海地区到内地陆续出现了“民工荒”，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全国性劳动力短缺。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阶段正逐渐消失，即中国经济迎来其发展的刘易斯拐点。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为此，应正确认识、科学规划，切实利用这一机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积极提供有利条件。
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市场；有限剩余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1-0071-05[HT]
新世纪以来“民工潮”的退却和“民工荒”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刘易斯拐点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在当前我国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和国民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战略转轨的背景下，将相关材料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分析，对于在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的新阶段，推动各项工作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新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特点
新世纪以来，以往人流汹涌的“民工潮”逐渐退却，特别是2004和2010年两次“民工荒”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发展。详细分析这两次“民工荒”的特点，对全面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寻求正确有效的应对措施，有着重要作用。
1.2004年的“民工荒”。2004年春，粤、闽、浙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荒”，其中以珠三角为甚。这次“民工荒”具有以下特点：（1）从地区分布看，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区。其中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为严重，缺口近200万人。（2）从行业领域看，主要集中在“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竞争激烈的服装鞋业、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等领域。（3）从企业类型看，主要发生在中小私营企业和部分台资企业中。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一两个月工资的做法，在务工人员中口碑较差。（4）从收入情况看，收入高低与缺工程度有直接关系。月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招工普遍较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以保证；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基本没有问题。（5）从缺工对象看，严重短缺的主要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如对福建晋江100家纺织服装类企业调查发现，有80%的企业明确表示只招年轻女工，而这与当地劳动力市场上求职女工只占35%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1]
事实上，这次“民工荒”是在城镇失业人数上升、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数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三碰头”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构成了我國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一个悖论。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蔡[XC昉.TIF，JZ]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今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因此，劳动力总供给的相对不足，是导致这次“民工荒”的关键。[2]劳动保障部的课题组认为，这次“民工荒”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二是企业用工需求迅猛扩张；三是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1]张丽宾认为，这次“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既能满足流入地企业需求、又反映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有限。[3]简新华等认为，这次“民工荒”是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力求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暴露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其中，就业、工资、劳动保护、职工培训制度上的缺陷，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上述研究虽在研究视角和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但其结论和观点都各有可取之处。
2.2010年的“民工荒”。“民工荒”一词，曾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随着经济逐步回暖，自2009年8月起新的“民工荒”卷土重来。相比于前次，这次“民工荒”不只是“技工荒”，还是“普工荒”；不只是“节后荒”，还发展为“全年荒”；不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局部荒”，还成为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荒”。仔细分析这次“民工荒”，可以发现一些重要变化。
（1）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迅速下滑，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减与生育政策及生育率密切相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我国早已进入低生育阶段，200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就已明显趋缓，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则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5]于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了有限剩余。因此，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中国经济趋暖，无论沿海还是内地纷纷出现“招工难”。这种因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整体格局发生转变而导致的“民工荒”，与2004年在局部地区因供需错位等因素导致的“民工荒”，有较大差别。
（2）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就业的“拉力”与中西部地区对务工人员向外的“推力”，双双减弱。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是改革开放以来驱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中后期，沿海地区的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从而日渐使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减少、竞争力下降。说明这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十分紧迫，从而自然会大量减少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而增加能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制造业中心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扩展，劳动力的需求由一中心变成为多中心，特别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以及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常态”下对内地进行的一系列刺激性投资，都导致传统劳动力输出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为增强，甚至出现了中西部从东部“抢人”的现象。如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中西部城市，几年内出台了各种政策截留返乡农民工，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则前往中西部省份开展招聘。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8—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的收入水平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中西部比东部增长更快。于是，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占比由2009年的436%，下降为2012年的426%，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下降了04和29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则由2009年的311%，上升为2012年的314%，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个百分点；同样，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由2009年的253%，上升为2012年的260%，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9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当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趋于缩小时，加之“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等的考量，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返乡就业。 （3）农民工的权益和就业保障意识进一步增强。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待遇低，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因此“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益荒”和“制度荒”，是农民工对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的无声反抗。2004年“民工荒”时，一些原来在“珠三角”就业的农民工流向保障条件相对較好的“长三角”，可以说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虽然此后政府出台了一些保障性的法律法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种种境遇，使更多的农民工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关注安全保障、工作尊严、职业前景等。因此，当2010年后随着经济回暖，即使很多沿海企业开出诱人的工资，但如相关条件和保障不到位，还是不太容易招到以往那种“忠诚”的农民工了。此外，实际工作中权益和保障的缺乏，也使不少有了些资本积累的农民工，更愿意回乡投资创业。
（4）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代际差异”决定了廉价劳动力时代已趋结束。由于老一代农民工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遂日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其价值理念等有了诸多显著的变化，如更注重人格尊严、看重社会保障、呼唤合法权益、追求社会地位、渴望自我实现等等。虽然由“扛着编织袋”升级为“拉着拉杆箱”进城打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新生代农民工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忍耐克己的精神。如“富士康N连跳”中的当事人，都是19—26岁的青年，有着区别于其父辈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所以，如果企业不在工作环境、管理制度、合法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改善，劳资矛盾就会进一步增多并激化。事实上，2010年的“民工荒”和当前“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上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抵制而产生的。
二、新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内涵
随着新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出现和其后进一步的发展，关于其内涵——中国经济发展“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事实上，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这类分歧的主要原因。
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性的，即劳动生产率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间具有不对称性。这样，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地转移到现代部门，并且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现代部门的发展把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直至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按这一模型的假设，刘易斯拐点就是从劳动力剩余的二元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体化经济的分界点。持否定意见的观点，多是从这一模型出发，认为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依然庞大，城镇又面临着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压力和失业问题，因此“民工荒”只是一个假象，中国并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
实际上，在上述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拉尼斯和费景汉于1961年将农业部门的发展引入分析，提出除廉价劳动力外，农业部门还向现代部门提供农业剩余，从而将这一模型的一个拐点拓展为两个拐点。在拓展后的刘易斯模型中，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具有无限弹性。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和现代部门的扩张，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即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会诱发粮食产量下降，从而造成粮食价格和工资上涨。在经过现代化改造，使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有效满足现代部门的需求时，部门间的均衡发展就会把经济发展带入第三阶段，即经济一体化阶段。
上述过程有两个拐点：一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即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换，拉尼斯将其称为“短缺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此时虽然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但还存在着边际产出低于平均产出的过剩劳动力。所以在第二阶段中，传统部门还存在着大量隐蔽失业者或非充分就业者。随着这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其边际生产率也会不断上升，从而其工资水平也会逐渐上涨。二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即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拉尼斯将其称为“商业化点”，也就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此时，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已经趋同，工资水平大体一致，二元经济终结。事实上，近年来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展是否越过了第一个拐点，即农村劳动力是否从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不难理解，如果有学者将这一争论理解为刘易斯第二拐点，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
根据拓展后的上述模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次大规模流动，开启了“民工潮”的序幕。从1992年到2012年，农业就业数量由391亿下降到258亿人；就业比重由585%下降到336%。[6]农民工的出现和持续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仅1995年到2007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就从5066万人增加到1260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从103%上升到265%。据研究，在我国农业劳动力总人口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了近53%，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7]93-177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虽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从2008年的1404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但其增速已明显变缓。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并没有带来农业产出的下降，这得益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惠农政策的实施。在我国农业总产值由1992年的558800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493154亿元，再到2012年的4694046亿元的同时，大量现代生产要素，如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等，替代了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从而有效促进了农业增长和部门间的平衡。如以1992年为100的话，2002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分别为191、148和164，到2012年时又进一步增长为338、199和226。[6] 2.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一场人口生育率的急剧变化。自从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20后，便一直处于替代水平之下。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生育率模式》，就将中国列入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的低生育率國家行列。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自然会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迅速放缓。如从2004—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据联合国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719%这一峰值后，会开始不断下降，到2030年时将下降到672%。从绝对量看，在2015年前后达到998亿这一峰值后，也开始会不断下降，到2030年时将下降为983亿。[8]36-93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在2012年时第一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的94072万人减少了345万人。[9]这一变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将日趋紧张。
从对劳动力的需求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据相关研究，由于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带动作用，与2009年相比，“十二五”规划末我国城镇将新增就业5859万—9836万人。而与此同时，我国劳动人口的增量仅为2400万左右。[8]41-96显然，劳动人口的增长，将比不上城市化所带来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
3.农业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都在不断上涨。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在二元经济中，如果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将会非常大，对现行工资水平不会产生影响。反之，如果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将会下降，从而对现行工资形成上涨压力。因此，观察工资变化是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直接依据。从农业工资水平来看，农业长期雇工的日均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约为15元左右，20世纪90年代后约为22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则迅速上升，到2007年时为31元。农业工资大幅上涨的这两个时段，正好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工潮”和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对劳动力的大幅需求相契合。[10]
从农民工工资水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其现价名义工资呈总体增长态势，不同时期增速差别明显。如果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及其变动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实际工资有明显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6%；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除去1992—1993年有明显增长外，实际工资涨幅不大；三是进入新世纪后，实际工资增长较快，年均增长10%左右。[11]另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工现价月均收入约为500元左右，随后几年增长较慢，2001—2003年增长到640—690元，此后开始大幅增长，2007年时超过1000元，2010年达1690元，2012年进一步涨到2290元。
4.工资差距缩小和收入分配改善。在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市场由分割逐渐趋向统一，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同时，随着劳动力资源变得日渐稀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将不断提高。而所有这些，都将会使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
这些年来我国相关领域的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自2003年以来，不仅农业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都在显著提高，而且农民工和城市职工间的工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其基尼系数已由2001年的037下降为2010年的033。而且在这其中，农民工内部不同技能人员工资的基尼系数也由2001年的0396，降为2005年的0334和2010年的0319。同时，区域因素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也由2001年的56%降为2010年的51%。[12]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快转移干净，所以劳动力收入所占份额将会继续上升，今后讨论的问题将是劳动力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13]此外，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首次跑赢GDP，并连续领超3年；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跑赢了GDP。事实上，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城镇、农村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缩小所带来的。[14]
三、新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启示
1.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发展中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必须通过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等现代部门。当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将随之引起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等的转换升级。当越过刘易斯第二拐点后，规范有序统一的市场体系才能形成，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才能更为高效平稳成熟。正因如此，成功跨越这两个拐点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2.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切实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转移和吸收，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到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然减少。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充裕性下降、稀缺性增强，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这种变化将会驱使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升级过渡。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切实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通过提高知识水平、科研能力、专业技能、职业技术等，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积极推动劳动力平稳有序地向高端产业部门流动。
3.努力消除一切限制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制度性障碍，积极营造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不利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还会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滞缓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今后应全力推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消除一切限制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制度性障碍，积极营造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劳动者能在统一、规范、有序的市场上公平竞争，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4.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国民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各级政府应全面部署和有效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三期叠加”新常态的出现，都对我国今后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内涵集约型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大众创业来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市场动力、市场竞争，培养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引擎；另一方面通过万众创新，来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所以，各级政府全面部署和有效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富民之路、公平之道、强国之计。
5.“民工荒”的出现和刘易斯拐點的到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民工荒”的出现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一方面提醒我们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工资水平的上涨意味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会降低，如果不能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在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都将处于劣势，从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则既说明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将会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说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会显著提高，从而有利于拉动消费，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正因为如此，我国应切实利用这一机遇，努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如期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积极营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劳动保障通讯，2004，（11）.
[2]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N].南方周末，2006-08-20.
[3]张丽宾.“民工荒”：揭示出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J].中国劳动，2004，（11）.
[4]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5]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13-02-23.
[6]中国统计年鉴（2013）[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7]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9[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9]田俊荣.人口红利拐点已现[N].人民日报，2013-01-28.
[10]王德文.中国刘易斯拐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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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拐点[J].经济学动态，2011，（9）.
[13]李稻葵.理性看待劳动收入占比下降[J].上海经济，2010，（7）.
[14]杨宜勇，池振合.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4，（6）.
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市场；有限剩余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1-0071-05[HT]
新世纪以来“民工潮”的退却和“民工荒”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刘易斯拐点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在当前我国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和国民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战略转轨的背景下，将相关材料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分析，对于在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的新阶段，推动各项工作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新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特点
新世纪以来，以往人流汹涌的“民工潮”逐渐退却，特别是2004和2010年两次“民工荒”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发展。详细分析这两次“民工荒”的特点，对全面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寻求正确有效的应对措施，有着重要作用。
1.2004年的“民工荒”。2004年春，粤、闽、浙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荒”，其中以珠三角为甚。这次“民工荒”具有以下特点：（1）从地区分布看，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区。其中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为严重，缺口近200万人。（2）从行业领域看，主要集中在“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竞争激烈的服装鞋业、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等领域。（3）从企业类型看，主要发生在中小私营企业和部分台资企业中。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一两个月工资的做法，在务工人员中口碑较差。（4）从收入情况看，收入高低与缺工程度有直接关系。月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招工普遍较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以保证；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基本没有问题。（5）从缺工对象看，严重短缺的主要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如对福建晋江100家纺织服装类企业调查发现，有80%的企业明确表示只招年轻女工，而这与当地劳动力市场上求职女工只占35%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1]
事实上，这次“民工荒”是在城镇失业人数上升、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数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三碰头”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构成了我國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一个悖论。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蔡[XC昉.TIF，JZ]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今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因此，劳动力总供给的相对不足，是导致这次“民工荒”的关键。[2]劳动保障部的课题组认为，这次“民工荒”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二是企业用工需求迅猛扩张；三是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1]张丽宾认为，这次“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既能满足流入地企业需求、又反映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有限。[3]简新华等认为，这次“民工荒”是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力求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暴露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其中，就业、工资、劳动保护、职工培训制度上的缺陷，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上述研究虽在研究视角和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但其结论和观点都各有可取之处。
2.2010年的“民工荒”。“民工荒”一词，曾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随着经济逐步回暖，自2009年8月起新的“民工荒”卷土重来。相比于前次，这次“民工荒”不只是“技工荒”，还是“普工荒”；不只是“节后荒”，还发展为“全年荒”；不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局部荒”，还成为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荒”。仔细分析这次“民工荒”，可以发现一些重要变化。
（1）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迅速下滑，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减与生育政策及生育率密切相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我国早已进入低生育阶段，200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就已明显趋缓，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则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5]于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了有限剩余。因此，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中国经济趋暖，无论沿海还是内地纷纷出现“招工难”。这种因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整体格局发生转变而导致的“民工荒”，与2004年在局部地区因供需错位等因素导致的“民工荒”，有较大差别。
（2）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就业的“拉力”与中西部地区对务工人员向外的“推力”，双双减弱。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是改革开放以来驱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中后期，沿海地区的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从而日渐使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减少、竞争力下降。说明这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十分紧迫，从而自然会大量减少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而增加能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制造业中心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扩展，劳动力的需求由一中心变成为多中心，特别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以及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常态”下对内地进行的一系列刺激性投资，都导致传统劳动力输出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为增强，甚至出现了中西部从东部“抢人”的现象。如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中西部城市，几年内出台了各种政策截留返乡农民工，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则前往中西部省份开展招聘。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8—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的收入水平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中西部比东部增长更快。于是，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占比由2009年的436%，下降为2012年的426%，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下降了04和29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则由2009年的311%，上升为2012年的314%，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个百分点；同样，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由2009年的253%，上升为2012年的260%，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9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当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趋于缩小时，加之“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等的考量，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返乡就业。 （3）农民工的权益和就业保障意识进一步增强。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待遇低，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因此“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益荒”和“制度荒”，是农民工对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的无声反抗。2004年“民工荒”时，一些原来在“珠三角”就业的农民工流向保障条件相对較好的“长三角”，可以说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虽然此后政府出台了一些保障性的法律法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种种境遇，使更多的农民工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关注安全保障、工作尊严、职业前景等。因此，当2010年后随着经济回暖，即使很多沿海企业开出诱人的工资，但如相关条件和保障不到位，还是不太容易招到以往那种“忠诚”的农民工了。此外，实际工作中权益和保障的缺乏，也使不少有了些资本积累的农民工，更愿意回乡投资创业。
（4）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代际差异”决定了廉价劳动力时代已趋结束。由于老一代农民工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遂日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其价值理念等有了诸多显著的变化，如更注重人格尊严、看重社会保障、呼唤合法权益、追求社会地位、渴望自我实现等等。虽然由“扛着编织袋”升级为“拉着拉杆箱”进城打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新生代农民工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忍耐克己的精神。如“富士康N连跳”中的当事人，都是19—26岁的青年，有着区别于其父辈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所以，如果企业不在工作环境、管理制度、合法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改善，劳资矛盾就会进一步增多并激化。事实上，2010年的“民工荒”和当前“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上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抵制而产生的。
二、新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内涵
随着新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出现和其后进一步的发展，关于其内涵——中国经济发展“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事实上，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这类分歧的主要原因。
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性的，即劳动生产率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间具有不对称性。这样，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地转移到现代部门，并且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现代部门的发展把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直至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按这一模型的假设，刘易斯拐点就是从劳动力剩余的二元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体化经济的分界点。持否定意见的观点，多是从这一模型出发，认为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依然庞大，城镇又面临着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压力和失业问题，因此“民工荒”只是一个假象，中国并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
实际上，在上述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拉尼斯和费景汉于1961年将农业部门的发展引入分析，提出除廉价劳动力外，农业部门还向现代部门提供农业剩余，从而将这一模型的一个拐点拓展为两个拐点。在拓展后的刘易斯模型中，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具有无限弹性。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和现代部门的扩张，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即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会诱发粮食产量下降，从而造成粮食价格和工资上涨。在经过现代化改造，使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有效满足现代部门的需求时，部门间的均衡发展就会把经济发展带入第三阶段，即经济一体化阶段。
上述过程有两个拐点：一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即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换，拉尼斯将其称为“短缺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此时虽然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但还存在着边际产出低于平均产出的过剩劳动力。所以在第二阶段中，传统部门还存在着大量隐蔽失业者或非充分就业者。随着这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其边际生产率也会不断上升，从而其工资水平也会逐渐上涨。二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即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拉尼斯将其称为“商业化点”，也就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此时，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已经趋同，工资水平大体一致，二元经济终结。事实上，近年来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展是否越过了第一个拐点，即农村劳动力是否从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不难理解，如果有学者将这一争论理解为刘易斯第二拐点，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
根据拓展后的上述模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次大规模流动，开启了“民工潮”的序幕。从1992年到2012年，农业就业数量由391亿下降到258亿人；就业比重由585%下降到336%。[6]农民工的出现和持续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仅1995年到2007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就从5066万人增加到1260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从103%上升到265%。据研究，在我国农业劳动力总人口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了近53%，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7]93-177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虽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从2008年的1404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但其增速已明显变缓。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并没有带来农业产出的下降，这得益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惠农政策的实施。在我国农业总产值由1992年的558800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493154亿元，再到2012年的4694046亿元的同时，大量现代生产要素，如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等，替代了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从而有效促进了农业增长和部门间的平衡。如以1992年为100的话，2002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分别为191、148和164，到2012年时又进一步增长为338、199和226。[6] 2.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一场人口生育率的急剧变化。自从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20后，便一直处于替代水平之下。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生育率模式》，就将中国列入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的低生育率國家行列。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自然会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迅速放缓。如从2004—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据联合国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719%这一峰值后，会开始不断下降，到2030年时将下降到672%。从绝对量看，在2015年前后达到998亿这一峰值后，也开始会不断下降，到2030年时将下降为983亿。[8]36-93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在2012年时第一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的94072万人减少了345万人。[9]这一变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将日趋紧张。
从对劳动力的需求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据相关研究，由于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带动作用，与2009年相比，“十二五”规划末我国城镇将新增就业5859万—9836万人。而与此同时，我国劳动人口的增量仅为2400万左右。[8]41-96显然，劳动人口的增长，将比不上城市化所带来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
3.农业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都在不断上涨。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在二元经济中，如果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将会非常大，对现行工资水平不会产生影响。反之，如果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将会下降，从而对现行工资形成上涨压力。因此，观察工资变化是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直接依据。从农业工资水平来看，农业长期雇工的日均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约为15元左右，20世纪90年代后约为22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则迅速上升，到2007年时为31元。农业工资大幅上涨的这两个时段，正好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工潮”和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对劳动力的大幅需求相契合。[10]
从农民工工资水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其现价名义工资呈总体增长态势，不同时期增速差别明显。如果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及其变动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实际工资有明显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6%；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除去1992—1993年有明显增长外，实际工资涨幅不大；三是进入新世纪后，实际工资增长较快，年均增长10%左右。[11]另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工现价月均收入约为500元左右，随后几年增长较慢，2001—2003年增长到640—690元，此后开始大幅增长，2007年时超过1000元，2010年达1690元，2012年进一步涨到2290元。
4.工资差距缩小和收入分配改善。在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市场由分割逐渐趋向统一，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同时，随着劳动力资源变得日渐稀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将不断提高。而所有这些，都将会使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
这些年来我国相关领域的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自2003年以来，不仅农业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都在显著提高，而且农民工和城市职工间的工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其基尼系数已由2001年的037下降为2010年的033。而且在这其中，农民工内部不同技能人员工资的基尼系数也由2001年的0396，降为2005年的0334和2010年的0319。同时，区域因素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也由2001年的56%降为2010年的51%。[12]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快转移干净，所以劳动力收入所占份额将会继续上升，今后讨论的问题将是劳动力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13]此外，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首次跑赢GDP，并连续领超3年；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跑赢了GDP。事实上，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城镇、农村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缩小所带来的。[14]
三、新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启示
1.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发展中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必须通过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等现代部门。当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将随之引起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等的转换升级。当越过刘易斯第二拐点后，规范有序统一的市场体系才能形成，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才能更为高效平稳成熟。正因如此，成功跨越这两个拐点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2.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切实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转移和吸收，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到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然减少。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充裕性下降、稀缺性增强，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这种变化将会驱使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升级过渡。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切实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通过提高知识水平、科研能力、专业技能、职业技术等，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积极推动劳动力平稳有序地向高端产业部门流动。
3.努力消除一切限制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制度性障碍，积极营造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不利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还会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滞缓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今后应全力推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消除一切限制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制度性障碍，积极营造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劳动者能在统一、规范、有序的市场上公平竞争，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4.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国民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各级政府应全面部署和有效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三期叠加”新常态的出现，都对我国今后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内涵集约型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大众创业来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市场动力、市场竞争，培养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引擎；另一方面通过万众创新，来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所以，各级政府全面部署和有效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富民之路、公平之道、强国之计。
5.“民工荒”的出现和刘易斯拐點的到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民工荒”的出现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一方面提醒我们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工资水平的上涨意味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会降低，如果不能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在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都将处于劣势，从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则既说明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将会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说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会显著提高，从而有利于拉动消费，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正因为如此，我国应切实利用这一机遇，努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如期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积极营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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