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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原名韵琴,又名绍梧,湖南浏阳人。曾任红十二军团政委,第二十八军政委、军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钟月林,1915年9月出生于江西于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8月调中共中央局妇女部工作,参加了长征,1935年在陕西瓦窑堡转为中共党员,同年12月与宋任穷结为革命伴侣。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档案科工作,曾任东北局办公厅秘书等职。
2009年7月11日是宋任穷百年诞辰纪念日。自宋任穷2005年病逝,他的老伴钟月林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和任穷结为夫妻70年来,不管环境怎么变,他对我始终如一,不离不弃。70年相伴相随,他的离去带给我的痛苦是语言无法表述的。任穷不仅仅是我的好伴侣,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用一生的言行,为我和子女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能与这样的好人携手共度人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宋任穷百年祭不到1个月,钟月林病逝。
双双走出窑洞新房即赴前线
宋任穷和钟月林是1935年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时结婚的。宋任穷曾回忆说:“队伍到了陕北,才算是安顿了下来。不少同志相继结婚,当时我自己还没考虑那么多。在红军学校当政治教员的邱一涵大姐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她张罗着给我找对象。”当时,红军队伍里的女性不多,邱一涵向宋任穷提到3个女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钟月林。在长征路上,宋任穷见过钟月林,虽然了解不多,但对她的印象不错。
宋任穷曾说:“在长征途中,陈赓同志带着几个女同志到我们干部团来玩,向我介绍过她。她是当时我们长征队伍里30个女兵中最小的一个。长相没有什么特别,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女兵,听说她家是贫农,家境贫寒,当红军以前是个童养媳,地地道道一个苦孩子出身,可我觉得她很实在,外貌很质朴很善良。”于是,宋任穷答应了这桩婚事。
“没几天,邱一涵同志陪她到了我这里。那天是12月1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年后的这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那个战争年代,一切从简,结婚也没什么仪式,我的宿舍一切都没有变化。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窑洞,一张单人土坑,一套我自己原来的铺盖。地上烧着一个火坑炉子,一切生活用具都没有添置,只是多了一个人便成了一个家庭。”结婚后,宋任穷拿出仅有的两三块钱,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
结婚后没几天,周恩来找宋任穷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刘志丹任军长的第二十八军工作。“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都懂得什么是最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所以,谁也没有怨言。”于是,宋任穷离开了那间刚刚称之为家的小窑洞,上前线去了。
几天后,钟月林到农村工作队,深入基层为扩大红军队伍做动员宣传工作。不料,她在农村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被人用担架抬回瓦窑堡,而后住进医院。忙于工作的宋任穷得悉后,即派警卫员回去看望。
1938年的一天,宋任穷在前方突然接到一份电报,内容是“钟月林已经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后来得知这份电报是叶子龙根据毛泽东的口述发出的。为了上前线,钟月林上了中央电讯学校,学习发报。那时候,前方与后方根据地之间都隔着敌占区,交通很不方便,除了电报外,几乎没有电话及信件等其他通讯方式。当时,宋任穷的部队驻在冀南离南宫城8里之外的韩家庄,且宋任穷正在重病之中,因感冒引发伤寒,高烧不退。宋任穷没有回电。宋任穷后来说:“不完全是因为我在病中。按常理,我身体不好,她更有理由来照顾。但当时,前方部队里清一色都是男同志。除了康大姐和刘帅夫人汪荣华同志以外,几乎没有带夫人的。我当然不应该破这个例。后来,听说钟月林来冀南是毛主席批准的。钟月林在延安找到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工作。毛主席风趣地跟她开玩笑说:前方的女学生可是多,你是不是怕宋任穷变心了?”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钟月林经西安到达前线,在军区电台从事报务工作。从此以后,夫妇俩一直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
风雨中白头到老终不悔
使宋任穷和钟月林短暂分离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2月,为了解决吉林省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宋任穷等去开会。当时,宋任穷正在病中,去开会时发烧到38℃。那时的江青可谓是大红人,别人见她时都要立正、敬礼,然后她才与之握手。当江青把手伸给宋任穷时,宋任穷双手没有伸出,说:“对不起,我感冒发烧。”意思是怕传染给她。江青却理解为宋任穷对自己的不恭或藐视,于是,她伸出的手没收回,而是更高地抬起来,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狠狠地说:“你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黑干将!你对我和毛主席有刻骨仇恨。”
从此,宋任穷就被打倒了,怎么写检讨都过不了关。他和陈再道、秦基伟等被关押在北京海运仓的军队执行所,别人还可以带夫人,可以会客,唯独他不行。而钟月林则被送回沈阳原东北局机关去劳动,并接受批判。
农村“劳动改造”对钟月林来说不过是重操旧业,她并不觉得很艰苦,令她感到最痛苦的是得不到一点有关丈夫的消息。“过去战争年代里我们也常常分离,每次分别都可能是生死离别,可那时我们彼此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为革命、为解放全人类死而后已,目标明确。而在‘文革’期间的分离就不一样了,每次分离都使我心上压上了一块沉重的大铅块。”历史不堪回首,钟月林晚年曾这样说。
一天,突然有人通知钟月林说“宋任穷已经回到辽宁了”。不久,在偏僻的二五农场的像猪圈的一间屋子里,钟月林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后来,在钟月林的一再要求和斗争下,有关部门才为宋任穷换了一间条件较好一点的房子。
从1969年到1973年,宋任穷夫妇俩一直被囚禁在二五农场受监管。几个孩子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下放到安徽、内蒙古、江西乡下劳动锻炼,有的也被监管。然而他们都克服重重困难,到农场看望父母。宋任穷后来说:“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糖尿病、高血压,肚子总是怕压,总不舒服。为此,大女儿宋勤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转到了刚刚‘解放’的邓小平同志那里,在小平同志的帮助下,周总理看到了这封信,并批示,让我到北京看病治疗。”
1973年4月,宋任穷被接往北京医院治病。住院期间,周恩来曾派人看望宋任穷,并劝他主动给毛泽东写个检讨,以便争取早日出来工作。宋任穷将检讨写好后,周恩来亲自交给毛泽东,并试探地提出是否可以让宋任穷参加党的十大。后来,江青知道了这事,指责周恩来背着政治局把宋任穷接到北京,是错误的,并要求“立即把宋任穷送回辽宁”。
于是,这对革命老人又回到了地处僻远的二五农场。农场常缺水,仅有一口压水井,还常常干枯,用水要踏着泥泞的小路到很远的水塘里去挑。有一次,钟月林急着出门没有来得及挑水,回来后看到家里水缸满满的。得知是宋任穷挑的后,她非常后怕:“那个水塘是个没有台阶的陡坡,不小心一脚踩滑了摔下去,还不被诬陷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啊!”
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宋任穷一家才重见光明。1977年,中组部调宋任穷到七机部当部长,恢复了他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一年后,宋任穷又到中组部任部长,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最后在中顾委任副主任,十四大以后才退下来。
这时,相濡以沫的革命老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安享晚年。每逢节假日,孙辈们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宋任穷还不时地玩玩桥牌、看看京剧。
晚年,两位老人仍以革命者的情怀关注国家大事,关注着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改革。当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十六大时,宋任穷说,七大时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我正在前方战场,没能参加大会;八大我参加了,九大、十大当然参加不了;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我都参加了;这次我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十六大,很荣幸。
2005年1月8日,宋任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病榻上的宋任穷非常痛苦,而他时刻牵挂的却是老伴钟月林。他一再叮嘱女儿们要照顾好母亲。病逝的前两天,宋任穷的三女儿走进他的病房时,发现已经说不出话的宋任穷用双眼直直地盯着自己,发出“啊啊”的声音。他目光中深深的焦虑使女儿吃了一惊,一遍遍揣测地问道:“爸爸,你是要找医生吗?找护士吗?”但宋任穷却仍焦急地示意着。女儿突然悟到了父亲的心事,伏在他耳边安慰道:“爸爸,您是担心妈妈吧?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妈妈的。”宋任穷的目光马上平静下来……
2009年8月3日,钟月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8月11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人们向安卧于鲜花和翠柏丛中的老红军钟月林作最后的告别。
钟月林追随自己的丈夫宋任穷去了,给后人留下了一段红色恋情的传奇……(题图为晚年的宋任穷和钟月林)
钟月林,1915年9月出生于江西于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8月调中共中央局妇女部工作,参加了长征,1935年在陕西瓦窑堡转为中共党员,同年12月与宋任穷结为革命伴侣。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档案科工作,曾任东北局办公厅秘书等职。
2009年7月11日是宋任穷百年诞辰纪念日。自宋任穷2005年病逝,他的老伴钟月林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和任穷结为夫妻70年来,不管环境怎么变,他对我始终如一,不离不弃。70年相伴相随,他的离去带给我的痛苦是语言无法表述的。任穷不仅仅是我的好伴侣,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用一生的言行,为我和子女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能与这样的好人携手共度人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宋任穷百年祭不到1个月,钟月林病逝。
双双走出窑洞新房即赴前线
宋任穷和钟月林是1935年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时结婚的。宋任穷曾回忆说:“队伍到了陕北,才算是安顿了下来。不少同志相继结婚,当时我自己还没考虑那么多。在红军学校当政治教员的邱一涵大姐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她张罗着给我找对象。”当时,红军队伍里的女性不多,邱一涵向宋任穷提到3个女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钟月林。在长征路上,宋任穷见过钟月林,虽然了解不多,但对她的印象不错。
宋任穷曾说:“在长征途中,陈赓同志带着几个女同志到我们干部团来玩,向我介绍过她。她是当时我们长征队伍里30个女兵中最小的一个。长相没有什么特别,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女兵,听说她家是贫农,家境贫寒,当红军以前是个童养媳,地地道道一个苦孩子出身,可我觉得她很实在,外貌很质朴很善良。”于是,宋任穷答应了这桩婚事。
“没几天,邱一涵同志陪她到了我这里。那天是12月1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年后的这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那个战争年代,一切从简,结婚也没什么仪式,我的宿舍一切都没有变化。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窑洞,一张单人土坑,一套我自己原来的铺盖。地上烧着一个火坑炉子,一切生活用具都没有添置,只是多了一个人便成了一个家庭。”结婚后,宋任穷拿出仅有的两三块钱,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
结婚后没几天,周恩来找宋任穷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刘志丹任军长的第二十八军工作。“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都懂得什么是最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所以,谁也没有怨言。”于是,宋任穷离开了那间刚刚称之为家的小窑洞,上前线去了。
几天后,钟月林到农村工作队,深入基层为扩大红军队伍做动员宣传工作。不料,她在农村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被人用担架抬回瓦窑堡,而后住进医院。忙于工作的宋任穷得悉后,即派警卫员回去看望。
1938年的一天,宋任穷在前方突然接到一份电报,内容是“钟月林已经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后来得知这份电报是叶子龙根据毛泽东的口述发出的。为了上前线,钟月林上了中央电讯学校,学习发报。那时候,前方与后方根据地之间都隔着敌占区,交通很不方便,除了电报外,几乎没有电话及信件等其他通讯方式。当时,宋任穷的部队驻在冀南离南宫城8里之外的韩家庄,且宋任穷正在重病之中,因感冒引发伤寒,高烧不退。宋任穷没有回电。宋任穷后来说:“不完全是因为我在病中。按常理,我身体不好,她更有理由来照顾。但当时,前方部队里清一色都是男同志。除了康大姐和刘帅夫人汪荣华同志以外,几乎没有带夫人的。我当然不应该破这个例。后来,听说钟月林来冀南是毛主席批准的。钟月林在延安找到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工作。毛主席风趣地跟她开玩笑说:前方的女学生可是多,你是不是怕宋任穷变心了?”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钟月林经西安到达前线,在军区电台从事报务工作。从此以后,夫妇俩一直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
风雨中白头到老终不悔
使宋任穷和钟月林短暂分离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2月,为了解决吉林省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宋任穷等去开会。当时,宋任穷正在病中,去开会时发烧到38℃。那时的江青可谓是大红人,别人见她时都要立正、敬礼,然后她才与之握手。当江青把手伸给宋任穷时,宋任穷双手没有伸出,说:“对不起,我感冒发烧。”意思是怕传染给她。江青却理解为宋任穷对自己的不恭或藐视,于是,她伸出的手没收回,而是更高地抬起来,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狠狠地说:“你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黑干将!你对我和毛主席有刻骨仇恨。”
从此,宋任穷就被打倒了,怎么写检讨都过不了关。他和陈再道、秦基伟等被关押在北京海运仓的军队执行所,别人还可以带夫人,可以会客,唯独他不行。而钟月林则被送回沈阳原东北局机关去劳动,并接受批判。
农村“劳动改造”对钟月林来说不过是重操旧业,她并不觉得很艰苦,令她感到最痛苦的是得不到一点有关丈夫的消息。“过去战争年代里我们也常常分离,每次分别都可能是生死离别,可那时我们彼此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为革命、为解放全人类死而后已,目标明确。而在‘文革’期间的分离就不一样了,每次分离都使我心上压上了一块沉重的大铅块。”历史不堪回首,钟月林晚年曾这样说。
一天,突然有人通知钟月林说“宋任穷已经回到辽宁了”。不久,在偏僻的二五农场的像猪圈的一间屋子里,钟月林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后来,在钟月林的一再要求和斗争下,有关部门才为宋任穷换了一间条件较好一点的房子。
从1969年到1973年,宋任穷夫妇俩一直被囚禁在二五农场受监管。几个孩子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下放到安徽、内蒙古、江西乡下劳动锻炼,有的也被监管。然而他们都克服重重困难,到农场看望父母。宋任穷后来说:“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糖尿病、高血压,肚子总是怕压,总不舒服。为此,大女儿宋勤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转到了刚刚‘解放’的邓小平同志那里,在小平同志的帮助下,周总理看到了这封信,并批示,让我到北京看病治疗。”
1973年4月,宋任穷被接往北京医院治病。住院期间,周恩来曾派人看望宋任穷,并劝他主动给毛泽东写个检讨,以便争取早日出来工作。宋任穷将检讨写好后,周恩来亲自交给毛泽东,并试探地提出是否可以让宋任穷参加党的十大。后来,江青知道了这事,指责周恩来背着政治局把宋任穷接到北京,是错误的,并要求“立即把宋任穷送回辽宁”。
于是,这对革命老人又回到了地处僻远的二五农场。农场常缺水,仅有一口压水井,还常常干枯,用水要踏着泥泞的小路到很远的水塘里去挑。有一次,钟月林急着出门没有来得及挑水,回来后看到家里水缸满满的。得知是宋任穷挑的后,她非常后怕:“那个水塘是个没有台阶的陡坡,不小心一脚踩滑了摔下去,还不被诬陷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啊!”
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宋任穷一家才重见光明。1977年,中组部调宋任穷到七机部当部长,恢复了他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一年后,宋任穷又到中组部任部长,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最后在中顾委任副主任,十四大以后才退下来。
这时,相濡以沫的革命老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安享晚年。每逢节假日,孙辈们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宋任穷还不时地玩玩桥牌、看看京剧。
晚年,两位老人仍以革命者的情怀关注国家大事,关注着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改革。当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十六大时,宋任穷说,七大时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我正在前方战场,没能参加大会;八大我参加了,九大、十大当然参加不了;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我都参加了;这次我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十六大,很荣幸。
2005年1月8日,宋任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病榻上的宋任穷非常痛苦,而他时刻牵挂的却是老伴钟月林。他一再叮嘱女儿们要照顾好母亲。病逝的前两天,宋任穷的三女儿走进他的病房时,发现已经说不出话的宋任穷用双眼直直地盯着自己,发出“啊啊”的声音。他目光中深深的焦虑使女儿吃了一惊,一遍遍揣测地问道:“爸爸,你是要找医生吗?找护士吗?”但宋任穷却仍焦急地示意着。女儿突然悟到了父亲的心事,伏在他耳边安慰道:“爸爸,您是担心妈妈吧?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妈妈的。”宋任穷的目光马上平静下来……
2009年8月3日,钟月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8月11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人们向安卧于鲜花和翠柏丛中的老红军钟月林作最后的告别。
钟月林追随自己的丈夫宋任穷去了,给后人留下了一段红色恋情的传奇……(题图为晚年的宋任穷和钟月林)